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春秋战国诸侯动辄暴兵几十万而到了生产力远远发达明朝萨尔浒出个十二万人都费劲？
春秋战国时期：兵员的“来源”和“构成”
首先，我们要明白，春秋战国时期所谓的“几十万大军”，和咱们现代理解的“军队”那可不一样。那更像是一次大规模的动员，是全国的青壮年男性几乎都被拉出来充数。
兵役的普遍性与全民皆兵的性质： 当时实行的是一种比较原始但非常普遍的兵役制度。土地是国家的核心，而拥有土地的男性公民，在遇到战争时，都有义务服兵役。你可以理解为一种“封建义务兵役”，是国家对公民最基本的要求之一。打仗不是职业军人，而是农夫、手工业者等平时干活的人。
人口基数与征发能力： 虽然古代人口基数不如现代，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当时社会结构相对简单，国家对人口的控制和动员能力，在一定程度上比大家想象的要强。尤其是大国，比如晋、楚、齐，他们所能动员的青壮年男性，加起来确实能达到几十万。这是一种“全民皆兵”的极限动员，有点像战国后期赵国长平之战时，一次性坑杀几十万降卒的说法，虽然数字有夸大，但也说明了他们能一次性动员的人数之庞大。
武器装备与后勤的简陋： 关键在于，那时候的军队装备非常简陋。士兵们自己可能要带一部分武器，国家提供的也只是基础的弓箭、戈、矛、盾。军队的构成更像是武装起来的农夫。他们的训练水平、专业程度都远不如后世。
后勤压力相对较低： 由于军队的装备简陋，作战方式也多为短兵相接，攻城战也比后世简单，所以对后勤的压力相对较低。士兵们可以就地征集粮草，或者由国家象征性地供应一部分。即使几十万大军开出去，很多时候他们的“伙食”就是自己解决一部分，国家给点粗粮就行。军粮的消耗，和现代军队精密的后勤保障体系是完全不能比的。
战争的性质与目的： 那时候的战争，很多是诸侯争霸，争夺土地、人口、盟主地位。战争的规模和烈度虽然很高，但并不总是追求彻底的歼灭敌人。有时候打赢一仗，就能威慑对手，达到目的。所以，即使“暴兵”，也未必就是为了打一场现代意义上的全面战争。
明朝萨尔浒之战：十二万大军的“成色”与“意义”
到了明朝，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萨尔浒之战明军投入十二万兵力，这已经是一个相当可观的数字了，而且这十二万人的“含金量”，和春秋战国时期的“大部队”那是天上地下的区别。
军队的专业化与职业化： 明朝已经有了高度职业化的军队。卫所制度虽然后期弊端丛生，但其初衷是为了常备军。而像戚继光时期的戚家军，更是精锐中的精锐。萨尔浒之战的明军，虽然整体素质参差不齐，但其中不乏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军官和士兵。他们是有固定粮饷和装备的职业军人，不是临时的农夫征兵。
先进的武器装备与庞大的后勤需求： 明朝的武器装备已经非常先进，火器已经大规模应用（虽然萨尔浒明军火器运用不佳）。先进的武器意味着更高的造价，更复杂的维护，以及对专业操作人员的需求。更关键的是，一支这样规模的“现代”军队，一旦开拔，其粮草、火器弹药、军需物资的需求是天文数字。
后勤系统的复杂性与脆弱性： 明朝的后勤体系虽然在理论上比较完善，但在实际操作中，尤其是在远离本土作战时，面临着巨大的挑战。粮草的运输、储存、分配，都需要一个庞大而高效的系统。萨尔浒之战，明军深入关外，远离后勤补给基地，而对方又采取了野战和骚扰战术，这使得明军的后勤运输线极易被切断或破坏。十二万大军，每人每天都需要消耗一定量的粮食，如果后勤一断，那就是一场灾难。
战争的战略考量与风险控制： 明朝对这场战争的投入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们不能像春秋战国那样，可以随意地倾全国之力去冒险。十二万军队的损失，对于明朝的国力来说，是一个无法承受之重。战争的失败，不仅是军事上的，更是对政权稳定和财政能力的严重打击。所以，在兵力调动和部署上，需要更加谨慎。
军官的腐败与指挥的失误：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虽然明朝的士兵可能比春秋战国士兵更有“战斗力”，但到了后期，明朝的军队和官僚体系中存在严重的腐败问题。将领们可能并不像春秋战国时期的某些战国名将那样，能够完全将士卒的生死置之度外。军粮被克扣，装备质量参差不齐，指挥官之间缺乏有效的协调和信任，这些都会极大地削弱军队的实际战斗力。萨尔浒之战，明军兵分几路，各自为战，指挥失误是导致惨败的重要原因。
总结一下，为什么会有这种差异？
“暴兵”的性质不同： 春秋战国是“全民皆兵”的原始动员，更多的是人数上的堆积，装备简陋，后勤压力相对较小。明朝是“职业化军队”的作战，人数少但“成色”高，对装备和后勤要求极高。
后勤保障能力的差异： 这是最核心的差距。古代的后勤是制约大规模军事行动的天然瓶颈。明朝要维持一支现代化军队，其后勤消耗和保障难度，远非春秋战国时期可比。
战争的成本与风险： 现代战争的成本更高，风险也更大。明朝不能轻易承担一次大规模失败的后果。
军队的组织与指挥： 尽管明朝拥有更先进的制度，但官僚体系的弊端和指挥上的失误，也极大地影响了实际的战斗力。
所以，不是明朝的生产力“费劲”，而是明朝的战争“更复杂”、“成本更高”、“要求更精细”。它需要的是一支准备更充分、指挥更得当、后勤更可靠的军队。十二万装备精良、训练有素但后勤跟不上、指挥失灵的军队，最终也可能败给数量上占优但组织得当的敌人。萨尔浒之战，就是这样一场活生生的教训。
网友意见
“先问是不是，再问为什么”，又要强调这句话了。
对萨尔浒之战中明军的参战兵力，今天通常有8.6万、11~12万等不同说法。
8.6万这个说法，只统计了分进合击、四路出击的明军兵力，即西路杜松约3万、北路马林1.6万、南路李如柏2.5万、东路刘綎1.5万。合计8.6万。
8.6万这个数字，不是全部明军。
明军统帅还安排都司张承基、柴国柱带兵1万余人驻守辽阳，作为后续增援部队。还有总兵李光荣镇守广宁、副总兵窦承武驻前屯，意在震慑辽西边墙外蠢蠢欲动的内喀尔喀蒙古各部。此外还有负责押送、看护内地调运辽东各处粮草辎重的王绍勋。
以上将领和他们带领的明军，都属于萨尔浒之战中的明军兵力，都听从经略杨镐调遣。
把这几部明军也加进去，才是萨尔浒一战中明军的实际兵力，也就是11~12万这个数字。
说到这了，还没完。
明朝为了准备这次剿叛，还从西南和华东、华南的川浙贵等地调兵。这些省份距离辽东很远，路程漫长。明朝中央和兵部又急催杨镐出战，当萨尔浒之战发生时，许多奉命调往辽东的外省明军还在赶路。
1621年春，后金军攻占沈阳，随后川浙军从辽阳出发，北上救援。游击周敦吉有句话“我辈不能救沈，在此三年何为！”显然，他们就是1618年后金起兵，朝廷从四川调去平叛的兵，没赶上萨尔浒之战。
如果没有兵部的催命符，再等四个月，到了1619年夏，汇集到辽东的明军可以达到20万兵力。萨尔浒之战的结果很可能就不一样了。
萨尔浒战后的三个月，后金频频出击。当年六月，杨镐被罢职，由熊廷弼接任辽东经略。熊廷弼在辽东巡视了三个多月后，在当年十一月，他拟了一个给明庭的奏疏《敬陈战守大略》，里面明确的表示，要明朝中央给他调足18万兵力和相应的粮草、银饷和马匹军械。
这次中央还是兵部，都不敢瞎指挥了，万历皇帝也很重视，通过加征辽饷的方式，凑足了粮饷，又调来16万兵力，虽然没达到熊要求的18万，但基本满足了数字，少了一点，差得不算多。
熊廷弼的主张，是先守后战，至于战术安排，其实和萨尔浒之战基本一样，只不过兵力更充裕。
本来，杨镐就可以这么打，毫无悬念的赢。但是在兵部的催命之下，输了。
官员熊廷弼二度经略时的规划主张，以及他这个《敬陈战守大略》的落实情况，我以前专门写过一个答案，在这就不再重复了——
说了上述这些事件，目的是想强调两点：
1、萨尔浒一战前后（1618～1620年），明朝向辽东调动的客兵就超过20万，加上本地的辽军，明军前后多达30万，远远超过题主感叹的12万人。
如果明朝中央内阁和兵部不那么急着催前方统帅出战，莫说30万了，凑足18万人就能打赢这场仗（熊就是按照18万人的实力重新规划，明朝实际给他调足16万人，他也接受了）。
2、至少在明朝中晚期，以明清战争时代来看，历史资料已经能够区分担任作战的“兵”和负责搞后勤运输保障等杂务的“夫”了。
熊给朝廷的奏疏，明确提到了每个兵所需的粮食与银饷。说明这是职业军人，是真正担负战斗任务的兵，而不是把征调来负责运粮食等保障工作的民夫、杂役也算进去混淆一滩。
至于“春秋战国诸侯动辄暴兵几十万”。我认为这里面绝不可能都是承担战斗任务的兵，而是有很大部分是作为民夫杂役。就如同长平之战到了关键时刻，秦昭襄王“自之河内，赐民爵各一级，发年十五以上悉诣长平，遮绝赵救及粮食”的举动类似，战斗吃紧的时刻，把靠近战场一个郡内的青壮年男性动员起来，临时组织成一支队伍。这只队伍里未必所有人都是战斗人员，而且和职业兵相比，他们的军事技能和战斗力恐怕也不会高。
从春秋战国那种编氓为兵抓夫抽丁、动辄几十万的模式；到明清两朝相对少数的职业常备兵体制，这是中国传统社会军事制度的显著进步。
先问是不是，再问为什么。
“春秋战国诸侯动辄暴兵几十万”的说法是错误的。
首先，“几十万”之说只出现在战国，在春秋并未出现。发生在商末周初的牧野之战，“商军六十万”为后世杜撰之说。
其次，战国实际有发兵“数十万”的记录是十分罕见的，在我印象里，有这个大规模的出兵记录，仅限于：
阴晋之战，秦军出兵50万；
鄗之战，燕军出兵60万；
秦灭楚之战，秦军出兵60万。
（个人印象有限，欢迎补充）
其他出兵数字多在2万到10万人左右，其余则为斩首记录，如伊阙之战斩首24万，长平之战斩首及俘虏45万等。
当然，即使是5-10万人，在任何时期的农业社会想完成集结也很难实现的。明清时期自然费劲，这一点没有什么可说的，但为什么战国时期就相对“容易”也相对频繁呢？
在这里先说3点老生常的的原因：
1、列国集团军的攻击距离是很短的，大致仅有现代中国的一个地级行政区的直径，如果攻击距离提升到现代中国的省一级的直径，人数就会直线下降，降到1-3万人左右；
比如，秦助魏攻楚出动的军队是2万人，楚救齐出动的军队是1万人，楚“攻”燕（实为干涉齐赵攻燕）出动的军队是3万人。
2、战国时期的集团军作战时多发生在河道附近，客观上为集团军作战的运输提供了便利；
3、当时军队主体由自耕农武装组成，由于战争胜利有可能会背回过度动员的损失，因此列国在主观上会一步步加大自耕农动员的力度。
除了上述3点原因以外，另有一项十分重要的原因：
任何古代社会都无法避免的“欺上瞒下”现象。
在战国时期，基层自耕农平时被编成“伍”，到战时以“伍”被动员起来，成为作战的基础单位。
尽管当时在法令上确有针对于自耕农武装的相关制度，但以当时的生产力，负责基层武装的无疑要由各地望族完成，《战国策》中相关的言论也确有说明望族在基层兵力动员的作用，不再赘述。
那么，如果某地的望族动员了100个兵丁，他究竟会向上一级报自己动员了多少人呢？
注意，在战国时期，至少军队的粮食、武器是由公室提供的。
对于地方望族来说，他是应该动员到了100人就报100人，还是要报110人？
对于地方望族的上一级官员，他是应该顶着得罪地方望族的风险来认真核实到底有没有110人，还是应该往上报120人？
对于最顶端的公室，他是应该在军事动员的时候认真排查各地军队注水的情况，还是尽快发兵，尽快打仗？
说的再直白点，公室凭什么要求基层望族积极进行军事动员？不给基层望族和各级官吏一些操作空间，军事动员能不能顺利贯彻下去？
说到这里，我们应该就知道战国时期经常出现的5万大军抑或10万大军是怎么来的了。
接下来再说斩首记录。
战国时期的大规模斩首记录主要发生在秦惠文王时期，秦昭襄王时期，及田文在齐国为相时期。
秦惠文王时期，大规模斩首记录发生在雕阴、修鱼，斩首各达8万级（雕阴之战，魏廷公布被斩首数量为4万6千级，按常理而言，魏廷应当仅能统计出损失人数，无法统计出其中有多少人被斩首，因此该说也不可信）。
秦昭襄王时期，大规模斩首记录发生在伊阙、华阳、长平，斩首分别为24万、13万、45万，另有位置不详的地点斩首赵军9万（这场仗秦军输了），鄢郢之战所消灭的有生力量是“数十万”，数字模糊且明确包括非战斗人员。
齐相田文时期，齐对燕的战争曾斩首燕军10万。
在这里我们需要注意一个情况，人的头颅重量约在2-3公斤左右，暂按2.5公斤计算，伊阙之战斩首的总重量就达到了600吨，华阳之战则为325吨，长平之战则达到了惊人的1125吨。
说到这里，很多朋友也应该就知道这些神奇的斩首数字是怎么来的了：
如果前线的将军斩首200级，那么他可以把200级运回国都进行校验；
如果斩首2,000级，那么他可以把2000级运到就近的大邑进行校验；
如果斩首20,000级，那么他可以交给公室派来的官员进行实地校验；
但如果斩首200,000级，那么——这一数字则完全不可能校验清楚。
再明白一点：
如果公室想扶哪些人上位，就让他在前线报一个无法核实的斩首数量，为其升官进爵；
如果一个人想巩固自己的地位，也向公室报一个无法核实的斩首数量，从而给各级将校提升爵位，以此稀释朝中的反对力量。
到此为止，我们也就知道了秦惠文王时期为什么秦将一直由魏籍士人垄断；伊阙之战时期为什么要让外戚向寿先挂帅出征，然后由白起接替，再一口气给白起升到了第16级爵位，同时期司马梗还在第12级爵位逛荡；长平之战以后，为什么王龁、司马梗还在上党瞎溜达，白起却立即被召回了（“苏代”游说范雎是发生在白起被召回以后）。
综上所述，战国时期无论发兵记录还是斩首记录的数额庞大，本质上还是来自于生产力低下的局限。由于生产力所限，军队无法呈固定编制，导致完全不可能进行相对准确的统计。
不是辅兵民夫的问题啦各位，
正兵+民夫的基础上乘了个位数才是战国数十万啊。
最好的段子就是金朝在野狐岭割掉40万大军后，派出110万人打耶律留哥。野狐岭勉强算四十万民夫，但后面打耶律留哥该咋算？
先说结论：
春秋是上古时期，资料少，吹牛方便；明清是近古时期，资料多，乱写会被揭穿的。咱也别比这么远，就拿汉高祖和汉武帝时期的战争做比。
汉高祖时期，诸侯暴兵动辄也都是几十万人，随随便便一个将领，都带出十万大军；高祖起兵第二年，麾下将士就有十余万人，项羽则拥兵四十余万人：
十二月中，遂至戏。沛公左司马曹无伤闻项王怒，欲攻沛公，使人言项羽曰：“沛公欲王关中，令子婴为相，珍宝尽有之。”欲以求封。亚父劝项羽击沛公。方飨士，旦日合战。是时项羽兵四十万，号百万。沛公兵十万，号二十万，力不敌。
等到楚汉战争期间，任意一个诸侯，都能拥兵十几万乃至几十万人，比如复国未久的赵国，就号称拥有二十万大军；楚将龙且救齐，也号称拥兵二十万人。
将军涉西河，虏魏王，禽夏说阏与，一举而下井陉，不终朝破赵二十万众，诛成安君。名闻海内，威震天下，农夫莫不辍耕释耒，褕衣甘食，倾耳以待命者。
楚亦使龙且将，号称二十万，救齐。——《史记·列传·淮阴侯列传》
到了正面战场，兵力就更夸张了，公元前206年，刘邦亲率56万大军伐楚，攻入彭城：
春，汉王部五诸侯兵，凡五十六万人，东伐楚。——《史记·本纪·项羽本纪》
楚汉决战之时，仅淮阴侯韩信部，所率兵力就有30万人，刘邦本部具体兵力不详，但据《史记》记载也有几十万人，汉军与各诸侯军队相加不下百万人：
汉王将数十万之众，距巩、雒，阻山河之险，一日数战，无尺寸之功，折北不救，败荥阳，伤成皋，遂走宛、叶之间，此所谓智勇俱困者也。——《史记·列传·淮阴侯列传》
五年，高祖与诸侯兵共击楚军，与项羽决胜垓下。淮阴侯将三十万自当之，孔将军居左，费将军居右，皇帝在後，绛侯、柴将军在皇帝後。——《史记·本纪·高祖本纪》
但是，等到汉武帝时期，兵力立刻就变了。武帝一朝，每个将军率兵，多则两三万人，少则三五千人。一次发兵七八万人，就可以称得上是”天下骚动“了；一次发兵十几万人，就可以称得上是举天下之兵了。
元光五年，青为车骑将军，击匈奴，出上谷；太仆公孙贺为轻车将军，出云中；大中大夫公孙敖为骑将军，出代郡；卫尉李广为骁骑将军，出雁门：军各万骑。
元朔元年春，卫夫人有男，立为皇后。其秋，青为车骑将军，出雁门，三万骑击匈奴，斩首虏数千人。明年，匈奴入杀辽西太守，虏略渔阳二千馀人，败韩将军军。
其明年，元朔之五年春，汉令车骑将军青将三万骑，出高阙；卫尉苏建为游击将军，左内史李沮为彊弩将军，太仆公孙贺为骑将军，代相李蔡为轻车将军，皆领属车骑将军，俱出朔方；
博望侯张骞、郎中令李广俱出右北平，异道：皆击匈奴。郎中令将四千骑先至，博望侯将万骑在後至。
乃案言伐宛尤不便者邓光等，赦囚徒材官，益发恶少年及边骑，岁馀而出敦煌者六万人，负私从者不与。牛十万，马三万馀匹，驴骡橐它以万数。多赍粮，兵弩甚设，天下骚动
整个武帝一朝，最大规模的战争，就是公元前90年李广利等三人率14万大军征匈奴，其中李广利部只有7万人。此次战役若是在高祖时期，也就是个中等规模的战斗罢了。彭城之战，高祖刘邦所率的诸侯联军56万人，为项羽所败，几乎全军覆没。和彭城之战相比，李广利部这次失败要小得多，损失也要少。刘邦失败后很快就又募集了庞大的部队，而李广利仅仅七万人的损失，却令汉朝此后十数年无力再征匈奴。
汉高祖 与汉武帝，相隔 不到 百年，汉朝的兵制也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而且汉武帝时期，国家的生产力要比高祖时强得多。经历了文景之治的汉朝，所积攒的钱粮不计其数，以至腐坏无法利用；汉武帝时大力发展畜牧业，各地马监拥有马匹40余万，国力之强，远非连四匹同色马都凑不齐的高祖朝可比：
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史记·平淮书》
但是生产力 落后的汉高祖朝，每次出征少则二十万，多则数十万；而国力强盛的汉武帝朝，最大规模的战争，也只不过派出了16万人罢了。两个数据，谁在说谎，不言自明。
司马迁这么写，无非就是因为高祖时期的记录早已失散，自己随便写写也不会有人质疑；而武帝朝乃是当代，很多资料完善，当事人不少都在世，瞎写容易被打脸。
两个原因
一是计算方法 春秋战国往往将后勤等所有非战斗人员算在内
二是虚报 尤其是战国时期 动辄几十万军队的记载水分很大
春秋时期 因为经常用战车作战 所以记载兵力时喜欢用乘这个单位
例如 城濮之战 晋军兵力七百乘
一乘是多少人 看你怎么算了 只算战斗人员 75人 算上后勤 100人
战国史料夸张失实的数字记载很多
春秋时期，其实各国动员能力并不强，那时候华夏诸国还是类似欧洲中世纪一样的封建采邑制度。
但是战国啊，那可是中国古典军国主义的高峰，那种动员能力，在整个东亚农业时代都可以说是巅峰了，这是几个幼生利维坦之间相互砥砺了几百年的结晶。
你四十岁的时候，肯定没有二十岁的时候能打，其实文明也一样。春秋战国是中国文明的青少年时期，而汉朝是青壮年，后面若干朝代则是漫长的中老年，到了近现代中国，中国文明其实等于是死了重新投胎 ，魂还是那个魂，人其实不是那个人了。
至于明朝末期，即使是在封建王朝末年里面比烂，估计也是最烂的那一波。国家和百姓如此之穷，士绅豪商如此之富，而皇帝不要脸面亲自下场也收不到该收的税，这种国家财政能力和动员能力，在农业时代的封建国家里面，也是倒数的水平。看显微镜下的大明，里面对于明朝的财政税赋制度有很形象深入的描写，给我的感觉就是：这么低效、繁杂、臃肿的财政税赋体系，外加处处破绽冒跑滴漏，竟然还能够撑到接近三百年才亡国，明朝人真是了不起。
而战国时代的动员能力，我们可以从睡虎地秦简和里耶秦简里面一窥究竟，足矣了解中华文明是如何早熟的文明，以至于在两千年前就形成了完善和高效的行政体系。至于说生产力，农业时代的生产力并没有拉开代差，如果制度效率太低内耗严重，生产力多十几倍可能也无法转变为足够的战斗力。
国家兵力上限由国力决定，出兵上限由补给条件决定。
战国时期的战争大多在比较富庶的地方或离富庶地域不远的地区发生。所以战国时期出兵上限远多于，目前中国远征南极。另外5:1的民夫与士兵比例很不科学，即使远征千里之外（陆运）2:1 3:1的直接民夫就是正常极限。与100:1相比也差不了几米路。
除了补给条件外，战国时期由于动员兵制，缺少职业士兵，普通士兵与民夫差别不大，明明去当兵结果是种田也很正常。（汉武帝远征大宛，担心粮食不够，除了无以数记的民夫外，还派遣十八万大军就地种田。结果陆运困难还是不行，只能靠屠城勒索为生。）
再之后就是吹水咯！
不仅仅是春秋战国，即使以明朝论，明太祖三十万大军北伐残元，明成祖五十万大军征讨蒙古，算不算暴兵几十万？那么为什么万历皇帝讨伐满洲只能出八万兵呢（算上朝鲜也不到十万）？因为没有这么多银子发饷啊。那么为什么明太祖、明成祖就有这么多银子发饷呢？因为他们发下去一块钱的饷，前线军人确实就收到了一块钱的饷；反观万历皇帝，发下去十两银子，没出京师就只剩下二两了，如此打仗，如果暴兵几十万，那就肯定破产了！
生产力发达，腐败力更发达，这就是军队规模缩小的原因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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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时期，说“没有农民起义”其实是不太准确的，更准确地说，是大规模、足以颠覆王朝的、以农民为主体并取得实质性成功的起义，相较于后来的朝代而言，在这个时期是极少出现的，或者说我们史料中记载的这类事件的清晰度和规模相对较小。很多人一提到农民起义，脑海里立刻会浮现出陈胜吴广、黄巾起义、李自成、洪秀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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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时期的车战，那可是叱咤风云、气势恢宏的战场盛景，可以说是那个时代军事力量的象征。然而，到了后世，这种以战车为主的作战方式，却逐渐淡出了历史的舞台，变得鲜为人见。这背后，其实有着一系列深刻的时代变革和军事技术演进的复杂原因。咱们这就一点一点地掰扯明白。首先，得说说战车本身是怎么来的，以及它为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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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时期，的确出现过不少一个人就能左右一个国家命运的例子，这背后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要把这个问题说透，得从那段特殊的时代背景、当时的政治格局、以及个人能力发挥的土壤这几个方面来分析。一、 时代背景：礼崩乐坏下的权力真空与个人崛起春秋战国，顾名思义，是周朝王室衰微、诸侯争霸的时代。周天子的权威名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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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数百年，东周王室虽名义上是天下共主，实则早已衰败不堪，诸侯并起，争霸天下。在这漫长的分裂与战乱时期，我们不禁要问，为何没能出现一位真正意义上的“中兴之主”，能够整合力量，重振周室，拨乱反正？这背后是复杂的历史原因，而非简单的个人能力问题。首先，中央权威的崩塌是根本性原因。 周朝的统治根基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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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孙氏的起源，如同一条蜿蜒的河流，其源头可以追溯到遥远的周朝初年。春秋战国时期之所以涌现出如此多的杰出人物，并非偶然，而是多重历史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公孙氏的起源：周朝的封国与氏族演变公孙氏的姓氏，顾名思义，“公孙”意为“公之孙”。在周朝的宗法制度下，天子或诸侯的孙子通常会获得“公孙”的头衔，这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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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西周的古文与后来的春秋战国时期的文言文，给人的感觉像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语言，甚至常常让人望而生畏，不知所云。这种巨大的差异，并非偶然，而是历史发展、社会变迁以及思想文化演进共同作用的结果。首先，我们要理解西周时期的社会背景。那个时代，文字刚刚开始成熟，主要承担的是记录宗教祭祀、政治盟誓、王朝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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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问题问得真妙！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古代文化史上一个煌煌巨著的时代，涌现出无数流传至今的成语，这可不是偶然。要说清楚这其中的缘由，咱得掰开了揉碎了好好聊聊。一、思想的“百家争鸣”：成语的种子萌发春秋战国，那可真是一个思想大爆发的时代。儒家、道家、法家、墨家、名家……各种学说像雨后春笋一样冒出来，大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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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汉战争之所以给人感觉破坏力超过了春秋战国，可以从几个方面来分析，这其中涉及战争的规模、持续时间、性质以及对社会经济的影响等方面。虽然春秋战国时期长达几百年，战争频仍，但楚汉战争在某些方面确实展现出了更集中的、更具毁灭性的破坏力。1. 战争的规模和集中性： 楚汉战争： 虽然时间相对较短（公元前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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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时期，虽然各诸侯国之间战事频仍，但人才的流动却是一个普遍且重要的现象。我们今天将其视为“人才流动”，而在当时，之所以不被称为“X奸”，原因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这其中牵涉到当时的政治格局、观念认知以及社会环境的方方面面。1. 缺乏明确的国家概念与忠诚对象首先，要理解当时的“国家”与现代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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