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的演化过程是从屈折语到孤立语的吗？它的语法演变过程是怎样的？
回溯到汉语的古老时期，比如先秦时代，汉语确实表现出一些我们现在看来更像是屈折语的特征。那时的汉语，像《诗经》里的文字，虽然不像印欧语系那样有明显的词尾变化来表达时态、数、格等，但它也存在一些“屈折”的痕迹。比如，一些助词、语气词的使用，以及一些词语本身在不同语境下的细微变化，可以被看作是早期屈折的遗风。虽然没有像古拉丁语或古希腊语那样一套严谨的词形变化系统，但那种“依附于词语本身”来表达语法意义的方式，与我们今天强调“词序”和“虚词”来表达语法意义，是不同的。
这种早期汉语的“屈折”倾向，并不是因为汉语“主动”要去模仿别的屈折语，而是语言自身发展的一种自然表现。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尤其是到了中古时期，汉语的演变路径开始朝着我们今天熟悉的“孤立语”特征靠拢。这个转变过程，与其说是“丢弃”了屈折，不如说是“弱化”了那些屈折的特征，同时“强化”了其他语法手段。
那么，这种演变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首先，音变是其中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汉语的声调系统，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词形变化的消失，但同时，古代汉语的一些音位变化，比如浊音清化、韵母的合并等，使得原本可能通过语音变化来区分的语法功能，变得模糊不清。想象一下，如果一个词的词尾在发音上发生了显著变化，可以明确表达“过去”或“复数”，那么这个语言就更偏向于屈折。但是，汉语在演变过程中，很多这样的音位变化，并没有完全承担起表达语法功能的重任，反而使得很多意义的区分，更多地依赖于词语的组合和排列。
其次，词序的作用日益凸显。当词语本身不再通过形态变化来表达其在句子中的功能（比如主语、宾语），那么句子中词语的排列顺序就变得至关重要。汉语从早期就比较注重词序，但随着“屈折”痕迹的减弱，词序的作用更加强化。我们今天的“主谓宾”结构，就是非常典型的例子。比如，“我吃饭”和“吃饭我”，意思就完全不同。这种对词序的依赖，使得汉语的句子结构更加清晰、稳定，也更便于理解。
再者，虚词的勃兴起到了重要的辅助作用。虽然汉语的“屈折”并不发达，但它并非完全没有表达语法意义的“小词”。在早期汉语中，一些现在我们认为属于“虚词”的成分，可能还与实词纠缠在一起，或者说其功能还不那么明确。但随着语言的演变，那些主要承担实义功能的词语，其形态变化倾向逐渐减弱，而一些原来可能存在于句子末尾或中间的“小词”，开始承担起更多的语法功能。比如，表示时态的“了”，表示语气的“吗”、“呢”，以及表示趋向的“来”、“去”等，它们本身不具有多少实实在在的意义，却能极大地丰富和精确地表达句子的语法关系。这些虚词的普遍使用，可以说是孤立语语法结构的重要标志。
然而，我们也不能因此就说汉语是“纯粹”的孤立语。汉语中仍然保留了一些“类屈折”的特征，虽然它们与印欧语系的屈折方式非常不同。例如，动词前面的“副词”（如“曾经”、“正在”）和后面的“助词”（如“了”、“过”）组合，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表达时态和动态，这与一些语言中通过词语内部的变化来表达时态有异曲同工之妙，只是形式不同。另外，一些表示方位的词，如“上”、“下”、“里”、“外”，它们可以放在名词后面，形成一个固定的结构，也带有一定的“词缀”性质。
所以，汉语的演变过程，与其说是从屈折语“变成”孤立语，不如说是在保留和弱化某些早期特征的同时，不断强化和发展新的语法手段，最终形成了一种以词序和虚词为主要特征的、高度分析性的语言。它没有像很多屈折语那样，把语法信息“打包”在词本身的变化里，而是将语法信息“解压”出来，用更灵活、更外化的方式来表达。这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其中音变、词汇发展、句子结构调整等多种因素相互作用，才造就了今天我们所熟悉的汉语。
网友意见
这个问题迄今为止没有定论，或者说，存在这种可能，但尚没有足够而可靠的证据来证实这种说法，它涉及到多方面的问题。也许正如瑞典汉学家高本汉所强调的，汉语最初的屈折语性质在大量的上古文献产生之前就已经大幅度地消磨掉了。
“孤立语性质在今天可以看成是汉语的主要特征，而汉语最初的性质并不同于孤立语，不过，在能构拟出汉语的古代音韵之前，这个理论却始终是个猜想。”——高本汉
1.高本汉的贡献
有人提到了高本汉的《汉语的本质与历史》一书，我们就从高本汉的观点开始说起，这和问题密切相关。
高本汉有一篇重要论文，叫《原始汉语屈折语考》（Le Proto-chinois，langue flexionnelle，Journal Asiatique，1920），本篇论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观点：汉语在原始阶段并不是像现在那样的孤立语，而是具有形态变化的屈折语。
高本汉主要是从两方面入手的：一方面是考察屈折语语法特征的残留（比如格、时态等）；另一方面是利用其所构拟的上古汉语读音系统，来探讨上古汉语派生新词的手段（通过改变词根里的个别音素派生新词）。
我们知道，对于第一方面而言，即使在现存最早的文献中，汉语的名词也没有主格、宾格之类的变格，动词也没有时态、语态的变位。高本汉想证明汉语是屈折语，就必须假定那是汉字产生之前的原始汉语的情形（此点非常重要），这样，他一旦能在稍晚些的先秦文献里找到变格、变位的一点痕迹，哪怕只鳞片爪，不成系统，都可以解释为原始汉语屈折语系统的残留。
接下来，就是高本汉所发现的一个非常重要和典型的例子：上古的人称代词“吾”和“汝”一般只用于主格和属格，“我”和“尔”一般只用于与格和宾格，而且，同一人称的主格和属格仅仅表现为词尾元音不同。这个发现后来被学术界认为是原始汉语屈折语性质最重要的证据之一。
对于第二方面，高本汉列出了一大串字表，试图尽可能全面总结上古词语派生的模式，包括同部位声母间的音变，介音间的音变，以及同部位韵尾间的音变。他的例字大多数是从此前中国学者的训诂学著作里转引的，应该相对可靠，所以得到了学术界的一定认同，此不赘述。
需要指出一点，高本汉做上面这项工作的基础是他本人所构拟的上古语读音系统。而上古语音的构拟一直是个非常大的难题，和中古语音还不一样。高本汉的构拟固然有其贡献，但也有其争议。他自己也承认：语音简化得太厉害了。
而且，要证明汉语曾经是屈折语，那么还有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就是要证明汉语中存在有形态的词类，亦即必须找到一些成对的词，其中每个词的读音和意义都相近，只是用个别音素的转换来表示哪个是名词，哪个是动词，哪个是形容词等等。
显然，它不是是“吾”和“汝”，“我”和“尔”等少数例子所能涵盖的，这也从某个方面说明证据的不足。故此高本汉只能说“至少可以确认在一个词类（人称代词）里是有屈折的”。
2.问题相关的一些思考
要想证明这种说法，我们需要证据。但是现存的汉语资料不能提供的话，可以从历史语言学和比较语言学的方面入手。我的一位研究贝叶经的老师曾提到过，大体的思路是：假如汉语和X语是兄弟语言，X语中的某种方言还保留屈折变化，而它又与汉语中某种方言比较相似，通过研究语言演变，寻找历史的蛛丝马迹，进行语言对比，也许可能找到汉语曾经作为屈折语的残留证据，不过这是比较理想的情况，实际上有些东西消磨的太厉害了；
为什么证据会被消磨，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语言和文字不是同步产生、发展的。在二者并轨之前，原始汉语是个什么样子，不可考，完全有可能是屈折语，故此高本汉才假定了汉字产生之前的原始汉语。
而关于语言演变，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像有人提出：“决定一种语言是屈折语（或黏着语）还是孤立语，决定性的因素是基本语序。如果一种语言基本语序是主宾谓，那么这种语言不可能是孤立语。如果一种语言基本语序是主谓宾而且使用主宾谓（此处疑误）语序的时间比较长，那么不可能是屈折语或黏着语。而且一种语言可以从屈折语变成孤立语，但不能从孤立语变成屈折语。除非有强力的外部因素（比如临夏话的例子），这一过程是不可逆的。”
不过，也有学者比如澳大利亚的迪克森在《语言兴衰论》（2010）中说：它们（语言）处于某个类型变化的轮回之中：从孤立语到黏着语，再到融合语，又回到孤立语，周而复始。……今天的孤立语可能祖语是融合语，其截搭语素在音法/词法演变中逐渐失落；那么即使是勾勒祖语的大致面貌也是不可能的。今天的黏着语其祖语可能孤立特征很多。原本可以独立成词的，后来变成了语法词缀（例如，由后置词发展为格）。
也就是说，迪克森认为语言类型的演变是一种“轮回”，这让人想起萨丕尔《语言论》中的“沿流”，究竟最终流向何方，现在又处于哪里，我们还懵懂不知。
3.迪克森的“表盘模型”
“轮回”这个说法未必妥当，但很有意思。毕竟相较于漫长的历史长河而言，我们观察到的语言的历史只是极其有限的一段。《语言兴衰论》中的表盘模型是这样的：
“如果语言类型像一只表盘，4点钟位置是孤立语，8点钟位置是黏着语，12点钟位置是融合语，这样就可以对不同语系中现在正发生的变化进行描述。原始印欧语大概处于12点钟的位置，它的子语以不同的速度向孤立语的位置移动（有的语言到了1点或2点钟的位置，有的朝3点钟移动）。
一般认为上古汉语处于3点钟位置，中古汉语处于4点钟位置，是典型的孤立语，而现代汉语正逐渐向5点钟方向移动，开始有些黏着语特征出现。原始达罗毗荼语处于7点钟位置，即偏向于孤立语的黏着语。现代达罗毗荼语转过了典型黏着语的8点钟而向九点钟位置移动。
原始芬兰-乌戈尔语Finno-Ugric本来处于9点钟位置，而现代语言向10点或11点位置移动（Dixon 1994：183-185）。Hodge（1970）曾经描述历史悠久的埃及语如何使用三千年的时间在表盘上整整转了一周，从融合语转回到融合语。”【注：Matisoff（1976）和Delancey（1985）也有过类似讨论。】
这个表盘模型简化如下：屈折语⇒孤立语⇒黏着语⇒屈折语，如果承认这个模型，那么不仅从屈折语到孤立语不可逆，而且从孤立语到黏着语不可逆，而黏着语到屈折语同样不可逆，才构成这样一个理想中的简单循环，表盘里的语言是不断在演变的。
史蒂芬·平克在《语言本能》在第七章第一节《语言的共性与差异》中提到：“从超过1000年的时间跨度来看，语言的发展历史和语言的类型特征并不能完全对应。语言可以在相对较短的时间里从一种语法类型转变为另一种语法类型，而且可以在几种类型之间来回变换。除了词语之外，语言之间的差异不会日复一日地扩大下去。”
萨丕尔在《语言论》的第六章《语言结构的类型》中说到了自己的观点：“语言的历史研究已经无疑地证明，语言不但是逐渐的改变，也是一贯地改变的；它不自觉地从一种类型变向另一种类型，在世界上相隔很远的地区可以看到类似的趋势”。
我们完全可以把语言演变的过程设想得更有趣一些，比如做出如下假设：语言演变不断发生，我们承认从屈折语变为孤立语这一个过程不可逆，而假设孤立语与黏着语、黏着语与屈折语这两个演变的过程可逆，那么相应可推出，屈折语会演变为孤立语或黏着语；孤立语的演变只可能是黏着语；而黏着语的演变，可能是孤立语或者屈折语。
所以看来就成了这样的局面：假设A，B，C三种语言类型，即使其中有一种语言类型（比如A）演变成另一种语言类型（比如B）的过程不可逆，但在语言类型不断演变的前提下，会构成循环；
如果是两个不可逆呢？还是会出现循环；
如果是三个不可逆呢？——那就是迪克森的表盘模型。“又回到最初的起点……”
依照表盘模型的话，我们若是承认现有的语言类型在不断演变，那就会出现语言类型的循环。如果不存在循环的话，则意味着语言类型在经历了极其漫长的演变期后，达到某一特定类型就中止了。
主要参考文献
[1]（瑞典）高本汉 著，聂鸿飞 译.汉语的本质和历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2]（澳）罗伯特·迪克森 著，朱晓农 等译.语言兴衰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3]（美）爱德华·萨丕尔 著，陆卓元 译.语言论——言语研究导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
[4]（美）史蒂芬·平克 著，欧阳明亮 译.语言本能[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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