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春秋战国诸侯动辄出兵几十万，而到了生产力远远发达明朝，萨尔浒出个十几万人都费劲呢？

关于春秋战国时期诸侯能够集结几十万大军，而明朝后期，像萨尔浒战役这样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却显得捉襟见肘，这个问题确实很有意思，也涉及到很多层面的原因。简单来说，这不是一个简单的“生产力发达”就能完全解释的。我们要从当时的社会结构、战争模式、后勤保障、政治动员能力以及信息传递效率等多个角度来分析。

一、战争的性质和规模：不同时代的需求与目标

春秋战国的“万国林立”与“兼并战争”：
城邦国家的性质：当时的“国”更像是拥有一个中心城市及周边附庸地区的城邦国家。虽然号称“数千乘之国”，但其真正能动员的兵力，尤其是精锐力量，与现代军队的概念是不同的。
“兵者，国之大事”的现实：战争是那个时代解决政治矛盾、争夺霸权、扩张领土最直接的手段。诸侯国之间的战争频繁，且往往是为了生存或吞并邻国。这种高强度的战争状态，迫使各国都要维持相对庞大的军事力量。
“众”与“兵”的定义：我们理解的“几十万”在春秋战国时期，可能更多的是一个总数，包含了大量的劳役、辅助人员，以及不同等级的战士。真正意义上的“精锐步兵”或“战车部队”的数量可能远没有那么惊人。根据《左传》等记载，很多战役的参战人数是被夸大或有统计口径差异的。例如，一次战役动员“十万众”并不意味着同时有十万全副武装的士兵。
军事技术与战术：当时以车战为主，战车需要马匹、车士、御者、弓箭手等多重配置，这些都代表着相当的财富和人力投入。但战车数量受制于马匹的培养和整体的经济实力。步兵虽然数量可能多，但其装备和训练水平参差不齐，更像是披甲的农兵。
地缘政治的驱动：诸侯国之间接壤，地理距离近，方便集结和补给。一国灭亡，其领土和人口可以直接被占领者吸收，形成滚雪球效应。

明朝后期的“中央集权”与“边疆防御”：
庞大的中央帝国：明朝是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中央集权制国家。国家的主要军事力量（京营、卫所）由中央直接控制，但其效率和动员能力受到官僚体系和制度的制约。
边疆的压力：萨尔浒战役是面对后金（女真）的崛起，这不再是单纯的诸侯国之间的小规模兼并，而是对整个帝国边疆安全构成严峻挑战的大规模军事行动。
战争的性质变化：明朝的军事行动，尤其是对付辽东的女真，更侧重于大规模的正规化战争，对后勤、装备、训练、指挥都有更高的要求。
卫所制度的衰败：明朝初年曾试图通过卫所制度来维持常备军，但到了后期，卫所制度已经严重腐败，军户逃亡，士兵素质下降，难以形成有效的战斗力。
边镇的军阀化：辽东等边疆地区为了应对持续的威胁，形成了事实上的军镇，其兵力来源、训练、装备和补给都与中央存在一定的脱节。

二、后勤保障：战争的血脉

春秋战国的“就近解决”与“粗放供应”：
就食于敌：战争期间，军队的粮草很多时候是就近征集、掠夺，甚至依靠士兵自给自足（例如，边打边种）。这种模式虽然效率低，但能够减少大规模集中运输的压力。
简易的运输系统：当时的交通主要依靠人力、畜力，运输工具也相对简陋。组织几十万人的大规模持续作战，其后勤运输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这限制了军队的规模和作战距离。
“兵车”的局限性：战车虽然是当时的主力，但其本身也需要马匹、饲料，并且在复杂地形下行动不便，对后勤有一定要求。

明朝的“专业化”与“官僚化”的后勤瓶颈：
对“军食”的依赖：辽东战役是远离首都，需要建立一个庞大的、专业的后勤体系。粮草、火器弹药、衣物、马匹都需要从内地长途运输。
漕运与陆运的压力：大规模的军队和补给，对当时相对成熟但仍然有限的漕运和陆运系统构成了极大的压力。一次性的投入可能还好，但持续性的作战，后勤的瓶颈就会非常明显。
官僚体系的低效：明朝的后勤供应体系是围绕着官僚制度运转的。从征集、运输、发放，每一个环节都可能存在层层盘剥、效率低下、信息不畅等问题。萨尔浒战役中，粮饷不济、马匹匮乏就是明朝后勤运作不畅的典型表现。
火器时代的需求：明朝军队已经大量使用火器，火炮、火药、弹药的生产和运输，比冷兵器时代的要求更高，对后勤提出了更苛刻的要求。

三、人力资源与社会动员

春秋战国的“族兵”与“义务兵”：
贵族武装：早期军队以贵族及其家臣为主，他们拥有自己的装备和战马。
庶民的动员：随着战争的发展，各国开始广泛征发庶民，形成“国人”（有一定身份的自由民）和“野人”（底层民众）组成的军队。这些庶民在农闲时进行军事训练，平时承担劳役，战时则被征召。
人口数量：虽然当时的记录可能夸大，但诸侯国的人口基数，虽然不及明朝，但相对于其战争能力，已经能够支撑起相对大规模的军队。而且，战争的目的是生存和吞并，这种生存压力能够极大地激发社会动员。
“军功爵制”的激励：很多诸侯国实行军功爵制，通过军功来获得土地、地位和财富，这极大地激励了士兵的参战热情和作战英勇程度。

明朝的“职业化”军队与“低迷”的士气：
卫所军队的弱化：如前所述，卫所制度的衰败导致了兵源质量下降。
募兵制的弊端：募兵制虽然能带来职业化的士兵，但一旦遭遇大败，募兵的意愿就会大大降低，招募新兵也愈发困难。
财政的枯竭：明朝后期，由于内忧外患，财政状况日益窘迫。军饷发放不及时，士兵生活困苦，导致士气低落，逃兵、哗变时有发生。
政治腐败与士气：官场的腐败，将领的无能，以及对战争前景的悲观，都严重影响了军队的士气。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有能力征集到兵员，他们也可能缺乏战斗意志。
人口的“量”与“质”：明朝人口基数确实庞大，但要将其转化为一支合格的、有战斗力的军队，需要远超春秋战国时代的组织、训练和激励机制，而这些在后期恰恰是不足的。

四、信息传递与指挥协调

春秋战国的“相对简单”：
地理范围：诸侯国之间的战争，地理范围相对有限，指挥链条也相对较短。
信息传递：虽然有烽火、使者等，但相比之下，其规模和复杂性较低。

明朝的“复杂”与“迟缓”：
庞大的指挥体系：明朝的军事指挥是层层下达的，从皇帝到兵部，再到总督、巡抚、总兵，信息传递和决策过程漫长而复杂。
战术沟通的挑战：萨尔浒战役中，明军各路兵马协同作战，但由于信息不畅、指挥不统一，各路部队之间无法有效配合，导致被后金各个击破。例如，马林、杜松等部的溃败，使得其他部队无法及时得知情报和调整策略。
战术的保守与僵化：明朝的军事思想和战术在面对新兴的、灵活的八旗兵时，显得有些保守和僵化，难以快速适应战场变化。

总结一下，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看似“生产力倒退”的现象：

1. 战争性质和规模的差异：春秋战国是小国寡民的兼并战争，追求的是“均势”或“吞并”，其军队规模和构成相对灵活；明朝后期则是大帝国面对新兴崛起的强大外部力量，战争的烈度和对军队专业性的要求都更高。
2. 后勤保障的瓶颈：春秋战国时期的后勤相对粗放，且战争模式允许“就近解决”；而明朝的“专业化”后勤在面对辽东战役这样的大规模、远距离作战时，暴露出了官僚化、效率低下的致命弱点。
3. 军事制度的变迁：春秋战国时期的军制（如兵车、族兵、义务兵）虽然落后，但在当时的环境下能够支撑起一定规模的军队；而明朝的卫所制度衰败，募兵制也面临士气和财政问题，难以形成有战斗力的部队。
4. 社会动员的动力：春秋战国时期的生存压力和军功激励，使得社会能够更有效地动员人力；而明朝后期，财政危机、政治腐败以及长期战争带来的疲惫，削弱了社会的动员能力和军队的士气。
5. 信息技术与指挥效率：尽管明朝在信息传递和指挥系统上比春秋战国更为复杂，但在战争的实际运用中，这种复杂性反而成为了迟缓和低效的根源。

因此，不能简单地用“生产力”来解释这一现象。更准确地说，是不同时代背景下，军事动员的制度、后勤能力、战争形态以及社会动员的内在驱动力，共同决定了军队的规模和战斗力。明朝后期的军事困境，更多是其庞大的中央集权体制在应对新兴威胁时，所暴露出的一系列结构性、制度性问题。

网友意见

因为春秋战国时期列国的面积相对明朝而言较小，所以补给线也更短。

比如长平之战、伊阙之战、华阳之战等大规模集团军作战都是非常靠近边境线的，这对于提供补给和动员自耕农参战都是非常方便的。所以达到10万以上的绝对不能算是很难。

但一旦征讨的路程较远，附近也不太好找补给，军队数量就会直线下降，自耕农参战的可能性也会降低

——————照片给了，自己比较

因为明朝史料丰富，而且数据比较精确，不像先秦一样史料太少，且大部分数据都很粗略。

司马迁写史记的时候就说过，秦朝焚毁了太多先秦史料，留下来的秦国史料也太过粗略：

《史记·卷十五·六国年表第三》：
秦既得意，烧天下诗书，诸侯史记尤甚，为其有所刺讥也。诗书所以复见者，多藏人家，而史记独藏周室，以故灭。惜哉，惜哉！独有《秦记》，又不载日月，其文略不具。

“五十万”大概是最出名的兵力数据了，咱们先来一个：

《吴子·励士》：
于是(魏)武侯从之，兼车五百乘，骑三千匹，而破秦五十万众，此励士之功也。

.......就不说先秦了，以秦朝的征匈奴为例，一会儿三十万、一会儿十万的，还有野史说五十万呢：

《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
始皇巡北边，从上郡入。燕人卢生使入海还，以鬼神事，因奏录图书，曰“亡秦者胡也”。始皇乃使将军蒙恬发兵三十万人北击胡，略取河南地。
《史记·卷一百一十·匈奴列传》：
后秦灭六国，而始皇帝使蒙恬将十万之众北击胡，悉收河南地。
《淮南子·人间训》
秦皇挟录图，见其传曰：“亡秦者，胡也。”因发卒五十万，使蒙公、杨翁子将，筑修城。

当然明朝也有数据粗略的史料，只不过被数据更精确的史料“打脸”了。

例如朱棣即位后第一次征漠北，《明史》号称“五十万”，但实际上可能只有15-20万，《明实录》记载有12.4万人，野史也认为只有十几万：

《明史·卷三百二十七·列传二百一十五·外国八·鞑靼》：
明年(永乐八年)，帝(朱棣)自将五十万众出塞。本雅失里闻之惧，欲与阿鲁台俱西，阿鲁台不从，众溃散，君臣始各为部。
《明太宗实录·卷九十六至一百》：
敕甘肃总兵官宁远侯何福选练陕西行都司马步官军一万候有敕即率领至京。
敕永康侯徐忠等选练南京各卫及睢阳、归德、武平、镇江等二十五卫步骑三万，宁阳伯陈懋选练陕西属卫及庆秦二王府护卫步骑万九千，江阴侯吴高选练山西及晋王府护卫步骑万五千，仍命中都留守司河南、湖广、山东三都司、周楚二王府护卫选步骑四万五千，临洮、河州、岷州、西宁、平凉诸卫选善战士兵五千，各赐钞给行粮，皆以来年二月至北京随征。
命北京刑部尚书郭资率所属民丁万人随军餽运，人赐钞五锭仍给行粮。
《鸿猷录·卷八·三犁虏庭》：
命选为京诸省卫骑兵共十余万，各赐钞给行粮，期明年二月集北京随征。

“五十万”不过瘾，再来一个“八十万大败七百万”，过不过瘾啊？

《平安南诏》：
爰命总兵官征夷将军新城侯张辅等率师八十万讨之，飞度富良，深入逆境，桓桓虎旅，威名雷霆，业业凶徒，势如拉朽，七百万之众须臾而尽，二千里之国次第皆平
《明史·卷一百五十四·列传第四十二·张辅传》
帝大怒，命成国公朱能为征夷将军，辅为右副将军，帅丰城侯李彬等十八将军，兵八十万，会左副将军西平侯沐晟，分道进讨。
安南有东、西二都，依宣、洮、沲、富良四江为险，贼缘江南北岸立栅，聚舟其中，筑城于多邦隘，城栅桥舰相连九百余里，兵众七百万，欲据险以老辅师。

实际上呢，《明实录》记载只有21.4万人，敌人也不可能有七百万：

《明太宗实录·卷五十三至五十五、卷八十》：
敕蜀王椿于三护卫选马步军五千，云南、贵州、四川都指挥使，选马步军七万，隶西平侯沐晟，就云南操练听征。
敕征讨安南左副将军西平侯沐晟、左参将丰城侯李彬曰：近宁远州土官刀吉罕，遣人朝贡，请以土军四千随征，已可其奏，兵来，宜一以军令约束。
敕浙江、福建、江西、广东、广西、湖广都指挥使司，调军八万，往广西听征。
敕镇江、苏州、镇海、金山、建阳、新安、九江、仪真、高邮、淮安、安庆、六安、滁、寿、扬、邳、徐、庐、宣二十卫，精选马步军一万，往广西听征安南。
敕广西总兵官都督同知韩观、大理寺卿陈洽于广西各土官衙门选土军三万，以九月初十日会太平府听征。
敕湖广、浙江、福建都指挥使司，增拨军士一万五千，福建、浙江属卫仍选精壮鞑军，令鞑官统领，俱赴广西听征。
新城侯张辅等平定交阯，建设军士卫门总四百七十有二，都司、布政司、按察司各一，卫十、千户所二、府十五、州四十一、县二百八、市舶提举司一、巡检司百税课司局等衙门九十二。置城池十二所、安抚人民三百一十二万有奇，获蛮人二百八万七千五百有奇，粮储一千三百六十万石、象马牛共二十三万五千九百余只、船八千六百七十七艘、军器二百五十三万九千八百五十二件。

当然了，你可以算上后勤人员，硬凑出个五十万、八十万的。

这还是明初，等到了二百多年后的晚明，数据更精确了，以万历年间壬辰援朝的一份兵部档案为例：

部文征调兵马数目：
已到，
蓟镇七千五百名，马步各半，继到六百名步兵；保镇五千名，马步各半；辽镇七千名马兵；大同镇五千名马兵；宣府镇五千名马兵。
未到，
蓟镇二千九百名；山西二千名；刘綎五千名；杨应龙五千名；延绥入卫三千名。
标下，
副将杨元并原任游击戚金下家丁共六百八十二名；现任副总兵李如柏下家丁二百四十五名；原任副总兵祖承训下家丁一百二十三名；原任都司娄大有下家丁一十二名；都司钱世桢下家丁四十名；游击沈惟敬下家丁三十二名；都司方时晖下家丁一十二名；原任游击陈邦哲下家丁三十名；原任潞安府同知郑文彬下并男及家丁五十名；原任壶关知县赵汝梅、游击赵之牧、指挥赵汝湖、千户赵如琏下家丁八十名；铁岭指挥宿应明下家丁十名。
旗鼓千总一员左杨，领兵千总四员戴柱、高可仰、李库、戴禾，教操把总一员段胡，南兵教师十名金文盛、何文星、柳子贵、金忠、龙子义、丁言、娄虎、何元贵、杜其、张子龙。

PS：

看看明朝在萨尔浒之战中的对手，后金的史料数据如何：

《满文老档·太祖皇帝·册三十二·天命七年正月》：
著汉官管四千人者，以二百人充兵，其一百兵，配以大炮十门，长铳有八十只，另一百兵，听尔调遣。管三千人者，以一百五十人充兵，配以大炮八门，长铳有五十四只，另七十五人，听尔调遣。管二千人者，以一百人充兵，配以大炮五门，长铳四十只，另五十人，听尔调遣。诸申官管二千七百人者，以一百三十五人充兵，其六十七人，配以大炮六门，长铳四十五只，另六十七人，听尔调遣。管一千七百人者，以八十五人充兵之，其四十四人，配以大炮四门，长铳三十六只而另四十一人，听尔调遣。管一千人者，以五十人充兵，其二十五人，配以大炮二门，长铳二十只，另二十五人，听尔调遣，管五百人者，则以二十五人充兵，其十人，配以大炮一门，长铳八只，另十五人，听尔调遣。

因为社会分工程度在提高。

春秋战国那个时代，属于全民皆兵制度。数字是很庞大，但其本质是兵夫不分，真正的战兵比例并不很大。

随着社会的发展，先后出现了府兵制、募兵制等方式，逐渐取代了那种全民皆兵式的做法。取而代之的，是国家常备军的出现。而且到了大明时期，后勤和作战已经完全分化成了两个系统，早已经不需要把那些缺乏战斗力的普通夫役强行充数到一线部队当中。

用专业的说法，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动辄出动的是几十万“征召军人”，而明朝虽然很少出动太大规模的军队，但明朝出动的却是“常备军人”。虽然都属于“军人”，但这两类军人的地位和战斗力却是天差地别的。

再然后，随着社会的变化，军事学本身也在不断发展，无论是战略、战术、后勤保障、指挥、参谋业务等方面都变得日趋专业化，又衍生出了更高级的“职业军人”。

这几种军人有什么区别呢？这么说吧，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征召军人，但是常备军人数量却很有限，现在的PLA也不过130万一线部队。至于职业军人，比例可以说是非常之低，本国的算法我不知道，反正我知道蝗国从明治维新到1945终战，陆海军职业军人的总数也没有超过1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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