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主要责任在不在平台方？
从根本上讲，平台方无疑是这个“系统”的缔造者和掌控者。外卖平台的核心竞争力在于其高效的配送网络，而这个网络的“齿轮”正是每一位外卖骑手。平台通过算法来优化订单分配、预估送达时间、进行骑手行为的监控和评分，这一切的核心目的都是为了提升用户体验（准时送达、服务好）和平台自身的利润。
然而，在追求效率和利润的过程中，平台方的责任就变得尤为突出。平台方最主要的责任，在于其设计的算法和规则，是如何将骑手置于一个高风险、高压力的境地。
比如，平台为了保证“准时率”，会给骑手设定极为严格的送达时间。这些时间预估往往是基于理想状态，忽略了交通状况、天气变化、商户出餐速度、甚至用户所在楼栋的复杂程度等诸多现实因素。当这些不可控因素导致骑手无法按时送达时，算法会立刻进行惩罚，例如扣款、降低派单优先级，甚至直接关停账号。这种近乎“一刀切”的处罚机制，将本应由多种因素共同决定的结果，完全归咎于骑手个体，无疑是平台方责任的体现。
再者，平台对骑手的评价体系也常常让骑手感到“困在里面”。用户好评、差评、准时率、接单率等等，这些都直接关系到骑手的收入和能否继续在这个平台上工作。但很多时候，用户的不满可能是由于商家出餐慢，或者平台系统本身的技术故障，这些都不是骑手能够控制的。然而，平台将这些负面评价直接转化为对骑手的惩罚，却不给予骑手足够的申辩和申诉渠道，甚至这些申诉难以有效解决问题。这使得骑手为了维护评分，不得不拼命赶时间，承担更多风险。
从劳动关系的视角来看，平台方往往以“合作者”或者“个体经营者”的名义，试图规避作为雇主应承担的责任。然而，事实是平台方通过算法和规则，对骑手的工作内容、工作时间、工作方式有着极强的控制力。平台方规定了接单量、配送范围、服务规范，甚至在某些情况下，还限制了骑手同时为其他平台工作。这种高度的控制性，已经超出了单纯的平台服务提供者与个体经营者之间的关系，更接近于一种事实上的雇佣关系。在这样的背景下，平台方未能为骑手提供应有的劳动保障，如基本的社会保险、工伤保障、合理的休息时间等，这同样是其不可推卸的责任。
此外，平台在设计这些系统时，往往也缺乏对骑手群体真实生存状态的深入了解和人文关怀。他们可能更关注数据、效率和用户满意度，而忽视了这些指标背后，是活生生的人，他们有家庭，有生活，有身体的极限。当平台为了提升效率而不断收紧规则，压缩骑手的时间和利润空间时，这种“系统”的负面影响就会被放大。
当然，也不能完全排除其他因素的影响，比如个别骑手自身的操作不规范，或者商家出餐效率低下，这些都会对配送结果产生影响。但是，从“困在系统里”这个核心问题来看，造成这种困境的根本原因，以及最主要的责任，无疑是落在平台方身上。平台方作为这个庞大生态系统的构建者和运营者，拥有最强的能力去改变和优化这个系统，以更加人性化、更加公平的方式来平衡效率、用户体验和骑手权益。当一个系统让绝大多数参与者感到被压迫和束缚时，那么这个系统的设计者，就负有最直接和最重要的责任。
网友意见
平台难辞其咎，但我们还是要用唯物主义思想去看到更加本质的问题：当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人们可以通过互联网平台交易自己的多余时间和精力时，需要怎样的社会制度来协调这种零工经济中的生产关系？如果制度本身存在漏洞，那么今天把一个资本家吊在路灯上，明天还有张兴、李兴；处罚了一个平台，之后还有丑团、渴了吗。
根本上，还是要为外卖骑手，以及其他通过平台提供服务的劳动者，提供合适的意外保险和社会保障
想让骑手获得保障，有两个极端方法：最为行政化的方式，是认定存在劳动关系，强制平台为员工缴纳五险一金；最为「市场化」的方式，是让骑手自己想办法解决。
两种方式都有不足 -- 管得太死，互联网零工经济就会失去灵活性（毕竟，的确存在把送餐、开网约车作为副业的人。对他们来说，强制认定和平台成立劳动合同关系的话，就没法继续兼职从事工作了）；放得太松，平台可能利用自己的知识和信息优势，享受骑手的劳动但不承担责任（例如引诱骑手注册成风险自负的个体工商户）。
也有人会说，那可不可以取其中道，不强制缴纳五险一金，而是让平台上的劳动者通过市场渠道购买商业保险、或者由平台代为购买商业保险呢？
这其实是个思路，但现实中可能会存在平台和保险公司之间的利益输送，平台强制要求购买某一种保险，而这种保险可能暗藏陷阱、包含诸多免责条款，或者贵而不惠、保费和赔付金额不对等。（例如，某平台从配送费中每天强制抽取三元钱用于购买保险，而相关条款却被认为有「割韭菜」之嫌。」）
所以，还需要第二点：坚决反垄断，通过有序竞争让骑手可以用脚投票、倒逼平台改善骑手待遇。
健康的就业市场，应当存在双向选择，如果一个平台抽成太高，就可以选择润去别的平台，一个平台提供的保险政策没有吸引力，也可以转投竞品。
但是，当存在寡头垄断的时候，这种选择就难以实现了：几个平台可能会横向进行串通，共同约定提供低质量的保险、采取完全一样的抽成比例，让骑手们无论润到哪里、所遭遇的刀法都一样。
市场竞争可以缓解这一状况。在滴滴下架的那段时间，高德地图上各种打车服务争奇斗艳，司机师傅往往拿着几部手机，看那个平台政策更好就在哪接单，这就是竞争的力量。打车和外卖，有一定相似性：骑手 / 司机都掌握了少量自有的生产工具，通过平台匹配客户、提供劳动。打车平台可以存在新玩家，谁又规定了外卖平台只能两家独大？
这种竞争环境，也可以避免 @Lilyann 回答中提到的问题：平台只需要取悦点餐客户，而不需要取悦骑手，可以尽可能压榨骑手来换取用户的良好体验。
平台，本质上是撮合多方进行交易的机制，外卖平台上有三个玩家：食客点餐，商家出餐，骑手配送，他们其实都是平台的用户、按说都应该是平台想要尽可能吸引的对象。然而，平台先是通过「二选一」、通过高额的独家合作保证金，限制了商家的选择自由；又是通过自己的垄断地位、精密设置的劳务派遣制度，让骑手难以货比三家。也就食客稍微活出了一点统战价值，毕竟他们可以选择干脆不点。
啥时候让商家、骑手也成为平台需要积极争取的合作对象，用算法困住骑手的情况，就有望得到缓解，这一点对其他类型的平台也是成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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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这道题目，应该是知乎第二届「谢邀 开杠」直播辩论大赛 @吴声威 战队的初赛辩题，我来抛个砖，期待各位辩手的表现。这次我虽然没有作为导师参与，但说不定会在之后阶段露个面，可以关注下：
把昨天初赛的稿子贴过来。
主要责任不在平台方。
首先先说结论，骑手为什么会困在系统里，是平台算法完全主导的吗？不，是如今这个社会对效率的渴求强化出的。
之前我在回答里写过一个社会学名词，叫做「赶工游戏」，这是劳动社会学家提出的一个概念。什么叫做赶工游戏？在原文中说外卖平台为骑手设计了严格的等级奖励体系，表面上看，骑手与骑手之间并不存在明显的竞争关系，但是在这一套激励制度下，骑手的送单数骑行距离、好评数量的排名会让他们陷入到一种内耗但又不得不被规则激励着追赶别人的困境中。
那这里你可能会说，这一套 KPI 体系是平台设定的，为什么不该承担主要责任？这主要有三方面原因。
首先是，你说美团、饿了么有做的不对的地方吗？有，但换了一个平台，换了一个场景，甚至换了一个工种，为什么我们还是始终逃不出被卷，被困住的境遇？可见这跟你是什么具体的平台没太多关系。
我在一家互联网公司上班，昨天周五晚上七点，老板拉了个群，发了一个空白文档跟我们说，写一下 Q4 规划，还特意强调好好写文档，因为其他部门做得真是太好了。最后补了一句很致命的，周一下午对一版。所以我周末还要加班。
所以你说让我周末困在文档里的主要责任在我老板吗？我们曾经委婉的问过她，为什么要得总是那么急，而且文档要写的漂亮？她说她也很无奈，因为她老板的效率标准更加严格。她老板曾经刷夜写完了一个一万字的文档，为了给她的老板的老板汇报。
大家都是打工人，都要困在文档里，困在 OKR 里，困在与工资与年龄挂钩的压力里，这整个事情是系统性、内循环的，所以，说外卖骑手受困的主要责任在平台方，多少有些片面了。
任何表面能看见的东西绝大部分都不是主因，拥有更多控制权的永远是背后那只看不见的手。
那既然如此，问题就是无解的了吗？
我们来仔细思考下，其实如刚刚我的例子所说，外卖骑手与我们有共通之处，我们很多时间也被卷、被裹挟的。那裹挟我们的到底是什么？
大家不妨想一想是不是这个道理：在生活、学习和工作中，我们是不是越来越希望尽快得到一个答案？或者快速获得一些收益？谈恋爱谈两天没有火花就想着分手，工作做上不到一年就想要跳槽，小红书上 xx 天速成技能的帖子越来越火。
在碎片化时代，我们连超过两分钟打不到车就会忙着看看有没有白金会员可以优先首位，更何况是点外卖。项飙老师曾在《十三邀》中说，我们越来越对「不能满足即刻的欲望」感到恼火。
2014 年关于外卖平台的报道中显示，那时人们关心的「准时问题」，还是「是否符合外卖网站系统显示的 45 分钟、1 小时等约定时间」。而在 2016 年的报道中，外卖员已经在被扣钱的压力追着跑。需求被拱得越来越高、越来越苛刻，同时它又给了算法对效率的「优化」最好的理由。
所以，赶工游戏赶的是工吗？不，我们赶的是效率，赶的是越来越多的对效率的要求。我们在追求着效率的过程中也在被效率裹挟着，这种系统内循环是单独靠平台无法解决的问题，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其实我想说，正是因为主要责任不在平台，才使得这个问题变得越来越复杂。众包模式让平台公司看似放弃了对骑手的直接控制，实则淡化了雇主责任。劳资冲突也被相应地转嫁到外卖系统与消费者之间。这种控制权的重新分配是有意为之的。
正因为没有直接雇佣关系，所以也是转嫁了风险，不必承担主要责任，才使得外卖骑手既被商家催单、又被消费者催单、还被平台催单，这种催单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如果平台不是骑手的雇佣关系方，那它就不是责任的收口方，才会导致其他端口也有直接向骑手提出要求的可能；意味着「什么是高效率」的标准越来越难被统一，利益方们对效率的追求与骑手能提供的效率没有拉齐，这种冲突才会导致后者失去对时间的控制权，继而导致被困在系统中。这是第三点。
这时候大家也许会问说，那你说主要责任不在平台方，那主要责任究竟在哪里？
这也是我想要表述的最后一点。我认为我们不应该把责任简单化，比如说非要得出一个主要责任在哪里吗？其实不然。特别是基于人性的议题。
为什么算法会被批评？因为它仅仅将外卖骑手异化成为算法系统中不停移动的劳动力，而相应忽略了他们作为人的差异性诉求。如果我们真的以人与人平等的关系看待这个命题，那么就需要更深刻的明白，人是需要被理解，而不是解释的。
我觉得对此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好，那句话是「如果一把伞装下越来越多的人，摒弃了越来越多的概念，最后它已经不是伞了」。如果我们非要列清楚主要责任在哪方的话，例如缺乏立法与社会保障，那么仅仅是这个程度的讨论是没有意义的。大家都知道往里面套，可是然后呢？
所以，需要我们再多想一步，例如哪一个范围是我们认为需要用法律力量保护的，而哪一块是没有必要的？他们的界限在哪里？
我认为，现在一个比较合适的方法是，如果真的需要去归因的话，应该多从自己的专业、经验入手，想想责任在何处。比如我做媒介研究，我会想到说责任是不是在说过去骑手的声音被掩盖，所以才会导致消费者在某些时刻也无意忽略了骑手的处境？因此，我能不能写出一些最真实、最平凡的故事，让他们借此发声？这个思维链条才是清晰的，可以落地的。
对于这个议题，看的越多越全面，才越会对讨论越有价值，更有温度。换言之，个体终究无法脱离社会而存在，在这种愈来愈效率至上的时代，只要具备社会身份，我们又何尝不是困在系统中的人呢？
所以说，今天思考这个议题，其实跟我们也有很大关系，是希望我们放眼在更广的范围内，多想一步去思考都有哪些方需要承担责任，我们应该如何争取到应得利益，而不是单纯武断的将主要责任归因到某一方，比如平台。
诚然平台有错，但这是一个系统性综合性问题，它不应该为此背大部分锅。
原文：
相比劳动者与无保障社会劳务关系之间，骑手与平台所产生的并不是主要矛盾。因为如若没有平台，依旧会有另外的、高度相似的劳资关系出现。
去年看到许辉老师一篇文章，他在其中提到的观点之一是：以外卖行业为例的平台经济制造出了一种算法幻象，即「看得见的劳动者，看不见的工作环境的幻象」。
从劳工社会学的角度解释来说，与传统制造业相比，外卖配送基本上是一个准入门槛比较低的工作，无需太多技能，平台也不需要投入太多的培训成本，基本半天就能上岗，然而，在制造业中，生产和再生产的时间界限是严格规定好的，但是在平台经济中，工作和业余时间的边界却是模糊的：平台的薪酬制度是按配送的订单量来计算的，表面看，骑手可以自由选择是否进入和退出这个工作以及每天在线接单多长时间。然而，在平台的算法逻辑下，拿到高收入意味着在线时间更长，送餐单数更多，评价分数更高，这无疑会极大地压缩骑手劳动力再生产的时间。
因此，虽然没有流水线那种有形的生产管理制度，但是骑手无时无刻不处于算法系统无形的监督控制之下，并没有真正的自由。
人们可以随时随地看到外卖骑手穿街过巷，但是这种工作的本质性质事实上是被忽略的，即造成一种，如同许辉老师所言的，看得见的劳动者，看不见的工作环境的幻象。
那么，外卖行业工作的本质性质是什么呢？
首先，骑手的工作是高度原子化，甚至边缘化的。
从文章里能够看出，主流外卖平台都给骑手设计了严格的等级奖励体系，根据骑手的工作表现和能力来确定现金奖励和等级升级，表面上看，骑手与骑手之间并不存在明显的竞争关系，但是在这一套激励制度下，骑手的送单数量、骑行距离、好评数量的排名会让他们陷入到一种劳动社会学家布洛维所说的「赶工游戏」中，无形中增加了订单量，延长了工作时间。在奖励制度之外，平台还设计了一套 KPI 考核机制来规训骑手的工作行为与绩效。
在这个惩罚体系中，任何违规行为都会被扣分，而扣分就会被扣款，分扣多了更影响接单，可以说骑手是处于弱势地位，只能被动接受。而平台的申诉核查机制也仅限于由于商家出餐慢而造成超时的补助，缺乏有效协调处理骑手与平台之间争议的机制。
在平台、商家之外，消费者是骑手面对面接触和服务的对象，消费者可以看到看到骑手的接送单情况，骑行路线，可以催单和取消订单，还可以对骑手的工作结果进行评价。平台为了保持自身的服务品质，提高消费者的粘性，奉行用户至上的原则，高度重视消费者的评价，因而设计了一套处理与消费者关系时的情感规范，但在平台上，对消费者和骑手的信息呈现是不对称的。
骑手一旦因为超时或其他原因获得差评，即使是消费者不经意的乱点或错点，平台对骑手的扣分机制就会自动启动，由系统判定，而且差评结果无法消除，这进一步加深了骑手的弱势地位。虽然配送服务往往是短时一次性的行动，但为了避免获得差评，骑手在接单那一刻起就需要额外付出一定的情感劳动，在配送过程中与用户进行沟通，减少因为配送次序、路线选择、迷路等原因造成的互不谅解、甚至是冲突。
其次，平台经济中的劳动关系是不稳定的。
对那些把外卖配送当成全职工作的骑手来说，平台是他们唯一的生计来源，这意味着骑手对平台的完全依附，骑手因为多种原因导致经常被扣分罚款，甚至封号，他们的生活将会陷入困境。
虽然罚款作为惩罚手段在制造业中也一直存在，根据法律规定，每月扣除的部分不能超过劳动者当月工资的 20%。如果扣除后的剩余工资部门低于当地月最低工资标准，则按最低工资标准支付。然而，目前平台对骑手过重过细，导致往往客户一个差评就让骑手一周的劳动化为乌有，因此，平台的惩罚规则需要按照现有法律规范重新检讨调整。
并且，除了一些专送骑手有社保外，外包代理商只愿意给一年以上的骑手缴纳社保或购买人生意外伤害保险，而众包骑手只能自己承担风险。由于路况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骑手的工作其实危险性很高，如果没有工伤保险，一旦发生交通事故，对生计和生命的影响都很严重。
在我国现有的劳动法律框架下，劳动关系、劳务派遣与个体化有着不同的适用场景，而平台经济中模糊的用工关系状态让平台对骑手得以享有最大的控制权力，却承担最小的责任，这显然不符合比例原则。
那么，如果照射到普社会的 labor rights 呢？
整篇文章都在重点说平台，即公司和骑手的关系，但实际上深入讨论之下，是否也能由此当做全社会劳务关系的一个缩影呢？无保障、被剥削的员工，年轻化，卖命，被规则和条款约束。
到底是不是新型流水线在这里并不是很重要，这个社会的劳动者到底会不会，或者有可能改变现状，谁来保护他们的权益，才是我们想问很多年的问题。
以及，当资本有获利模式去规避原本应该负的责任与风险时，这个缺口需要怎么补？
在追求普世权利的平衡之外，我们是否需要停一停，思考如何定义，如何划分？即哪一个范围是我们认为需要用法律力量保护的，而哪一块是没有必要的？为了找出那个需要被保护的范围，我们是否需要去检视我们认为在这个范围内的事物，分析他们的共通点与特质是什么，以此去与范围外的事物做区分，划出一条明显的界限，以及是否需要说明为什么在这条界限里的东西需要被保护呢？
毕竟在数位平台经济澎湃而起的浪潮之中，愈发破碎的个体劳动者往往是最容易忽视的，如果他们无法得到妥善保护，那么，当与他们同为社会成员的我们，在浪里站不住的时候，鲸背又何在呢？
历史回答：
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
外卖骑手很辛苦=》
外卖骑手很辛苦还不转行=》
外卖骑手找不到高附加值工作岗位=》
高附加值岗位少=》
全球分工，我方产业在中下游=》
早年养成的巨头不做产业升级=》
不做产业升级有原因=》【贸工技】变成了【贸贸贸】
所以，【贸贸贸】有责任。
今天点了个外卖，十一点半点的，餐馆就在楼下，本来，是打算十二点就能吃上的，结果，饭到了都一点16了，坐标深圳，不刮风不下雨的，楼下的管子就这么晚了一个小时，我怎么看？
我是盯着地图，看着外卖员，把饭从楼下按时取走，然后，周围绕了四五公里，再绕回来的。这个肯定不是外卖员的问题，是系统派单的问题。
我想骂人，但是我不知道骂谁，总不能骂外卖员吧？我想投诉，我也不知道，投诉谁？投诉后平台判择肯定也是外卖员的锅。
每天过马路，看着外卖员闯红灯，各种车队穿插，这个锅能是他们的吗？但是问题在，只要慢了，只要有问题了，你去平台上看，投诉入口，就是找不到合适的。
这个，是不是得管管？或者更加合理一些？
讲到深圳了，再讲个段子:华强北那边，据说已经有一种产业，就是外卖员把饭送到楼下，因为楼梯的人太多了，然后，阿姨或者别人再把饭集中送上去，阿姨分成。人类的智慧果然是无穷无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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