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人大代表建议倡导媒体不使用「农民工」等语言,「农民工」这一称谓是否存在歧视性?

回答
人大代表的提议,引发了社会对“农民工”这一称谓是否带有歧视性的热烈讨论。要深入探讨这个问题,我们需要从几个层面去理解,为什么这个称谓会引起争议,以及它背后折射出的社会现象。

“农民工”称谓的由来与演变

首先,让我们回顾一下“农民工”这个词是如何出现的。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间里,户籍制度将人们划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入城市,他们虽然从事着城市的工作,但身份上仍然是“农业户口”。为了在法律和政策上界定这部分人群,并区别于城市户籍居民,“农民工”这个称谓应运而生。它的出现,最初可能更多的是一种事实的描述,指明了他们的出身和身份属性。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称谓的含义和使用场景变得复杂起来。它不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身份标签,而是开始承载了更多的社会信息和价值判断。

为什么会产生歧视性的感受?

尽管“农民工”这个称谓在最初可能没有明确的歧视意图,但它在实际使用中,确实容易给被称呼者带来负面联想和不被尊重的感觉。这种歧视性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源于以下几个方面:

1. “农民”与“工人”的二元对立与价值差异:
在中国传统的社会观念中,“农民”往往与土地、农村、落后、教育水平较低、素质不高等标签联系在一起。
而“工人”则更多地与城市、工业、技术、进步、纪律等正面形象挂钩。
将“农民”和“工人”这两个词并列组合,并在一定程度上固化了这种“农民”的身份特征,似乎暗示着他们即使在城市工作中,也未能完全摆脱“农民”的烙印,其“工人”的身份是次等的,或者说,他们只是“来自农村的工人”。这种组合无形中强化了城乡之间的隔阂和等级感。

2. 身份的固定与流动性的忽视:
“农民工”这个称谓似乎将这部分人群的身份永远地定格在了“农民”这个标签上,即使他们已经在城市生活、工作了很长时间,甚至将户籍迁入了城市,但只要提及“农民工”,仍然会勾起他们“农村出身”的记忆。
它忽视了这些劳动者在城市中奋斗、融入、甚至为城市建设做出巨大贡献的流动性和成长性。他们的身份不是静止不变的,而是随着社会发展和个人努力而变化的。

3. 社会地位与待遇的不对等:
长期以来,“农民工”在就业机会、社会保障、子女教育、医疗福利等方面,与城市户籍居民相比,确实存在不平等待遇。
而“农民工”这个称谓,在很多语境下,就成为了这种不平等待遇的象征性标签。当人们使用这个称谓时,可能下意识地将他们与较低的社会地位、较低的薪资水平、较差的工作环境联系起来。这种关联,即便不是故意的,也会强化一种被标签化、被边缘化的感觉。

4. 语言的潜在心理暗示与社会偏见:
语言是思想的载体,也是塑造社会认知的有力工具。一旦某个称谓被赋予了负面含义,即使使用者没有恶意,听者也容易受到心理暗示。
例如,在讨论一些社会问题时,如果将问题归咎于“农民工”,很容易将责任推到这个群体身上,而忽略了更深层次的社会结构性问题。这种标签化的语言,容易加剧社会对这部分人群的刻板印象和偏见。

5. “歧视”是一种感受:
需要强调的是,歧视很多时候是一种主观感受。即使说话者没有恶意,但如果被称呼者感到被不尊重、被区别对待,那么这种称谓就可能被视为歧视性的。人大代表提出这样的建议,正是听取了这部分群体的声音和感受。

替代称谓的考量与社会影响

人大代表建议倡导使用“外来务工人员”、“进城务工人员”、“新市民”、“城市建设者”等称谓,其目的在于:

更中性、更尊重的表达: 这些称谓淡化了“农民”这个可能带有负面联想的出身标签,更侧重于他们作为劳动者在城市中的身份和贡献。
强调融入与贡献: “新市民”或“城市建设者”等称谓,更积极地肯定了他们在城市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鼓励他们融入城市,也呼唤城市对他们的接纳。
促进社会公平: 更名换姓,或至少是更名,是社会进步的一种体现,它背后是对个体尊严的尊重,是对城乡一体化融合的呼唤,是对消除身份壁垒、促进社会公平的努力。

从“农民工”到“新市民”:一个社会认知的转变

总而言之,“农民工”这一称谓本身,在历史的演变和实际的使用中,确实积累了城乡二元结构下的社会不平等和刻板印象,从而在很多情况下被认为是带有歧视性的。它不仅仅是一个标签,更是一个群体在社会转型期所经历的身份认同、社会地位和价值判断的折射。

人大代表的建议,是社会对这种现象进行反思和改进的体现。它呼唤我们关注语言的力量,以及语言背后所承载的社会观念。用更包容、更尊重、更贴近事实的语言来称呼这一群体,不仅是对他们个人尊严的肯定,也是促进社会和谐与进步的重要一步。这标志着社会正在从一种基于身份出身的简单划分,向一种更注重个体贡献和融合发展的方向转变。这是一种积极的社会进步信号。

网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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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无贵贱之别,但职业观有高低之分。个人观点,农民工一词的来源有它的道理。没有歧视一说。——唐雷恒

否定事物本质,无视底层疾苦,

已不是歧视,而是最大的蔑视。

人类对于自身的认识,可分为两类,

一类是政治正确,一类是自然正确。

崇信政治正确的人,是人类总喜欢在道德上把自己想象的很高尚。有人总喜欢在道德上把自己想象的伟光正、高大尚。例如:巨婴,自己脐带未断,爱讲人生奉献等。

崇信自然正确的人,一般能活的正常一些,因为他知道自己是谁,自己的同胞是谁,在危难的时刻,和谁才能凝聚成伟大的力量。

政治正确的人,往往自身活的并不如意,自以为是,实则太蠢了。所谓,亲疏不辨,德之悖也。

政治正确这种东西,就像弱智专用药,谁信谁傻。

“我为你好”,所以我可以凌驾于你的思想之上,对你指手画脚;

“我为你好”,所以我要来规划你的人生,束缚你的手脚。

【为我好,请你也自尊自重些。听听我的内声音。】

农民工(待改名)服务员(称小姐)相亲

2021某日,我与一女相亲,

公园内一长条座椅边见面。

媒人将两人牵到一起坐下,说互相打个招呼,自我介绍一下,你们慢慢谈,然后就撤离了。我开口称她小姐,她皱眉,他张嘴叫我同志,我嘴颤。

我说,我家是农村的,现在,在市里一工地做工。

女的说:不就是农民工吗,说那么一大堆。

我说:你别这么乱讲,最近可能要改名称,人大代表说的。以后不能叫农民工,你这是看不起人,叫歧视!

女的说:别冤枉人,我要叫你“搬砖的”,那叫歧视。你自己不自信,把你叫成建筑大师还是建筑大叔,你不照样晒着太阳搬砖吗。

假如,跟你过日子,你的工作名称好听点我不反对,但回家口袋有多钱总要在乎。心疼你的话,干得活能轻松些,别受伤。

我说:这是事实,这活我爱听。

……

(待续)

事后,互认为对方不合适,

缘由一致,思维不合时宜。

进城打工,由于户口在农村,身份是农民,“农民工”一词由此产生。农民工,本是农民干着工人的活,组成的一个词。本是一个中性名词,没有贬义一说,何来歧视。

一个中性词,其是带褒义还是贬义,如:小姐。或一个褒义词变贬义词,如:专家。与这个词本身无关,而是由其所指代的对象行为在社会公众的印象有关,或由社会中的实际地位决定。

目前,对于外出务工群体称谓还没权威部门形成统一,学术界基本上延用“农民工”一词

主要在于农民工的基本权益得到保障。如果他们在相同岗位上干着同等工作,就可以享受到同等的待遇、福利和保障,那么又哪来的所谓歧视呢?换句话说,职业形象主要还是从职业待遇、职业权利来体现的,而不是一个称呼。

工作就是拿自己的灵魂做典当,然后去换取一些银两,

下班以后,又渴望用这些银两,把自己的灵魂赎回来。

或许曾经也不想做一个以金钱为唯一目标的人,可终究在迷茫中陷入了别人的思想。

世人匆忙慌张,只图碎银几两,

偏偏这碎银几两,能解世间惆怅,

可让父母安康,可给妻子绵长,

可护幼子成长;但这碎银几两,

也断了儿时念想,让少年染上沧桑,

压弯了男人的脊梁;就是这碎银几两,

让世人哀伤,让男人离乡,

让家人不慌!

为这碎银几两,何时不再彷徨?

政治正确:是指态度公正,避免使用一些冒犯及歧视社会上的弱势群体的用词,或施行歧视弱势群体的政治措施。如不能冒犯不同民族、性别、性取向、身心障碍、宗教和不能因政治观点的不同而产生歧视或不满与打压。常见的争议点包含性别、性取向、宗教信仰、少数族群。

简单来讲,政治正确是为了保护所有有道理和没道理的弱势群体,以道德为基点,在语言方面行为方面,能够起到约束作用的政治措辞。 

一句话,就是不要冒犯弱势群体。

不要过度强调政治正确,要避免价值判断优先于事实描述,不出现逻辑颠倒现象。

譬如“母爱不是愛,但更是人性本能”。这就有违政治正确之嫌疑,从而极易被情绪洪水淹没。

人类从个体到群体,到底是以人性为本(文明),还是动物本能做主(愚昧),概由政治正确的疆域贫富说明标准。

事实上,农民工,是现有社会组成结构对这一组成部分的价值认同,接纳态度,结纳方式等的综合体现。改变称谓实现不了属性改变,更多的需要社会属性的改变。彻底消除歧视,就需要真正赋予农民工平等的权利,平等的国民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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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是他本身的形象受到了歧视,那么你帮他改了个名字,他本身的形象还是会受到歧视。

关键是,怎么让农民工群体,有时间,让自身形象更体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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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反感的美式政治正确,就是因为其治标不治本的欲盖弥彰。

就像在美国叫“尼哥”是政治不正确的,但不叫“尼哥”也还有别的称呼来体现白人对黑人(尤其是无权无势的普通黑人的)歧视,只要美国黑人没有和美国白人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权利平等,那么歧视就必然存在,换个词去继续明里暗里歧视,也改变不了客观现实,甚至在一些语境下“非裔美国人”这个反应客观现实的词也会变成一种歧视。

“农民工”这个词的意思原本是指来自农村进城务工的人,这本身只是陈述了一个客观现实。

这种反应客观现实的词到现在也能衍生出歧视的意思,只能说明农民和市民之间确实存在权利和经济上的差距,而且这种差距已经大到了部分市民仅仅通过“农民工”这个词指出务工人员的农村出身就已经有了“歧视”的意味。

那么,在这种客观现实下,简单地换个称呼,又有什么用呢。

实在感觉“农民工”这个词不好的话,那就不论出身、行业、职位和薪资高低,统称劳动者们为“工人”,不就好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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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的歧视色彩要看如何被使用。

只要带着歧视的意味去用任何一个词,用多了传来了,这个词都能成为歧视词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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