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近来对高第归并宁远方案评价越来越高，对袁崇焕坚守右屯方案批评的越来越尖锐？

读史非常忌讳乱开上帝视角。

退守论拥趸犯的最大错误，就是不知道或者装作不知道一件事：山海关失守了怎么办？

皇太极屡屡围点打援、绕道入关，给了很多人一种错觉：只要明军想守，清军就攻不下，只能旁敲侧击。

但千万别忘了，“清军放弃强攻”这件事是在宁远连续两次被守住以后才发生的。在努尔哈赤攻宁远前，后金每攻必克，明军连一个城都守不住。守不住的原因不在于后金军多能攻城，更在于人心浮动。

军事看的是技术，政治看的却是人心。一旦宁远又被轻松占领甚至直接放弃，在一输再输的心理惯性下，没人能保证山海关守军不会各打算盘，那么在“一坏于清抚，再坏于开铁，三坏于辽沈，四坏于广宁”后面，马上跟一个“五坏于山海”也是完全有可能的事。

打了这么多年牌，n把全是输，一次都赢不了，然后你告诉我第n+1把十拿九稳可以逆袭？谁给你的自信啊？人心散了，再坚固的城也是纸糊的。必须有人先证明能守住，人的信心才会回来，多米诺骨牌的塌方式婊化才能刹停，否则兵败如山倒，谁敢说山海关就是终点？

如果说大凌河围城战后敌人战略已经改变，明军也证明了守城可靠，退回山海关还可以讨论的话，1626年在守一城陷一城的背景下主动弃子，把宝全压在最后一张牌上，连一点冗余都没有，简直是彻头彻尾的政治冒险主义。一旦失守，敌人直接兵临首都，然后广渠门再出个李景隆，这酸爽简直无以言表，欲效靖康事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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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算退一步，高第能保证守住山海关，那又如何？就应该退吗？

很多人对后金有一个印象流误解，以为天命末年的后金和崇德末年的清朝似乎大差不差，反正松锦打不过，关宁锦防线纯属送人头，那还不如一开始就退守山海关——这又是典型的上帝视角。

真实情况是自广宁之战后，后金饥荒频仍，暴力反抗此起彼伏，人口大量逃亡，满汉严重对立，朝政混乱，陷入内忧外患的危境：虽然野战能力不错，但有力使不上，内政外交濒临崩溃，四面楚歌，陷入明朝、蒙古和朝鲜的围困之中，一斗粮食要卖八两银子，人相食，经济无法支撑围点打援。先不说平辽吹不吹牛，但“关外注定尽丧”在1626年绝不是一个不可改变的既成事实。

堡垒战术的前提是朝鲜和东蒙古要站在明朝一边，如果二话不说就退了，传达的政治信号就是我不打算收复国土，关外任尔自生自灭，那么朝鲜和东蒙古很可能马上就会倒向后金，东江镇会不会投降也是未知。

若如此，政治围困的大局立马消解，后金的人口钱粮很快就会恢复，把关外纳入一统的时间表会大大提前，只会让它更频繁地派出更多军队入塞劫掠，或者毁边墙乃至渡海越过山海关形成围困，明朝的经济损失和军事劣势很可能还会更大。

有人会说你到关外守城难道后金就不会对朝鲜和蒙古用兵？然而努尔哈赤就没干过这些事，就算做了就一定能做成？在1626年这些都是未定的事，倒是后金内外交困是实。直接把关外故土和潜在盟友统统拱手让人，至少不是宁远之战前应该有的对策。

但凡只要不随意马后炮，根本不会得出“反正关外打不过，不如全丢了，宁锦防线是鸡肋”的结论。

先给个熊廷弼、王在晋战略与孙承宗、袁崇焕战略的简图：

熊廷弼、王在晋战略简图：

然后是孙承宗、袁崇焕战略示意图：

我觉得，对于稍微理解一点军事的人来说，在知道明军野战打不赢、守城打得赢的情况下，选哪个是不成问题的。

在我看来，“这不就完了吗？”但是可悲的是，总是有人在问：“这怎么就完了啊？”^[1]

——以下插入一段科普内容——

有些人用了一些也不知道哪里来的、他们自己胡乱脑补的军事术语，我看还有那么几个糊涂虫相信，还是科普一下吧。

事先声明，我不是学军事的，我的军事水平都是在和糊涂虫斗争过程中逐渐提高的。因为只是站在糊涂虫的肩膀上，所以我的水平也不高，解释的时候也不那么标准，知道个意思就行了。

战略纵深：网络上的解释是，大面积的战略纵深区域能让军队有得以喘息的时间，并利用时间进行重新集结，修整。

突出部：一般来说，是战线中凸向敌人的区域。网络上认为由于三面接敌，形势往往很不利。

有些人在辽西战略上，就存在无法分清突出部与战略纵深的、极其低等的错误。对于这些错误我原本是一点也不想理会的。然而我看有那么几个人（人不多，就那么几个），认为辽西突出部是个“战略纵深”。

我总觉得，这应该属于“这也要说？？？？”的范畴。每次看到这样的奇怪言论都有“抱头”的无力感。

他们居然还@我……

简直就是……

眼不见心不烦，我决定拉黑他们几个。

都什么事儿，真是的。

不行，他们太恶心人了，我得糟蹋他们几句。

老子在道德经里说，知其雄，守其雌。

孙子在孙子兵法里说，始如处女，敌人开户；后如脱兔，敌不及拒。

明军在野战战场上打不赢，那么在一决雌雄的战场上就属于雌伏的一方。那么这个情况下，孙承宗袁崇焕还主张出去打，就属于“猎人进山打猎，结果每次都被熊拖走强奸；结果猎人还是要继续进山。后来熊看到了猎人，就问：你是来打猎的，还是来卖淫的”。

这个笑话很早以前我就讲过，只不过我觉得还是要给他们留点面子，所以这个笑话我平时都只讲个开头，只说“这让我想起了猎人进山猎熊，每次都打不过却还要进山的故事”。但是给他们面子他们不要啊！

既然不要，那就摁在地上摩擦吧。

——以上继续正文——

对我而言，我真正想了解的事情是，在军事战略优劣如此明显的情况下，为什么明朝会选择一个送死的战略？这究竟反映了什么问题，说明明朝内部存在什么样的问题，是什么因素妨碍了明朝做出正确决策？在排除过度解读之后，我们应该从中得出什么有益经验？

但是由于总是有人纠结在最基本的战略选择问题上，导致讨论始终停留在极其肤浅的浅层，无法顺利向深层进行；总是有人错误理解战略问题，导致讨论始终在错误的方向上纵马狂奔，不能得出有用的经验教训。

受制于赵括们的水平，这么简单明了的战略问题，我们还得说很多很多废话。生命就这样浪费了，太可恨了。

一、不得不说的九一八事变

有人一定要将王在晋的山海关战略等同于张学良的不低抗。这种观点本来是非常愚蠢的、机械照搬不同历史环境下的不同事实的刻舟求剑行为。但是错误观点不反驳，就会有人上当。所以不得不在明史问题上讲近现代史。

讲明史却不得不先讲抗战史，这可真是一件令人无奈的事情。

这些人解决问题的能力不怎么样，制造问题的能力还是很强大的。不能解决问题，却非要制造问题，也可以看出他们的本意并非是要解决问题、化解矛盾、深化研究，而就是要制造矛盾、拖延解决、延伸对抗。中国的高校盛产“公知”，中国的文史圈子盛产“反装忠”，是几十年来就存在的普遍现象，早已成了气候。击破他们，难度很大。

九一八事变之前，日本不断进行挑衅，制造了数十起外交事件。张学良问计于蒋介石，蒋介石说，抱定“不扩大”之宗旨。张学良经过考虑，同意了。

张学良是怎么考虑的，我们并不十分清楚。但是有一个事情可以作为参考。在九一八事变之前，有一个中东路事件。当时的张学良缺乏政治斗争经验，不理解张作霖在与日本合作的同时，非要维持白俄/苏俄/苏联在东北的存在。所以张学良打算驱逐苏联。蒋介石一向认为洋人是惹不起的，而且特别喜欢搞制衡，但是对张学良这个意见，他非常支持。于是张学良与苏联之间的外交谈判日益走向“扩大”。最终，在苏联明确表示妥协的情况下，蒋介石表示只要打起来，张学良要钱给钱，要人给人。于是张学良就下定决心，“扩大”事态，和苏联打了起来。到了快要开打的时候，张学良找蒋介石要钱要人，蒋介石表示，对不起，啥也没有。然后张学良就被苏军摁在地上暴揍了一顿。

这样到了九一八前夕，日本开始挑衅。蒋介石就给张学良出主意，说要怂。

张学良不知道怎么考虑的，这会儿开始怂了。

该怂不怂，该顶不顶，张学良就这样走到了九一八事变。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张学良接到消息，继续坚持“不扩大”。而在前线忙于策划作战的蒋介石，也非常及时的“没有收到张学良有关电报”。

当初，在东北需要维持苏日两国平衡的时候，蒋介石鼓动张学良和苏联对抗；

在张学良和苏联打起来之前，他开了一堆口头支票，给了张学良无限的勇气；

到了张学良和苏联打起来，他就这也没有那也没有，让张学良白白挨打。

如今，在东北只有日本一方独大的情况下，他却要求张学良妥协；

在日本试探底线的情况下，他的建议是不断退让增大日本的野心；

到了日本的野心被充分调动起来、悍然发动军事进攻的时候，他“没带电台”。

我不太清楚，究竟是蒋介石特别擅长判断战略问题所以故意陷害张学良，还是蒋介石特别愚蠢所以送脸上门。不是坏就是蠢，这俩只能占一个。

于是张学良傻乎乎就丢了沈阳。

接着张学良开始尝试在锦州组织抵抗。日军做了一个很微小的进攻，他就放弃锦州，逃走了。东北民众的抗日热情急剧下降，最后被日军各个击破。随后日军还继续进攻热河、察哈尔等地。

随后，冯玉祥与吉鸿昌等爱国将领一起，组建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抗击日军，并收复省会城市。面对这一情况，蒋介石坚决切断了抗日同盟军的后援，并以非法抗日等名义大肆打压爱国人士和爱国将领。比如说九一八事变前枪决日本间谍的关玉衡就被他的心腹何应钦指责为导致九一八事变的罪魁祸首，而无视日本当时制造了包括在东北屠杀中国民众在内的大量外交事件的事实，更加无视了正是由于蒋介石要求张学良“不扩大”，放任日本的侵略行动，才导致日本的野心一步步扩大到九一八事变。爱国将领吉鸿昌随后被枪杀。而且在做了这些事情的同时，蒋介石还假惺惺地说，那些举行抗议活动，要求“中华民国政府出兵抗日”的爱国学生，可以在“中华民国政府出兵抗日”之前，先去抗日。并且设立了所谓的义勇军兵营，要爱国学生加入蒋介石的军阀部队——蒋介石的军阀部队，正在进攻苏区——学生们当然没有去参加蒋介石的军阀部队，而是直接奔赴东北抗日。于是蒋介石嘲讽说：你们都不来我的部队，我当然不去抗日了。

不要脸。

这就是当时的历史情况。

二、明末与九一八事变的形势对比分析

首先，军事能力不同。

王在晋提出方案时（山海关方案并非是高第的主张，高第只是为了避免资敌，要求在后金来掠夺时，坚壁清野、退守山海关），明军有实力防御城市（辽东重要城市陷落几乎都是因为内应，后金不具备攻坚能力）。但是张学良在日军进攻面前没有能力防御城市。对于张学良来说，他只能通过不断投入兵力，才能实现对日军的连续抵抗。可是他的兵力又极为有限，蒋介石又不可能给予他真正有力的支援。

其次，国力对比不同。

明朝当时的国力强于后金，民国的国力却弱于日本，二者截然不同。

第三，战略需求不同。

由于国力对比不同，二者的战略需求也不同。

对于明朝来说，争取时间，获得喘息之机，是重中之重。稳定局势是第一步，此后应该是梳理内部问题，动员国内力量，组建野战兵团，谋划反击。那么为了这一目标，扎紧篱笆、坚壁清野，避免后金掠夺明朝资源蚕食鲸吞逐渐强大，是当时首先要做到的基本任务。

对于民国来说，民国当时可以利用列强之间的矛盾来阻止日本。但是有两个问题，第一，列强并不会替中国出兵作战，所以抵抗还是要民国自己来做。第二，外交斡旋需要抵抗做基础。外交斡旋需要足够的时间才能发挥作用，必须坚持抵抗，才能争取到足够的时间。外交斡旋必须以现实形势为基础，所以只有表达充分的作战决心、尽可能地坚持抵抗，才能为外交斡旋提供基础。

所以，从战略需求上来说，民国政府真的有保卫国家的意愿，就应该坚决抵抗日本的侵略，同时争取外交斡旋。你蒋介石既然要跪舔别人，就要表现出你这条舔狗的利用价值。

而对于明朝来说，他就是当时最强大的国家。只有别人当大明的狗，没有大明当别人的狗的道理。别人都可以舔，只有他不能舔。

在一切都要靠自己的情况下，明朝就只能自己去争取喘息时间。而当时的战场形势是，明朝野战打不过，守城却有足够信心；当时的胜利条件是，只有野战胜利，才能最终消灭后金。所以，明朝就只能利用既有条件，建立有利条件，最终实现胜利条件。

明朝的既有条件是守城能力，有利条件是国力优势，关键条件是动员时间，胜利条件是野战能力。

运用起来，也就是：

第一步，利用守城优势，避敌锋芒、拖延时间。第二步，利用充裕时间，组建野战军团，并发动外交攻势，刺探敌军内情、整合各方势力、布置决战环境。第三步，野战歼敌，攻灭后金。

三、王在晋与孙承宗袁崇焕的不同战略意义

在历史上，明朝采取了孙承宗、袁崇焕的“辽西筑垒战略”。我有时也说是“辽西房地产开发”。我们知道，有些人总是坚持“地产兴邦、实业误国”的做法。他们似乎认为，制造业并不能促进国家发展，房地产才是国家兴盛的根源力量。这种错误的观点早已受到广泛批评。但是在明代，人们还没有认识到这一点。

辽西筑垒战略，在历史上遭受了可耻的惨败。

在明朝彻底放弃野战努力、以倾国之力、倾军之力建设辽西筑垒以后，后金/清朝连续数次入关洗劫。每隔几年，清朝都会出动军队，大摇大摆地攻入明朝腹地，洗劫南至江苏连云港的整个北方地区。

面对清军的洗劫，内地明军也不断尝试抵抗清军。然而，由于大量的资金都用在了辽西，明军各地军队严重缺乏军费，连基本的物资给养都无法保证。像著名将领卢象升，他的部队竟然是在断粮数天的情况下与清军作战的。本来应该承担着边防重任的九边防线，战斗力应该是明朝最强的边军，也由于长年拖欠军费，出现了长城工事倾颓、武器装备锈蚀、边防军人穷困潦倒的局面，使得清军每次都可以随意突破明朝长城防线。

有人认为，既然清军可以随意突破长城防线，那么王在晋提议明军守卫山海关是没有意义的，孙承宗、袁崇焕在辽西修建堡垒线的建议才是正确的。

这种言论是非常愚蠢也非常可恨的。

愚蠢是因为，第一，条件运用不平等。如果明军无法利用工事进行防御，那么山海关和宁锦都应该无法防御，不应该出现敌对方案就不成立、拥护方案就成立的情况。第二，乾坤大挪移太明显。明军丧失防御能力，是在辽西筑垒防线如火如荼建设之后发生的事情。在此之前，明军没有丧失防御能力。换言之，恰恰是辽西筑垒战略导致明军失去了战略防御能力。

可恨是因为，明朝长城防线之所以形同虚设，就是因为明朝按照孙承宗、袁崇焕的建议，将资源都投入到了辽西。一户人家，将自己家的围墙、房墙全部拆掉，在房屋的门外，修建了一对空前庞大的石狮子。那么小偷大摇大摆地走到他的家里，开他家的冰箱，吃他家的美食，翻他家的抽屉，拿他家的钱财，睡他家的老婆，打他家的孩子，这有什么奇怪的吗？

历史早已证明，孙承宗、袁崇焕的战略是错误的。

但是我们有那么一些可笑的“事后诸葛亮”，却总是能够从“理论”上证明，孙承宗、袁崇焕的战略是正确的。

赵括精神，烛照千古。

宁锦防线，就是一对石狮子。

狮子在西方是勇猛的象征，在中国也是辟邪的形象。

然而“关宁铁骑”并不是活狮子，只是石狮子。

石狮子看起来是很了不起的。只是这支所谓的“关宁铁骑”，都干了什么事情呢？是出去犁庭扫穴、攻击了沈阳、辽阳、赫图阿拉呢？还是抱着头蹲在原地、被人随意殴打呢？历史告诉我们，这个关宁铁骑，是抱着头在原地被人殴打。那么这样的石狮子有什么用呢？

王在晋的方案恰恰与孙袁不同。

与很多人所料想的不同，王在晋并不是一开始就与孙袁不同的。最初，王在晋也持有和孙袁相同的看法，认为应当在宁锦建立防线。这一点，与很多“赵括”也是一模一样的。

观点的转变来自于前线实地查看的结果。

王在晋来到前线之后，经过实地考察，果断否决了自己之前的想法，转而建议在山海关建立防御。

孙袁的方案，一年就要花掉五六百万两，相当于万历三大征十年的军费（万历三大征一共持续了二十年左右）。此举花光了明朝的经费，乃至引爆了明朝内战。王在晋的方案，只要八九十万两。

有人会说，王在晋的方案搞到最后，还是要集结大军出击，届时开支依旧会很大。

这话乍看有理，其实同样是错漏百出。

第一，等到王在晋方案集结大军出击的时候，一方面，明朝已经休养生息多年，内部矛盾已经缓和，不担心李自成；一方面，明军已经组建了精锐军团，开始对后金的势力范围进行歼灭性打击、摧毁后金经济。所谓“刻期举事，即有大费，可期永省”。

第二，如果给了明朝几年喘息机会的王在晋方案，依旧会恶化明朝财政问题，那么，连喘息时机都不给的孙袁方案，就更加会恶化明朝财政问题。

第三，王在晋方案不会将大量物资放在辽西让清朝去抢，也就避免了资敌，这样明朝在闷头发展的时候，后金却在面临经济封锁；孙袁方案将大量物资乃至人员都放在辽西，有利于清军就近掠夺、就近补给，从而可以攻击更远的九边防线、进一步放大明朝的边防问题。

所以这么一个为了反驳而反驳的观点，暴露出的问题更多。

还有人提出，如果明军直接后撤到山海关防御，会不会引发连锁效应，导致崩溃。这个属于如何提振军心的问题。有很多解决方法。比如说，无论真假，制造一两次战术胜利就足够了。或者其他方法，总之表示镇静就行了。方法多得很。这只是一个具体操作的具体问题，可以采用的方法很多，在基本战略决策决策方面，不值一提。

在战略上，我们之前分析说，明朝的既有条件是能够进行有效的城市防御，胜利条件是建立强大的野战军团。从既有条件向胜利条件转化，则需要充分时间，发挥自己国力更加雄厚的有利条件。我党我军，也历来有不计较一城一地得失的军事原则。

我们一定要把握住事情的主要矛盾及其主要方面。

这些当然不是明朝的认识。

有人据此认为，这些认识来自于近现代，不能用来分析明末军事方案的优劣。

这种想法很可笑。

有句俗话说：“事后诸葛亮，事前猪一样。”我们常常嘲讽这样的人。但是这其实还是好的。如果搞到“智者见于未萌，愚者暗于既成”，那就成了“事前猪一样，事后也一样”，就更可笑了。

人们嘲讽“事后诸葛亮”，是因为他们不能做到“事前诸葛亮”，只能做到“事前猪一样”。并不是说“事后也一样”就有资格嘲讽“事后诸葛亮”了。有的人在嘲讽“事后诸葛亮”的时候，以为只要不是“事后诸葛亮”就是好的。

利用更加进步的军事理论，对明朝形势提出更加深刻的分析，这并没有问题。

有问题的恰恰是因为别人的分析更加深刻而恼羞成怒、认为一切深刻的分析都超越时代的人。

而且，对于用先进理论分析问题而存有疑虑的人，说明他们对于使用先进理论存在严重障碍，说明他们远远落后于时代。抱残守缺，这属于应该滚进历史垃圾堆的思想，我建议抛弃这种错误思想。

依据我们分析的情况，王在晋的方案，利用了既有条件（守城能力），保证了有利条件（国力优势），获得了关键条件（动员时间），可以争取到胜利条件（野战能力）。将欲取之，必先与之，避免了不利条件下的决战，换取了赢得终极决战的准备时间。

依据我们分析的情况，孙袁的方案则恰恰相反。他们在利用明朝既有条件的基础上，削弱了明朝的有利条件，从而彻底丧失了争取胜利条件的可能。

孙承宗、袁崇焕的辽西筑垒方案，恶化了明朝的财政危机，导致明朝九边防线全面空虚；引爆了明朝的内部矛盾，导致了李自成张献忠领导的农民起义连绵不绝；降低了明朝的国力优势，长途输送导致大量物资“漂没”以及损耗，极大缩小了明朝的国力优势，并由于物资人口大量输送到辽西给后金掠夺，又强化了后金综合国力，补充了后金的人口、资金、粮食。这样，我们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历史上明朝按照孙袁方案执行，却输掉了一切。

三、结论

熊廷弼、王在晋一脉相承的、先退一步再推到底的方案，远比孙承宗、袁崇焕看起来气势汹汹、先进一步然后再输到底的方案，更具威力。

——以上为原回答——

我发现袁粉有个很奇葩的逻辑错误：

他们喜欢将自己的错误移植到别人的方案里，然后往死里打。在将自己的错误批倒批臭以后，宣布批倒了别人的方案。

比如说，袁粉经常说，如果按照王在晋的方案去守卫山海关，清军入关会更容易。

那么他们的理论依据是什么呢？

是崇祯二年，在明朝用长达数年的时间将主要国防资金投入到宁锦防线、抽空了长城防线其他地区之后，清军得以在长城防线任意选择地点突破。

袁粉所支持的孙承宗袁崇焕方案在现实中的逻辑链条是这样的：

以数百万资金投资宁锦防线→抽空长城防线→导致清军入关。

然后，他们为了反驳王在晋，就将孙承宗袁崇焕的错误直接移植给了王在晋，做了一件极其奇葩的事情：

他们直接省略了“如何证明王在晋方案也会抽空长城防线”的论证，将孙承宗袁崇焕方案造成的后果，直接嫁接给了王在晋。于是他们制造了这样一个逻辑链条：

以数十万资金投资山海关防线→抽空长城防线→导致清军入关。

换头术么？

白起带兵打赢了长平之战，所以袁粉替换了白起也能打赢长平之战。

李世民打赢了虎牢关之战，所以袁粉替换了李世民也能打赢虎牢关之战。

孙承宗袁崇焕抽空了长城导致清军随意入关，所以王在晋没有抽空长城也会导致清军随意入关。

这种在主谓宾结构的句子里直接替换主语就认为完成论证的脑筋，就是袁粉们的头脑吗？

清军突破长城防线的前提是“明朝因为建设宁锦防线抽空了长城防线”。

你将孙承宗、袁崇焕宁锦方案造成的后果，直接照搬到别人的方案里，说别人的方案也会抽空长城防线，你觉得合适吗？

你们照着自己的方案往死里打，然后得意洋洋地说自己胜利了，这是个什么道理？

更有意思的是，如果说消耗更少的王在晋方案就会导致明军无力防御清军入关，那么为什么消耗更多的孙承宗方案会比王在晋方案更能防御清军入关？

对于一个月光族来说，一顿饭花一千，竟然比一顿饭花一百，能够更慢地推迟月光时刻的到来？

这什么脑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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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粉是一种奇怪的生物。他们中间有那么一些人，连历史上明军三方布置的基本展开略都不知道，却在那里叫嚷着辽西的西北是山、西南是海、怎么会有军队攻击清军。然后自娱自乐地嘲讽说，难道明军会空降吗？

那么他们在叫嚷这些的时候，为什么不回答一下，为什么清军在不经过辽西的情况下，突然出现在内地？难道清军会空降吗？

这种在批评别人的时候就开始无限脑洞、却忘记自己的理论也要站在同样基础上的行为，实在是太愚蠢了。

他们都是手电筒吗？只照别人，不照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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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讨论过几次类似问题，随便找了几篇好找的，可以参考一下：

从财政角度看孙承宗、王在晋之争 - 风大 可稍息否的文章 - 知乎

为什么明军面对日军尚可一战，20年后面对八旗军却不堪一击？ - 风大　可稍息否的回答 - 知乎

孙承宗和王在晋哪个战略更的当？ - 风大　可稍息否的回答 - 知乎

为何有人认为：清军入关之后，为何北方望风而降，而南方抵抗激烈呢？ - 风大 可稍息否的回答 - 知乎

如果吴三桂不开关，满清能进关吗？ - 风大 可稍息否的回答 - 知乎

如何评价万历皇帝？ - 风大 可稍息否的回答 - 知乎

明朝末年，如若不是崇祯，而是另一个更厉害的皇帝，那么明朝是否有救? - 风大 可稍息否的回答 - 知乎

戚继光、王阳明、张居正、孙承宗哪个能够改变大明朝，延缓它灭亡呢，或者有没有起死回生的可能性? - 风大 可稍息否的回答 - 知乎

请用最简洁的词汇描述一下明朝的灭亡？ - 风大 可稍息否的回答 - 知乎

参考

1. ^为什么部分学霸不情愿帮助同学回答问题？“这不就完了吗？”“这怎么就完了啊？”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319693398/answer/897939624

在袁崇焕的“宁远大捷”之前，关外城池的主要问题是：有内应开城门，守不住，也就无法消耗敌人有生力量。在这个前提下，说什么“有进无退”只能是空谈。但就那样平白放弃，高第在朝堂上也必然过不了关。

袁崇焕以石头堵死城门的方式守了三天的宁远，清军攻打不下就移兵去打三十里外、离岸十八里的觉华岛了。当时天气异常，觉华岛与陆地之间的海面一夜封冻，仓促间弄不来船的清军得以顺利攻下觉华岛，获得了岛上囤积的大量粮草。清军又烧毁了这批珍贵的粮草而仓促撤军（撤军原因是收到消息蒙古偷家），宁远的袁崇焕不敢追击，满桂带宁远的少数兵力追击取得了一些战果。史称“宁远大捷”。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觉华岛有大量粮草？宁右已被放弃，宁远注定被围，大量粮草为什么不在宁远而在觉华岛？

假设宁远城没有守三天，而是像关外其他城池一样被内应破门、一战而下；假设觉华岛外十八里海面没有封冻。那么，当清军烧粮草仓促后撤时，清军应该在哪里？

一路摧枯拉朽自信心爆棚的清军是不是应该膨胀到觉得自己能打破山海关、活捉“高第”那个（清军眼里）无能的怂逼、去通州物资集散中心花花世界吃香喝辣？

假如清军烧粮撤军时不在觉华岛，而在山海关，那么衔尾追击的不会是满桂那么点人，而是聚集在山海关的总兵力。山海关数万人吃着觉华岛的粮食衔尾追击清军，路过宁远废墟时顺便给挂在城门口的袁崇焕收尸。这才是高第心中的剧本吧？

所谓以正和，以奇胜。正面战场连打平都做不到，指望奇谋打神仙仗，那多半就是高第这种下场了。

提问的前提错误。

高第的山海关方案？高第在兵部尚书任上只是要求把原属山海镇的兵力撤回山海关吧，然后在任辽东经略时要求入冬遇大敌，锦右明军退回宁远固守。的确有茅元仪说高第“欲”弃宁前，但这个说法太不可信，完全没证据，更像是因为党争故意抹黑。稍微分析一下就知道，天启六年这个时间点，撤宁远再搞王在晋提出的八里铺重城计划已经完全不现实了，修八里铺的钱都花在修宁远上了，辽民也安插下去了，军屯也办起来了，再学熊廷弼来个尽弃关外，高第是嫌命长了，想被传首九边么？

进筑复辽的提出者是孙承宗，从这个战略的实施来看，很明显已经被历史证明了失败，这个战略无力阻止后金绕路破关劫掠，仅能在辽西维持一个突出部，从天启七年开始，还年年都被后金扫荡一番军屯。因此自然会有人认为王在晋当年提出的重城方案也许更好，也有人认为以宁远为进筑终点维持明朝在辽存在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