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老一辈的共产党员对党有种近乎执着的信任？
1. 革命年代的经历与情感纽带：
救亡图存的共同目标： 老一辈党员大部分经历过中国近代史的屈辱与苦难，如军阀混战、外国侵略、内战等。他们看到国民党政权的腐败无能，以及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打倒军阀，推翻帝国主义，建立新中国”的口号，以及“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给无数饱受压迫的中国人带来了希望。
生死考验铸就的忠诚： 革命年代的斗争是极其残酷的，党员们经历了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一系列生死存亡的考验。在艰苦卓绝的环境下，他们共同面对饥饿、寒冷、疾病、敌人追捕，以及随时可能到来的死亡。在这样的过程中，党组织不仅是政治领导者，更是他们相互扶持、精神寄托的依靠。在这种共同的生死经历中，战友之间的情谊，以及对党的领导的绝对信任，被深深地刻在骨子里。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信念来源： 他们亲眼目睹了国民党政府的失败和最终的败退，也亲身体验了共产党领导下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所带来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变成了独立自主的新国家。这种历史性的转变让他们坚信，党的领导是实现国家富强、民族独立的唯一正确道路。这种信念不是理论灌输的结果，而是血与火的洗礼、历史的见证。
2. 党组织作为生活核心的深度融入：
党就是家，组织就是亲人： 在早期，尤其是在革命根据地和新中国成立初期，党组织不仅仅是一个政治组织，更是党员生活的全部。党组织负责分配工作、安排食宿、解决婚姻问题、教育子女，甚至在党员生病时提供照顾。许多党员在党内找到了归属感和家庭般的温暖，党组织成为他们最亲近的依靠。
思想上的高度统一与政治学习： 党组织通过定期的政治学习、批评与自我批评等方式，不断强化党员的思想认同和政治觉悟。这些学习内容往往强调党的历史、党的理论、党的纪律，以及对领袖人物的崇敬。久而久之，党的思想体系内化为党员的个人世界观和价值观。
社会生活的中心： 在计划经济时代，党员在单位（通常是党领导下的企事业单位）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单位的党组织是工作的领导者和生活管理者，党员的政治生活与工作生活密不可分。在当时的社会结构下，党组织几乎覆盖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党员的身份也赋予了他们特殊的社会地位和责任感。
3. 意识形态的强大塑造力：
革命的理想主义与牺牲精神： 共产党的核心吸引力之一是其崇高的革命理想，如解放全人类、实现共产主义等。老一辈党员很多是怀揣着这种理想投身革命的，他们愿意为这个理想奉献一切，包括生命。这种理想主义的驱动力是他们信任的重要来源。
领袖的个人魅力与权威： 早期，毛泽东等革命领袖在党员心中具有极高的威望和个人魅力。他们的思想、言论和行动被视为真理的化身，成为党员们效仿和追随的榜样。这种对领袖的个人崇拜，也极大地巩固了对党的信任。
宣传机器的持续作用： 通过报纸、广播、电影、书籍等各种宣传媒介，党不断地宣传党的伟大成就、党的优良传统，以及党的领导的必要性。这些宣传在潜移默化中塑造了党员的认知，强化了他们对党的正面印象。
4. 对改革开放前后对比的感受：
改革前的成就感： 在改革开放之前，尽管面临诸多困难，但在党的领导下，中国在工业化、国防建设、教育、医疗等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也让老一辈党员感到自豪。他们认为这些成就的取得，离不开党的正确领导。
改革开放后的变化与疑虑： 改革开放带来了经济的飞速发展和社会生活的巨大变化，这一点党也承认和宣传。但一些老党员可能对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如贫富差距拉大、社会道德滑坡、以及一些西方思想的渗透，感到担忧。他们可能会认为，这些问题是偏离了“革命初心”，或者说，是党在保持“革命精神”方面有所不足。因此，他们对党的信任，有时也包含着一种“望党成龙”的期待，希望党能够回归并坚守其革命时期的初心和原则。
5. 历史记忆的选取与巩固：
选择性记忆： 人类的记忆往往具有选择性。在回溯过去时，人们更容易记住那些对他们产生深刻影响的积极因素，例如革命的胜利、同志的情谊、组织的关怀，而对其中的一些残酷或负面经历，可能在意识层面有所淡化或选择性忽略，以维护整体的积极叙事。
叙事建构： 党组织在建构历史叙事时，也倾向于突出党的正确性、英明性和伟大性，并将历史的成功归因于党的领导。老党员们作为这个叙事体系的参与者和受益者，其个人记忆也往往与党所构建的宏大叙事相契合，从而进一步巩固了他们对党的信任。
总结来说，老一辈共产党员对党近乎执着的信任，并非单一因素所致，而是多种力量交织的结果：
革命年代生死与共的情感认同；
党组织作为生活核心形成的深度依赖；
革命理想和领袖魅力带来的强大精神感召；
对共产党领导下国家巨变的亲身见证；
以及党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长期塑造作用。
这种信任是一种历史的沉淀，是特定时代背景下，个人与组织之间复杂情感、利益和信仰的高度融合。它塑造了他们的人生观、价值观和对政治的理解，并深刻影响了他们对中国共产党这一政治组织的看法。在他们看来，党不仅是一个政治组织，更是一种信仰，一种精神寄托，甚至是他们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网友意见
NYT 上有篇文章（
http://www.nytimes.com/interactive/2014/07/08/upshot/how-the-year-you-were-born-influences-your-politics.html），是关于白人的出生年代和党派倾向性的，基于Yair Ghitza （Catalist） 和
Andrew Gelman （Columbia University） 的研究。看不到没关系，我把主要内容摘出来：
结论大约是这样的，就是人在14-24岁这段时间的经历对他将来的政治倾向影响最大，是他政治观念的定型时期。从下图可以看见在15-21岁左右的高峰。
这是在 1941 年出生的美国白人，对其影响最大的，是共和党艾森豪威尔当政，虽然在后面民权运动时期有些下降，这些人最后还主要是共和党支持者。
这是 10 年后，就是 1951 年出生的白人，对他们影响最大的，是民权运动，越战，民主党权力的高峰。所以即使是后面保守派回潮 30 年，大趋势有影响，他们对民主党的支持率依然是老白人中最高的。年轻时的那些嬉皮士，到老了，心里大多其实还是有当年的那份情怀的。
回来说现在这批人：
这是1975年出生的美国白人（Generation X）：
这是1985年出生的美国白人（Generation Y）：
这就叫代沟吧。
美国这样党派属性很弱的地方尚且如此（仔细注意，上面的变化只有几个百分点上），中国自不必说。题主外公估计是1941年这辈人，长大的时候，正是新中国刚成立的时候，那是什么环境。只要你外公不是什么特别的出身，属于沉默的大多数，时代对他产生的影响，也可以自推出一些来。当然，这种影响的大小因人而异。
另，上面这个研究发现的规律，作者发现，对于弱势群体（minority）不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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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
关于美国的弱势群体，常见的政治理论是这样认为的，就是那个把他们发动起来，给他们政治权利经济保障的党，会赢得这一整代人，甚至更多。常见的例子有大萧条时期被罗期福新政带起来的工人与工会，这些人到 1980 年代还一样是民主党支持者，同样有民权运动时被民主党带起来的少数族裔，到现在主要支持民主党。
如果题主的外公是属于以前家庭处境极差，因为新中国而得到了上大学这样的机会的，那可以列为弱势群体来理解。
我爷爷，49年前家里穷得都要以讨饭为生，新中国后有了机会读书，刻苦学习上了当时本地最好的免费师专，当了40多年老师和校长。为人耿直正派，一生清廉，退休回到老家住在村子里，全村人都敬重他的人品和学识，对村委事务有意见都愿意请他主持公道。去年他用5页古体长诗叙述一生经历，为自己写好悼词，然后叮嘱晚辈后事，要求死后火化，一切从简，不要葬礼，唯一要求：用党旗包着骨灰盒入葬，他说，我这一辈子是无愧于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你们肯定觉得我是讲笑话。但听爷爷说的那时候，我们全都震惊了，沉默了。不管别人怎么说，我觉得这个世上是有高风亮节的人的，也是有真正的好党员的。只不过更多是存在于那个年代。不站在他们走过的路上，我们是永远不会理解为什么他们会如此。
因为他们真正经历了从一贫如洗到衣食无忧，真正体会到了生活条件在这几十年里的变化。而你只是体会到了腐败和低效，而这些在他们那生活品质的巨变面前根本屁都不是。他们见过的不是腐败和低效，是赤贫和死亡。
//22/08/2014 编辑
一直没怎么回答过东西你们给这么多赞受宠若惊的感觉。
好多说 斯德哥尔摩 的，喷人的。不能一一回复在这里更新吧。
题主问的是”外公“为什么，你们在这里去谈”GCD“跟别人比好不好。因为这个我被骂了好多了好吗。。你们硬是把我的回答理解成“我要把题主外公的感情强加给你们”，我怨不怨？每个人的经历不同，对事物的看法，得出的结论自然也不一样。谁对谁错暂且不论，何况可能根本就没有一个正确答案，但是难道不能包容那些历尽风雨的人的想法，而一定要让他们也和你有一样的价值观吗？
有人看到民主的好，自然向往民主；有人觑见自由的乐趣，定会渴望自由；有人见到科学的美丽，也会对其爱不释手；有人经历了战争的残酷，更会懂得和平的可贵之处。
(P.S 斯德哥尔摩什么的和这个没有关系好吗，不要学会一个词就到处用。)
//22/08/2014 编辑 END
//2015/09/17 更新
知乎现在也有被拉黑之后建小号骂人的了。建个小号要五分钟。。。手有点慢啊
@一飞冲天的猪关于什么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其实只要把画在建小号的五分钟拿来查查资料就可以弄明白了，我只是想起来我在别的问题里的回答：
”现在骂政府最恨的人若生在当年恐怕未必就不是冲在武斗最前线的红卫兵“ 满腔热血又无法独立思考的悲哀。
非要提到我爷爷，我爷爷今年六月刚过世，走的很急，没遭什么罪，我知道他病重后在公司订了张机票家都没回，连夜十几个小时的飞机还是没赶上最后一眼。
他退休前在某省局负责纪检，经常跟我说现在的党员都太腐败，经常告诫我”白日不做亏心事，夜半不怕鬼叫门“；他每天晚上必看的节目是海峡两岸，平日里最爱做的是找几个老同事打打麻将。
他走之后留下的除了二十几万抚恤金和一屋子自己写的字，还有一根我在高中时送给他的派克钢笔，200块，用纸给笔帽和笔杆做了个套，放在笔筒里，说舍不得用。
//2015/09/17 更新 END
我外祖父家族是一方作威作福的大地主。当时日本鬼子来了，外祖父的父亲把兄弟三个都送出去当兵，无奈国军实在跑得太快，只好加入了八路军，在太行山上打了八年的游击。兄弟三个先后入了党，解放战争时候打回老家，把自家的地分了。
反正这种高风亮节是我没法理解的。不过看起来也不错，因为他们兄弟三个都是跟着闹革命，我外祖父的爷爷作为大地主并没有受到任何冲击，也是他老人家平时为人忠厚，对佃农长工什么的都不错，我外祖父兄弟三个都去了城市，他们这些老人也不用干活，大队就给养着。99岁无疾而终据说当天还吃了三个窝头。
我大姥爷，就是外祖父的哥哥，打过了长江，打过了38线，之后又到新疆，建国后整整17年没有回家。我外祖父和他弟弟，组织上看他们识文断字，解放后就送去了南开大学，之后走上了行政岗位。
因为地主的身份，再加上我外祖父外祖母长期从事文教方面的工作，文革时候的冲击可想而知。我的外祖父和外祖母回忆起那一段时期，只有一句感慨：“有小人”。
改革开放之后他的仕途一帆风顺，在我们看来操劳一生真正能“享福”了，不过他到现在说起来五六十年代还是最好的时候：人人学雷锋，虽然穷但是有干劲乐观精气神好。他和我外祖母总是抱怨现在的社会“哪有一点社会主义的样子”。
我问他，五六十年代那时候，有没有怀念当地主那段日子。他说怎么可能。后来又想想说，三年自然灾害那时候吃不上饭，看你那几个舅舅瘦的皮包骨，一直过了这几年才敢要了你妈妈，不过你说，这么大的饥荒，要是我们一家子吃饱了，那得饿死多少人，人不能光想着自己。
我母亲工作时候，作为干部的外祖父没跟任何人打过一声招呼，唯一说的一句话就是“别给我丢人”，这点我母亲至今还耿耿于怀，说按照他的地位，随便照顾照顾都能如何如何，我还是他亲姑娘呢。我外祖父曾经很长一段时间分管教育口，门生故吏遍布各大高校、教委，而我高考的时候，自主招生这方面也不肯给我走后门。用他的话说，靠自己的本事，你就是考不好我也不怪你。结果没考好，还是加点分正好能上某名校的那种。至今我也耿耿于怀。
再说说我祖父这边，八辈贫农，后来日本鬼子来了，跟着共产党打游击，冀中平原上地道战、雁翎队、平原游击队、敌后武工队我的祖辈与他们分享荣耀。之后也是穷，不过基本的温饱在大多数年份都能保证。现在我的父亲回忆起来，乡村教师、赤脚医生给他的童年影响很深，这也是他从医的原因之一。
高中的时候，因为学习还说得过去，有机会入党，结果当时“颇有个性”的我出于你们都知道的原因拒绝了，结果我们家炸了锅。我父母还是从实用这方面开导我，说成了党员将来好找工作如何如何。而我外祖父气得够呛，我外祖母一边说一边抹眼泪，说你小时候看着挺乖的，现在怎么学坏了，组织上给你这个机会你不追求先进如何如何。
当然他们不是不知道现在党是什么样子，我外祖父就经常一边看新闻一边骂，比愤青还愤青。当然啦，打是亲骂是爱么。
毕竟这个世界是他们那些共产党人用鲜血打下来的。
扯这么多，最后做个不恰当的比喻，我看球的时候我父亲总是在一旁叨叨，你没看过马拉多纳踢球，那才叫真正的balabalabala；我也喜欢跟刚刚打dota的小孩子们，你没看过vigoss光哥那个年代，那才叫真正的balabalabala……我父亲当然知道现在足球的对抗强度跟当年的不可同日而语，我也知道dota在那个年代的技术水平现在也就是路人中上而已。
或许不是这个时代不好，他们只是怀念某些回不来的东西。
忒修斯之船悖论：
当一个整体的所有组成部分都被替换，那么这个整体还是原来的整体么？
他们信任的是他们那个时代的党和他们那个时代也包括他们自己在内的党员
就好比我喜欢我的高一9班，高一9班一直都在那，只是现在四高高一9班的成员我一个都不认识
他们当年看到的是“嘉兴南湖”号
这艘船现在已经衍生了众多的影像出来，也许还有当年的影子
但你现在看到的有可能是“天上人间”号或者“海天盛筵”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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