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战国人学习汉学，是怎么用？怎么读的？
战国时代的日本人学习汉学，可不是件简单的事，更像是当时精英阶层的一种“硬技能”和“软实力”的结合。我们得好好掰扯掰扯，他们到底怎么学的，又是怎么用的。
怎么学的？那可是一门“技术活”！
首先，别以为他们跟现在我们学外语一样，报个班、买本书就行。在战国那个时代，识字率可不高，更别说掌握汉文了。能接触到汉学的人，那基本都是当时社会顶层的人物：
家学渊源： 这是最普遍也最重要的方式。很多大名（诸侯）本身就是出身于书香门第，或者家里一直有专门聘请的汉学老师。父亲教儿子，叔伯教侄子，这种传承是很自然的。比如，像上杉谦信、武田信玄这样的名将，他们的家臣团里就少不了能通汉学的文官，这些人自然会负责家族后辈的教育。
寺庙教育： 佛教寺庙在战国时代扮演着重要的文化传播中心的角色。许多寺庙都设有“寺子屋”这样的教育机构，或者本身就是学习经书、佛法的场所。僧侣们自然精通汉文佛经，也接触大量的汉籍古籍。一些寺院也向俗家子弟开放，成为很多武士子弟重要的学习途径。你想想，一个在战国乱世中寻求精神寄托的大名，跟一位学识渊博的僧侣交流，那得多受启发。
私塾和老师： 一些有能力的武士家族会雇佣独立的汉学老师，或者把孩子送到专门的私塾去学习。这些老师往往是从朝廷、寺庙或者已经败落的贵族家庭中出来的，他们有真才实学，能系统地传授汉文知识。这些老师的教学方式，可能更接近于古代的“传道受业解惑”。
“偷学”与自学： 当然，还有一些野心勃勃、渴望提升自己的人，也会想方设法“偷学”。比如，在一些战役后缴获敌人的书籍，或者通过各种渠道弄到汉籍古本。不过，没有老师指导的自学，难度可想而知，更像是摸索和揣摩。
学习内容是什么？不只是“之乎者也”！
他们学的可不只是简单的汉字，而是包含了一整套文化体系：
儒家经典：《论语》、《孟子》、《大学》、《中庸》 等四书五经是基础中的基础。学习这些是为了理解“仁、义、礼、智、信”，学习如何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对于治理领地、制定法律、与人交往至关重要。
兵书战略：《孙子兵法》、《吴子》、《尉缭子》 等兵家经典更是必修课。战国时代就是靠打仗的时代，不学兵法怎么能成为名将？这些书里讲的谋略、战术，对指挥作战、运筹帷幄有直接的指导意义。
史书和纪传体： 像中国的《史记》、《汉书》等史书，能让他们了解历史的兴衰、帝王的功过，从中吸取经验教训。学习史书，也是为了理解政治制度、国家治理的模式。
诗文歌赋： 学习唐诗宋词，不仅是为了陶冶情操，更是为了学习如何写出优美的文章，如何在外交场合或重要的仪式上用文采来展现自己的修养和气度。
哲学和道家思想： 一些人也会涉猎一些道家思想，比如《道德经》，这或许能帮助他们在乱世中保持内心的平静和超然。
怎么读的？那是个技术活，也是个“音韵游戏”！
这是最让人好奇也最不容易的地方：
“汉文训读”法： 这是日本人学习汉语最独特的方式，也是最核心的技术。简单来说，就是用日语的语法和词序来“翻译”汉文句子，并且用日语的读音来读。
插入“训点”： 汉文原文旁边会加上很多小符号，叫做“训点”或者“返点”。这些点是日本人自己发明的“阅读导航”。
“返点”（かへんてん）： 比如，原文是“学而时习之”，汉文的语序是主谓宾，但日语是主宾谓（或者主宾补）。为了让日本人能按照日语习惯读，会在一些词后面加数字“1”、“2”、“3”等。读的时候就按数字顺序倒过来读。比如“学而时习之”可能被标成“学①而②时③习④之⑤”，读的时候就要先读⑤，再读④，再读③，再读②，最后读①。或者，在句末加个表示句读的符号，表示这个词要“读到最后”。
“助词”（じょし）： 在汉字后面会加上日语助词，比如“は”（wa）、“が”（ga）、“を”（o）等，用来表示格助词的功能，让句子更符合日语的语法结构。
“终助词”（しゅうじょし）： 在句子末尾加上一些日语的终助词，比如“なり”、“けり”、“ごとし”等，让句子读起来更像一句完整的日语。
“字下点”（じかてん）： 有些训点会直接标在字的下面，表示这个字需要变读或者有特殊的意义。
假名标注： 更细致的教学，会在汉字旁边标注假名，告诉你这个汉字的发音。但这种方法成本高，而且有些时候只是标注关键的词。
“汉音”和“吴音”： 即使是按照日语的语法和发音来读，汉字本身也有不同的读音系统。日本人学习汉文时，会接触到“汉音”（来自唐朝长安地区的读音，更接近现代汉语的普通话发音）和“吴音”（来自三国时期东吴地区的读音，更接近现代汉语的南方方言）。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时代，学习的读音系统可能有所侧重。
“读”和“解”： 学习汉文不仅仅是“读出声”，更重要的是“理解”其含义。他们会反复研读，结合注释（很多日本学者也会给汉籍写日文注释），力求弄懂每一个字、每一句话的意思。
怎么用的？那真是“全方位渗透”！
战国时期的日本人学习汉学，不是为了装点门面，而是为了实实在在地用到生活的方方面面：
政治与外交：
国书与条约： 大名之间的通信，尤其是涉及外交谈判、城池归属、俘虏交换等重大事务时，国书（国与国之间的公文）往往是用汉文书写的。使用精炼、得体的汉文，能够体现一个国家的文化水平和外交实力。
政策法令的制定： 很多藩国的律令、法规、告示，会参考中国的古代典籍，并且用汉文来书写，显得庄重、规范。
审阅奏章： 家臣们呈上来的报告、奏折，大名们需要用汉文来阅读和批示。
军事指挥与战略：
兵法研究： 如前所述，《孙子兵法》等兵书是他们学习的重点。将书中的智慧运用到实际作战中，比如“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战场指挥： 一些有文化的大名，也会用文言文的思路来思考战场局势，或者在军令中引用兵法典故。
文化与个人修养：
写信作诗： 日本的武士阶层，尤其是一些有追求的大名，喜欢用汉文写信给朋友、家臣，或者写诗来抒发情感，交流心得。这是一种高雅的社交方式。
修身养性： 学习儒家思想，是为了提升个人品德，成为一个有仁德、有智慧的领导者。很多大名会引用孔孟之道来约束自己，要求家臣。
命名与题词： 无论是给自己的家臣赐名，还是给寺庙、城池题写匾额，都需要使用汉学知识。
教育与传承：
培养继承人： 掌握汉学是培养合格继承人的重要一环。未来的家主需要具备读懂古籍、处理政务、与人沟通的能力。
教化民众： 一些大名也会将一些儒家思想用通俗的方式传达给下层民众，进行一定的教化。
总而言之，日本战国时代学习汉学，是一个系统而复杂的文化工程。它不仅仅是语言的学习，更是一次对中国古代文明的深度吸收和本土化改造。那些精通汉学的人，往往也成为了当时社会的思想领袖、战略家和文化精英，他们的知识和智慧，深刻地影响了那个时代的日本。
怎么学的？那可是一门“技术活”！
首先，别以为他们跟现在我们学外语一样，报个班、买本书就行。在战国那个时代，识字率可不高，更别说掌握汉文了。能接触到汉学的人，那基本都是当时社会顶层的人物：
家学渊源： 这是最普遍也最重要的方式。很多大名（诸侯）本身就是出身于书香门第，或者家里一直有专门聘请的汉学老师。父亲教儿子，叔伯教侄子，这种传承是很自然的。比如，像上杉谦信、武田信玄这样的名将，他们的家臣团里就少不了能通汉学的文官，这些人自然会负责家族后辈的教育。
寺庙教育： 佛教寺庙在战国时代扮演着重要的文化传播中心的角色。许多寺庙都设有“寺子屋”这样的教育机构，或者本身就是学习经书、佛法的场所。僧侣们自然精通汉文佛经，也接触大量的汉籍古籍。一些寺院也向俗家子弟开放，成为很多武士子弟重要的学习途径。你想想，一个在战国乱世中寻求精神寄托的大名，跟一位学识渊博的僧侣交流，那得多受启发。
私塾和老师： 一些有能力的武士家族会雇佣独立的汉学老师，或者把孩子送到专门的私塾去学习。这些老师往往是从朝廷、寺庙或者已经败落的贵族家庭中出来的，他们有真才实学，能系统地传授汉文知识。这些老师的教学方式，可能更接近于古代的“传道受业解惑”。
“偷学”与自学： 当然，还有一些野心勃勃、渴望提升自己的人，也会想方设法“偷学”。比如，在一些战役后缴获敌人的书籍，或者通过各种渠道弄到汉籍古本。不过，没有老师指导的自学，难度可想而知，更像是摸索和揣摩。
学习内容是什么？不只是“之乎者也”！
他们学的可不只是简单的汉字，而是包含了一整套文化体系：
儒家经典：《论语》、《孟子》、《大学》、《中庸》 等四书五经是基础中的基础。学习这些是为了理解“仁、义、礼、智、信”，学习如何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对于治理领地、制定法律、与人交往至关重要。
兵书战略：《孙子兵法》、《吴子》、《尉缭子》 等兵家经典更是必修课。战国时代就是靠打仗的时代，不学兵法怎么能成为名将？这些书里讲的谋略、战术，对指挥作战、运筹帷幄有直接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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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文歌赋： 学习唐诗宋词，不仅是为了陶冶情操，更是为了学习如何写出优美的文章，如何在外交场合或重要的仪式上用文采来展现自己的修养和气度。
哲学和道家思想： 一些人也会涉猎一些道家思想，比如《道德经》，这或许能帮助他们在乱世中保持内心的平静和超然。
怎么读的？那是个技术活，也是个“音韵游戏”！
这是最让人好奇也最不容易的地方：
“汉文训读”法： 这是日本人学习汉语最独特的方式，也是最核心的技术。简单来说，就是用日语的语法和词序来“翻译”汉文句子，并且用日语的读音来读。
插入“训点”： 汉文原文旁边会加上很多小符号，叫做“训点”或者“返点”。这些点是日本人自己发明的“阅读导航”。
“返点”（かへんてん）： 比如，原文是“学而时习之”，汉文的语序是主谓宾，但日语是主宾谓（或者主宾补）。为了让日本人能按照日语习惯读，会在一些词后面加数字“1”、“2”、“3”等。读的时候就按数字顺序倒过来读。比如“学而时习之”可能被标成“学①而②时③习④之⑤”，读的时候就要先读⑤，再读④，再读③，再读②，最后读①。或者，在句末加个表示句读的符号，表示这个词要“读到最后”。
“助词”（じょし）： 在汉字后面会加上日语助词，比如“は”（wa）、“が”（ga）、“を”（o）等，用来表示格助词的功能，让句子更符合日语的语法结构。
“终助词”（しゅうじょし）： 在句子末尾加上一些日语的终助词，比如“なり”、“けり”、“ごとし”等，让句子读起来更像一句完整的日语。
“字下点”（じかてん）： 有些训点会直接标在字的下面，表示这个字需要变读或者有特殊的意义。
假名标注： 更细致的教学，会在汉字旁边标注假名，告诉你这个汉字的发音。但这种方法成本高，而且有些时候只是标注关键的词。
“汉音”和“吴音”： 即使是按照日语的语法和发音来读，汉字本身也有不同的读音系统。日本人学习汉文时，会接触到“汉音”（来自唐朝长安地区的读音，更接近现代汉语的普通话发音）和“吴音”（来自三国时期东吴地区的读音，更接近现代汉语的南方方言）。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时代，学习的读音系统可能有所侧重。
“读”和“解”： 学习汉文不仅仅是“读出声”，更重要的是“理解”其含义。他们会反复研读，结合注释（很多日本学者也会给汉籍写日文注释），力求弄懂每一个字、每一句话的意思。
怎么用的？那真是“全方位渗透”！
战国时期的日本人学习汉学，不是为了装点门面，而是为了实实在在地用到生活的方方面面：
政治与外交：
国书与条约： 大名之间的通信，尤其是涉及外交谈判、城池归属、俘虏交换等重大事务时，国书（国与国之间的公文）往往是用汉文书写的。使用精炼、得体的汉文，能够体现一个国家的文化水平和外交实力。
政策法令的制定： 很多藩国的律令、法规、告示，会参考中国的古代典籍，并且用汉文来书写，显得庄重、规范。
审阅奏章： 家臣们呈上来的报告、奏折，大名们需要用汉文来阅读和批示。
军事指挥与战略：
兵法研究： 如前所述，《孙子兵法》等兵书是他们学习的重点。将书中的智慧运用到实际作战中，比如“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战场指挥： 一些有文化的大名，也会用文言文的思路来思考战场局势，或者在军令中引用兵法典故。
文化与个人修养：
写信作诗： 日本的武士阶层，尤其是一些有追求的大名，喜欢用汉文写信给朋友、家臣，或者写诗来抒发情感，交流心得。这是一种高雅的社交方式。
修身养性： 学习儒家思想，是为了提升个人品德，成为一个有仁德、有智慧的领导者。很多大名会引用孔孟之道来约束自己，要求家臣。
命名与题词： 无论是给自己的家臣赐名，还是给寺庙、城池题写匾额，都需要使用汉学知识。
教育与传承：
培养继承人： 掌握汉学是培养合格继承人的重要一环。未来的家主需要具备读懂古籍、处理政务、与人沟通的能力。
教化民众： 一些大名也会将一些儒家思想用通俗的方式传达给下层民众，进行一定的教化。
总而言之，日本战国时代学习汉学，是一个系统而复杂的文化工程。它不仅仅是语言的学习，更是一次对中国古代文明的深度吸收和本土化改造。那些精通汉学的人，往往也成为了当时社会的思想领袖、战略家和文化精英，他们的知识和智慧，深刻地影响了那个时代的日本。
网友意见
这个还是应该参考公家教育的武家化：
由于公家的衰落，像前代那样依靠中国输入优秀教科书进行教育的力量和条件已经不复存在，其也不得不通过武士的万户体读本来获取所需要的知识，对公家来说，这完全是其这一阶层的衰落，而从教科书、也就是从普通的教育史的角度来看，教科书从上流社会到中流社会完全实现了知识以日本为本、以国语为主，可以说教育上的独立几近实现。
日本在这一时期基本上已经完成了教育用语的独立，因此大致可以推测，在战国时期的公家可能还会运用汉语，但是武家在大多数情况下应该已经开始以国语为主进行教育了。
而在此之前的《色叶字类抄》《类聚名义抄》等典籍，则作为日本的国语辞书使用，为后来的日本国语化教育打下了基础：
编集用汉字表现国语的语汇，出现了一种字典，但其仅仅出于方便而借用汉字而非一定限于出之有典的汉语。
伊吕波歌四十七字，名字分别收入二十部门然后组合起开。这种编撰法一直到后来的《节用集》还在使用，是日语字典通用的作为简便的方法。
而《类聚名义抄》尽量给每个字施以日语训读读音。这种编撰方法可以使《新撰字镜》等日语训读方式更加丰富。通过这本书我们可以知道，那个时候已经需要愈加丰富的日语训读读音了。
而战国作为平安之后，江户之前，作为一个日本文化独立的过渡时期，自然不大可能一蹴而就完全脱离汉学影响，但也绝非像过去一样单纯依靠汉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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