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农民起义大多因为吃不上饭，那他们起义后是怎么吃上饭的呢？
一、起义初期的“饥饿生存”与资源掠夺
就近搜刮，抢夺官府和富户： 起义的初期，队伍往往是饥一顿饱一顿的。最直接的方式就是掠夺。
目标锁定： 他们的首要目标是官府的粮仓（如常平仓、仓场等），这些地方存放着政府储备的粮食，是朝廷应对灾荒和征收赋税的物资。
富户与地主： 对于富裕的地主、豪强，他们通常拥有大量的余粮，是起义军搜刮的对象。攻占他们的庄园，抢夺粮食、牲畜、农具，是解决燃眉之急的重要手段。
民间搜集： 有时也会在控制的区域内，征集普通百姓的剩余粮食，虽然理论上是“征集”，但实际操作中往往带有强制性。
就地取材，野外求生： 在缺乏组织和大规模供给的情况下，起义军也需要依靠最原始的生存技能。
采集野果、野菜： 在山林、荒地中采集可食用的野果、野菜，虽然营养单一，但可以维持生命。
捕猎、捕鱼： 依靠简陋的武器进行捕猎，或者在河流湖泊中捕鱼，也是重要的食物来源。
偷窃、劫掠过往商旅： 对于经过他们控制区域的商队，起义军也可能进行劫掠，以获取粮食、衣物甚至武器。
早期队伍的构成与特点： 早期起义队伍通常是由饥饿的农民、逃兵、失去土地的流民组成，他们缺乏正规的组织和训练，更谈不上后勤保障。生存是第一位的，因此掠夺是必然的手段。
二、建立根据地与初步的“后勤保障”
随着起义规模的扩大和组织能力的提升，起义军会尝试建立根据地，并开始初步的后勤保障：
占领村庄、城镇，建立控制区： 占领并控制一个区域后，起义军便能相对稳定地获取当地的资源。
组织生产： 动员被他们解放的农民进行耕种，虽然可能是临时性的，但能为队伍提供持续的食物来源。
征发与税收： 在控制区内，起义军会模仿官府，对当地居民进行征发（如粮食、牛羊、人力）和征收赋税。虽然初期可能只是象征性的，但随着组织的成熟，会逐渐规范化。
集中管理： 将抢夺来的粮食、物资集中起来，进行分配和管理，避免浪费和私分。
“解民倒悬”的宣传与配合： 很多起义军打着“反贪官、反恶霸”的旗号，在当地民众中获得支持。
民众的支援： 被压迫的民众，出于对官府的仇恨和对起义军的期望，会主动提供一些力所能及的帮助，如藏匿粮食、提供信息、甚至直接加入队伍。
“均贫富”的理念： 一些起义军宣扬“均贫富”的思想，在接收了富户的财产后，会进行一定的财富和粮食的再分配，虽然难以做到绝对公平，但能赢得一部分人心。
早期生产自救的尝试：
“屯田”： 一些有远见的起义领袖会组织士兵进行屯田，即在相对安全的区域开垦土地，自己种植粮食，以减少对外部掠夺的依赖。这在宋江等一些起义领袖的早期实践中有所体现。
三、发展壮大后的正规化后勤
当起义军发展到足以与官军抗衡的规模，并能建立相对稳定的根据地时，后勤保障会逐渐走向正规化：
设立专门的后勤机构： 会有专门的部门负责粮食的采购、储存、运输和分配，甚至会设立“仓官”、“粮官”等职务。
建立相对稳定的供给线：
控制产粮区： 优先占领并控制富饶的产粮区，如江南的米粮重地。
商贸与交易： 在获得一定控制力后，起义军可能会通过占领的城镇或控制的区域，与商人进行交易，用抢来的财物或通过控制的资源换取粮食和物资。这在一些有政治野心的起义领袖那里更为常见。
招募工匠，自制武器与工具： 除了粮食，武器、衣物、马匹等也是生存和战斗的必需品。起义军会招募或强行征集工匠，自制刀枪、弓箭，甚至改进武器。
军事化管理与供给：
“军食”制度： 仿照官军的供给制度，根据士兵的数量和战斗任务，统一发放军粮。
行军路线的规划： 在行军过程中，会提前规划路线，选择经过有粮食储备的城镇或乡村，或者提前派出队伍进行“抄掠”。
四、起义军的食物来源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
需要强调的是，农民起义的后勤保障始终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其食物来源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是其最终走向失败的常见原因之一：
依赖掠夺性： 即使是发展壮大的起义军，在很多时期仍需依赖掠夺来维持运转，这会消耗其社会基础，并加剧其与官府的冲突。
受制于地域和季节： 食物来源高度依赖其占领区域的物产和农时。一旦遭遇大旱、洪涝等自然灾害，即使是起义军的根据地也可能陷入饥荒。
官军的封锁与压制： 官军往往会采取断绝粮道、摧毁耕作等手段来瓦解起义军，使得起义军的后勤补给更加困难。
内部的消耗与分配不均： 队伍壮大后，粮食分配不均、内部矛盾等问题也可能出现，影响士气和战斗力。
总结来说，古代农民起义后解决吃饭问题是一个从生存本能出发，逐步向组织化、正规化过渡的过程：
1. 初期： 主要依靠直接的掠夺和野外采集来生存。
2. 中期： 建立根据地，通过占领、征发和民众支持来获得基本供给。
3. 后期（壮大期）： 走向后勤机构化、供给正规化，尝试屯田、交易等多元化供给方式。
但无论如何，饥饿始终是悬在起义军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也是影响其发展壮大、最终成败的关键因素之一。他们并非像我们想象中那样，起义后就能立刻享受到丰盛的饮食，更多的是在漫长而艰苦的生存斗争中摸索前进。
网友意见
说实话我并不是很懂除了长毛、捻军以外的农民军历史，但是本长毛看见这个题目下面不少回答堪称狗屁不通，不堪入目，尤其是几个基本上没读过什么正经书信口开河的人，污蔑在明末熠熠生辉的农民军领袖闯王李自成，引起了我的愤怒，本长毛决定还是得卖弄一下自己那少的可怜的知识储备，抄书说一点话给闯王正名。
古代人民起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土地兼并，在土地高度集中的情况下“富者动连阡陌，贫者地鲜立锥。”，农民要么贱卖了自己的田土去地主大户家里当佃户，要么背井离乡，开始逃亡。
明末的情况也是这样，所谓“中州地半入藩府”、“田产子女尽入公室，民怨已极”，土地高度集中，造成了贫富差距悬殊，但中国农民是很厚道老实的，只要嘴里还有一口吃的都不至于扯旗造反，公然反对政府，但是明政府的剥削堪称敲骨吸髓，非得吸光了农民最后一滴血不可。
按道理来说，农民没了土地，总不要缴纳田税了吧，呵呵，naive，不知道诸君有没有见识过“阡陌其田者无升合之税，税至数十石者地鲜立锥。”“小民所最苦者无田之粮，无米之丁，田鬻富室，产去粮存，而犹输丁赋”？
富民置产，弃多贫民。买者宁多其价而少带其粮，卖者并负空差而愿图厚价。孰知多蓄之家利在轻徭，而穷民过眼之价转手为空，且自贻剜肉医疮之患矣。迨于既久，田连阡陌者赋止勺圭，地无立锥者输且关石。
而地主官绅呢？地主官绅们:
“豪绅地主不仅享有额定的优免权利，而且还勾结吏胥，通过诡寄、飞洒、影射等方式逃避粮税。如陕西西乡等地，“富民置产，弃多贫民。买者宁多其价而少带其粮，卖者并负空差而愿图厚价。孰知多蓄之家利在轻徭，而穷民过眼之价转手为空，且自贻剜肉医疮之患矣。”
在农民大批逃亡，十室九空的情况下，地方官为了完成其征收任务，仍旧是无止无休的催比钱粮，“十室九空”是吧，好办，剩下那一户得把前面九户的钱粮包了。
天启七年，吴应箕在一封信里，谈到他途经河南真阳的见闻：
自晨发，出郭门二十里，又行四十里。此日天色甚霁，搴帷而眺，则四十里中一望皆黄茅白草，察所过之处，皆行地亩中，亩之疆界尚在，而禾把之迹无一存者，计耕作久废矣。即问舆夫：‘此县东西南北，其田地荒芜尽如此乎？’夫答曰：‘如此者十有八九。息县较好，然如此者亦十有四五矣。’心怪其言，到驿舍见有备中火老人及吏役在焉，即呼问曰：‘向所见一路荒芜之田，无差粮乎？’数人同声对曰：‘前此皆膏腴之业，差粮如何得蠲？’即问：‘何不耕？’对曰：‘无牛。’问：‘何以无牛？’则谓：‘多盗卖出境者，无牛因以无佃，此其一端也。又本县马户差徭苛急，每报一人，人不堪役，则先卖其牛弃其地，久之而其人亦逃矣。人去则田无主，故不耕。人去而粮犹在，则坐赔于本户，户不堪赔则坐之本里，或又坐之亲戚。此被坐之家，在富者犹捐橐以偿，至贫者则尽弃户而去。故今村落为墟，田亩尽废，皆由此耳。’因又问：‘此有田弃走之家，始何不卖以与人，而甘抛弃若此？’则又对曰：‘夫差徭政为有田地者苦耳，今赔者欲弃其产而不得。况受其业，而粮即派其家，能堪之耶？于是相率而逃，相率而荒，日甚一日，故遂至此极矣。’又问：‘独无以此情白之县者乎？’对曰：‘此县令多举贡，日暮途穷，贪得为念，又衙门弊多，度力不足以区处，遂日操鞭扑，设法扳坐，只求粮完，自免上司谴责耳，何暇顾人户之逃、田亩之荒也。甚至有告理者则反笞之，所以百姓虽愁怨，率无敢言者。’予又问：‘此是通衢，司道必由此乎？’曰：‘然。’‘抚按由此乎？’曰：‘然。’‘州郡由此乎？’曰：‘然。’予问：‘曾有由此而问厥故者乎？’佥曰：‘无有。’予不觉浩叹
中国古代人民向来有着强烈的乡土意识，如果不是活不下去了，谁愿意离开先人的家室、坟墓呢？
明政府在辽东因和后金的战争导致军费激增，所以还要加征赋税，摊派徭役(在这当中又有极多弊端，如地方官员又巧立名目私自加派，如预先征收好几年之后的赋税等)，明朝末年灾荒连年，但明政府并不加以赈济，反而仍旧这么横征暴敛，终于促成了明末农民大起义，使得明朝政府“在一片均田免粮的怒吼下倒台”
计海内用兵十年矣，无事不取之民间，而郡县催科苛政，无一事不入考成。官于斯土者，但愿征输无误，以完一己之功名，谁复为皇上念此元元者哉！故一当催征之期，新旧并出，差役四驰，杻系枷锁，载于道路；鞭笞拶打，叫彻堂皇。至于滨水荒陂，不毛山地，即正供本自难完，今概加新饷，倍而又倍，荒山荒地，谁人承买？卖子鬻妻，逃亡遍野。而户下所欠，终无着落，以累其宗族、亲戚者又不知凡几矣。
(中略......)
自逋欠日久，故一当催征，今日张一示比崇祯元年钱粮，明日张一示比天启七年钱粮，后日张一示比天启六年钱粮，层累而上。而民之耳目乱，手足忙，心计亦惶惶靡定。将完旧乎，则恐征新者之敲比也；将完新乎，则恐征旧者之敲比也。”
下面是骂娘环节，选几个**典型
臣乡延安府，自去岁一年无雨，草木枯焦。八、九月间，民争采山间蓬草而食，其粒类糠皮，其味苦而涩，食之仅可延以不死。至十月以后而蓬尽矣，则剥树皮而食。诸树惟榆树差善，杂他树皮以为食，亦可稍缓其死。殆年终而树皮又尽矣，则又掘山中石块而食。其石名青叶，味腥而腻，少食辄饱，不数日则腹胀下坠而死。民有不甘于食石以死者始相聚为盗，而一、二稍有积贮之民遂为所劫，而抢掠无遗矣。有司亦不能禁治。间有获者亦恬不知畏，且曰：‘死于饥与死于盗等耳，与其坐而饥死，何若为盗而死，犹得为饱鬼也。”
吃，吃个够
臣自正月离家北上，出境二十里，见道旁刮人肉者如屠猪狗，不少避人，人视之亦不为怪。于是毛骨懔懔。又行半日，见老妪持一死儿，且烹且哭。因问曰：‘既欲食之，何必哭？’妪曰：‘此吾儿，弃之且为人食，故宁自充腹耳。’臣因此数日饮食不能甘，此时苟有济于死亡，直不顾顶踵矣。乃入京之初，恶状犹横胸臆间。越二三日，朋俦相聚，杯酌相呼，前事若忆若忘。既而声歌诱耳，繁华夺目，昨日之痛心酸鼻者，竟漠然不相关矣。呜呼，臣饥人也，饥之情、饥之味皆其习见而亲尝者，犹且以渐远渐隔而忘之。乃欲九天之上、万里之遥，以从来未见之情形，冀其不告而知、无因而痛，不其难乎？”
自古饥年，止闻道殣相望与易子而食、析骸而爨耳。今屠割活人以供朝夕，父子不问矣，夫妇不问矣，兄弟不问矣。剖腹剜心，支解作脍，且以人心味为美，小儿味尤为美。甚有鬻人肉于市，每斤价钱六文者；有腌人肉于家，以备不时之需者；有割人头用火烧熟而吮其脑者；有饿方倒而众刀攒割立尽者；亦有割肉将尽而眼瞪瞪视人者。间有为人所诃禁，辄应曰：‘我不食人，人将食我。
如安塞城西有粪场一处，每晨必弃二、三婴儿于其中，有涕泣者，有叫号者，有呼其父母者，有食其粪土者。至次晨则所弃之子已无一生，而又有弃之者矣。
“更可异者，童穉辈及独行者一出城外，更无踪影。后见门外之人炊人骨以为薪，煮人肉以为食，始知前之人皆为其所食。而食人之人亦不数日面目赤肿，内发燥热而死矣。于是，死者枕藉，臭气薰天。县城外掘数坑，每坑可容数百人，用以掩其遗骸。臣来之时，已满三坑有余，而数里以外不及掩者又不知其几矣。小县如此，大县可知；一处如此，他处可知。
他*的，你**倒是吃一个我看看？？？
“起义军来了把土地烧光”？
“今官兵所至，动以打粮为名，劫商贾，搜居积，淫妇女，焚室庐。小民畏兵，甚于畏贼。”烧出一个小民畏兵“甚于畏贼”？
倒是明官军“所过焚庐舍，夷井灶，鸡犬无所留，千里一空，江左大震。”
“百姓当他贼过，人畜巢卵靡有孑遗，即官兵过亦不下贼。惟闯贼过则家室完好，亩禾如故。百姓竟德之，竟多归附，势益大。”
“贼令严明，将吏无敢侵略。明季以来，师无纪律，所过镇集，纵兵抢掠，号曰“打粮”，井里为墟。而有司供给军需，督逋赋甚急，敲扑煎熬，民不堪命。至是陷贼，反得安舒，为之歌曰：“杀牛羊，备酒浆，开了城门迎闯王，闯王来时不纳粮。”由是远近欣附，不复目以为贼。”
明末农民大起义的早中期阶段确实免不了流动作战，明王朝的地方统治还没有土崩瓦解，军事力量都还在那，不流动起来在运动中寻机歼灭官军求生难道站在那等着被合围消灭吗？是不是你被仇人追杀也要站着不动？
说抢钱抢地抢女人，那你知道什么是“就富民箱囷，招徕饥民共食之”式的劫富济贫，和杀死官僚宗室没收财产后比比皆是的发钱粮赈济百姓？
闯王恰恰是明末诸义军首领里军纪和爱民都极注意的一位行吗？看他的《剿兵安民檄》:“为剿兵安民事：明朝昏主不仁，宠宦官，重科第，贪税敛，重刑罚，不能救民水火；日罄师旅，掳掠民财，奸人妻女，吸髓剥肤。本营十世务农良善，急兴仁义之师，拯民涂炭。令定承天、德安，亲临黄州。遣牌知会:士民勿得惊惶，各安生理。各营有擅杀良民者全队皆斩。尔民有抱胜长鸣迎我王师，立加重用，其余毋得戎服，玉石难分。此檄。”
这个简直是要气笑我了，能不能读点书再来胡扯啊？
闯王1643年就建设了襄阳为首的根据地，什么叫不可能正常过渡为正常朝廷？靠你脑补的不可能吗？
仅从经济一方来看
在经济方面，起义军采取的措施主要有两项：一是取消明政府的横征暴敛，为农民安心生产创造必要的条件。起义军出示安民，宣布“不催科”[48]，“三年不征粮”[49]。二是采取切实步骤保护和恢复农业生产。对于缺少生产资料的贫苦农民，起义军及其政府为之提供耕牛、种子，还规定了保护耕牛的政策。崇祯十六年正月二十五日，明给事中李永茂在题本中说：起义军“禁杀人，偿命；且约杀牛一只，赔马十匹。” 又说，“贼以禁杀课耕，张官设吏，簧惑民心，立定根脚。”[50]同年二月明湖广郧阳府监纪推官朱翊辛锌奏本中亦说：“贼又给牛种，赈贫困，畜孽牲，务农桑，为久远之计”，出现了“民皆附贼而不附兵，贼有食而兵无食”的局面[51]。起义军还在一些地方实行屯田，除了“募民垦田”以外，义军战士还直接占领明宗室、官僚地主以及无主荒地进行屯种，借以解决部分军需，免除或减轻群众的负担。上引李永茂题本中就说到：“刘、贺二贼，将南阳迤南并西北楼寨庄田俱已占完”，又说起义军“占襄阳地土耕种”[52]。《平寇志》卷六，也记载当时明政府有人得到消息说，起义军“欲取河南、河北牛只，屯田皖（宛）、叶。”[53]
再看推翻明王朝前夜的大顺政权建设
公元一六四四年（明崇祯十七年、清顺治元年）旧历正月初一日，李自成在西安建国，国号大顺，改元永昌[53]。当时采取的措施大约可以归纳为下面各点：
一、改西安为长安，称西京；以明秦王府为宫殿。追尊其曾祖以下为皇帝，母吕氏为太后，册封高氏为皇后，陈氏为贵妃。颁布为李自成和他的父、祖避讳的规定：“其一切文书避海、玉、光、明、印、受、自、务、忠、成等十字，不许用。”[54]有的史籍还记载大顺政权曾经“造甲申伪历”[55]。
二、封功臣以五等爵。权将军、制将军封侯；果毅将军、威武将军封伯、子、男。其可查考者如：汝侯刘宗敏、泽侯田见秀、蕲侯谷英、亳侯李锦（李过）、磁侯刘芳亮、义侯张鼐（李双喜）、绵侯袁宗第、淮侯刘国昌、岳侯某[56]；光山伯刘体纯、太平伯吴汝义、巫山伯马世耀、武阳伯李友、平南伯刘忠、文水伯陈永福、桃源伯白广恩、确山伯王良智（即在西安投降的明将王根子）[57]、京山伯陈荩[58]、鄢陵伯刘某；子三十人，宁陵子田虎等；男五十五人，临朐男高一功等[59]。
三、更定官制。改内阁为天佑殿，设大学士平章军国事，以牛金星为之。宋献策为军师。中央行政机构为六政府，襄阳时期六政府只各设侍郎一人，此时增设尚书、侍郎，作为政府首长；属员改郎中为中郎，主事为从事。翰林院为弘文馆，六科为谏议大夫，御史为直指使，尚宝寺为尚契司，太仆寺为验马寺，通政司为知政使。
由于大顺军占领地区已经包括好几个省分，地方官增加了省一级，设节度使，相当于明代的巡抚。不久，又仿照明朝巡按御史的制度，在各省加派巡按直指使，代表中央司监督之责，如以明临汾知县刘达为陕西巡按直指使[60]，介休知县李若星为山西巡按直指使[61]。其他道、府、州、县设防御使、府尹、州牧、县令等官，与襄阳时期相同[62]。
五、在经济方面，除了继续坚持“三年免征”赋税的政策以外，还对明朝官绅实行追赃助饷，即没收官僚贪污所得钱财充作政府经费和军队粮饷。史籍记载：“贼大宴关中缙绅，出秦府金银器皿分与之，谓曰：‘饷乏，公等皆墨吏多金，宜各出之以助军需。’且令左右露刃胁之。皆战栗署诺惟谨。”[67]为了平抑物价，便利民间贸易，废除了明朝崇祯年间官私所铸薄恶小钱，开炉铸造永昌通宝，大钱值白银一两，另铸当十、当五钱[68]。
六、开科取士。为了搜罗人才担任各级官员，由礼政府“设科目试士，宁绍先充考官，用《定鼎长安赋》为题，拔扶风举人张文熙为第一”[69]，中式者授以府、州、县官。
你管这叫“不可能过渡为正常朝廷”？本长毛明末史渣的很，可至少也不会说出这种基本上属于没有史实支撑的神必话。
以上，我基本上都是复读和抄书，基本上没有什么水准，见谅，明末起义这块我low的很，但即使我也看不下去某些回答的胡扯，如有错误欢迎批评指正。
你这个问题问得好，故意用“人民”这个现代政治概念替换掉了“农民”，然后好无辜的提问人民吃不上饭，起义后怎么吃上饭的呢？是啊，人民“都吃不上饭”，起义也没用是吧？
然而你这么玩儿没意义啊，因为大家都知道是农民起义，农民吃不饱饭。与此对立的是地主、官员、巨贾、王爷、亲贵各个脑满肠肥，这些人占据了全国9成土地，家产殷实，家里的粮食不要太多，“农民”根本就只是赤贫的佃户，家无余粮。
徐阶自述在老家：至于家下田宅虽不敢言无， 然亦原无十万，郡县册籍俱在可考。中间亲友所寄，自阶罢官，各见失势不足凭依，又因官司概派，均徭加徵贴役，有害无利，俱已收去。其明白置买者，除奉某某教令退还原主及因田租无收卖去已及三分之一，余二分正在典卖，期于萧然作一布衣，稍得优游畎亩，待天年之尽。同期徐阶致潘恩书札中又谈到徐府田产数量：家下田亩，其载书册不过二万，册外又别无户，不知所谓四五十万者安顿何处？ 若当道诸公肯加查核，有无便立见矣。从这两封信中可以看出，海瑞巡抚应天前后徐府田产应在三万亩左右。 徐府以徐璠等弟兄二十余年经营，于苏松聚积三万亩田产及松江和京师的纺织品生意已属可观。
一个松江府，三万亩田在其手中，这是他致书曹贞菴的自我辩白，然而这玩意儿根本就没人信，当时普遍认为的是，徐家田产（包括他仨儿子），保守估计二十四万亩。。。
福王朱常洵：福恭王常洵，神宗第三子。初，王皇后无子，王妃生长子，是为光宗。常洵次之，母郑贵妃最幸。帝久不立太子，中外疑贵妃谋立己子，交章言其事，窜谪相踵，而言者不止。帝深厌苦之。二十九年始立光宗为太子，而封常洵福王，婚费至三十万，营洛阳邸第至二十八万，十倍常制。廷臣请王之藩者数十百奏。不报。至四十二年，始令就藩。
先是，海内全盛，帝所遣税使、矿使遍天下，月有进奉，明珠异宝文毳锦绮山积，搜括赢羡亿万计。至是多以资常洵。临行出宫门，召还数四，期以三岁一入朝。下诏赐庄田四万顷。所司力争，常洵亦奏辞，得减半。中州腴土不足，取山东、湖广田益之。又奏乞故大学士张居正所没产，及江都至太平沿江荻洲杂税，并四川盐井榷茶银以自益。伴读、承奉诸官，假履亩为名，乘传出入河南北、齐、楚间，所至骚动。又请淮盐千三百引，设店洛阳与民市。中使至淮、扬支盐，乾没要求輙数倍。而中州旧食河东盐，以改食淮盐故，禁非王肆所出不得鬻，河东引遏不行，边饷由此绌。廷臣请改给王盐于河东，且无与民市。弗听。帝深居久，群臣章奏率不省。独福藩使通籍中左门，一日数请，朝上夕报可。四方奸人亡命，探风旨，走利如鹜。如是者终万历之世。
你说农民起义吃谁的？活不下去就造反是因为有人不仅活得下去，而且手里的粮食物资足够让所有人都活下去，只是他就是不拿出来，他不想让所有人都活下去。那既然他不给，活不下去的农民自然就抢了。这是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不可调和的矛盾。
这有什么难以理解的？
既然你谈到“人民”二字，那我就再给你举个例子断了你的念想，建国以后三年困难时期，“人民”挨了饿，有些地方饿死了人，但是为什么没人造反？因为你家里饿死了人，你很悲痛，但是你发现村长家里也饿死了人，您和村长很悲痛，发现公社书记家里也饿死了人，你想跟公社书记理论，发现他跟你一样，饿的眼皮都抬不起来。你们都很悲痛，然后发现邻近的县几乎都这样，而且，听说县委书记家里也饿死人，而且他本人饿的都浮肿了。你们都很悲痛，想到最后，主席他儿子倒是没有饿死——因为他很多年前已经牺牲在朝鲜战场上了。大家全都在挨饿，并没有人比谁生活好多少，更没有地主恶霸有很多粮食就是不给大家分。
于是你们只能得出一个结论：这阵子熬以后可莫要随便吹牛了，还不都是吹牛闹出来的。。。
毛泽东在1929年所写的《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一文中指出： (1)不愿意做艰苦工作，建立根据地，建立人民群众的政权，并由此去扩大政治影响，而只想用流动游击的方法，去扩大政治影响。(2)扩大红军，不走由扩大地方赤卫队、地方红军到扩大主力红军的路线，而要走“招兵买马”， “招降纳叛”的路线。(3)不耐烦和群众在一起作艰苦的斗争，只希望跑到大城市去大吃大喝。这种思想，对红军执行正确的革命政治任务妨碍极大。
上面这段引用，能不能看得懂？
只要具备上述三个特点，就不是农民起义，而是流寇。
这是毛泽东同志总结的。
什么是农民起义？
1.有自己的根据地，有基本政权管理，有税收，有海关。
2.努力扩大地盘，自主发展武装，不是“招兵买马”， “招降纳叛”
3.搞好群众路线，稳定乡村政权，不轻易攻打大城市，吃大户。
古往今来，所有失败的农民起义就是逐渐放弃原则，最后走向了流寇主义。
农民起义和流寇主义之间的界限很模糊，不加仔细分辨，是搞不清楚的。
几乎所有污蔑农民起义的文章说法，就是故意混淆这两者，将它们等同起来，然后加以批判。
而读者往往不具备相关的知识，以为这是一回事，从而对农民起义开始痛恨起来，认为农民起义是不对的。
农民起义为什么会吃上饭？
因为农民起义的首要目的是建立根据地，是获得政权。
不同意这个政权的地主武装和政府军队，会和起义部队进行战斗。
如果起义部队失败，不但没有吃的，连命都没有了。
中国历史上农民聚集起来进行武装斗争的事件很多，但是其中大多数都不能称其为“农民起义”其实质上是一种“流寇”
农民起义是有明确的纲领和政治目标，以建立政权的形式，反抗封建王朝。
在这个过程中，凡是敢于对抗的武装，必须予以消灭，以军事斗争胜利的方式，巩固和扩大根据地，在人民群众当中建立起威望，从而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
地主被镇压后，其财产和土地被没收，财产大部分被充公，作为起义军的经费来源；土地则被分配给农民，从而吸引农民为了保卫自己新获得的土地，更加踊跃地参加起义军。
对于主动投降的地主，则予以优待，不搞激进的土地政策，采取减租减息，以此吸引更多的地主同新政权合作。
李自成虽然喊出口号“闯王来了不纳粮”
但是闯王发行了货币，可以买粮。
在李自成的政权范围内，任何人敢于拒收“永昌通宝”那就要掂量一下，斗不斗得过枪杆子。
太平天国运动中，也是如此。
农民生产粮食，起义军发行货币购买，同时鼓励工商业发展，和封建王朝政权内的商人和农民交易，形成一个正向的经济发展模式。
只要起义军政权发展顺利，不断扩大地盘，一直坚持战斗下去，就一定有胜利的希望。
然而，中国古代农民起义的局限性，没有先进的思想作为指导，一旦获得了巨大的胜利，就开始骄傲起来，内部开始腐败起来，慢慢地不再重视农民的利益，甚至于完全走向反面，自己成为了新的地主和压迫者。在政权尚未稳固的情况下，有些混进起义队伍中的人，在掌握了权力以后，迫不及待地成为了新的军阀和恶势力，其行为比之旧势力更加恶劣，从而被人民所抛弃，最后导致起义失败。
这个循环，在中国这片土地上不断往复，以至于到了红军时期，党内有些人也有类似的恐慌，从而导致了“左倾”认为中国革命的力量是工人和无产阶级，不是农民。
这就是对于农民起义的误解，没有深入了解什么是真正的农民起义。
农民起义的真正原因并不是因为吃不上饭，而是有着改变社会现状的理想。
所谓吃不上饭而聚集起来的队伍，他们不一定有改变社会现状的理想，仅仅是为了获得糊口的粮食，或者躲避地主的地租和利息，或者是发生了大的灾害，被迫起来抗争。
这些人一旦获得了粮食，甚至于获得了钱财，得到了女人，在这个过程中杀死了地主，跑到了远离地主的地方，很快就会丧失斗争意志，开始寻求起享乐起来。哪怕在敌军围困中，也要自我麻痹，幻想着“今朝有酒今朝醉”
吃不吃得上饭，归根结底还是在于能不能建立起政权。
我看这里面的很多回答，还是一如既往地污蔑农民起义，把农民起义和流寇等同起来，把有政治理想的人和纯粹希望捞一把的人混为一谈，从而达到某种目的，这样的想法是要不得的。
当年蒋介石和他的御用文人的笔力可是厉害得多，那又怎么样？革命肯定不能只靠笔杆子，重点还是人民的支持和军事斗争的胜利。
胜利是砸碎一切谎言的唯一力量。
吃不上饭一般是因为饥荒，中国很大，一个地方饥荒了，可以拖家带口出去逃荒，变成流民，和丐帮似的，但流民组织起来就是流寇。
很多比较经典的起义军都是流寇打法，在整个中国范围内流窜，每到一处就裹挟当地贫民加入队伍，黑心一点的还会破坏当地农业生产、毁坏水利设施，很多情况下，是前一处的流民把当地的粮食分了，当地的贫民明年的粮食就没了，只能被迫加入流寇军。这种打法非常有破坏力，人数发展极快，流动速度也极快，而朝廷无能低效，反应迟钝，各地督抚互相推诿，都希望流寇军到别家去闹腾，欺下瞒上。结果镇压速度太慢，等皇帝反应过来，已经天下糜烂。
这就是运动战的威力。对流寇军来说，这种大规模运动战也锻炼了队伍，能转战上千里，翻山越海的流寇，早已不是普通流民了，而是威武精锐之师，而当地的官军往往久疏战阵，平时只会欺负老百姓，至此不战自溃。
在这种起义中，本地吃不上饭，就去别处吃，大户小户一起吃。
另一种打法是坐寇，也叫土匪。
因为土地兼并、贫富分化、官商勾结、苛捐杂税，不管饥荒不饥荒，都吃不上饭，你收一斗粮，他收你二斗的租税，如果丰年了，你收十斗粮，他收你三十斗的租税，那啥时候你能吃上饭？
为什么你会被收税，是因为你在籍，官府按人口册子收税，地主按地契收租，这些都是和土地绑定的，你只要在这片土地，那就跑不了交钱。那咋办？我只能离开这片土地，离开祖宗的祖坟。去哪里，去山里，去江河里，这里是无数反抗者的精神故乡，当土匪，当水贼，啸聚山林，在山寨住大豪斯，大口吃酒吃牛排，大秤分金银。那么酒肉和金银哪里来？
抢呗，抢谁不抢谁，看各位大哥的风格，有的说不抢穷人，有的说不跟官府作对，但实际上多数大哥都不忌口，谁来抢谁，主要是因为太穷了，你老不开张，弟兄们脸都饿绿了，就差火并你了，这时候没有啥挑拣的余地……
而且像小说里梁山那种，实力爆表的土匪是极少数，正常的土匪一个山头就那么十几号人而已，人再多，又特么饿绿了，一片地盘能供养的土匪是有限的，因为老百姓太穷了……
除了少数太平盛世，中国大地的常态就是这种遍地是胡子，漫山是绺子的状态，只等天下大乱，大量的百姓流离失所，此时当地组织性最强的就是土匪，便会有某个山头、某路好汉，迅速发展壮大，山寨是呆不住了，本来十几人的小小山寨，现在来了上千人，要都跟这呆着，那又特么饿绿了……
只能下山，攻打县衙，抄略州郡，开官仓，放余粮，官府和地主的仓库里都是粮食，于是天下震动。
这种吃法，不对，打法虽然运动不足，但强在有自己的山头，有根据地，在当地当了这么久的好汉，总有些人脉，树大根深，官府里都是公明哥哥，地主里都是柴大官人，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一致对外，官匪一家亲，朝廷都是外面来的，反而成了外人。
人民唯一想干的就是乞活，庙堂的系统不让他们活，庙堂之外有江湖，人民会自己找出活下去的办法。至于能不能平均地权，居者有其屋，耕者有其田，无处不饱暖，无处不均匀，对大多数农民起义领袖而言，能不被剿灭就不错了，这题实在是超纲了……
人民不是菩萨，也不是魔鬼，杀人屠村的贼寇，也同时可以是反抗暴政的英雄，贬义褒义的称呼，都是后人自己加上的，大多数时候，贼寇是英雄，英雄也是贼寇，具体你碰见了怎么称呼，我教你一句六字真言：
好 汉 爷 爷 饶 命
看过1942吗，那些村民成了流民，成群结队的向前走，遇到大户就进去吃喝杀光，然后接着向前走，一路走一路吃下去。
这个问题很简单啊！
你身边的人是不是大部分都是普通工作，是不是大部分买房之后就没钱啦？是不是还会有贷款？那么每天辛苦工作的钱呢？钱呢？让人赚走了啊！
又假设吃不上饭，有人还要抢你的饭，说你的饭要抵贷款。你也受不了啊！
这样的情况一旦发生，谁抢你们饭碗，谁就要先死。然后就是谁有钱谁就要遭殃。然后就是这里没的抢就换地方呗。再然后你就会发现，原来抢，比辛苦上班爽多了，不用劳动，可以奸淫掳掠。这大概就是做了流寇，很难诏安吧。
流寇始终是流寇，李自成之流肯定失败。真正的开国君主，必先恢复制下社会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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