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班猝死和裁员跳楼的人是否大多数是家庭条件不太好的“凤凰男”？
首先，我们需要明确一点：没有可靠的数据和研究能够证明加班猝死和裁员跳楼的人“大多数”是家庭条件不太好的“凤凰男”。 将这两种悲剧归结于一个特定群体的“原因”，是一种非常危险的简化和标签化。
让我们试着从更宏观和理性的角度来分析为什么会出现这种 误解 或 联想，以及为什么将原因简单归咎于“凤凰男”是站不住脚的。
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联想？
这种联想可能源于一些社会观察者对部分“凤凰男”群体的刻板印象，以及对他们所承受的社会压力的某种解读。我们可以拆解一下这种“联想”可能包含的几个层面：
1. “凤凰男”的定义及其社会背景：
“凤凰男”通常指的是出身于农村或贫困家庭，通过自身努力考入城市大学，并在城市中获得一定事业发展和经济基础的男性。
这个群体往往承载着改变家族命运的期望，需要赡养父母、扶持弟妹，甚至为农村的家人提供经济支持和城市户口。
他们的成长过程中可能伴随着艰辛和资源的匮乏，对成功的渴望可能更为强烈，也更容易感受到外部的压力。
2. 加班猝死与高强度工作：
在现代社会，尤其是在一些竞争激烈的行业，长时间、高强度的工作是普遍现象，这会导致严重的健康问题，甚至猝死。
导致加班猝死的原因有很多，包括企业文化、行业特点、个人职业选择、健康管理不善、基因因素等等。
一些人可能会将“凤凰男”与“拼命工作”联系起来，认为他们为了摆脱原生家庭的贫困和证明自己，会更愿意承受这种高强度的工作。
3. 裁员跳楼与社会压力：
裁员是市场经济下企业调整的常见手段，任何行业的从业者都可能面临失业的风险。
跳楼自杀是一种极端的情绪崩溃和应对方式，其背后通常是多重因素叠加，包括失业带来的经济困境、职业认同的丧失、家庭责任的压力、心理健康问题、社会支持系统的缺失等等。
为什么会有人把这个与“凤凰男”联系起来？可能是因为他们认为，对于那些从底层爬上来、对城市生活和事业成就有着更强烈渴望的“凤凰男”来说，失业带来的打击可能更为沉重，因为这不仅意味着事业的失败，也可能让他们原本就不稳固的城市生活基础崩溃，甚至影响到对家庭的承诺。
为什么说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将加班猝死和裁员跳楼的悲剧“大多数”归结于“凤凰男”，是非常不准确和不公平的。原因如下：
普遍性而非特定性：
加班猝死： 几乎所有行业的劳动者都可能面临过度劳累的风险。高科技、金融、媒体、互联网等行业，很多身处其中的人都承受着巨大的工作压力。这些行业中也有大量来自城市中产家庭的年轻人，也有原生家庭条件优渥的年轻人。将这个问题归咎于特定出身群体，忽视了普遍存在的社会经济结构和企业文化问题。
裁员跳楼： 失业的打击对任何人来说都是毁灭性的，尤其是在面临经济下行、行业转型的时候。失业的原因多种多样，包括公司经营不善、岗位被淘汰、个人技能不匹配等。任何经济状况的人，任何出身背景的人，一旦遭遇严重的失业打击和心理危机，都可能走上绝路。我们看到的新闻报道中，因失业而自杀的案例，其身份背景是多种多样的。
单一因素的误导：
凤凰男的标签过于宽泛且带有偏见。 “凤凰男”的群体本身就非常庞大且多样化，并非所有人都一样。即使是家庭条件不好的男性，他们的性格、价值观、职业选择、抗压能力、健康状况也都千差万别。将复杂的社会悲剧简单地归因于一个标签，是对复杂人性和社会现实的极大简化。
忽略其他关键因素： 导致猝死和自杀的因素是极其复杂的。对于猝死，可能与长期熬夜、饮食不规律、缺乏运动、遗传病史、精神压力等生理和心理因素有关。对于自杀，更是心理健康问题、经济压力、家庭关系、社会支持系统等多种因素交织的结果。这些因素与“凤凰男”的身份并没有必然的强关联。
刻板印象的危害：
这种说法强化了对“凤凰男”的刻板印象，将他们描绘成一种“压力大、牺牲多、容易出事”的群体，这可能会加剧社会对这个群体的误解和歧视。
事实上，很多“凤凰男”通过自身的努力，不仅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也为社会做出了贡献。将他们置于一个被动的、注定悲剧的形象中，是对他们努力和价值的否定。
更贴近实际的分析应该是什么样的？
如果一定要从社会结构和个体经历的角度去理解为什么某些群体可能更容易暴露在风险之下，我们可以这样思考：
1. 社会经济地位与风险暴露：
从社会学角度看，经济弱势群体（无论其性别、籍贯）确实可能在某些方面面临更大的压力。例如，在经济不确定时期，底层劳动者往往是裁员的首批对象，因为他们通常掌握的技能不那么核心，可替代性更强，且没有强大的社会资本作为缓冲。
家庭经济负担重，意味着个人需要承担更多的经济责任，这可能迫使他们在工作上更加努力，以确保家庭的基本生活和未来发展。这种压力确实可能导致他们更容易陷入过度工作或在失业时感到更绝望。
2. 个体应对机制与心理韧性：
每个人的成长经历都会塑造其应对压力的方式和心理韧性。那些经历过贫困和艰辛的个体，可能在某些方面拥有更强的抗压能力，但也可能在心理上更为脆弱，一旦遭遇重大打击，可能难以承受。
然而，这完全是个人特质问题，与“凤凰男”这个标签没有必然联系。许多来自贫困家庭的人，他们的心理韧性非常强大，能够积极面对生活中的挑战。
3. 社会支持系统的作用：
无论什么背景的人，在面对重大危机时，健全的社会支持系统（包括家庭、朋友、社会福利、心理咨询等）都至关重要。对于那些原生家庭可能提供支持有限的群体，他们在面对危机时可能更需要外部的帮助，而如果这种帮助缺失，风险就会增加。
总结来说：
将加班猝死和裁员跳楼的悲剧“大多数”归咎于“凤凰男”是一种基于刻板印象的、不准确的说法。这两种现象是复杂的社会问题，其背后涉及企业文化、行业生态、经济压力、个体心理健康、社会支持系统等多种因素。
如果非要谈论群体差异，或许可以从“社会经济弱势群体”的角度去理解，即那些经济基础薄弱、家庭负担重的人，在面对职场压力和经济风险时，可能承受更大的心理和经济压力。但即使如此，也不能将原因简单粗暴地归结于“凤凰男”这个带有标签化和偏见的群体身份。这样做是对个体差异的忽视，也是对社会复杂性的简单化处理。我们应该关注的是如何改善工作环境，加强社会保障，提供心理支持，而不是去标签化和指责任何一个群体。
网友意见
刚好相反，大部分加班猝死和裁员跳楼的都是城市中产阶级的孩子。这类孩子从小生活在社会的善意中，犹如温室里的花朵，对待社会狰狞的一面往往缺乏经验和正确应对的心态。
公司派我去北京出差时，也参与过一些华为、中兴、阿里牵头的项目，项目里面一堆硕士、985,211太常见，清华生也见识了几个。我觉得他们最大的特点是两个：一个是“乖”，一个是强烈得“责任心”。
通过聊天发现，这些孩子大部分出自中产阶级家庭，父母的职业以高中老师、大学教授、公务员为多。他们从小学习就好、为人正直、是“别人家的孩子”，父母爱、老师夸、家庭温馨和睦。
所以这些孩子总体上对自己、对家庭、对社会、对国家，态度都很积极，没有怨言，并且通过自身的学习经历树立了：“努力就会有收获”这一坚定信仰，导致他们付出时不留后手，全情投入：没人要求，自己加班到2,3点，非要把工作做到120分，唯一的原因往往就是单纯的责任心。就我看，他们都有一点完美主义倾向，过于完美主义是一种心理障碍。
当然，说他们没一点私心也不完全，以一位清华生为例，他刚入职，大领导就找他谈话：“其他人我不敢保证，但是你绝对不可能一辈子只是个什么什么员，先忍耐几年，你title一定带总。”这应该也是他们干活不要命的原因之一吧。
对自我要求过高、无形的压力最易导致心血管事件发生，越是年轻人，其心脏血管的供血越畅通无阻，当心脏病发作血管突发堵塞时，由于之前没什么侧枝循环建立，这种突发的大血管堵塞造成的危害越大越大，来势凶猛，就更容易诱发室颤猝死。而很多老人，长期冠心病心绞痛，建立了不少侧枝循环，多次心梗发作，却没有诱发室颤，避免了直接遭遇死神。
无论是加班猝死还是裁员跳楼，说与经济情况完全无关不尽然，但要说他们是被经济情况逼死的显然更不符合事实。猝死和裁员跳楼主要发生在一线城市和龙头企业中，薪资待遇优良，毕竟人都不是傻子，普通城市和一般企业无力拿出高于行业平均水平的工资，如果压迫的厉害，优秀员工自然选择跳槽。以华为被辞退中年员工选择跳楼为例，他的妻子说家里在深圳有两套房，一套贷款已经还完，存款300多万，老公跳楼不是因为经济原因。就算有一套房子没有供完，大不了不供了，就让银行收回又如何？
现代中国饿不死人，不要说普通人找个糊口工作不难，这些一线大城市龙头企业里的员工随便去二线城市或者普通企业，不但是香饽饽，而且要一个管理岗普遍都不难。以我所在的公司为例，华为过来的基本上都是项目经理或者技术负责人，薪资高于其他人一大截。
所以无论是加班猝死还是裁员自杀主要都是心理原因。这些孩子从小勇猛精进，他们的幸福来源就是竞争式的快乐，这些人往往由竞争界定自己和他人的价值，并且把“输”看成是个人最终的失败，对于他们来说，击败同类人，更快的赚到房子车子钱，更多的金钱和地位，他们才会幸福。
在学生时代，人本来就年轻，身体好，三天三夜不睡也没什么，一个人能成才和优秀的家长、老师分不开，而优秀的家长和老师都懂得劳逸结合的道理，他们关注孩子的身体健康，太累了，父母和老师自然会强迫孩子休息。
潜移默化得，这些优秀学生养成了一味学习，不关注、不操心自己身体状态的习惯，他们太依赖别人关心自己的身体。这种对身体疲劳不敏感、不关注的潜在思维习惯带到职场中是巨大得隐患，职场中如果自己不操心，那么没人替你操心身体健康，如果一个人总是来者不拒，闷头干活，工作只会越来越多，不懂拒绝和动脑筋，结果就是把自己活活累死。
单纯、相信努力奋斗、高度责任感、习惯遵守规章制度、容易相信老板的花言巧语是中产阶级孩子的共同特点。大量的心理学研究表明，实际上，中产阶级年轻人是最容易轻信和被欺骗的一群人，他们缺少低社会阶层青年的那种“街头智慧”（知道人都是自私，利己，精于算计和满口谎言的），以及上等青年的谨慎（从小就警惕绑架者，并且能够从更宏观的层面看社会，知道人的成功靠的是99%的努力和1%的关系，而那1%的关系--有贵人提携--比99%的努力更重要）。
《古拉格群岛》里索尔仁尼琴感叹斯大林为什么要弄死这么多农家少年，只为了挖一条没啥用处的水沟，如果他能够不要压迫的那么深，把这些送进古拉格里的青年人短短5-10年就全部弄死的话，这些农家少年要为他生产多少粮食，补充多少兵源！一个优秀大学生身上负担了父母、国家多少希望。自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到2017年中国大陆大学生总数大约有1.15亿人，如果按一半比例抛去专科生的话，本科生就有5000多万人，而目前中国有接近14亿人，按比例目前本科大学生占全国总人口的3.5%，即使加上专科生，目前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也仅仅占总人口的比例为7.8%左右。大学生作为高知群体，一生要为国家创造多少财富，熬过了5-10-7、熬过了高考、熬过了读研、读博，宛若炼狱般书山纸海的煎熬，结果进入社会才10年，就让资本家给弄死了？
这就是典型的负外部性，性质与企业为了自身利润肆无忌惮的排放污染一样，老板一人得利，整个社会帮他分担成本和伤害，凭什么呢？呼吁国家建立反猝死体系，针对有员工猝死的企业一律上黑名单，像那种连续加班22个月，连续几个月每天睡三小时这样的事情，直属上级和企业老板都应该按照过失致人死亡罪追究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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