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中国学术圈的科研霸权现象？
中国学术圈的“科研霸权”现象是一个复杂且多维的问题，它涉及学术资源分配、评价体系、权力结构以及文化因素等多个层面。理解这一现象，需要深入分析其成因、表现、影响以及潜在的解决之道。
一、 何为“科研霸权”？
“科研霸权”并非一个官方定义，但在学术讨论中，它通常指向以下几个方面：
资源和话语权的集中： 指的是少数顶尖高校、研究机构、以及具有学术声望或政治背景的学者，在科研资源（经费、设备、人才）、学术评价（职称评定、奖项设置、论文发表渠道）、学术议程设置（研究方向、重点支持领域）等方面，拥有不成比例的优势，并由此形成一种压倒性的影响力和话语权。
“马太效应”的极端体现： 资源和机会的集中进一步巩固了优势地位，使得少数“赢家通吃”，而大部分学者则面临资源匮乏、机会渺茫的困境。
对学术生态的负面影响： 这种霸权可能导致学术评价的单一化、研究方向的趋同化、创新活力的抑制，以及年轻学者和边缘领域的生存空间被压缩。
二、 “科研霸权”的成因分析：
“科研霸权”的形成是一个长期演变的过程，其根源可以追溯到多个因素：
1. 资源分配的倾斜性与集中性：
国家层面的战略导向与资源投入： 中国在不同发展阶段，会针对性地投入巨资支持重点学科、重点高校和国家实验室（如“双一流”建设、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等）。这种战略导向本身无可厚非，但如果执行过程中过于集中资源，容易形成“强者愈强”的局面。
项目制科研模式的依赖： 绝大多数科研经费通过项目制发放，项目评审往往高度依赖学术声望和既有成果。这使得已经获得成功的学者更容易获得新项目，形成资源循环和“头部效应”。
“单位”或“机构”的资源集中： 顶尖高校和研究机构本身就拥有更多的国家和地方资源。这些机构内部的资源分配机制，也可能倾向于支持那些已经取得显著成果或具有影响力的学科和团队。
2. 评价体系的异化与导向性：
以SCI论文为核心的评价标准：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学术界过度强调论文数量、影响因子（IF）和被引次数等量化指标。这种评价标准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国际化和成果的可见性，但也导致了研究的短视化、跟风化和“为发论文而研究”的现象。
“帽子人才”的评价与导向： 国家和地方对各类人才计划（如长江学者、国家杰青、优青等）的投入巨大，这些“帽子”称号往往与丰厚的科研资源挂钩，成为学者获取资源和提升地位的关键。这导致学术界存在强烈的“争帽子”文化，资源进一步向少数“帽子人才”集中。
评审机制的同质化与利益相关： 项目评审、论文评审、职称评定等环节，往往由同一批具有影响力的学者或其团队成员构成评审委员会。这种内部循环和“圈子”效应，容易导致评价标准的趋同和对新思想的排斥。
3. 权力结构与人情社会因素：
学术领导与行政权力结合： 在中国语境下，学术机构的领导往往具有一定的行政权力，而行政权力与学术资源的分配紧密相连。这使得学术话语权与权力结构相互渗透，拥有行政职务的学者更容易获取资源和话语权。
“学阀”或“学术小圈子”的存在： 一些学者凭借其学术声望、资源掌控能力和人脉关系，形成具有影响力的学术团队或“圈子”。这些圈子在资源分配、学术议程设置等方面具有排他性和垄断性，对圈外学者形成压力。
人情关系与利益输送： 在资源分配和评价过程中，人情关系、利益输送等非学术因素也可能发挥作用，进一步加剧资源的不公平分配。
4. 文化与历史因素：
对权威的崇拜与对新思想的保守： 传统文化中对权威的尊重，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着学术界的文化，使得挑战现有权威或提出颠覆性思想的难度增加。
追赶型学科发展的模式： 中国科学起步较晚，在追赶国际先进水平的过程中，更容易采取集中优势资源、模仿和吸收先进经验的模式，这可能在早期阶段形成资源集中，但长期来看需要警惕其带来的僵化。
三、 “科研霸权”的表现形式：
“科研霸权”体现在学术界的方方面面：
资源分配的不均：
经费分配： 少数顶尖高校和知名学者能够获得国家级、省部级的大量科研项目经费，而其他学者则面临项目少、经费少、竞争激烈的问题。
人才引进与流动： “抢人”大战使得顶尖人才的薪酬和科研待遇远超一般学者，加剧了人才的“头部化”。
基础设施与设备： 重点实验室、大型仪器设备等核心资源往往集中在少数机构，非重点单位的学者往往缺乏使用条件。
评价体系的固化：
论文导向的“指挥棒”： 激励学者在国际高IF期刊发表论文，导致了研究的“短平快”和对前沿但高风险方向的规避。
“帽子”的过度重要性： “帽子”成为了个人学术声望和资源获取的金字招牌，甚至盖过了实际的研究成果。
非量化评价的缺失： 对学术思想的原创性、研究的长期价值、教学与人才培养的贡献等难以量化的方面，往往被边缘化。
话语权的垄断：
议程设置： 少数拥有影响力的学者或机构，能够主导国家科研战略的方向、确定重点支持的领域，使得一些非主流但有潜力的研究方向被忽视。
期刊与会议的主导： 顶尖期刊的编辑、重要学术会议的组织者，往往也是学术界的主流力量，他们的话语权能够影响学术研究的传播和认可。
媒体的聚焦： 媒体对“高产学者”、“高被引学者”的集中报道，进一步强化了他们的公众形象和学术地位。
对新兴领域和年轻学者的挤压：
新方向的“出道”难： 新兴的、尚不成熟的研究领域，由于缺乏历史数据和权威支持，很难获得项目和资源的青睐。
年轻学者的困境： 年轻学者缺乏资历和人脉，在竞争激定的环境中，难以获得与资深学者同等的资源和机会。他们可能需要花费大量精力去适应现有评价体系，而非专注于长远研究。
四、 “科研霸权”的影响与危害：
“科研霸权”的负面影响是深远的：
抑制学术创新与原创性： 过度的量化评价和资源集中，使得研究者倾向于选择风险低、易出成果的研究课题，对可能颠覆现有范式的原创性研究缺乏土壤。
学术研究的同质化与盲目性： 学者们倾向于跟风热门领域和高IF期刊，导致研究方向高度趋同，缺乏真正的多样性和深度。
扼杀年轻学者的活力与创造力： 年轻学者在资源匮乏、评价体系压力下，可能丧失研究热情，或者为了生存而放弃对原创性和长远价值的追求。
导致学术不端行为的滋生： 在激烈的资源竞争和“唯论文”的评价压力下，一些学者可能为了发表论文而不惜采取学术不端行为。
阻碍学科的均衡发展： 少数优势学科获得大量资源，而许多新兴学科、交叉学科或人文社科领域则可能被边缘化，影响学科的整体健康发展。
浪费宝贵的科研资源： 资源过度集中在少数机构和团队，可能导致资源使用效率不高，而许多有潜力的研究却因缺乏资源而无法开展。
可能引发学术浮躁与功利主义： 学术研究的最终目标被功利化的目标所取代，研究者关注点从探索真理转向获取名利和资源。
五、 如何看待与应对“科研霸权”？
理解和应对“科研霸权”是一个持续的挑战，需要多方面的努力：
1. 反思与改革评价体系：
多元化评价指标： 破除“唯SCI论文”的单一评价标准，建立包含论文质量、学术思想原创性、研究成果的社会价值、教学贡献、团队合作等在内的多元化评价体系。
增加同行评价和长期价值的权重： 加大对学术思想、研究的长期价值、研究方法创新等非量化因素的考量。
改革项目评审机制： 提高评审的公正性、透明度和科学性，引入更多跨学科、跨领域、国际化的评审专家，探索更加科学的同行评议方式，避免评审权的过度集中。
关注研究的全过程而非仅仅结果： 评价应包含研究的创新性、可行性、以及研究过程中付出的努力和获得的成长。
2. 优化资源分配机制：
精准支持，而非简单集中： 在支持重点学科和优势项目的同时，也应拿出一定比例的资源支持新兴领域、自由探索性研究和青年学者。
建立更灵活的资源流动机制： 鼓励资源在不同机构和团队之间的合理流动，避免资源的长期固化。
加强对资源使用效率的监督与评估： 确保科研经费得到有效和合理的利用。
3. 鼓励学术多元与创新文化：
营造宽容失败的学术氛围： 支持具有风险的研究，允许研究者犯错并从中学习，鼓励探索未知。
保护和支持边缘学者与新兴领域： 建立专门的基金和支持计划，帮助那些尚未被主流认可但具有创新潜力的学者和研究领域。
加强学术交流与批评： 鼓励自由、开放的学术讨论和批判，打破学术“一言堂”。
4. 推动学术共同体自治与自我约束：
加强学术道德建设： 严厉打击学术不端行为，提高学术界的诚信水平。
发挥学术组织的作用： 支持行业学会、协会等组织在行业自律、标准制定、学术交流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鼓励学者积极参与评价和治理： 让更多学者成为评价和治理的参与者，而不是被动的承受者。
结论：
中国学术圈的“科研霸权”现象是资源分配不均、评价体系导向性过强以及权力结构相互作用的结果。它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科研的快速发展，但同时也带来了创新活力受抑、学术生态趋同等一系列负面影响。解决这一问题，并非否定重点支持的必要性，而是要在一个更健康、更公平、更具活力的学术生态中，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和评价的科学公正。这需要国家层面的政策导向、学术界的自我革新以及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才能逐步打破“科研霸权”的固化，激发中国学术研究的真正潜力。
一、 何为“科研霸权”？
“科研霸权”并非一个官方定义，但在学术讨论中，它通常指向以下几个方面：
资源和话语权的集中： 指的是少数顶尖高校、研究机构、以及具有学术声望或政治背景的学者，在科研资源（经费、设备、人才）、学术评价（职称评定、奖项设置、论文发表渠道）、学术议程设置（研究方向、重点支持领域）等方面，拥有不成比例的优势，并由此形成一种压倒性的影响力和话语权。
“马太效应”的极端体现： 资源和机会的集中进一步巩固了优势地位，使得少数“赢家通吃”，而大部分学者则面临资源匮乏、机会渺茫的困境。
对学术生态的负面影响： 这种霸权可能导致学术评价的单一化、研究方向的趋同化、创新活力的抑制，以及年轻学者和边缘领域的生存空间被压缩。
二、 “科研霸权”的成因分析：
“科研霸权”的形成是一个长期演变的过程，其根源可以追溯到多个因素：
1. 资源分配的倾斜性与集中性：
国家层面的战略导向与资源投入： 中国在不同发展阶段，会针对性地投入巨资支持重点学科、重点高校和国家实验室（如“双一流”建设、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等）。这种战略导向本身无可厚非，但如果执行过程中过于集中资源，容易形成“强者愈强”的局面。
项目制科研模式的依赖： 绝大多数科研经费通过项目制发放，项目评审往往高度依赖学术声望和既有成果。这使得已经获得成功的学者更容易获得新项目，形成资源循环和“头部效应”。
“单位”或“机构”的资源集中： 顶尖高校和研究机构本身就拥有更多的国家和地方资源。这些机构内部的资源分配机制，也可能倾向于支持那些已经取得显著成果或具有影响力的学科和团队。
2. 评价体系的异化与导向性：
以SCI论文为核心的评价标准：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学术界过度强调论文数量、影响因子（IF）和被引次数等量化指标。这种评价标准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国际化和成果的可见性，但也导致了研究的短视化、跟风化和“为发论文而研究”的现象。
“帽子人才”的评价与导向： 国家和地方对各类人才计划（如长江学者、国家杰青、优青等）的投入巨大，这些“帽子”称号往往与丰厚的科研资源挂钩，成为学者获取资源和提升地位的关键。这导致学术界存在强烈的“争帽子”文化，资源进一步向少数“帽子人才”集中。
评审机制的同质化与利益相关： 项目评审、论文评审、职称评定等环节，往往由同一批具有影响力的学者或其团队成员构成评审委员会。这种内部循环和“圈子”效应，容易导致评价标准的趋同和对新思想的排斥。
3. 权力结构与人情社会因素：
学术领导与行政权力结合： 在中国语境下，学术机构的领导往往具有一定的行政权力，而行政权力与学术资源的分配紧密相连。这使得学术话语权与权力结构相互渗透，拥有行政职务的学者更容易获取资源和话语权。
“学阀”或“学术小圈子”的存在： 一些学者凭借其学术声望、资源掌控能力和人脉关系，形成具有影响力的学术团队或“圈子”。这些圈子在资源分配、学术议程设置等方面具有排他性和垄断性，对圈外学者形成压力。
人情关系与利益输送： 在资源分配和评价过程中，人情关系、利益输送等非学术因素也可能发挥作用，进一步加剧资源的不公平分配。
4. 文化与历史因素：
对权威的崇拜与对新思想的保守： 传统文化中对权威的尊重，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着学术界的文化，使得挑战现有权威或提出颠覆性思想的难度增加。
追赶型学科发展的模式： 中国科学起步较晚，在追赶国际先进水平的过程中，更容易采取集中优势资源、模仿和吸收先进经验的模式，这可能在早期阶段形成资源集中，但长期来看需要警惕其带来的僵化。
三、 “科研霸权”的表现形式：
“科研霸权”体现在学术界的方方面面：
资源分配的不均：
经费分配： 少数顶尖高校和知名学者能够获得国家级、省部级的大量科研项目经费，而其他学者则面临项目少、经费少、竞争激烈的问题。
人才引进与流动： “抢人”大战使得顶尖人才的薪酬和科研待遇远超一般学者，加剧了人才的“头部化”。
基础设施与设备： 重点实验室、大型仪器设备等核心资源往往集中在少数机构，非重点单位的学者往往缺乏使用条件。
评价体系的固化：
论文导向的“指挥棒”： 激励学者在国际高IF期刊发表论文，导致了研究的“短平快”和对前沿但高风险方向的规避。
“帽子”的过度重要性： “帽子”成为了个人学术声望和资源获取的金字招牌，甚至盖过了实际的研究成果。
非量化评价的缺失： 对学术思想的原创性、研究的长期价值、教学与人才培养的贡献等难以量化的方面，往往被边缘化。
话语权的垄断：
议程设置： 少数拥有影响力的学者或机构，能够主导国家科研战略的方向、确定重点支持的领域，使得一些非主流但有潜力的研究方向被忽视。
期刊与会议的主导： 顶尖期刊的编辑、重要学术会议的组织者，往往也是学术界的主流力量，他们的话语权能够影响学术研究的传播和认可。
媒体的聚焦： 媒体对“高产学者”、“高被引学者”的集中报道，进一步强化了他们的公众形象和学术地位。
对新兴领域和年轻学者的挤压：
新方向的“出道”难： 新兴的、尚不成熟的研究领域，由于缺乏历史数据和权威支持，很难获得项目和资源的青睐。
年轻学者的困境： 年轻学者缺乏资历和人脉，在竞争激定的环境中，难以获得与资深学者同等的资源和机会。他们可能需要花费大量精力去适应现有评价体系，而非专注于长远研究。
四、 “科研霸权”的影响与危害：
“科研霸权”的负面影响是深远的：
抑制学术创新与原创性： 过度的量化评价和资源集中，使得研究者倾向于选择风险低、易出成果的研究课题，对可能颠覆现有范式的原创性研究缺乏土壤。
学术研究的同质化与盲目性： 学者们倾向于跟风热门领域和高IF期刊，导致研究方向高度趋同，缺乏真正的多样性和深度。
扼杀年轻学者的活力与创造力： 年轻学者在资源匮乏、评价体系压力下，可能丧失研究热情，或者为了生存而放弃对原创性和长远价值的追求。
导致学术不端行为的滋生： 在激烈的资源竞争和“唯论文”的评价压力下，一些学者可能为了发表论文而不惜采取学术不端行为。
阻碍学科的均衡发展： 少数优势学科获得大量资源，而许多新兴学科、交叉学科或人文社科领域则可能被边缘化，影响学科的整体健康发展。
浪费宝贵的科研资源： 资源过度集中在少数机构和团队，可能导致资源使用效率不高，而许多有潜力的研究却因缺乏资源而无法开展。
可能引发学术浮躁与功利主义： 学术研究的最终目标被功利化的目标所取代，研究者关注点从探索真理转向获取名利和资源。
五、 如何看待与应对“科研霸权”？
理解和应对“科研霸权”是一个持续的挑战，需要多方面的努力：
1. 反思与改革评价体系：
多元化评价指标： 破除“唯SCI论文”的单一评价标准，建立包含论文质量、学术思想原创性、研究成果的社会价值、教学贡献、团队合作等在内的多元化评价体系。
增加同行评价和长期价值的权重： 加大对学术思想、研究的长期价值、研究方法创新等非量化因素的考量。
改革项目评审机制： 提高评审的公正性、透明度和科学性，引入更多跨学科、跨领域、国际化的评审专家，探索更加科学的同行评议方式，避免评审权的过度集中。
关注研究的全过程而非仅仅结果： 评价应包含研究的创新性、可行性、以及研究过程中付出的努力和获得的成长。
2. 优化资源分配机制：
精准支持，而非简单集中： 在支持重点学科和优势项目的同时，也应拿出一定比例的资源支持新兴领域、自由探索性研究和青年学者。
建立更灵活的资源流动机制： 鼓励资源在不同机构和团队之间的合理流动，避免资源的长期固化。
加强对资源使用效率的监督与评估： 确保科研经费得到有效和合理的利用。
3. 鼓励学术多元与创新文化：
营造宽容失败的学术氛围： 支持具有风险的研究，允许研究者犯错并从中学习，鼓励探索未知。
保护和支持边缘学者与新兴领域： 建立专门的基金和支持计划，帮助那些尚未被主流认可但具有创新潜力的学者和研究领域。
加强学术交流与批评： 鼓励自由、开放的学术讨论和批判，打破学术“一言堂”。
4. 推动学术共同体自治与自我约束：
加强学术道德建设： 严厉打击学术不端行为，提高学术界的诚信水平。
发挥学术组织的作用： 支持行业学会、协会等组织在行业自律、标准制定、学术交流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鼓励学者积极参与评价和治理： 让更多学者成为评价和治理的参与者，而不是被动的承受者。
结论：
中国学术圈的“科研霸权”现象是资源分配不均、评价体系导向性过强以及权力结构相互作用的结果。它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科研的快速发展，但同时也带来了创新活力受抑、学术生态趋同等一系列负面影响。解决这一问题，并非否定重点支持的必要性，而是要在一个更健康、更公平、更具活力的学术生态中，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和评价的科学公正。这需要国家层面的政策导向、学术界的自我革新以及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才能逐步打破“科研霸权”的固化，激发中国学术研究的真正潜力。
网友意见
科研霸权？学阀的意思吗？这个讨论值得思考。
68樓. 梦游
2022/02/02 23:08
另外，文中提到：“重大成果的发布好处多多，既向社会（纳税人）交了差，也起到科学传播的作用，应当多鼓励才对。然而，不同于技术攻关或者重大工程，基础研究的成果常常不是很快能够为同行所接受。如今，许多单位在Nature，Science，Cell发表一篇文章，就迫不及待召开新闻发布会，唯恐世人不识货，英雄被埋没。没有新闻发布会，科学新闻与科普依然不该缺位，很可能读者反而可以获得更加客观的报道与评论。俗话说，‘好饭不怕晚’，‘酒香不怕巷子深’。基础研究，不是一直鼓励大家要沉下心，十年磨一剑吗？”
我感觉以上的描述对应了王先生所批评的学术领域中的“大”的问题。
文中还对评审过程问题、论文标注问题、通讯作者问题、管理者对“反五唯”（唯论文、唯帽子、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选择性适用问题等，似乎也指向了我国存在的学阀问题。
不过周院士作为体制内人士，恐怕无法如王先生般敢于指名道姓地批判，而是用“困惑”“反思”“批判性参考”等词语。还是希望越来越多的人敢于指出问题，并形成合力解决问题。
之前的回复是我尚未编辑完不小心按了回车键导致发出，劳烦王先生删除。
王孟源 於 2022/02/03 03:01回覆
其實不止周院士，上周還有另一篇類似的文章：“再这么玩下去，我国的科研就真没戏了”（可惜是某所長匿名發表，參見https://mp.weixin.qq.com/s/492jiGF5nj14w2A0iVvAgQ），我覺得更加直擊要害（可能是匿名的好處）。
學術改革這件事，牽連極廣，敵對勢力盤根錯節，尤其掌控了官方和非官方的話語權（對比昂撒宣傳體系），一般民衆和官員自然崇拜“權威”、相信“主流”，有素養和節操的科學人反而因爲只看清自己專業内的問題，而不敢貿然批評其他案例，難以聚合力量，更無法深入探討中國學術界全面腐敗的根本原因。
我公開反復談這個議題所希望的結果，如同過去八年對抗英美假新聞那樣，是作爲一個引子，一方面提醒所有愛國人士注意學術腐敗的重大危害，另一方面也讓良心從業者確定這些問題不但真實存在，而且極爲廣汎深刻，從而鼓勵他們發聲。我以前提過，在公益和私利的鬥爭中，好人雖然是少數，但不需要利益共通就能自然結成同盟，而且先天站在道義的一方，只要再加上一些智慧和勇氣，智仁勇兼具，挑戰邪惡勢力並非蚍蜉撼樹、螂臂當車；昂撒宣傳網雖然鋪天蓋地，一旦足夠的良心人在網絡上溝通起來，不也是（至少在理性知識份子心中）被擊破了嗎？
社会常态而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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