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僖宗入蜀直到昭宗迁洛这段时间，唐朝中央维持运转依靠的财源有哪些？
一、 残存的中央财政收入：
尽管战乱频仍，唐朝中央政府仍然试图从其控制的、相对安定的地区榨取税赋。
1. 关中地区（长安及其周边）：
租庸调： 尽管由于战乱，租庸调制度早已名存实亡，但理论上，中央政府仍然希望在自己能够控制的区域内征收。然而，僖宗入蜀后，关中地区长期处于藩镇割据和战乱之中，百姓流离失所，土地荒芜，税赋征收极其困难，收上来也寥寥无几，难以支撑中央的日常开销。
杂税和关卡税： 在少数能保持一定秩序的地区，可能会征收一些地方性的杂税、市税、屠宰税等。此外，长安及周边交通要道上的关卡，仍然是中央政府获取收入的一个来源，但规模和效率已大大降低。
2. 部分相对稳定的州县：
东南地区的残余收入： 尽管黄巢起义和随后的藩镇混战使得大部分地区陷入混乱，但唐朝中央政府仍然在名义上对一些相对远离战乱、由忠于中央的将领或官员控制的地区抱有期望。例如，江南地区（如浙东、浙西）在一定程度上相对稳定，若能有效征收，理论上可以为中央提供一些财源。然而，事实上，这些地区的收入大部分被当地的藩镇或节度使截留，中央政府能够获得的非常有限。
二、 来自外部的（有限且不可靠的）援助：
在中央财政枯竭的情况下，唐朝政府不得不依赖一些外部力量的输送，但这往往是以牺牲中央权威为代价的。
1. 藩镇的“进奉”或“协济”：
名义上，各地藩镇应该向中央朝贡，提供财政支持。然而，在僖宗入蜀期间，许多藩镇实际上已经成为独立王国，自行其是。只有少数几个藩镇，如河东（晋王李克用）、凤翔（岐王李茂贞）、晋昌（河西）等，在政治上相对依附于中央，可能会象征性地向朝廷提供一些“协济”或“进奉”，以维持其在朝廷中的合法地位。但这种支持是极其不稳定的，完全取决于藩镇自身的利益和意愿，并非稳定的财政来源。
例子： 李克用在攻灭黄巢后，接受了唐朝的招抚，并多次在军事上支持中央政府（如平定黄巢残部，参与镇压朱温的叛乱）。在此过程中，他可能也会向中央输送一些物资或财物，但更多的是出于政治联盟和自身扩张的考虑。
2. “献物”和“犒赏”：
一些地方官员或将领在战争胜利后，可能会将缴获的财物上贡中央，以示忠诚并争取政治荣誉。这种行为更像是偶然的赠予，而非制度化的收入。
三、 中央政府内部的节衣缩食与权力斗争：
面对财政的极度困难，中央政府采取了各种措施来弥补缺口，但这往往加剧了内部矛盾。
1. 削减开支： 这是最直接的方式。宫廷的规模、官员的俸禄、军队的规模都可能被大幅度削减，导致政府运转效率低下，官员士气低落。
2. 出售官职、爵位： 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朝廷可能会出售一些低级官职、爵位甚至免罪的权利来筹集资金。这种做法极大地损害了政府的公信力和廉洁度。
3. 内部的政治斗争和权力寻租： 越是财政困难，越容易引发内部的权力斗争。能够掌握一部分财权的官员或宦官，往往成为政治斗争的焦点，他们可能会利用手中的权力进行寻租，从而为自己或派系谋取私利，而不是真正用于中央政府的运转。宦官集团在这一时期仍然掌握着相当大的权力，他们也需要资金来维持其自身的势力和运作。
四、 总结：
唐僖宗入蜀直至昭宗迁洛这段时期，唐朝中央政府已经基本失去了对全国绝大部分地区的有效控制，其维持运转所依靠的财源已经极其薄弱和不稳定。
主要财源是残存在关中地区极有限的税收，以及少量相对稳定的东南地区可能被中央获取的部分。
主要依靠的是与中央政府保持名义上联系的少数藩镇的象征性“进奉”或“协济”，但这完全取决于藩镇的政治态度和自身利益。
为了维持运转，中央政府不得不采取极端的财政措施，如削减开支、出售官职等，并伴随着激烈的内部权力斗争和财政管理混乱。
可以说，这段时期唐朝中央政府的财政状况已经濒临崩溃。它更像是一个依靠苟延残喘的政治影响力，勉强维系着一个名存实亡的中央王朝，其所谓的“财政收入”，更多的是一种象征意义上的维系，而非真正能支撑国家正常运转的经济基础。大部分时候，它处于一种捉襟见肘、四处求援的状态，为最终的灭亡埋下了伏笔。
网友意见
其实这段时间突然钱多了不是因为还有很多财源，而是因为中央崩溃了，发生了严重的节流。
唐文宗开成年间的度支使王彦威曾上《供军图》，明言天下需要中央供给的军队，包括神策军、西面防秋兵、朔方诸道兵、河阳两京等处兵、延边诸军总计四十余万人。当时唐朝廷的财政支出，三分之一要拿来供给军队，剩下里最大头的则是中央官僚的俸禄支出。另外在平日供给军队的基础上，唐皇帝本人还需要时不时给军队发赏赐，这笔支出按唐懿宗唐僖宗南郊诏书测算，虽然基本是五年两次的频率，单次也需花费钱物百万贯以上。对于年入一千余万贯石匹两束的大唐中央朝廷来说，也是一笔不小的支出。
乾符奔蜀后，神策军整体完蛋、防秋兵解散、延边诸军就近隶属节度使供给，唐朝中央实际供给的军队数量一下从四十余万降到了五万四千新神策军，找皇帝要赏赐的军队更是从除河北三道外的八十余万军，降到了五万四千新神策军。唐朝廷的军费类开支节流出的敞口，起码一年能有四百万贯左右。
而中央官僚，还有吃财政拨款的封爵系统成员。黄巢杀了一批，唐僖宗回鸾的时候又杀了一批(包括贵族妇女，见“狂贼凶逆，国家以百万之众，失守宗祧，播迁巴蜀；今陛下以不能拒贼责一女子，置公卿将帅于何地乎！”)，中央俸禄支出也一下子少了百万贯。两厢合并，唐朝廷平白节流了五百万贯，这时候即便收入相对之前减少，也可以有结余干点别的事了。
收入方面，实际上剑南东西和山南西道三处并未受到黄巢影响，而此三道恰好又出产盐茶酒和铜钱，在度支使和盐铁使开始东西分管盐茶酒税的时候，以上三道每年总供奉额大约在一百二十万贯左右。光启以后唐在此处有加税行为，则盐茶酒税收入不当低于一百二十万贯。另加两税，三道供应额大约会在三百到四百万贯左右，基本能覆盖唐朝廷的正常支出。——此处参看《唐财政三司使研究》、《唐宋之际财政三司职掌范围及分工演进考述》、《从<乾符二年南郊赦>看唐后期对逋悬欠负的追征和免放》以及《光启茶、钱制》
同样因为以上三道在这段时间成了大唐主要财源，所以王建和顾彦晖开打之后，唐朝廷马上就沦为了凤翔节度的附庸。
天下其余诸州县，则是贡献结余的那部分。首先是普通的两税收入，虽然黄巢打烂了东南财税节镇，但是在光启至景福年间，贞观江南道、岭南道范围内的节镇仍在减量供应两税钱和时节供奉。各种新受封的节度使，也在按旧有惯例，在受封时以“府库羡余”为名上供财赋。直到李茂贞附庸了朝廷，杨吴受册藩王，各节镇才彻底截留上供和两税钱。——此处参看《长安与河北》、《中晚唐时期中央财政地方化倾向探析》
还有一点，是唐朝搞间接税凑巧搞出来的优势。唐盐铁转运、度支、户部三使，在地方上都有直辖的分支机构“监院”、“支使”，来管理盐茶酒税和铸币等事。地方官不仅无从插手这些分支机构的事务，甚至会由于这些是衙门是中央机构的分支，而被这些衙门抢走行政司法权。所以在唐僖宗回鸾之后，中央重建了三使体系，地方收间接税的监院，在方镇不敢明着欺负朝廷的880-897年之间，一直在给朝廷上供。除去西南三道外，其余地方的上供物资大约也有50-100万贯石匹两束per年，足够让朝廷玩些花活了。朱温兼任三司使是朝廷彻底失去监院供应的标志。——此处参看《唐中后期度支盐铁官吏的司法权论考》
【奉狗规整】
PS：你要是以此为资料发文，不要忘了鸣谢我啊哈哈哈哈哈哈。
从僖宗入蜀到还京这一段时间，唐朝主要依靠的财源来自蜀地与仍然忠于唐廷的南方地区。江南地区仍然留存向朝廷上贡与输税记录的地方是浙西与江淮。
淮南参看《桂苑笔耕集》的记载，上贡了：漆器一万五千九百三十五事、续织造九千六百七十八段、绫绢锦绮银等一十万匹段两、金器、银器等。再根据《请巡幸江淮表》：
“加以僦雇所费，耗蠹不轻，每当水运陆般，只可率钟致石”淮南还是有运输贡赋至四川的。
浙西的湖州、常州，参考胡耀飞《茶与唐代的政治》。在黄巢之乱后，两州仍然在进行茶贡，《咸淳毗陵志》载：“僖宗幸蜀，间关驰贡”，湖州方面唐末杨夔《送杜郎中入茶山修贡》末句曰：“谢公携妓东山去，何似乘春奉诏行。”，说的正是茶贡之事。茶贡的时间为中和二年三月，无独有偶，上世纪九十年代在山西发掘出一批金银器，上面携刻着高骈的官职姓名，据考古学家推断，这批金银器最迟的应铸造于中和二年，结合茶贡的时间，我推断这批金银器应该也是进贡给朝廷的，看来中和二年朝廷可能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上贡。
江南地区的贡赋要想进入蜀地，通常要走岷江-长江水路，船从江淮出发，至荆州换船，再进入蜀地，不过消耗极大，参考崔致远《萧遘相公》：
“窃以诸道赋舆，皆遵峡路，多是{亻既}五致一，盖已万水千山，后纲不继前纲，所贡不如所费。”
走这条路还有两个缺点1是运送时间较长2是道路不安全，崔致远在《请巡幸江淮表》中就提到了：
“今则诸道发表章则半戴始回，征贡献则经年未达”“恐乌合蚕食之徒占据江陵，把断峡路，则列镇贡赋，无计流通，行在诏书，亦难传降。若见东西阻绝，固当遐迩动摇。”
在《萧遘相公》中崔致远二次吐槽道路安全问题：
“忽若草寇侵据，江陵阻艰，则榛梗既多，苞茅莫入”
结果道路安全问题真的被崔致远（或者说是高骈）这个乌鸦嘴给不幸言中了：
“峡路招讨指挥使庄梦蝶韩秀升、屈行从所败，退保忠州，应援使胡弘略战亦不利。江、淮贡赋皆为贼所阻，百官无俸。云安、淯井路不通，民间乏盐。”—《资治通鉴，中和三年二月》
关于四川贡赋问题， @毛于久 阐述的比较细，我这边作个补充，首先，我之前举的史料中已经提到了“江、淮贡赋皆为贼所阻，百官无俸。”，说明百官薪俸至少在中和三年前依靠的是江淮贡赋。其次，在茶税方面，四川茶在唐代的主要市场在北方关中地区，正如崔致远所言：
“况旧谓西川富强，祗因北路商旅，托其茶利，赡彼军储。”—《请幸江淮表》
在黄巢进入关中后，商路被切断，茶商卖不了茶，这就意味着茶税的下滑。同时崔致远的话也向我们揭示了茶税的用途是养兵，不是用来养皇帝的。第三是盐税的问题，三川井盐能收的税比起其他税而言不算多，据《唐书直笔》，大中年间，井盐盐税为59.74万贯，参考《从唐代盐利看唐代中后期各地之盐的产量》的推算，大中年间三川井盐应税产量不过20万石，而大历贞元年间井盐应税产量近27万石，这说明从中唐至唐末，中央所获盐利不断减少。同样的，再参考《唐代财政史稿》：“大中中，三川与峡内盐利共59万余，比元和以后二者收利72.63万贯减少12.89万贯，减少比率为17.75%”（注：元和年间，属于三川井盐的峡内井盐岁入约12.63万贯）所以自大中至中和，中和年间及以后，盐税数量应当不断减少，最多持平，在中和年间，估计也就四十来万贯，又丢了一个云安监，一个淯井监 。
有些人可能认为中和二年之后高骈不再输贡赋入朝，我觉得不一定对。首先，我之前提到的进贡，其中“续织造九千六百七十八段”是中和四年进贡的，这表明高骈至少在中和四年还在上贡。
“当道先兼盐铁使织造中和四年已前御衣罗折造布并绫锦等。除先进纳外，续织造九千六百七十八段，谨具如后物色。”—《桂苑笔耕集》
之前列示的韩秀升叛乱史料发生在中和三年，说明中和三年高骈仍在输贡赋。
其次参考桂苑笔耕集中的让官请致仕表，高骈最后还是向皇上（不如说是向郑畋）认错了。
“然臣也，先轸以直言逞志，曹植以深过责躬。则二年忝都统之名，不能诛奸戮暴；四载主铜盐之务，不能富国赡军。是以兵权则屡见改移，利柄则变为分割。凡此辱君之命，莫非职臣之由。”—《让官请致仕表》
并且当时高骈的处境并不好，
“时溥兴北林戎役，周宝致南邻责言，一每虑于俱焚，金亦忧于众铄。幸蒙陛下涵之以海量，炤之以天光，如见肺肠，得保首领。”—《让官请致仕表》
一旦真触怒僖宗，下旨剥夺了高骈的官职，那么南面的周宝和北边的时溥可不会跟他多客气了，时溥已经同高骈开战，要是周宝由润州出发，直插扬州，那可真是腹背受敌。
而且在黄巢打进长安后，僖宗诏旨有一部分是郑畋草写的
“唐僖宗皇帝蒙尘于蜀，朝士未集，阙人掌诰。乐朋龟、侯翮辈虽居翰林，而排难解纷之才，非所长也。.....至如郑文公自草高太尉诏，皆务集事，非侵局夺美也。”—《北梦琐言》
郑畋本来就与高骈不和，现在抓住机会，还不得好好打击一波政敌，除了那几篇对骂的诏旨，谁知道郑畋还跟高骈说了什么。郑畋还排难解纷，分明就是拱火大师。
郑畋的态度未必就是僖宗本人的态度，僖宗那边对高骈还是有好感的，不然也不会下诏褒奖他修成都城，田令孜也在努力斡旋
“况乃室怒潜兴，邻仇竞起，陆逊徒称其佳吏，崔暹终撼于痴人，显奏相诬，多言可畏。幸蒙军容推心庇护，极力保持，虽遭贝锦之词，免陷识罗之罪。”—《田军容》
从以上几个情况来判断，高骈应该没有在中和年间断贡赋。
接下来，僖宗还朝，改元光启，当时的情况是
“至光启中，所在征镇，自擅兵赋，皆不上供，岁时但贡奉而己，由是江淮转运路绝，国命所能制者，唯河西、山南、剑南、岭南西道”—《唐会要》
先写这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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