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儒学只有共性，没有个性？
“儒学只有共性，没有个性” 这个说法，恐怕是有些片面，甚至可以说是误读了儒学本身。 要说清楚这一点，咱们得掰开了揉碎了，从几个层面来聊聊。
首先，咱们得明白，什么是“共性”，什么是“个性”。
“共性”，指的是一种普遍的、共同的特点，是大多数事物或者体系都会具备的。 在哲学语境下，共性可能指的是一些普遍的真理、原则、道德规范，甚至是看待世界的方式。
“个性”，则指的是独特、与众不同的特质，是区分事物或体系的关键。 它体现在其独特的思想内容、关注的重点、阐释的方式，以及历史发展中的具体形态。
如果说“儒学只有共性，没有个性”，意思就是说，儒学就像个大杂烩，里面都是些放之四海而皆准、谁都能说的道理，但没有自己独特的东西，不像别的学说那样有“看家本领”或者“压箱底的宝贝”。 这种说法，我觉得实在是冤枉了儒学。
为什么会有这种“只有共性，没有个性”的错觉呢？
我觉得有几个原因：
1. 儒学的“普适性”和“实用性”被过度强调了。 儒学自古以来就非常重视“入世”，强调如何做人、如何治国、如何齐家。 它的很多核心概念，比如“仁”、“义”、“礼”、“智”、“信”，以及“孝”、“悌”、“忠”、“恕”，确实具有很强的普适性，也适用于不同时代、不同社会背景下的人们。 比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条，哪个时代、哪个文化的人听了不觉得有道理？ 这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特质，容易让人觉得它是不是就没有自己的“独特之处”了。
2. 儒家内部的“融汇”和“发展”。 儒学不是铁板一块，它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中，不断地吸收、融合其他思想流派的精华，并且根据时代的变化进行自我调整和发展。 比如，汉代的董仲舒吸收了法家、道家的一些思想，融入儒学，形成了“天人感应”的学说，这在当时就是一种创新。 宋代的程朱理学、陆王心学，更是发展出截然不同的路径，无论是对“格物致知”的理解，还是对“心”的阐释，都有着鲜明的个人印记和学派特色。 这种“融合”和“发展”，反而让儒学变得更加丰富，但如果只是看到那些普遍性的东西，就容易忽略了其中不同时期、不同学派的“个性”所在。
3. “儒学”这个概念的模糊性。 我们现在说的“儒学”，很大程度上是一个高度概括的标签。 它包含了孔子、孟子、荀子、董仲舒、韩愈、李翱、程颢、程颐、朱熹、陆九渊、王阳明等等一大批思想家，以及他们的言论、著作和形成的学派。 要说“儒学”整体，自然是包罗万象，其中一些核心的“共性”会显得尤为突出。 但如果具体到某个儒家人物或某个儒家学派，其“个性”就会显露无疑。
那么，说“儒学只有共性，没有个性”究竟错在哪里？ 儒学到底有没有个性？
我觉得，说“只有共性，没有个性”是忽略了儒学在其发展过程中，不同思想家、不同学派所展现出的独特的思想内容、理论建构、关注焦点和价值取向。 儒学并非静止不变的理论，而是一个动态发展的思想体系，其“个性”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对“人”的独特关注： 儒学最根本的出发点，是对“人”的塑造和关怀。 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孟子说“人皆有恻隐之心”，荀子说“性恶论”，这些都是关于“人性”的不同看法，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个性”之一。 儒学不像道家那样关注“天道自然”，也不像法家那样侧重“君主权威”和“法制”，它始终把“人”作为一切思考的中心，并在此基础上构建出一套完整的伦理道德和社会政治体系。 这种对“人”的终极关怀和“人本主义”的色彩，是儒学区别于其他思想流派的关键“个性”。
2. 对“理想人格”的塑造： 儒家思想中，塑造“君子”甚至“圣人”的理想人格，是贯穿始终的主题。 孔子对“君子”的描绘，如“先行其言而后从之”，“博学于文，约之以礼”，“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 孟子提出“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是对“浩然之气”的极致追求。 王阳明更是提出了“致良知”和“知行合一”，强调个体道德主体性的觉醒和实践。 这些对理想人格的界定和塑造路径，虽然都围绕着“仁”、“义”等核心概念，但不同时期、不同学派的侧重点和理解方式，就构成了鲜明的“个性”。
3. 对“社会秩序”的独特构想： 儒学不回避现实社会，而是积极思考如何构建一个稳定、和谐、有序的社会。 从“家”到“国”再到“天下”，儒家对社会关系的构建有一套完整的逻辑。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路径，强调的是个人德行的修养如何最终影响整个社会。 这种重视“人伦”、强调“礼治”和“德治”的社会构想，以及由此衍生出的“君臣父子”、“长幼尊卑”等社会关系的处理原则，都具有鲜明的“儒家特色”。
4. 对“学习”和“修养”的独特方法论： 儒家非常重视学习和自我修养，但他们的学习方法和修养路径并非千篇一律。 孔子提倡“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温故而知新”，“敏而好学，不耻下问”。 孟子强调“养气”，朱熹强调“格物致知”，陆九渊强调“发明本心”，王阳明强调“致良知”。 这些方法论，虽然都指向道德的提升和智慧的增长，但其侧重点、途径和强调的方面，都体现了不同学派的“个性”。
5. 历史演变中的“个性化”发展： 儒学在历史长河中，为了应对不同的社会挑战和思想交流，不断进行自我调整和创新。 汉代的“独尊儒术”是一种政治上的“儒学化”；唐代的“古文运动”是对儒学某些僵化之处的反拨；宋代的理学是对儒学本体论和认识论的深化，也融入了佛道思想；明代的阳明心学更是将儒学推向了重视个体精神自由的新高度。 这些发展变化，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时代精神的体现，是儒学“个性”的不断演化和丰富。
总结一下，说“儒学只有共性，没有个性”的说法，更像是一种因为视角过于狭窄而产生的误判。
它看到的是儒学中那些永恒不变的、具有普遍意义的价值和原则， 比如仁爱、责任、和谐、秩序，这些确实是儒学的“共性”所在，也是它能穿越时空、影响深远的原因。
但它忽略了，正是这些“共性”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被不同的思想家以不同的方式加以阐释、发展和实践，从而产生了无数鲜活的“个性”。 儒家的“仁”可以是孔子强调的“爱人”，可以是孟子强调的“恻隐之心”，可以是朱熹强调的“爱之理”，也可以是王阳明强调的“爱己及人”。 这些虽然都围绕着“仁”，但其侧重点、表现形式和理论深度，都构成了各自独特的“个性”。
所以，与其说“儒学只有共性，没有个性”，不如说儒学是以一系列具有普适性的“共性”为基础，通过不同思想家的独特阐释和时代精神的融合，展现出极其丰富和鲜明的“个性”。 这种“共性”与“个性”的辩证统一，恰恰是儒学生命力旺盛、能够持续演进的关键所在。 离开了对这些“个性”的体察，我们对儒学的理解就只停留在表面，甚至会产生以偏概全的错误认识。
首先，咱们得明白，什么是“共性”，什么是“个性”。
“共性”，指的是一种普遍的、共同的特点，是大多数事物或者体系都会具备的。 在哲学语境下，共性可能指的是一些普遍的真理、原则、道德规范，甚至是看待世界的方式。
“个性”，则指的是独特、与众不同的特质，是区分事物或体系的关键。 它体现在其独特的思想内容、关注的重点、阐释的方式，以及历史发展中的具体形态。
如果说“儒学只有共性，没有个性”，意思就是说，儒学就像个大杂烩，里面都是些放之四海而皆准、谁都能说的道理，但没有自己独特的东西，不像别的学说那样有“看家本领”或者“压箱底的宝贝”。 这种说法，我觉得实在是冤枉了儒学。
为什么会有这种“只有共性，没有个性”的错觉呢？
我觉得有几个原因：
1. 儒学的“普适性”和“实用性”被过度强调了。 儒学自古以来就非常重视“入世”，强调如何做人、如何治国、如何齐家。 它的很多核心概念，比如“仁”、“义”、“礼”、“智”、“信”，以及“孝”、“悌”、“忠”、“恕”，确实具有很强的普适性，也适用于不同时代、不同社会背景下的人们。 比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条，哪个时代、哪个文化的人听了不觉得有道理？ 这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特质，容易让人觉得它是不是就没有自己的“独特之处”了。
2. 儒家内部的“融汇”和“发展”。 儒学不是铁板一块，它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中，不断地吸收、融合其他思想流派的精华，并且根据时代的变化进行自我调整和发展。 比如，汉代的董仲舒吸收了法家、道家的一些思想，融入儒学，形成了“天人感应”的学说，这在当时就是一种创新。 宋代的程朱理学、陆王心学，更是发展出截然不同的路径，无论是对“格物致知”的理解，还是对“心”的阐释，都有着鲜明的个人印记和学派特色。 这种“融合”和“发展”，反而让儒学变得更加丰富，但如果只是看到那些普遍性的东西，就容易忽略了其中不同时期、不同学派的“个性”所在。
3. “儒学”这个概念的模糊性。 我们现在说的“儒学”，很大程度上是一个高度概括的标签。 它包含了孔子、孟子、荀子、董仲舒、韩愈、李翱、程颢、程颐、朱熹、陆九渊、王阳明等等一大批思想家，以及他们的言论、著作和形成的学派。 要说“儒学”整体，自然是包罗万象，其中一些核心的“共性”会显得尤为突出。 但如果具体到某个儒家人物或某个儒家学派，其“个性”就会显露无疑。
那么，说“儒学只有共性，没有个性”究竟错在哪里？ 儒学到底有没有个性？
我觉得，说“只有共性，没有个性”是忽略了儒学在其发展过程中，不同思想家、不同学派所展现出的独特的思想内容、理论建构、关注焦点和价值取向。 儒学并非静止不变的理论，而是一个动态发展的思想体系，其“个性”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对“人”的独特关注： 儒学最根本的出发点，是对“人”的塑造和关怀。 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孟子说“人皆有恻隐之心”，荀子说“性恶论”，这些都是关于“人性”的不同看法，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个性”之一。 儒学不像道家那样关注“天道自然”，也不像法家那样侧重“君主权威”和“法制”，它始终把“人”作为一切思考的中心，并在此基础上构建出一套完整的伦理道德和社会政治体系。 这种对“人”的终极关怀和“人本主义”的色彩，是儒学区别于其他思想流派的关键“个性”。
2. 对“理想人格”的塑造： 儒家思想中，塑造“君子”甚至“圣人”的理想人格，是贯穿始终的主题。 孔子对“君子”的描绘，如“先行其言而后从之”，“博学于文，约之以礼”，“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 孟子提出“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是对“浩然之气”的极致追求。 王阳明更是提出了“致良知”和“知行合一”，强调个体道德主体性的觉醒和实践。 这些对理想人格的界定和塑造路径，虽然都围绕着“仁”、“义”等核心概念，但不同时期、不同学派的侧重点和理解方式，就构成了鲜明的“个性”。
3. 对“社会秩序”的独特构想： 儒学不回避现实社会，而是积极思考如何构建一个稳定、和谐、有序的社会。 从“家”到“国”再到“天下”，儒家对社会关系的构建有一套完整的逻辑。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路径，强调的是个人德行的修养如何最终影响整个社会。 这种重视“人伦”、强调“礼治”和“德治”的社会构想，以及由此衍生出的“君臣父子”、“长幼尊卑”等社会关系的处理原则，都具有鲜明的“儒家特色”。
4. 对“学习”和“修养”的独特方法论： 儒家非常重视学习和自我修养，但他们的学习方法和修养路径并非千篇一律。 孔子提倡“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温故而知新”，“敏而好学，不耻下问”。 孟子强调“养气”，朱熹强调“格物致知”，陆九渊强调“发明本心”，王阳明强调“致良知”。 这些方法论，虽然都指向道德的提升和智慧的增长，但其侧重点、途径和强调的方面，都体现了不同学派的“个性”。
5. 历史演变中的“个性化”发展： 儒学在历史长河中，为了应对不同的社会挑战和思想交流，不断进行自我调整和创新。 汉代的“独尊儒术”是一种政治上的“儒学化”；唐代的“古文运动”是对儒学某些僵化之处的反拨；宋代的理学是对儒学本体论和认识论的深化，也融入了佛道思想；明代的阳明心学更是将儒学推向了重视个体精神自由的新高度。 这些发展变化，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时代精神的体现，是儒学“个性”的不断演化和丰富。
总结一下，说“儒学只有共性，没有个性”的说法，更像是一种因为视角过于狭窄而产生的误判。
它看到的是儒学中那些永恒不变的、具有普遍意义的价值和原则， 比如仁爱、责任、和谐、秩序，这些确实是儒学的“共性”所在，也是它能穿越时空、影响深远的原因。
但它忽略了，正是这些“共性”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被不同的思想家以不同的方式加以阐释、发展和实践，从而产生了无数鲜活的“个性”。 儒家的“仁”可以是孔子强调的“爱人”，可以是孟子强调的“恻隐之心”，可以是朱熹强调的“爱之理”，也可以是王阳明强调的“爱己及人”。 这些虽然都围绕着“仁”，但其侧重点、表现形式和理论深度，都构成了各自独特的“个性”。
所以，与其说“儒学只有共性，没有个性”，不如说儒学是以一系列具有普适性的“共性”为基础，通过不同思想家的独特阐释和时代精神的融合，展现出极其丰富和鲜明的“个性”。 这种“共性”与“个性”的辩证统一，恰恰是儒学生命力旺盛、能够持续演进的关键所在。 离开了对这些“个性”的体察，我们对儒学的理解就只停留在表面，甚至会产生以偏概全的错误认识。
网友意见
个性这个东西和“变态”“残暴”“固执”“任性”是关联在一起的，这是不好的事情。
老师如果说那个孩子有个性潜台词就是：这个孩子孤僻不合群。
如果警察说你做事有个性基本上就是说你：做事变态，恶心
如果陌生人说你有个性基本上就是说你：古怪，愚蠢，做了傻事却又洋洋得意。
说女孩有个性，就是说她：任性。
说男孩有个性，就是说他：不合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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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前也以为“个性”是说个人独特属性，是个人自由的体现
活了几十年，才搞清楚
除了在艺术品评价中。使用“个性”一词是褒义之外，其他的地方只要用个性，基本上都是在说这个人是个奇葩，怪物。
作为儒家思想，诚正修齐治平。是在实现一个众人的大同世界。奇葩，怪物，对于这个世界没有任何作用。当然他不会去提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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