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为什么春秋战国数百年间东周没能出现一个力挽狂澜的中兴之主?

回答
春秋战国数百年,东周王室虽名义上是天下共主,实则早已衰败不堪,诸侯并起,争霸天下。在这漫长的分裂与战乱时期,我们不禁要问,为何没能出现一位真正意义上的“中兴之主”,能够整合力量,重振周室,拨乱反正?这背后是复杂的历史原因,而非简单的个人能力问题。

首先,中央权威的崩塌是根本性原因。 周朝的统治根基在于其分封制和宗法制。天子作为天下共主,理论上拥有最高权威,但这种权威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周公旦制定的礼乐制度和各诸侯的宗法认同。然而,随着王室内部的衰落,尤其是“犬戎之乱”导致周平王东迁,东周王室的实力受到了致命打击。王室拥有的土地和民众极少,财政枯竭,军队更是捉襟见肘。这种极度虚弱的王室,自然无法像西周初年那样,通过发布政令、调动诸侯来维持秩序。

这种权威的崩塌体现在:

诸侯的自主性过强: 随着周王室权威的下降,各诸侯国在自己的领地内拥有了极大的自主权。他们可以自行任命官员、铸造货币、征发兵役,甚至可以订立条约,这已经具备了现代主权国家的雏形。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一位试图恢复周室权威的君主,都需要面对的是一个个强大的、拥有自身利益的诸侯国,而非曾经那样相对听命于天子的诸侯。
“礼崩乐坏”的意识形态危机: 周朝的统治合法性很大程度上建立在“德”和“礼”之上。然而,当周天子自身都无法遵守礼制,甚至被诸侯践踏时,“礼崩乐坏”就成为了一种普遍现象。诸侯竞相僭越天子之礼,各国之间的实力对比和政治关系也变得更加复杂,仅凭道德号召或制度约束已经难以奏效。要恢复周室的权威,不仅仅是军事上的征服,更需要重新建立一种被广泛认可的政治和道德秩序,这难度极高。

其次,诸侯国实力此消彼长,利益纠葛错综复杂。 春秋战国并非简单的正邪对抗,而是多个国家在不同历史时期展现出不同的实力和战略。

早期的霸主并非长久: 像齐桓公、晋文公这样的早期霸主,他们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是抓住了一个相对有利的时机,通过改革和军事行动确立了自己的地位。但他们的霸业并非能够永固,也未能从根本上解决天下大乱的局面。一旦霸主去世,其国内政治可能出现动荡,或者其他诸侯国实力增强,霸权就容易转移或衰落。
改革的局限性: 尽管一些国家出现了改革,如秦国的商鞅变法,但这些改革往往是为了增强本国的实力,以在与其他国家的竞争中获胜。改革的目的是“自强”,而非“兴周”。即使是某些诸侯国在某个时期对周室表现出一定的尊重,那也是出于政治策略的考量,而非真正忠于东周王室。
“合纵连横”的博弈: 战国时期,“合纵连横”成为各国的外交策略。各国之间相互联合又相互背叛,形成了一个动态平衡。任何一个国家想要崛起,都可能引来其他国家的联合抵制。在这种复杂的利益博弈中,想成为一个能够“力挽狂澜”的统一力量,其外部环境极其严峻。

第三,经济和军事基础的根本性改变。 铁器的使用和牛耕的推广,极大地提高了生产力,也改变了军事力量的构成。

诸侯国的自主经济: 各国经济独立,甚至互相竞争。周王室缺乏强大的经济基础来支撑其号令诸侯所需的物质资源和军队开销。
军事力量的演变: 车战逐渐被步兵和骑兵的混合作战所取代,战争的规模和残酷性也大大增强。拥有强大军事力量的国家,如秦、楚、齐等,更倾向于扩张和争霸,而不是复兴一个虚弱的王室。一个希望“中兴”的周天子,需要建立一支能够与这些强大诸侯国相抗衡的军队,这在经济和人力资源上几乎是不可能的。

第四,人才流动的双刃剑效应。 春秋战国时期,人才流动相对自由,许多贤臣如管仲、乐毅等,都能在不同的国家效力。这有助于各国的改革和发展,但同时也意味着,如果周天子想吸引和留住真正能干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他必须提供足够的平台和利益。而东周王室早已没有这个吸引力。那些真正有才华、有野心的人,更愿意投身于那些有实力、有前景的国家,去实现他们建功立业的抱负,而不是为一个名存实亡的周天子效力。

第五,缺乏共同的外部威胁。 通常,一个国家或政权的衰落可以通过共同的外部敌人来激发团结和抵抗的决心。例如,在面临外族入侵时,内部矛盾可能会暂时搁置。然而,春秋战国时期,虽然存在戎狄等边疆民族,但他们更多的是零星的骚扰,而非像北方游牧民族对中原王朝那样构成生死存亡的威胁。这种相对分散的外部压力,不足以让诸侯国放下彼此的成见,团结在周天子旗帜下。

最后,也是最关键的一点,“中兴”的定义和可能性。 在那个时代,“中兴”更多的是指恢复某个国家在某个时期的强盛。而东周王室已经失去了其本质的实力和权威,它的“中兴”不像是宋襄公试图恢复周文王、周武王的盛况那样,而更像是在维护一个摇摇欲坠的象征。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力挽狂澜”,意味着需要推翻现有的实力格局,重建一套新的政治秩序,这在当时的条件下,几乎相当于从零开始建立一个新王朝,而非“中兴”。

总而言之,东周数百年间未能出现一位力挽狂澜的中兴之主,是历史大势的必然。这并非是因为没有出现具有雄才大略的个体,而是因为:

王室权威的彻底崩塌 使得任何复兴的尝试都失去了政治上的合法性和物质基础。
诸侯国实力的复杂均衡和各自为政 使得统一的行动难以展开。
社会经济和军事结构的根本性变革 使得旧有的权威模式难以适应新的现实。
人才的流向和选择 也进一步削弱了王室的吸引力。
缺乏能够凝聚人心的共同外部威胁 使得分裂得以持续。

最终,历史的洪流滚滚向前,从“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到最终的秦始皇统一六国,正是这些看似无法“中兴”的乱世,催生了更彻底的变革和全新的国家形态。东周的衰落,与其说是未能出现一个伟大的君主,不如说是历史进入了一个需要彻底洗牌和重塑的阶段。

网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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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周平王得国不正,失去了西周的基本盘

政治上有一个基本盘的概念,保住基本盘,才有东山再起的机会;丢掉基本盘,那就彻底没希望了。政治家最怕的就是失去基本盘,而东周的基本盘就完全丢给了秦国。无论是从地缘上,还是政治上看,秦国才是西周真正的继承人。经过几百年的经营,秦国逐步恢复了周王室当年的实力,最终一统中国,从某种意义上,这就是周王朝的中兴。

西周的灭亡,绝不是“幽王烽火戏诸侯”这么简单,很多证据表明,“烽火戏诸侯”只是周平王弑父杀兄,诸侯不救周王反而瓜分西周领地的借口,一个用来掩饰西周末年礼乐崩坏真相的政治童话。

证据如下:

1.据考证,褒姒及其子伯服年龄明显大于申后及平王,说周幽王宠幸美色实属无稽之谈

2.周于犬戎的战争事先早有规划,绝非突发事件

3.在各种记载中有大量东方诸侯乱入,全部解释为笔误或事先就在周地恐难以令人信服

4.周天子以击鼓召集军队,烽火台出现于汉代,与司马迁所处时代相同。

先来看《史记》中的记载:

褒姒不好笑,幽王欲其笑万方,故不笑。幽王为烽燧大鼓,有寇至则举烽火。诸侯悉至,至而无寇,褒姒乃大笑。幽王说之,为数举烽火。其后不信,诸侯益亦不至。幽王举烽火征兵,兵莫至。遂杀幽王骊山下,虏褒姒,尽取周赂而去。于是诸侯乃即申侯而共立故幽王太子宜臼,是为平王,以奉周祀。——《周本纪》

周朝根本就没有烽火,太史公的这段记载,显然是无稽之谈,也与其他年代更早更权威的记载,有很多冲突,《竹书记年》显示,是周幽王与犬戎等的战争是早计划好的,幽王同战死的还有郑恒公,太子伯服等人,显然幽王由于"戏诸侯”诸侯不救周室而死是不成立的:

后十年,幽王命伯士伐六济之戎,军败,伯士死焉。———《竹书纪年》
二岁,犬戎杀幽王於骊山下,并杀桓公。郑人共立其子掘突,是为武公。——《郑世家》

同时《左传》中的记载告诉我们,山东的鲁国,湖北的许国都出现在了陕西,而以晋国为代表的周氏诸侯无法赶到,显然不是客观原因造成的。而且幽王死后,周地百姓和周朝诸侯并没有拥立平王为君主,而是拥立了幽王的弟弟余臣,是为携王;而平王这个天子,是周朝的敌人,申国拥立的,地位等同与当年的汪精卫。

幽王立褒姒之子伯盤,以为太子。
(伯盤)与幽王俱死于戏。先是,申侯、鲁侯及许文公立平王于申,以本大子,故称天王。幽王既死,而虢公翰又立王子余臣于携。周二王并立.———《左传·昭公二十六年》

注:此处鲁侯,可能为郑侯误写,鲁国向来重宗法,反对平王继位;郑国为申国姻亲,素有二心。

另外,褒姒的儿子名叫伯服,东周是嫡子以“伯仲叔季”排位,西周是嫡子以“孟仲叔季”排位,很可能是周幽王的长子,考虑到伯服出生于两周之交,而且参与了周室与申国之战,而周平王当时还是个孩子,伯服在年龄上明显大于当时的平王。

据此推断褒姒很可能曾经是幽王的嫡妻,伯服是幽王的嫡长子,后来出于某种原因被废。这个某种原因,应该就是申国和犬戎的军事压力。到周幽王十年,幽王自认为实力强大,可以拨乱反正,于是召集军队及各路诸侯与申国开战,最终由于诸侯各怀异心兵败而亡。

周平王与鲁国,许国,申国,犬戎合作,袭击周室,杀父弑君之人,是没有资格参与王位继承的,同时周室也拥立了周携王为天子。他还能当上天子,唯一的原因就是晋国鲁国等诸侯,希望拥立一位不得人心的,易于控制的天子,以削弱周室,瓜分周朝遗产。平王之所以能击败携王,成为唯一的天子,这些诸侯是出了大力气的:

二十一年,携王为晋文公(侯)所杀。——《竹书纪年》
邦君、诸正乃立幽王之弟余臣于虢,是携惠王。立廿又一年,晋文侯仇乃杀惠王于虢。周亡王九年,邦君诸侯焉始不朝于周,晋文侯乃逆平王于少鄂,立之于京师。三年,乃东徙,止于成周,晋人焉始启于京师,郑武公亦正东方之诸侯。——《系年》

钱穆在其著作《国史大纲》中明确指出,平王参与杀害周幽王,劫掠周地的犬戎,申国乃是盟友,也正是这个原因,为周地百姓痛恨,以至于根本无法在关中立足。百姓们宁愿跟随新建立的秦国,也不会支持平王。此时,宗周诸侯所立的周携王,也时刻威胁着平王的安全,内外交困之下,他只有东迁洛阳,寻求晋国与郑国的保护

申、许、郑立平王,晋文侯杀携王平王德其杀雠,而无力索还故土,立于申乃暂局,于是东迁洛邑······秦人亦趁机侵占岐西地,与晋连壤通好······史记不知其间曲折,谓平王避犬戎东迁。犬戎助平王杀父,是友而非敌。——《国史大纲》

洛阳,其实只是一座要塞城市,洛阳盆地,面积不过一千平方公里,经济潜力非常薄弱;平王九年,晋文侯杀携王于虢,周王朝在各地诸侯也以平王弑父为耻辱,从此不再效忠周室,这时周天子已经几近傀儡了。更重要的是,洛阳乃是天下之心,是大国的绞肉场,国力强大时,拥有洛阳自然能够以点控面,挟制全国。但国力虚弱之时,洛阳却会快速消耗国力,国家很难韬光养晦。

周桓王十三年,桓王不甘心受郑庄公的控制,于是夺去郑庄公的权力,同年秋天,周桓王带领陈、蔡、卫三诸侯讨伐郑国,周军大败,周桓王的肩膀被射伤。周国从此声名扫地,威望尽失,彻底成为各诸侯间的吉祥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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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覆灭之后平王东迁的实质是周王室放弃了自己的基本盘——关中地区,而关中的原住民也就是真正的周人们显然是不可能全部跟着天子转进到洛邑去的。

在当今的考古发掘中可以看到,原丰镐地区的青铜器在西周末期到春秋初期是断档的,宝鸡等地的大量青铜器窖藏说明周贵族大量逃离了祖先赖以生存的周地。而同一时期的周式陶器虽然有所减少,但是并没有出现明显的断档,这说明在犬戎之乱后,仍有大量周遗民生活在周地,只不过再也没有了庇护他们的天子。

在平王东迁之后,秦的兴起与其说是出身东夷的嬴秦单方面的努力,不如说原先离散的周人和嬴秦结合,重建了地方统治力量,并和戎人长期作战。实际上在春秋时期各国的青铜礼器演变中也可以看到,各国青铜器在进入春秋之后开始出现明显的变化,包括新的纹饰、新的器形和新的组合,而秦地出土的西周类型青铜器直到春秋晚期都大量存在,可以说是最为保守的青铜文化,这可以从侧面说明西周文化实际上是秦国文化不可忽视的组成部分。

至于东周,不过是在晋郑阴影下苟延残喘的僵尸而已,拥护他们的周人已经被抛弃,地盘也猥琐为一隅。任何统治者,离开了支持自己的人民,都脆弱不堪,何谈中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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