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期，为什么会发生「弑君三十六」的惨剧？
春秋时期“弑君三十六”的惨剧，绝非偶然，而是当时政治生态、社会结构和思想观念多重因素交织下的必然结果。这背后隐藏着一个波诡云谲、权力斗争白热化的时代真相。要理解这个现象，我们得从几个层面去剖析。
一、礼崩乐坏：宗法制度的松动与周天子的权威衰落
西周时期，以宗法制为核心的统治秩序虽然也有等级森严，但至少在名义上维系着周天子的最高权威，以及各诸侯国之间的君臣伦理。然而，到了春秋，随着周王室的衰微，尤其是在“犬戎之乱”后，周平王东迁洛邑，失去了对广大诸侯的实际控制力。天子“号令不出洛邑”成为常态，诸侯国开始各自为政，甚至互相兼并。
这种政治上的真空和权威的缺失，直接动摇了宗法制度的根基。原本基于血缘和宗法关系建立起来的君臣伦理，在利益冲突面前变得不堪一击。以前，君主是“天子之子”，代表着“天命”，弑君者将承担巨大的道德和宗教谴责。但随着周天子权威的消失，这种“天命”的约束力也大大减弱了。诸侯们发现，只要有足够的实力，即使弑君，也未必会遭受灭顶之灾。
二、诸侯争霸：权力斗争的残酷性与“强权即公理”的逻辑
春秋时期是诸侯争霸的时代，各国为了争夺霸主地位，不惜一切代价。在这种激烈的竞争中，君主的个人能力、政治手腕、甚至生命安全都成了权力游戏中的筹码。
内部权力争夺： 为了夺取或巩固王位，诸侯内部的斗争极其残酷。储君与君主之间、兄弟之间、甚至是大臣拥立“假君”的现象都屡见不鲜。当一个君主无法有效掌控局面，或者被认为威胁到某些强大宗族、大臣的利益时，被推翻甚至被杀死就成了“清理门户”的一种极端手段。例如，卫宣公弑父继位的故事，虽然有些年代略早，但已经预示了这种风气。
外部干涉与操控： 更为普遍的是，周边强大的诸侯国为了方便控制或扶持听话的君主，会直接干预他国内政，甚至策划弑君事件。当一个国家的君主不服从大国的意志，或者与敌对国家勾结时，大国会利用其国内的反对势力，通过武力或政治手段，制造一场“宫廷政变”，然后扶植一个亲己的傀儡上来。这种行为往往冠冕堂皇地以“惩罚不道”或“安定局势”为名，但本质上是为了维护自身在区域内的霸权。例如，晋国曾多次干涉燕国、卫国等国的君位继承问题。
三、家族内部的腐蚀：君主本身的失德与统治的合法性危机
虽然“弑君”是血亲相残，但“三十六”这个数字的背后，往往是君主本身存在严重的失德或统治危机。
君主残暴不仁或昏庸无道： 历史上不乏一些君主，因为残暴、荒淫、昏庸而激起民怨和宗室内外的反抗。当统治者的行为已经触犯了人伦底线，甚至危及整个国家的存亡时，即使是弑君，在某些人心目中也可能被视为“替天行道”或“拨乱反正”。比如，一些君主沉溺于享乐，不理朝政，任用奸臣，导致国政混乱、民不聊生，自然会引来杀身之祸。
家族内部权力继承的混乱： 许多诸侯国的王位继承并非总是嫡长子继承制那么稳固。在一些国家，王族内部的争斗非常激烈。当君主在位，但其继承人不得人心，或者存在其他更有实力的竞争者时，一旦君主年迈或病弱，就会容易发生“逼宫”甚至弑君的事件，以确保自己支持的继承人能够顺利上位。
四、士大夫阶层的崛起与权力欲望的膨胀
春秋时期，周朝的封建制度逐渐演变，诸侯国内部的权力结构也在发生变化。新兴的卿大夫阶层（即士阶层中的贵族）逐渐崛起，他们通过兼并土地、发展私家武装，在国家政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挟君以令诸侯： 当卿大夫的势力足够强大，甚至能够左右甚至控制君主的时候，弑君就成为他们解决君主“不听话”或“碍事”的一种极端手段。挟持君主、架空君主权力已经是常态，而当君主试图挣脱控制时，杀掉君主、扶植一个傀儡或者由自己人上位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比如，春秋末期，一些强大的卿族势力甚至凌驾于国君之上，如晋国的六卿专权。
个人权力的最大化： 对于一些野心勃勃的大臣而言，如果君主是实现其政治野心的障碍，那么移除这个障碍的成本，比起潜在的收益来说，可能是可以接受的。即使有风险，但只要成功，就能获得至高无上的权力。
为什么是“三十六”？
“弑君三十六”这个数字并非一个精确到个位的统计学数字，而是一种文学和历史叙述的概括，用以形容春秋时期弑君现象的普遍和严重。它传达了一种强烈的信号：这是一个道德沦丧、秩序混乱、权力至上的时代，君主也无法保证自己的人身安全。
总而言之，春秋时期的“弑君三十六”是那个时代特有社会政治矛盾的集中爆发。周天子权威的丧失，宗法伦理的败坏，诸侯争霸的残酷现实，君主自身的失德以及新兴政治势力（特别是卿大夫阶层）的崛起，共同催生了这个令人触目惊心的历史现象。这是一个权力在缺乏有效约束时，能够变得多么肆无忌惮的活生生写照。
一、礼崩乐坏：宗法制度的松动与周天子的权威衰落
西周时期，以宗法制为核心的统治秩序虽然也有等级森严，但至少在名义上维系着周天子的最高权威，以及各诸侯国之间的君臣伦理。然而，到了春秋，随着周王室的衰微，尤其是在“犬戎之乱”后，周平王东迁洛邑，失去了对广大诸侯的实际控制力。天子“号令不出洛邑”成为常态，诸侯国开始各自为政，甚至互相兼并。
这种政治上的真空和权威的缺失，直接动摇了宗法制度的根基。原本基于血缘和宗法关系建立起来的君臣伦理，在利益冲突面前变得不堪一击。以前，君主是“天子之子”，代表着“天命”，弑君者将承担巨大的道德和宗教谴责。但随着周天子权威的消失，这种“天命”的约束力也大大减弱了。诸侯们发现，只要有足够的实力，即使弑君，也未必会遭受灭顶之灾。
二、诸侯争霸：权力斗争的残酷性与“强权即公理”的逻辑
春秋时期是诸侯争霸的时代，各国为了争夺霸主地位，不惜一切代价。在这种激烈的竞争中，君主的个人能力、政治手腕、甚至生命安全都成了权力游戏中的筹码。
内部权力争夺： 为了夺取或巩固王位，诸侯内部的斗争极其残酷。储君与君主之间、兄弟之间、甚至是大臣拥立“假君”的现象都屡见不鲜。当一个君主无法有效掌控局面，或者被认为威胁到某些强大宗族、大臣的利益时，被推翻甚至被杀死就成了“清理门户”的一种极端手段。例如，卫宣公弑父继位的故事，虽然有些年代略早，但已经预示了这种风气。
外部干涉与操控： 更为普遍的是，周边强大的诸侯国为了方便控制或扶持听话的君主，会直接干预他国内政，甚至策划弑君事件。当一个国家的君主不服从大国的意志，或者与敌对国家勾结时，大国会利用其国内的反对势力，通过武力或政治手段，制造一场“宫廷政变”，然后扶植一个亲己的傀儡上来。这种行为往往冠冕堂皇地以“惩罚不道”或“安定局势”为名，但本质上是为了维护自身在区域内的霸权。例如，晋国曾多次干涉燕国、卫国等国的君位继承问题。
三、家族内部的腐蚀：君主本身的失德与统治的合法性危机
虽然“弑君”是血亲相残，但“三十六”这个数字的背后，往往是君主本身存在严重的失德或统治危机。
君主残暴不仁或昏庸无道： 历史上不乏一些君主，因为残暴、荒淫、昏庸而激起民怨和宗室内外的反抗。当统治者的行为已经触犯了人伦底线，甚至危及整个国家的存亡时，即使是弑君，在某些人心目中也可能被视为“替天行道”或“拨乱反正”。比如，一些君主沉溺于享乐，不理朝政，任用奸臣，导致国政混乱、民不聊生，自然会引来杀身之祸。
家族内部权力继承的混乱： 许多诸侯国的王位继承并非总是嫡长子继承制那么稳固。在一些国家，王族内部的争斗非常激烈。当君主在位，但其继承人不得人心，或者存在其他更有实力的竞争者时，一旦君主年迈或病弱，就会容易发生“逼宫”甚至弑君的事件，以确保自己支持的继承人能够顺利上位。
四、士大夫阶层的崛起与权力欲望的膨胀
春秋时期，周朝的封建制度逐渐演变，诸侯国内部的权力结构也在发生变化。新兴的卿大夫阶层（即士阶层中的贵族）逐渐崛起，他们通过兼并土地、发展私家武装，在国家政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挟君以令诸侯： 当卿大夫的势力足够强大，甚至能够左右甚至控制君主的时候，弑君就成为他们解决君主“不听话”或“碍事”的一种极端手段。挟持君主、架空君主权力已经是常态，而当君主试图挣脱控制时，杀掉君主、扶植一个傀儡或者由自己人上位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比如，春秋末期，一些强大的卿族势力甚至凌驾于国君之上，如晋国的六卿专权。
个人权力的最大化： 对于一些野心勃勃的大臣而言，如果君主是实现其政治野心的障碍，那么移除这个障碍的成本，比起潜在的收益来说，可能是可以接受的。即使有风险，但只要成功，就能获得至高无上的权力。
为什么是“三十六”？
“弑君三十六”这个数字并非一个精确到个位的统计学数字，而是一种文学和历史叙述的概括，用以形容春秋时期弑君现象的普遍和严重。它传达了一种强烈的信号：这是一个道德沦丧、秩序混乱、权力至上的时代，君主也无法保证自己的人身安全。
总而言之，春秋时期的“弑君三十六”是那个时代特有社会政治矛盾的集中爆发。周天子权威的丧失，宗法伦理的败坏，诸侯争霸的残酷现实，君主自身的失德以及新兴政治势力（特别是卿大夫阶层）的崛起，共同催生了这个令人触目惊心的历史现象。这是一个权力在缺乏有效约束时，能够变得多么肆无忌惮的活生生写照。
网友意见
还是那句老话，历史的问题还是回归历史本身吧。知乎现在的倾向是叙事越来越宏大，触角越来越发达。
春秋的问题还是要回到春秋本身的大背景下。五霸之首的齐桓公的口号是，尊王攘夷。这句话至少折射了两个问题。
第一个，王已不尊。周平王的上位和东迁给周王室的分封体系伏下了两个危机，一是周平王联合申国，勾结犬戎，他的上位过程，可能甚至存在弑父的行为。周王室的分封，本来就是农耕对游牧民族的武装拓殖，所以才有华夷之辨。周平王至少犯下了两个错误，弑父与通夷，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从法统上而言，周王室已然不具有让诸侯共尊的资格，从东周一开始，就已经埋下了杀戮的伏笔；这还不是最致命的，致命的是东迁造成岐山故地的丢失，周王室实力的萎缩，让这个共主体系出现了力量的真空，真空必然导致混乱。苏联解体，冷战时代的终结，同样也在世界上造成动荡，其道理是一样的。
第二个问题，强夷犹在。春秋的时代，是一种华夷杂处的时代，过去周王室既可以提供军事庇护，又可以依赖几个忠心的强大诸侯，保持对游牧民族的压制态势，可以看到，齐桓公的霸业，复邢存卫救燕，背后都是对戎狄的战争。
诸夏既缺乏庇护，又要独自面对新问题。穷则思变，于霸主之外，唯一能依赖的只有自己的封臣了，权力开始适度的下放，这是一个很清晰的渐进过程。王室-----公室-----大夫，甚至是士，权力一层层下放，君于旧时代是如太阳般的恒星，于春秋却在不断的坍缩，于诸侯而言这很无奈，却也不得不主动适应。典型的是晋国，晋国能世代为霸主，与卿大夫的崛起不无关系，代价是，晋公室越来越没有存在感。新旧交替间，新兴崛起的权力者视君为眼中钉，必欲除之而后快也不新鲜了，下克上的弑君，于诸侯是难饮的苦酒，于这些人而言，却是饕餮的盛宴。
一言以蔽之，春秋时代的主要矛盾是诸侯治理产生的负熵不足以抵消熵值的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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