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还是北宋的普通民众生活的更好一些？
问“唐朝还是北宋的普通民众生活得更好”，这问题可不是一两句话能说清的。要细细掰扯，得从生活的方方面面来看，就像我们今天评价一个人过得怎么样，不能光看他有没有钱，还得看他过得舒不舒服，有没有盼头。
先说说唐朝。
唐朝，特别是盛唐时期，那可是威风凛凛，万国来朝。对于普通百姓来说，最直接的感受可能是“相对稳定”。唐朝初期，经过隋末的战乱，李唐王朝确实努力恢复生产，实行了一些休养生息的政策，比如均田制和租庸调制。
土地和税赋： 均田制理论上是保证了大部分农民都能分到土地，有了土地，就有了一口饭吃。租庸调制下的税赋相对固定，不像后来有些朝代那样随心所欲。虽然也有限制，比如土地兼并，但比起战乱频仍的年代，这已经是很大的进步了。
经济和商业： 唐朝经济繁荣，特别是长安、洛阳这样的国际大都市，那是相当热闹。坊市制度虽然限制了商业活动，但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能在集市上买到些日用品，日子也算过得去。手工业的发展也带动了一部分人的就业。
社会流动性： 隋唐科举制度的完善，给了普通百姓一个改变命运的机会。虽然难度很大，但至少理论上，寒门子弟也有了“书中自有黄金屋”的希望。这种社会向上流动的可能性，对人的精神面貌影响很大。
但也有“不那么好”的地方：
兵役和徭役： 盛唐时期对外征战频繁，男丁是要承担兵役和徭役的。虽然是国家需要，但对普通家庭来说，一旦家里壮劳力被抽调走，家庭生计就会受到很大影响，甚至有去无回。
天灾和地方官员： 即使在盛世，天灾也无法避免。遇到水旱蝗灾，地方官员的赈济能力和态度就变得至关重要。如果遇到贪官污吏，百姓的日子就很难过。
阶层固化： 虽然有科举，但门阀士族的影响力在唐朝前期仍然存在，真正的权力中心还是在贵族手里，普通百姓要进入高层依然是难上加难。
再聊聊北宋。
北宋，给人的感觉是“更富庶，但似乎也更内卷”。和唐朝相比，北宋在经济发展和市民生活方面，可以说是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经济的繁荣：
商品经济空前发达： 城市商业高度繁荣，突破了坊市制度的限制，出现了夜市，商业活动更加自由和活跃。银行、票号等金融机构的出现，也表明了经济的复杂化和成熟化。
农业技术进步： 占城稻等新作物的引进，耕作技术的提高，使得粮食产量大幅增加，养活了更多的人口。
手工业和对外贸易： 丝织、陶瓷、造船等手工业都取得了长足发展，海外贸易也相当活跃，泉州、广州等港口非常繁荣。
市民生活的改善：
饮食文化和娱乐： 市场上的商品种类繁多，普通百姓也能享受到更多样的食物和娱乐。勾栏瓦舍、说书唱曲，各种娱乐场所应有尽有，丰富了市民的精神生活。
社会福利： 北宋政府也更加重视社会福利，比如设置了福利机构，对鳏寡孤独等弱势群体提供一定的救济。
文化普及： 印刷术的发展使得书籍更加普及，读书成本降低，更多普通人有机会接触到文化知识。
但也有“不那么好”的地方：
土地兼并严重： 虽有政策限制，但土地兼并的问题在北宋一直存在，导致大量农民失去土地，成为佃农或流民。
贫富差距： 经济越繁荣，贫富差距也可能越大。虽然整体生活水平在提高，但底层百姓的生活依然艰辛。
冗官冗兵： 为了维持统治和抵御辽、西夏等外敌，北宋养了大量的官员和军队，这给财政带来了沉重负担，也间接影响到百姓的税赋。
对外军事压力： 北宋虽然经济发达，但军事上一直处于弱势，边患问题始终存在，这不仅消耗国力，也让边境百姓生活在不安之中。
那么，谁的生活更好一些呢？
这真的很难一概而论。
从“基本温饱”和“机会”的角度看：
唐朝可能在基础的土地分配和相对公平的社会流动机会（科举）上，给了一些普通百姓“安身立命”的希望。如果你是那个幸运的、有才华的普通人，通过科举改变命运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从“生活便利性”和“消费水平”的角度看：
北宋的普通民众，尤其是在城市里，生活会更加便利和丰富多彩。商品种类多，娱乐方式多，整体的物质生活水平可能更高。如果你是城市里的市民，生活品质的提升会更明显。
打个比方：
想象一下，唐朝的普通百姓，可能住在一个村子里，虽然房子简陋，但有块地，能种点粮食，日子过得朴素。如果他有点文化，或者运气好，可能会有个进城的读书考试的机会。
北宋的普通百姓，特别是城市里的人，可能住在一个热闹的城镇，街上各种店铺林立，你可以去买到精美的瓷器、好吃的点心，晚上还能听个戏。但如果他是农村里没地的人，日子可能就没那么好过了，要靠给地主打工，而且竞争也更激烈。
总结一下：
如果你看重的是“最基本的生存保障”和“向上流动的理论可能性”，唐朝（尤其是盛唐）的普通百姓，如果能安分守己，可能日子过得相对踏实。
如果你看重的是“生活的便利性”、“物质的丰富性”和“城市生活的精彩度”，那么北宋的普通百姓，尤其是市民阶层，会享受到更现代化的生活便利。
但无论哪个朝代，对于最底层的农民来说，无论贫富，都离不开土地，都受制于自然灾害和地方官员。他们始终是中国社会最庞大、最基础的群体，他们的生活，往往也是最朴实、最辛劳的。
所以，硬要说谁“更好”，我觉得不如说，北宋在整体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水平上，为更多普通人提供了更多元的选择和更丰富的物质生活，而唐朝则在社会制度的某些方面，为普通人保留了更多的“向上”的空间。 最终，过得好不好，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他自己所处的具体环境、职业，以及时代的具体政策是否对他有利。
先说说唐朝。
唐朝，特别是盛唐时期，那可是威风凛凛，万国来朝。对于普通百姓来说，最直接的感受可能是“相对稳定”。唐朝初期，经过隋末的战乱，李唐王朝确实努力恢复生产，实行了一些休养生息的政策，比如均田制和租庸调制。
土地和税赋： 均田制理论上是保证了大部分农民都能分到土地，有了土地，就有了一口饭吃。租庸调制下的税赋相对固定，不像后来有些朝代那样随心所欲。虽然也有限制，比如土地兼并，但比起战乱频仍的年代，这已经是很大的进步了。
经济和商业： 唐朝经济繁荣，特别是长安、洛阳这样的国际大都市，那是相当热闹。坊市制度虽然限制了商业活动，但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能在集市上买到些日用品，日子也算过得去。手工业的发展也带动了一部分人的就业。
社会流动性： 隋唐科举制度的完善，给了普通百姓一个改变命运的机会。虽然难度很大，但至少理论上，寒门子弟也有了“书中自有黄金屋”的希望。这种社会向上流动的可能性，对人的精神面貌影响很大。
但也有“不那么好”的地方：
兵役和徭役： 盛唐时期对外征战频繁，男丁是要承担兵役和徭役的。虽然是国家需要，但对普通家庭来说，一旦家里壮劳力被抽调走，家庭生计就会受到很大影响，甚至有去无回。
天灾和地方官员： 即使在盛世，天灾也无法避免。遇到水旱蝗灾，地方官员的赈济能力和态度就变得至关重要。如果遇到贪官污吏，百姓的日子就很难过。
阶层固化： 虽然有科举，但门阀士族的影响力在唐朝前期仍然存在，真正的权力中心还是在贵族手里，普通百姓要进入高层依然是难上加难。
再聊聊北宋。
北宋，给人的感觉是“更富庶，但似乎也更内卷”。和唐朝相比，北宋在经济发展和市民生活方面，可以说是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经济的繁荣：
商品经济空前发达： 城市商业高度繁荣，突破了坊市制度的限制，出现了夜市，商业活动更加自由和活跃。银行、票号等金融机构的出现，也表明了经济的复杂化和成熟化。
农业技术进步： 占城稻等新作物的引进，耕作技术的提高，使得粮食产量大幅增加，养活了更多的人口。
手工业和对外贸易： 丝织、陶瓷、造船等手工业都取得了长足发展，海外贸易也相当活跃，泉州、广州等港口非常繁荣。
市民生活的改善：
饮食文化和娱乐： 市场上的商品种类繁多，普通百姓也能享受到更多样的食物和娱乐。勾栏瓦舍、说书唱曲，各种娱乐场所应有尽有，丰富了市民的精神生活。
社会福利： 北宋政府也更加重视社会福利，比如设置了福利机构，对鳏寡孤独等弱势群体提供一定的救济。
文化普及： 印刷术的发展使得书籍更加普及，读书成本降低，更多普通人有机会接触到文化知识。
但也有“不那么好”的地方：
土地兼并严重： 虽有政策限制，但土地兼并的问题在北宋一直存在，导致大量农民失去土地，成为佃农或流民。
贫富差距： 经济越繁荣，贫富差距也可能越大。虽然整体生活水平在提高，但底层百姓的生活依然艰辛。
冗官冗兵： 为了维持统治和抵御辽、西夏等外敌，北宋养了大量的官员和军队，这给财政带来了沉重负担，也间接影响到百姓的税赋。
对外军事压力： 北宋虽然经济发达，但军事上一直处于弱势，边患问题始终存在，这不仅消耗国力，也让边境百姓生活在不安之中。
那么，谁的生活更好一些呢？
这真的很难一概而论。
从“基本温饱”和“机会”的角度看：
唐朝可能在基础的土地分配和相对公平的社会流动机会（科举）上，给了一些普通百姓“安身立命”的希望。如果你是那个幸运的、有才华的普通人，通过科举改变命运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从“生活便利性”和“消费水平”的角度看：
北宋的普通民众，尤其是在城市里，生活会更加便利和丰富多彩。商品种类多，娱乐方式多，整体的物质生活水平可能更高。如果你是城市里的市民，生活品质的提升会更明显。
打个比方：
想象一下，唐朝的普通百姓，可能住在一个村子里，虽然房子简陋，但有块地，能种点粮食，日子过得朴素。如果他有点文化，或者运气好，可能会有个进城的读书考试的机会。
北宋的普通百姓，特别是城市里的人，可能住在一个热闹的城镇，街上各种店铺林立，你可以去买到精美的瓷器、好吃的点心，晚上还能听个戏。但如果他是农村里没地的人，日子可能就没那么好过了，要靠给地主打工，而且竞争也更激烈。
总结一下：
如果你看重的是“最基本的生存保障”和“向上流动的理论可能性”，唐朝（尤其是盛唐）的普通百姓，如果能安分守己，可能日子过得相对踏实。
如果你看重的是“生活的便利性”、“物质的丰富性”和“城市生活的精彩度”，那么北宋的普通百姓，尤其是市民阶层，会享受到更现代化的生活便利。
但无论哪个朝代，对于最底层的农民来说，无论贫富，都离不开土地，都受制于自然灾害和地方官员。他们始终是中国社会最庞大、最基础的群体，他们的生活，往往也是最朴实、最辛劳的。
所以，硬要说谁“更好”，我觉得不如说，北宋在整体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水平上，为更多普通人提供了更多元的选择和更丰富的物质生活，而唐朝则在社会制度的某些方面，为普通人保留了更多的“向上”的空间。 最终，过得好不好，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他自己所处的具体环境、职业，以及时代的具体政策是否对他有利。
网友意见
马斯洛层次需求论告诉我们，安全需求是凌驾于一切需求之上的。
两宋在国防安全这个极其重要的指标上只能说是不及格，所以其他的事情就不必再讨论了。
三岁孩儿持金过市，危机四伏。
你所谓的普通民众，包不包括贱民？
唐朝存在良贱制度，把人分成了良民和贱民，其中贱民又分为“官贱民”和“私贱民”。
官贱民，具体分为官奴婢、官户(番户)、杂户、工者、乐者、太常作乐者等，归官府所有；
（我们不用后世人修的史书，就用唐朝人自己修的《唐律疏议》）
(卷三)官户者，亦谓前代以來，配隶相生，或有今朝配沒，州县无贯，唯属本司......乐者，工属少府，乐属太常，并不贯州县......谓在太常作乐者，元与工、乐不殊，俱是配隶之色。
(卷十二)杂户者，前代犯罪没官，散配诸司驱使，亦附州县户贯，赋役不同白丁。
私贱民，具体分为私奴婢、部曲(私兵和佃农)、客女等，归其主人所有。
(卷六)部曲，谓私家所有。其妻，通娶良人；客女，奴婢为之，部曲之女亦是，犯罪皆与官户、部曲同。
这些贱民的地位不一样，根据唐朝人自己修的《唐六典·尚书刑部》，官奴婢(私奴婢)最低、官户(部曲)居中、杂户最高，但都低于良民。
(官奴婢)一免为番户，再免为杂户，三免为良人，皆因赦宥所及则免之。
奴婢、部曲杀主，等同于“恶逆”以上的“十恶”重罪。
凡决大辟罪，在京者，行决之司五覆奏；在外者，刑部三覆奏；若犯恶逆已上及部曲、奴婢杀主者，唯一覆奏。
至于这些贱民的地位到底有多低？还是看《唐律疏议》：
(卷四)及生产蕃息者，谓婢产子、马生驹之类。
(卷六)奴婢贱人，律比畜产。
(卷二十)即无验奴婢之文，若验奴婢不实者，亦同验畜产之法。
(卷四十)奴婢既同资财，即合由主处分。
不要以为“律比畜产”就是和牛马一样了，比牛马还不如：
(卷四十五)诸盗官私马牛而杀者，徒二年半。
(卷四十八)诸奴婢有罪，其主不请官司而杀者，杖一百；无罪而杀者，徒一年。
至于唐朝有多少贱民，我们随便举一个例子，由于用的是后世人修的史书而非唐朝人自己修的，所以举一个正面例子好了：
《旧唐书·卷十八上·武宗本纪》：
天下所拆寺四千六百余所，还俗僧尼二十六万五百人，收充两税户；拆招提、兰若四万余所，收膏腴上田数千万顷，收奴婢为两税户十五万人。隶僧尼属主客，显明外国之教。勒大秦穆护、袄三千余人还俗，不杂中华之风。
《唐会要·卷八十四·户口数》：
会昌户，四百九十五万五千一百五十一。
会昌五年，仅全国寺院至少拥有私奴婢15万，唐武宗将其解放为良民，按一户五人计算，约占当时总人口的0.6%，大善。
宋朝一开始继承了唐朝的良贱制，其几乎照抄《唐律疏议/大中刑律统类》的《宋刑统》里记载着：
(卷十四)
人各有耦、色类须同，良贱既殊、何宜配合？与奴娶良人女为妻者，徒一年半。
部曲殴良人，加凡人一等，奴婢又加一等；其良人殴部曲，减凡人一等，奴婢又减一等。
诸杂户不得与良人为婚，违者杖一百；官户娶良人女者亦如之，良人娶官户女者加二等。
不过宋朝一方面官府在减少使用官奴婢，改用服刑的罪犯代替，我们随便举一个例子：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八》：
伏见大理寺断徒罪人，非官当之外，送将作监役者，其将作监旧充内作使，又有左校、右校、中校署，比来工役，并在此司，今虽有其名，无复役使。或遇祠祭供水火，则有本寺供官。欲望令大理寺依格式断遣徒罪人后，并送付作坊应役。从之。
另一方面限制民间买卖私奴婢、改善和提高奴婢地位，促使民间的私奴婢从“主奴关系”向“雇佣关系”转变：
《文献通考·卷十一·户口考二》：
宋太祖皇帝开宝二年，诏：奴婢非理致死者，即时检视、听其主速自收瘗，病死者不须检视；四年，诏：应广南诸郡民家有收买到男女为奴婢，转将佣雇以输其利者，今後并令放免，敢不如诏旨者，决杖配流。
(太宗)淳化二年，诏：陕西沿边诸郡先岁饥贫，民以男女卖与戎人，宜遣使者与本道转运使分以官财物赎还其父母；至道二年，诏：江南、两浙、福建州军，贫人负富人息钱无以偿，没入男女为奴婢者，限诏到并令检勘，还其父母，敢隐匿者治罪。
真宗咸平元年，诏：川陕路理逋欠官物，不得估其家奴婢价以偿；六年，诏：士庶家雇仆，有犯不得黥其面。
自今人家佣赁，当明设要契，及五年，主因过驱决至死者，欲望加部曲一等；但不以愆犯而杀者，减常人一等；如过失杀者，勿论。
在仁宗朝对《宋刑统》进行删减增补的《天圣令》中，很多针对官私奴婢等贱民的条文被删掉，从侧面证明当时官私奴婢的数量可能大幅减少，不过也有一些残留：
(丧葬令)诸身丧户绝者，所有部曲、客婢女、宅店资财，令近亲转易货卖，将营葬事及量营功德之外，余财并衍女，无女，均人以次近亲；无亲戚者，官为检校。
(杂令)诸犯罪人被戮，其缘坐应配没者，不得配在禁苑内供奉及东宫、亲王左右驱使。
至南宋高宗朝，以官私奴婢为代表的良贱制度大体上消亡了，但是良贱之别仍然存在；而且还存在事实上的“新贱民”——即“佃客”、“浮客”等无常产的侨居“客户”，有很多像贱民一样受歧视和被主家奴役、买卖，甚至被主家如牛马一般杀害：
《田制》：
耕者之田资于富民，富民之家地大业广，阡陌连接，募召浮客，分耕其中，鞭笞驱役，视以奴仆，安坐四顾，指麾于其间。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七十五》：
主殴佃客致死，在嘉祐法奏听敕裁取赦原情，初无减等之例，至元丰始减一等配邻州，而杀人者不复死矣；及绍兴又减一等止配本城，并其同居被殴至死亦用此法。侥幸之涂既开鬻狱之毙滋甚，由此人命寖轻，富人敢于专杀死者。
最后再问一遍，你说的这个普通民众，包不包括贱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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