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在魏晋时期士（世）族开始形成，壮大?
历史的裂缝：汉末的动荡与权力的真空
要追溯士族的起源，我们必须回到汉末的乱世。东汉末年，中央集权衰落，外戚宦官专权，政局动荡不安。各地豪强林立，军事割据的局面逐渐形成。在这种混乱的环境下，传统的官僚体系受到严重冲击，许多官员或被杀害，或弃官归隐，或投靠地方势力。
与此同时，社会经济也发生了深刻变化。土地兼并日益严重，贫富差距拉大，大量失去土地的农民成为依附于豪强的“部曲”。这些豪强不仅拥有土地和财富，还掌握着武装力量，成为地方上的实际统治者。他们往往通过联姻、收养等方式，巩固和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形成了一个个拥有深厚家族背景的集团。这些集团，便是魏晋士族的雏形。
政治的洗牌：九品中正制的“恩赐”
曹魏建立后，为了稳定政局和笼络人才，实行了“九品中正制”。这项制度原本是为了打破门阀垄断，选拔真正有才能的士人进入仕途。然而，事与愿违，随着时间的推移，九品中正制逐渐走向了僵化和腐败。
九品中正制规定，由朝廷派遣中正官评定士人的品级。起初，中正官还会考察士人的才能和品德。但很快，评判标准就变成了家族出身和门第声望。有声望的士族子弟，即使才干平庸，也能被评为上品，从而获得进入官场的优先权。反之，寒门出身、即使才华横溢的士人，也很难逾越门第的障碍。
这一制度的设计，无形中为士族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政治资源。士族子弟通过九品中正制的“恩赐”，轻松获得高官厚禄，进而巩固和扩大了家族的政治影响力。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进一步培植家族势力，排斥异己，形成了世袭的官僚集团。
经济的支撑：土地、荫附与依附
士族壮大的经济基础同样不容忽视。土地是当时最主要的生产资料，士族通过各种手段，包括购买、兼并、接受捐赠等方式，积累了大量的土地。他们拥有庞大的田庄，雇佣大量的佃农和部曲，形成了自给自足的经济体系。
除了土地，士族还享有“荫附”的特权。所谓荫附，是指士族子弟可以凭借父祖的功勋或地位，获得免除徭役、税赋的优待，甚至可以推荐亲友入仕。这种荫附制度，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的不平等，也为士族提供了强大的经济和社会支持。
更重要的是，士族能够吸引和吸纳大量的依附者。这些人可能是失去土地的农民，也可能是需要庇护的寒门士人。他们依附于士族，为士族提供劳力、财富和人力资源，以换取一份生计和一定的保护。这种依附关系，构成了士族强大的社会网络，使其在地方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文化的酵母：门第观念与家族荣耀
在魏晋时期，一种强烈的门第观念开始形成并深入人心。士族子弟普遍认为，自己拥有高贵的血统和良好的家教，是天生的社会精英。他们将家族的声望和荣耀看得比什么都重要，并以此为荣。
为了维护家族的声望，士族普遍重视教育和礼仪。他们延请名师，教授子弟儒家经典、玄学理论以及各种技艺。良好的教育和高雅的谈吐，成为士族区别于普通民众的重要标志。同时，士族还善于利用舆论和声望来塑造自己的形象，通过文学、艺术等形式，传播和强化自己的家族文化。
这种门第观念和家族荣耀，不仅是一种自我认同，更是一种社会区隔。士族之间通过联姻，进一步巩固了自己的地位，形成了“清谈误国”的文化现象，也反映了他们远离实际事务，沉溺于自我优越感的特质。
家族的繁衍：联姻、荫补与政治抱负
士族之所以能够不断壮大，除了上述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因素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机制——家族内部的运作和策略。
首先，联姻是士族巩固和扩大势力最直接有效的方式。通过与同等门第的家族联姻，士族可以实现势力资源的互补和共享，形成更为强大的联盟。这种联姻往往是经过精心策划的，以家族整体利益为重，而非个人情感。
其次，荫补制度成为士族人才延续的重要途径。当一个士族家族出一个官员后，其子弟往往可以凭借荫补获得官职，从而保证了家族在官场上的持续存在。这种制度的循环，使得士族人才的输送和补充相对稳定。
最后，士族也并非完全静态的。虽然存在着家族的等级区分，但也有一些表现出色的寒门士人，通过不懈的努力和才能，能够获得士族的接纳，甚至与士族进行联姻，从而实现阶层的跃升。这使得士族能够吸纳新鲜血液，保持一定的活力。
总结
魏晋时期士族的形成与壮大，是汉末以来社会政治经济变迁的必然结果，也是一项复杂而多层面的历史现象。九品中正制的推行，为士族提供了制度性的保障；土地兼并和依附关系，构筑了其经济基础；高贵的门第观念和家族文化，凝聚了其精神内核；而家族内部的联姻、荫补等运作机制，则保证了其力量的延续和扩张。正是这些因素的相互作用，使得魏晋士族成为一股强大的社会政治力量，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历史的进程。他们既是时代的产物，也反过来塑造了那个时代的面貌。
网友意见
题主这个题问的是真好！记得以前有大V发过一个想法，说知乎应该增加给问题点赞的功能。
这个问题很关键，如果无法说明东汉（以及宋元明清）的官宦世家对官场的把控力低于魏晋南北朝和隋唐，那么学界和票圈对于“中古门阀”的探索和讨论，则毫无意义。这种刨根问底的问题在下甚是喜欢。我的拙见纯属抛砖引玉，期待接下来更多大佬们的回答。我大概从两方面简单说一下。其一，我会用毛汉光老师早先的统计，说明魏晋南北朝的士族把控官场的情况确实比东汉严重得多，算是比较直接地回答这个问题。其二，我会强调，东汉时判断一个人是否“出身好”，时人会采取他的政治、文化和经济三维背景。而发展至魏晋南北朝，我们能看到，这三维背景逐渐被政治一维背景取代。也就是说，在魏晋南北朝，是否近祖官位显赫（官本位），以及是否属于广义上官位显赫的郡望-姓氏组合（姓本位），成了“能力之外资本”的主要因素，我称之为政治背景/资源。而东汉时的道德、经学大V互相点赞、收藏、转发三连击的文化圈子，虽然在东汉时很有影响力，但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存在感急剧下降。在魏晋南北朝，文化背景/资源对个人进入体制的难易程度以及官员晋升的难易程度之影响，就没那么大了。我将用陈寔、卢植二人的例子，说明这个观点。既然题主的问题比较宏大，我的回答也比较笼统，将舍弃关于东晋玄学圈、南朝文武殊途、南北朝政治背景/资源这一维度中官本位与姓本位的此消彼长，西魏、周、隋的官本位统治地位，唐初的姓本位卷土重来、终唐一朝官本位-姓本位双轨体系（“李唐天子二百年”有一套钦定的标准，社会上却另有一套“崔卢”标准），以及唐末的清流圈子等论述。
首先，毛汉光老师在《中国中古社会史论》中对汉末到隋唐各个时期传世史料里记载的官吏出身背景进行了统计，如下图：
按照毛汉光的定义，“士族”包括柳芳《姓氏论》中的”郡姓、虏姓、吴姓；亦包括正史中所提及的大族；还包括一切三世中有二世居官五品以上的家族，其中有唐代新族——列朝皇室亦包含在内“（p.37)。应该说，毛氏的定义既照顾到了我所说的”近祖官位显赫“，也包括了我所说的”广义上官位显赫的郡望-姓氏组合”。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士族”与“世家大族”的区别。前者主要针对官宦世家，强调政治背景/资源。而“世家大族”则通常包括前文所说的政治、文化、经济三维背景。这两个概念的区别是单维与三维的区别，而统计上所显示的士族出身占比越来越高的趋势，也符合我所说的“单维逐渐取代三维”的趋势。换言之，毛汉光的统计，虽然有很多瑕疵，但基本符合中古历史研究者和爱好者们建立的汉末-魏晋士族崛起这一印象。具体到题主的问题，我们发现汉末士族出身的官吏只有29%，但到了曹魏晚期这一数字上升至47.1%，而在西晋晚期升至66.3%。东晋一朝这一数字最高上升至80.8%，也符合我们的“门阀政治”印象。南北朝时期这一数字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有所变化，但大多时期都远远高于汉末的29%。简而言之，虽然汉末士族已经抬头，但“魏晋时期士（世）族开始形成、壮大”这一说法还是比较严谨的。
用统计方法研究史料相对匮乏的时代显然有其不足之处，很多学者和票友都有谈到，这里不再赘述。然而，仅就这个问题而言，毛氏的统计还是有很大意义的。而接下来，本文抛开冰冷的数字，从几个个例的角度，来回答下题主的问题，主要说明汉末的“出身好坏”，比起魏晋南北朝，更多取决于政治、文化和经济的三维组合，而非政治背景单维。
颍川陈氏
每每提到汉魏的“世家大族”，颍川陈氏很容易浮现于脑海，而陈群又被视作”九品中正制的始作俑者“（实则此轮有谬）。但倘若我们用观察魏晋南北朝士族的眼光来看陈群的家世，会觉得十分奇怪：这家伙的出身太差了吧？！陈群的曾祖父竟史无记载，这种背景如果到了南北朝时期的士族社会可不是光荣的事情。陈群的爸爸位列大鸿胪，是九卿之一，但实际权力并不大。最有趣的是陈群的爷爷陈寔，此人《后汉书》记载“出于单微”、“家贫”，起家官是“县吏”，然后从督邮当到县令。如果我们认为东汉时士族社会就已经牢固，那么一个县令的儿子，怎么可能位列九卿呢？
这种疑惑，恰恰说明东汉并非士族社会，而陈纪作为寒人底层官吏的儿子，并不一定就出身差。这是因为在汉末，“出身”并不完全取决于政治背景/资源之单维，而是政治、文化、经济的三维组合。陈纪的出身，虽然在政治上被官宦世家爆出渣、经济上也不富裕，但他爸爸在文化维度上的超凡造诣，足以让儿子可与官宦大族子弟并驾齐驱。而到了陈群为首的第三代，颍川陈氏便已被视为名门望族。一代目寒门陈寔之道德清高世人皆知，而又因党锢之祸囚禁一年。党锢经历在汉末属于天然正确，可以让子孙的文化资源猛增。《后汉书》对陈寔的评价是”唯陈先生进退之节，必可度也。 在”下品无势族“的两晋，陈纪因为爹爹只是个县令，根本不可能成为中央高官，但在后汉这种三维背景并立的时代，文化资源的大大加分却是家族兴旺的有效助力。
范阳卢氏
言中古士族者必言崔卢。范阳卢氏的始祖卢植在汉末文武并济，可称国之柱石。卢植有多厉害， 可以参见@苏沉船 的这个答案：
而我所感兴趣的是曹操对卢植的评价：
名著海内，学为儒宗，士之楷模 --《后汉书》
要知道，在魏晋和后来的南北朝时期，出身相对寒微之人是不可能成为”士之楷模“的。而在汉末的卢植却可以。这里我并不是说卢植出身比陈寔还要寒微，但是我们在任何传世史料里都找不到卢植的任何近祖、远祖当过什么官，甚至连他们是谁都不知道。最过分的是，连《新唐书.宰相世系表》里都没有对卢植的祖上有过任何记录。熟悉中古士族的人都知道，《新唐书.宰相世系表》是官员家世的天花板。该表的一大功能就是为唐朝宰相吹牛皮，凭空捏造嫁接攀附一堆有名的祖宗，给唐朝宰相脸上贴金。这个《世系表》不仅吹近祖，还要吹远祖，越远越好。这方面的例子数不胜数，我这里就举唐玄宗宰相张说的例子。为了给张说脸上贴金，《世系表》说张说是西晋司空张华儿子张韪”寓居江左“后的后代。但在更权威的《晋书》里，张韪分明是和爸爸、兄弟一起夷三族的时候同时遇害了。
韪，晋散骑常侍，随元帝南迁，寓居江左。--《新唐书》
祎字彦仲，好学，谦敬有父风，历位散骑常侍。韪儒博，晓天文，散骑侍郎。同时遇害。--《晋书》
而《新唐书.宰相世系表》更是把张华认祖归宗到汉张良之后。这样张良-张华-张说（另一分支还有张九龄）的完美超级大族的谱系就建立成功了。但即便是乱吹祖宗荒唐如此的《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也无法给唐朝范阳卢氏8位宰相找到比卢植更远的达官祖宗。因此，我们用天花板逻辑，也可以推测卢植的出身，至少从政治背景/资源而言，是相对寒微的。卢植这个背景，如果到了魏晋，以及后来的南北朝，是很难成为”士之楷模“的。西晋评价比较高的张华，在西晋算寒门，但好歹也是郡守的儿子，比起卢植来说还要强一些。
卢植得以跻身朝廷要职，后来被评为”士之楷模“，主要有赖于自己杰出的经学造诣、高如陈寔的道德水准，和优秀的行政能力，这其中经学造诣和道德水准都为儿子卢毓提供了优质的文化背景/资源。卢毓在曹魏统治集团平步青云（除了曹爽时期略被打压），靠的可不是父亲卢植的”势力“，因为卢植在自己十岁时就死了。文化背景/资源的力量在汉末扮演了重要角色。
要知道，进入真正意义上的士族社会后，靠文化背景/资源上位是极为困难的事情，比汉末困难得多。萧道成在刘宋时期曾师从名师雷次宗，但豫章雷氏贯穿六朝都是小姓的水平。窦炽在北魏时期师从名师祁忻，但范阳祁氏在北朝和隋唐连小姓水平都无法达到。
与卢植、陈寔相似的还有清河崔琰。崔公是清河崔氏一代目。记载三国时期的传世史料并没有用”世二千石“之类相关字眼描述过崔琰的家世，也没有记载他的父亲、爷爷是否当官。连《新唐书.宰相世系表》里也没有多少记载。当然，崔琰的出身应该比卢植、陈寔好一些（这三个一代目的家世背景，大概是崔>卢>陈的样子吧）。崔琰在曹操集团中身居要职，其德行也接近于士之楷模，威望更是不可小视：被曹操下狱后，仍然 ”而通宾客，门若市人“（《三国志》）。
崔琰的例子表明，和卢植一样，在汉末即便非官宦世家，但靠着自身的德行仍然可以跻身名士圈子，甚至成为士之楷模。卢植更是以此名望直接造福子孙。
在汉末，官宦世家带来的政治背景/资源并不一定比名士圈子带来的文化背景/资源更有用。曹操作为官宦世家子弟，因为祖上沾上了宦官，在文化这个维度上丢分，所以对文化资源丰富的名士圈子既有向往之意，也有忌惮之实。事实上，在汉末，”名士圈子“与”官宦世家“虽有交集，但并不完全重合。而到了魏晋时代，我们会发现，”官宦世家“与”名士圈子开始重合。涉及青龙年间浮华案的那些曹魏名士，与汉末名士的出身大不相同，何宴、邓飏、诸葛诞、夏侯玄等人，无一不是根正苗红的曹魏官二代、三代。官宦圈子对名士圈子的吞噬，也是“魏晋时期士（世）族开始形成，壮大”又一佐证。
是时，当世俊士散骑常侍夏侯玄、尚书诸葛诞、邓飏之徒，共相题表，以玄、畴四人为四聪，诞、备八人为八达，中书监刘放子熙、孙资子密、吏部尚书卫臻子烈三人，咸不及比，以父居势位，容之为三豫，凡十五人。帝以构长浮华，皆免官废锢。--《裴注三国志》（引《世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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