俄国农民为什么支持社会革命党而不是布尔什维克？
首先，我们必须理解俄国农民在20世纪初的根本诉求。绝大多数俄国农民是世世代代在土地上劳作的，他们最迫切的需求就是获得更多的土地，并且能够自由地耕种和拥有这些土地。虽然1861年的农奴制改革在名义上解放了农民，但实际上，他们却背负了沉重的赎买金，并且获得的土地往往是贫瘠的、零散的，根本不足以维持生计。许多农民仍然受制于地主和政府，生活困苦不堪。因此，土地问题是俄国政治生活中最敏感、也最能调动农民情绪的核心议题。
社会革命党（SRs）正是抓住了这一点。他们的核心纲领是“土地的社会主义化”，或者更通俗地说，是“土地归农民”。这意味着，他们主张废除私有土地制度，将包括国家土地、教会土地以及大地主的土地全部没收，然后根据劳动人民的需求进行重新分配。这种分配方式通常是按照家庭人口和劳动能力来衡量，也就是所谓的“平均分配”。这种土地改革方案，直观地回应了农民对土地的渴望，让他们看到了摆脱贫困、获得真正拥有土地的希望。
相比之下，布尔什维克虽然也主张土地改革，但他们的提法在农民听来就有些不同。布尔什维克提倡的是“土地国有化”，这意味着土地将由国家所有，然后分配给农民耕种。在理论上，这似乎也意味着土地归农民，但“国有化”这个词本身就带有集体化和国家控制的意味，对于习惯了私有产权观念（尽管是有限的）的农民来说，这与社会革命党的“平均分配”和“农民所有”有着微妙但重要的区别。农民更愿意看到土地“归自己”，而不是“归国家再分配”，后者让他们感到一种被剥夺感，担心土地最终会脱离自己的掌控。
其次，政党本身的阶级基础和动员方式也造成了影响。社会革命党是典型的“农民党”。他们的党员、活动家和支持者中，绝大多数是来自乡村的农民和知识分子，他们深谙农民的思想和生活方式，能够用农民能够理解的语言和方式来表达诉求。他们积极地在农村开展宣传活动，组织农民协会，争取农民的信任。
而布尔什维克则是一个典型的“工人党”。他们的主要动员对象是产业工人，尤其是在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等工业中心。虽然他们也试图争取农民，但他们的政策和宣传往往更多地从无产阶级革命的角度出发，强调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这使得布尔什维克在与农民沟通时，往往存在一定的隔阂。在一些农民看来，布尔什维克似乎更关心城市工人的利益，对农民的土地诉求虽然也重视，但执行起来可能会有自己的考量。
再者，早期革命的实际进程也让农民对布尔什维克产生了疑虑。在1917年二月革命后，临时政府曾一度支持社会革命党。当布尔什维克在十月革命后夺取政权时，尽管他们立即发布了《土地法令》，承认了土地归农民，但这在实际执行过程中，伴随着巨大的动荡和混乱。布尔什维克为了巩固权力，实行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包括余粮收集制，这无异于强制征收农民的粮食。这种政策虽然在当时是为了解决城市和军队的粮食供应问题，但在农民看来，这与地主和沙皇的压榨无异，让他们对布尔什维克的统治产生了深深的恐惧和不满。社会革命党则在十月革命后被布尔什维克打压，但他们曾经的土地承诺，以及对农民的温和态度，在许多农民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此外，农民的政治意识也并非铁板一块，而是非常务实的。他们会根据现实的利益得失来选择支持对象。社会革命党提出的土地重新分配，直接关系到他们能否获得土地，能否改善生活。布尔什维克的理想主义和革命口号，虽然动听，但当触及到切身利益时，农民会更加倾向于那些能够立即为他们带来实际好处的政党。在革命初期，社会革命党在争取农民支持方面，无疑占据了先机，他们的土地纲领更加符合农民的直接利益。
当然，我们也要看到，布尔什维克在革命后通过一系列策略，包括后期修改的土地政策和对农民的支持措施，也逐渐赢得了一部分农民的支持，尤其是在一些贫苦农民中。但是，在革命初期以及随后的内战期间，社会革命党在广大农民心目中的声望，尤其是他们关于土地的承诺，让他们成为很多农民的首选。直到后来，布尔什维克通过强力手段和政治宣传，才逐渐在农村站稳脚跟，但这已经是后话了。
总而言之，俄国农民支持社会革命党而非布尔什维克，核心原因在于社会革命党提出的土地社会主义化和平均分配方案，更直接、更符合农民对土地的渴望。同时，社会革命党作为农民党，其动员方式和对农民的理解也更胜一筹。而布尔什维克虽然也重视土地问题，但其更偏向于工人阶级和集体化的倾向，以及后期实行的强制性政策，使得他们在赢得农民普遍信任方面面临更大的挑战。农民的用脚投票，选择社会革命党，是对他们切身利益最直接的回应。
网友意见
二月革命以后，俄国各主要政治力量达成协议，在立宪会议上确定国家治理形式和面包和平问题。
这也就是说，立宪会议多久开，结果如何，毫无疑问将成为人民群众最关心的东西。列宁的想法是这样子的：布尔什维克在立宪会议召开以前就夺得政权，实现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然后在立宪会议上取得政治合法性。为此，他呼吁尽快开这个会，十月革命胜利的当晚起草的《告工人、士兵和农民书》也表明：苏维埃政权要保证立宪会议如期召开。布尔什维克党拍着胸脯表示：就算输了，也要像个男人拿得起放得下，那时将服从人民群众的安排。
然而，立宪会议于1918年1月初开会选举代表的结果让列宁有些懵逼。
虽然在大城市和前线部队里，布尔什维克得到了多数票。然而在俄国其他城乡地区（主要是农村），布尔什维克却成为了少数。整体计票，自信满满的布尔什维克居然输了，得票率不及五分之一，反而是社会革命党取得了多数。
要想知道此刻列宁等人的心情，我们不妨回顾一下春晚小品《火炬手》，当宣布黑土大叔才是网民心目中的火炬手的时候，白云大妈先愣了两秒，怀疑自己是不是听错了，接着就一脸哭丧：这半年了都宣传我啊，这什么情况啊？
于是，布尔什维克不服气了。本来以为自己稳赢，结果被打脸。
列宁一开始也不想解散立宪会议，他想到个折中的办法，即让苏维埃去干预立宪会议，进行改选。一次不行，我们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再战一次。然而，立宪会议的小清新们拒绝了这个方案。他们以为，靠着选票就能把那群左派赶出去。
然而别忘了他们手里可有步枪呢。
谈不拢，看来反苏维埃分子的力量还很强大啊，软的不行，只好来硬的。于是列宁宣布：一切权力归立宪会议是反革命的口号，一切权力只能是苏维埃来掌握，其他任何组织想插手，门都没有。
既然是反革命，那就好办了，布尔什维克派出武装工人和首都军队，驱散了立宪会议。顺道也把在立宪会议中取得优势的立宪民主党收拾了。
立宪会议直至此时实际上都没有实权，即使是被解散，也没有强力的反击。
有人说，布尔什维克这么做是耍流氓。确实，这是严重的政治失信行为不假，然而也要看看立宪会议的性质。作为资产阶级的议会，它代表的民意是有限的，布尔什维克的纲领政策，怎么看都不像是会得到资产阶级的支持的样子。再加上在边远地区，囿于形势，根本无法向老百姓详细地介绍各个参选政党，很多地方都是瞎投一通，就算在选票上写投给钢铁侠都没人反对。这样的民主环境，如何能够真正地反映俄国人民真正的想法呢？相反地，主要由下层群众组成的苏维埃可能更可以代表民意。
1917年，俄国在无政府主义里泡了大半年，牛鬼蛇神走了个遍，什么药方没试过？到现在，也该醒醒了，再不醒来，等他们的不是布尔什维克党人的步枪，而是德国人的坦克和刺刀了。“最自由的国家”可不是夸赞，在当时，更多带着无奈和讽刺的意味。一个不能集权的中央政府，一群纪律涣散的国民，怎么看，都不像是有希望的样子。
同时，列宁认为，当前俄国的形势下，农村和城市要平等是不可能的，城市必须领导农村，而且是城市的无产阶级来领导农村。农村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和城市待遇差了不止一点，农民本来就怀有积怨，而战争来袭，收成又不好，现在不是吃了上顿没下顿的事，而是上顿都没得吃。农民们一肚子火，自然要找地方发泄。社会革命党与此前的乡村民粹组织有着极深的渊源，而这也就造成了布尔什维克对农村控制的衰弱。也注定了将来此起彼伏的国内战争和农民起义无法避免。
先提一个大家都容易忽视的地方：俄国农村小学的教师中存在着大量的社会革命党人。党组织通过学校教育以及乡村杂志期刊对农民实施鼓动影响，并以此获得了农民群体的支持。不仅是学生接受了“土地与自由”的观念，同样的他们的农民家长也受到了影响。（存在此前提的原因是俄国在20世纪初基础教育的迅速扩张，新建立的初级教育机构让社会革命党人有机可乘）
以下为原文：
这需要从社会革命党的哲学思想上入手。
从世界观上来看，其实社会革命党与半个世纪之前的斯拉夫主义存在相似性：反对西式工业化是必经之路，俄国是特殊的，可以独立探索出发展道路。人类社会发展并非是围绕西方这一个中心进行前进的，而是存在着多元中心的。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俄国后后，民粹派对马克思主义的不同看法导致了群体的分化，老民粹派有相当一部分转化为了西方派衍生的社会自由主义者，或者干脆变为了保守主义者，但是由此脱胎的新民粹派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并对其基于原本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进行了改造。
（PS：社会革命党的进步保守二象性在这里已经初现端倪了）
与西欧资本主义的进步不同，社会革命党人认为俄国资本主义每进步一寸，俄国人民的灾难就会更深一步，这与之前农业社会主义所代表的千万农民的呼声相一致。但是作为知识分子的党（这一点上与其他同时期政党别无二致），他们终究不是农民本身，所以他们对自我赋予了传播社会主义以及扬弃小生产者思想的使命。在党的理论家眼中，工农都为劳动者，但是因为俄国国情特殊，农民是劳动者的主力。但是在专制制度下，农民不论政治还是经济地位，都微乎其微，只有社会主义的实现才能打破这样的一个局面。
他们认为，在资本主义发展中，农民的分化是不可接受的。虽然把工人农民并列为了劳动者，但是劳动者阶级的分层是客观存在的，熟练工与新手工，富农与贫农，之间都存在着大量的矛盾，这时候就需要党的存在来引导他们。不过与民粹派不同，社会革命党人承认了农民既是所有者，也是劳动者的观点。（这也是为什么上文他们认为劳动者内部存在着分层与斗争的原因）而俄国因为是后发工业国，新产生的工人阶级与农民阶级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的，这构成了社会革命党提出“工农阶级联盟”理论的基础。
换句话说就是社会革命党已经不再是原本那个纯依靠农民的民粹派组织了，他们也重视在城市中工人的宣传，不然你无法解释也有相当一部分的工人组织在1917年选择了支持他们。所以说社会革命党比起社会民主工党单一的工兵支持者来说，他们的支持者更加多元。这恰恰是被“农民党”这样一个刻板印象所掩盖的。
阿珹可以这样说：俄国的工人并非单纯的工人，农民则是更加纯粹的农民。
基于此哲学基础上的党纲也就由此产生了。
1906年党制定了一个最低纲领和一个最高纲领。
最低纲领为建立民主共和国，赋予人民主权。最高纲领则是暴力专政，没收资本家和地主的财产，以暴力手段和党的专政规划俄国的社会主义道路。最低纲领的激进民主主义思想吸引了大批的支持者，而土地社会化而非国有化的主张更加吸引了那些害怕不稳定未来的小生产者的注意力。农民不需要花费金钱赎买地主被剥夺的土地，而是直接公有化，所有人都可以平等地使用。而这恰恰与主张大土地所有制的贵族集团和十月党，主张小土地所有制的立宪民主党观点背道而驰。这一点上，1917年革命爆发，因为党的误判局势政治操作失误组建了联合政府，所以社会革命党的土地政策遭到了资产阶级的破坏，加之党员们普遍的低能，使得错过了实行土地社会化和独立掌权的时机。
未完待续......
因为西方语境下的“农民”这个阶级本来就是一种革命性不高的阶级。
为什么中国革命可以靠农民？因为中国的农民在王朝末期土地高度兼并的情况下，已经不是西方语境下的“农民”了。
西方经典意义上的农民指的是自耕农，是“有产阶级”。为什么我们说农民总是说“贫下中农”，比贫农更穷的佃农雇农反而不包含在内？因为中国的王朝末期自耕农大量破产，这些人已经没产了，实际上与无产阶级有很多相似性，只不过中国没有工业化，导致他们无法成为工人，只能作为务农的“工人”。
中国农民的革命性来自于这些务农的“工人”，他们已经具备无产阶级的基本要素了；而不来自经典意义上的农民阶级。
革命靠农民阶级（自耕农）是没有前途的，完全没有。
社会革命党里多数党员都是农村送出来上学的，布党早期一直是城市知识分子，当然对农村没啥影响力了。
中俄两个国家国情不同。
布党面对的是一个半工业国，同时与众多帝国主义列强陆上接壤，罗曼诺夫王朝那最后的五十年，作死为主改革为辅，将沙俄境内的社会矛盾高度的激化和复杂化，其内部的矛盾复杂性远胜过中国。而且帝俄和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是土崩式的快速崩溃的，布党过早地承担了国防责任。所以他必须承接至少一部分现成的旧国家机器，这就使得问题更加的复杂和尖锐。
而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农业国，社会矛盾虽然也复杂，但是主要矛盾十分突出和显著，中国人中绝对多数是农民，农民和地主的矛盾、和买办资产阶级的矛盾、和帝国主义的矛盾就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一旦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者们抓住了这个关键，就能理出一条非常清晰的主线，解决了“依靠谁、为了谁”的根本问题，剩下的就是一个一个解决革命道路上遇到的具体困难了。
说的更具体一点，布党面临的现实是，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军事冒险失败，导致十几万德奥大军蹂躏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东边高尔察克，南边邓尼金，西北白卫军就在列宁格勒不远处闹。苏共只能依靠城市工业和军队，才能打赢战争，问题是这俩集团都不产粮食，所以就只能牺牲农民。
虽然布党也搞土地改革，但是对农民的经济索取显然已经超过了生产资料所有制变革给农民带来的好处。即便是无地和少地的佃农、贫农和雇农都不愿承受这种压榨，布党面临的严峻形势逼着他们采取针锋相对的高压措施，因此和整个沙俄境内的农民都处于尖锐的对立状态，而农业经济最发达的乌克兰就是这种对立最显著的地方。
所以布党会认为农民是落后的阶级，甚至某些时候是专政的对象。
但是在中共这边，中国几乎没有什么重工业，工人阶级的力量非常薄弱，不能作为革命主要的支柱。而单纯依靠在旧军队中发展革命队伍更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因此城市中心路线遭到了惨痛的失败。在这种背景下，苏俄的经验才终于在中共的多数人心中被证伪，然后中共才转向农村，去拥抱农民。
更幸运的是，中国是一个多山的国家，而且也是一个军阀林立，反动势力内部矛盾重重的国家。敌人的分解和混乱使得我们党能在没有任何工业基础的情况下不断取得军事斗争的胜利。关于这一点，辣个男人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中做了极为深刻的叙述。
一句话，不是俄国农民不支持布党，而是在布党那里，他们的利益不是第一位的。而中国农民为什么支持我党，因为在我党这里，他们的利益是第一位的，究其原因，无非是我党没有其他力量可以依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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