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春秋战国期间没有农民起义？
春秋战国时期，说“没有农民起义”其实是不太准确的，更准确地说，是大规模、足以颠覆王朝的、以农民为主体并取得实质性成功的起义，相较于后来的朝代而言，在这个时期是极少出现的，或者说我们史料中记载的这类事件的清晰度和规模相对较小。
很多人一提到农民起义，脑海里立刻会浮现出陈胜吴广、黄巾起义、李自成、洪秀全等等声势浩大的农民革命。那么，为什么在那个风起云涌、诸侯争霸、社会变动剧烈的春秋战国，似乎没有这样“响当当”的农民起义呢？这背后涉及当时复杂的社会结构、政治制度、经济状况以及文化思想等多个层面。
一、 并非没有反抗，只是形式不同
首先，我们不能把“农民起义”这个概念过于狭隘化。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矛盾是存在的，对统治者不满的民众也有。但是，他们的反抗形式可能更多的是：
局部性的、零散的抵抗： 比如因饥荒、苛捐杂税而爆发的局部骚乱、暴动，甚至是地方豪强的武装反抗，其中也可能夹杂着一些普通民众的参与。但这些往往是短期的、地方性的，很快就被镇压，并且史书也不会特别强调其“农民”属性，更多的是归为“乱民”或“盗匪”。
逃亡与“流人”： 严酷的赋税、徭役，甚至是战争带来的生计问题，都会导致农民逃亡，成为“流人”。这些逃亡的农民本身就是对现有统治的一种消极反抗，他们可能聚集成盗匪，但并非有组织、有明确政治诉求的起义。
士人的不满与策动： 很多时候，春秋战国的社会动荡，是由掌握一定知识的“士”阶层来策动或参与的。他们可能因为政治失意、家族衰落，或者对国家前途感到忧虑，而试图通过各种手段（包括支持某个诸侯、甚至鼓动民众）来改变现状。
二、 那个时代“农民”的定义与地位
理解为什么“大规模农民起义”少，还要看当时“农民”在社会中的具体定位：
“农”与“兵”的界限模糊： 在早期，尤其是春秋时期，许多诸侯国的士兵很大程度上就是由农民组成的。战争是国家的重要事务，农民被征召入伍是常态。这意味着，农民作为潜在的“兵源”是和国家机器联系在一起的，一旦有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他们就可能成为军队的一部分，而不是完全独立于统治阶级之外的反抗者。
“宗法制”的束缚： 即使有不满，宗法制对个体和家族的约束力很强。农民大多依附于土地和所属的乡里、宗族。这种结构使得他们更倾向于服从，也难以形成跨越地方、跨越家族的联合。
缺乏独立的政治诉求： 当时的社会结构，统治阶级（诸侯、卿大夫）本身就非常分散，争夺的是国家权力，而非推翻整个“统治体系”。普通的农民，他们更关心的是地里的收成、赋税的轻重、家人的安危，以及自己所属领主的态度。他们很难形成一套独立于现有政治框架之外的、关于“谁来统治”的清晰诉求。
三、 政治与军事格局的特点
春秋战国时期独特的政治军事格局，也在客观上抑制了大规模农民起义的发生：
诸侯林立，中央集权薄弱： 整个时期，周天子名义上是共主，但实际权力非常有限。权力分散在各个诸侯国手中。这意味着，即使某个国家内部出现动乱，其他国家往往会选择旁观，甚至趁火打劫，而不会形成统一镇压的“中央力量”。反过来，如果某个诸侯国非常强大，能够有效地管理内部，那么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就更难发生。
战争频繁，但并非“均质化”： 战争非常多，但主要是在诸侯国之间争夺霸权、土地和资源。这些战争往往由贵族阶层领导，虽然会波及农民，但并非所有地区、所有时间都处于战乱之中。而且，战争的动员和组织，依然是依靠原有的贵族、官僚体系。
“国人”与“野人”的分野： 早期（春秋）社会，“国人”是指拥有一定政治权利的自由民，他们可以参与国事，也承担一定的兵役义务。“野人”则可能是依附于土地的农民、奴隶或非自由民。这种划分使得“国人”群体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国家的军事和政治力量，而“野人”则缺乏组织和力量。随着时代发展，“国人”的含义也发生了变化，但这种早期对社会阶层的区分，也影响了反抗力量的形成。
四、 思想与文化的影响
思想文化层面，也存在一些因素：
“君权神授”与“天命”观念： 尽管诸侯争霸，但“天命”和“君权神授”的观念在相当程度上仍然存在。普通民众很难想象自己能够取代统治者，成为天下的主人。他们更容易将乱象归结为“天时”或“君主无道”，而非自身阶级的革命。
儒家等学说的影响（虽然是后期）： 随着时代发展，儒家等学说提倡“君臣之道”、“礼乐制度”，虽然也强调“民为贵”，但核心仍然是维护一个有秩序的社会结构，而非颠覆。虽然这些学说在战国中后期才逐渐成熟，但其倡导的“安分守己”或“君有道则臣从，君无道则隐”的思路，与激进的农民起义诉求是不同的。
五、 历史记载的视角
最后，我们不能忽视历史记载本身的特点。史书多由统治阶级或受其影响的人士所撰写，他们更关注的是国家大事、朝堂政治、战争胜负，以及那些能够威胁到统治的行为。局部的、不成气候的农民反抗，或者仅仅是零星的骚乱，可能根本不被认为值得详细记载，或者被轻描淡写地归类为“盗贼”，而不会突出其“农民起义”的性质。
总结来说，春秋战国时期并非一片风平浪静，社会矛盾依然存在，也存在各种形式的反抗。但是，由于当时特殊的社会结构（宗法制、模糊的兵农界限）、政治军事格局（诸侯林立）、经济基础（小农经济的相对独立性），以及思想文化观念（天命、君权），都使得大规模、有组织、以农民为主体并具有明确推翻现有统治阶级诉求的“农民起义”难以形成，或者说，即使存在，其规模和影响也远远不及后来我们熟知的那些农民革命。
与之相对，春秋战国时期更多的是由贵族、官僚、士人之间围绕权力展开的争斗，以及因社会动荡而出现的“盗匪”现象。当中央集权逐渐加强，土地兼并日益严重，社会矛盾激化到一定程度时，才为后来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创造了土壤。
很多人一提到农民起义，脑海里立刻会浮现出陈胜吴广、黄巾起义、李自成、洪秀全等等声势浩大的农民革命。那么，为什么在那个风起云涌、诸侯争霸、社会变动剧烈的春秋战国，似乎没有这样“响当当”的农民起义呢？这背后涉及当时复杂的社会结构、政治制度、经济状况以及文化思想等多个层面。
一、 并非没有反抗，只是形式不同
首先，我们不能把“农民起义”这个概念过于狭隘化。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矛盾是存在的，对统治者不满的民众也有。但是，他们的反抗形式可能更多的是：
局部性的、零散的抵抗： 比如因饥荒、苛捐杂税而爆发的局部骚乱、暴动，甚至是地方豪强的武装反抗，其中也可能夹杂着一些普通民众的参与。但这些往往是短期的、地方性的，很快就被镇压，并且史书也不会特别强调其“农民”属性，更多的是归为“乱民”或“盗匪”。
逃亡与“流人”： 严酷的赋税、徭役，甚至是战争带来的生计问题，都会导致农民逃亡，成为“流人”。这些逃亡的农民本身就是对现有统治的一种消极反抗，他们可能聚集成盗匪，但并非有组织、有明确政治诉求的起义。
士人的不满与策动： 很多时候，春秋战国的社会动荡，是由掌握一定知识的“士”阶层来策动或参与的。他们可能因为政治失意、家族衰落，或者对国家前途感到忧虑，而试图通过各种手段（包括支持某个诸侯、甚至鼓动民众）来改变现状。
二、 那个时代“农民”的定义与地位
理解为什么“大规模农民起义”少，还要看当时“农民”在社会中的具体定位：
“农”与“兵”的界限模糊： 在早期，尤其是春秋时期，许多诸侯国的士兵很大程度上就是由农民组成的。战争是国家的重要事务，农民被征召入伍是常态。这意味着，农民作为潜在的“兵源”是和国家机器联系在一起的，一旦有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他们就可能成为军队的一部分，而不是完全独立于统治阶级之外的反抗者。
“宗法制”的束缚： 即使有不满，宗法制对个体和家族的约束力很强。农民大多依附于土地和所属的乡里、宗族。这种结构使得他们更倾向于服从，也难以形成跨越地方、跨越家族的联合。
缺乏独立的政治诉求： 当时的社会结构，统治阶级（诸侯、卿大夫）本身就非常分散，争夺的是国家权力，而非推翻整个“统治体系”。普通的农民，他们更关心的是地里的收成、赋税的轻重、家人的安危，以及自己所属领主的态度。他们很难形成一套独立于现有政治框架之外的、关于“谁来统治”的清晰诉求。
三、 政治与军事格局的特点
春秋战国时期独特的政治军事格局，也在客观上抑制了大规模农民起义的发生：
诸侯林立，中央集权薄弱： 整个时期，周天子名义上是共主，但实际权力非常有限。权力分散在各个诸侯国手中。这意味着，即使某个国家内部出现动乱，其他国家往往会选择旁观，甚至趁火打劫，而不会形成统一镇压的“中央力量”。反过来，如果某个诸侯国非常强大，能够有效地管理内部，那么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就更难发生。
战争频繁，但并非“均质化”： 战争非常多，但主要是在诸侯国之间争夺霸权、土地和资源。这些战争往往由贵族阶层领导，虽然会波及农民，但并非所有地区、所有时间都处于战乱之中。而且，战争的动员和组织，依然是依靠原有的贵族、官僚体系。
“国人”与“野人”的分野： 早期（春秋）社会，“国人”是指拥有一定政治权利的自由民，他们可以参与国事，也承担一定的兵役义务。“野人”则可能是依附于土地的农民、奴隶或非自由民。这种划分使得“国人”群体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国家的军事和政治力量，而“野人”则缺乏组织和力量。随着时代发展，“国人”的含义也发生了变化，但这种早期对社会阶层的区分，也影响了反抗力量的形成。
四、 思想与文化的影响
思想文化层面，也存在一些因素：
“君权神授”与“天命”观念： 尽管诸侯争霸，但“天命”和“君权神授”的观念在相当程度上仍然存在。普通民众很难想象自己能够取代统治者，成为天下的主人。他们更容易将乱象归结为“天时”或“君主无道”，而非自身阶级的革命。
儒家等学说的影响（虽然是后期）： 随着时代发展，儒家等学说提倡“君臣之道”、“礼乐制度”，虽然也强调“民为贵”，但核心仍然是维护一个有秩序的社会结构，而非颠覆。虽然这些学说在战国中后期才逐渐成熟，但其倡导的“安分守己”或“君有道则臣从，君无道则隐”的思路，与激进的农民起义诉求是不同的。
五、 历史记载的视角
最后，我们不能忽视历史记载本身的特点。史书多由统治阶级或受其影响的人士所撰写，他们更关注的是国家大事、朝堂政治、战争胜负，以及那些能够威胁到统治的行为。局部的、不成气候的农民反抗，或者仅仅是零星的骚乱，可能根本不被认为值得详细记载，或者被轻描淡写地归类为“盗贼”，而不会突出其“农民起义”的性质。
总结来说，春秋战国时期并非一片风平浪静，社会矛盾依然存在，也存在各种形式的反抗。但是，由于当时特殊的社会结构（宗法制、模糊的兵农界限）、政治军事格局（诸侯林立）、经济基础（小农经济的相对独立性），以及思想文化观念（天命、君权），都使得大规模、有组织、以农民为主体并具有明确推翻现有统治阶级诉求的“农民起义”难以形成，或者说，即使存在，其规模和影响也远远不及后来我们熟知的那些农民革命。
与之相对，春秋战国时期更多的是由贵族、官僚、士人之间围绕权力展开的争斗，以及因社会动荡而出现的“盗匪”现象。当中央集权逐渐加强，土地兼并日益严重，社会矛盾激化到一定程度时，才为后来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创造了土壤。
网友意见
先上结论：春秋没有农民起义主要是因为氏族还是血缘纽带，农民没有形成独立的阶层；战国没有农民起义主要是因为授田制正在推行，还不存在人多地少的矛盾。
1、说春秋战国就要从夏商周三代开始。因为三代的社会主体是氏族，个体家庭都是氏族的一分子。尽管氏族内部也存在剥削，但整体来说是比较温情的。而且氏族具备一定的民主性，尽管族长是一族君长，但没有完全的专制权力。所以说，就算是氏族中种田为主的底层成员，政治权利不会太低，生活也不会太差。他们更多是团结在族长周围齐心对外，国人暴动另一种记载是“公卿惧诛而祸作”，这里国人就是公卿的族人，他们本身又是军队的主体，有造反的实力。
2、尽管春秋时期氏族开始解体，出现了一些个体小家庭。但是整体来看，小家庭的数量并不多，春秋依然是氏族为主体的社会，个体家庭面对集体氏族，是没有能力取而代之的。更重要的是，当时还是人少地多的情况，就算是宋郑中原之地，春秋末年两国之间还有几块空地，所以就算自耕农也不至于饿死。奴隶起义就更不可能了，中国根本不存在典型奴隶社会，而少量奴隶更多也是家庭奴隶，从事农业生产也是以家庭成员身份。根本形成不了起义的力量。
3、战国到西汉前期，氏族进一步解体，开始出现地主和农民阶层。当时政府主要实施的授田制，即是将国有土地授予私人使用并收取田税。孟子多次提到“百亩之田”“五亩之宅”是授田制的理想规划，在《睡虎地秦简》《银雀山汉简》都能找到授田记载。不过授田的数量肯定是有限的，而人口却不断增长，那么授田制就不可能一直推行，自然走向土地私有化。加上国家对商业的压制，吸引更多地主投资田产，所以从西汉中期开始就“富者连田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
4、先秦虽然有不少暴动，但都不能视为农民起义。国人暴动、百工起义，实际上他们都是国人，矛盾主要存在于氏族之间。盗跖、庄蹻起义，史料本身也比较含糊，盗跖一说是春秋后期孔子时期人物，一说又是春秋前期柳下惠弟弟，在《左传》也没有此人信息；庄蹻一说是楚怀王时盗贼，一说又是楚顷襄王时楚将。是否真实存在人物都难说，更别说就是农民起义。而陈胜吴广起义的原因也是“失期法当斩”，并不是被地主剥削得难以生存，而后继者主体明显也不是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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