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中王安石的评价为什么这么低？
首先，我们要明白《宋史》的编纂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并且汇集了不同时代、不同立场史官的智慧。虽然《宋史》被列为“正史”，但其成书的政治目的和时代局限性是不可忽视的。
1. 《宋史》成书的时代背景与政治倾向：
《宋史》的最终定稿是在元朝灭亡宋朝之后。元朝统治者在编纂前朝史书时，往往会带有一定的政治考量。虽然元朝统治者宣称“不以兴亡论是非”，但历史的评价很难完全脱离政治的藩篱。《宋史》的编纂者，很大程度上是继承了元初以来对宋朝的历史认知，而这种认知中，对“好汉”的塑造与对“奸臣”的贬斥，往往是一种常见的叙事模式。
2. 王安石变法的争议性与阻力：
王安石推行的变法，触及了当时社会经济和政治的方方面面，其目的在于富国强兵、改变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然而，这些变法措施，尤其是青苗法、募役法、市易法等，在推行过程中遇到了巨大的阻力。
触动既得利益集团： 变法的核心在于革除积弊，而北宋的积弊，很大程度上是官僚地主阶层所造成的。变法直接损害了他们的利益，例如募役法取消了免役法，将原本由差役户承担的徭役改为由官府出钱雇佣，这使得原本享有免役特权的官僚地主阶层不得不承担更多的赋税和劳役。市易法则试图由政府介入商业，抑制豪商大贾的囤积居奇，这也自然引起了商人的不满。
方法上的激进与执行的偏差： 王安石本人虽有匡时济世之志，但其行事风格较为刚直，推行变法时显得有些急切，缺乏足够的缓冲和妥协。再加上执行过程中，各地官吏素质参差不齐，以及可能存在的贪腐和滥用职权，导致一些变法措施的本意走了样，甚至适得其反，给百姓带来了新的负担。
士大夫阶层的分裂： 变法引发了朝廷内部激烈的党争。以司马光为代表的保守派，对王安石的变法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认为其“不顾一切”、“扰乱民生”。这种分裂不仅体现在政治层面，也渗透到文化和思想层面，为后世史官的评价埋下了伏笔。
3. 《宋史》对王安石评价的侧重点：
《宋史》对王安石的评价，固然承认其“才兼经济、学兼性理”的才华，以及“变风俗，立法度”的宏图，但重点却更多地放在了变法带来的“扰民”和“争议”上。
强调变法的“扰民”： 《宋史》在记载变法时，往往会引用保守派的批评意见，着重描述变法对社会造成的冲击和百姓的不满。例如，对青苗法，会强调其“强人借贷”、“以贷为滋扰”；对募役法，则会突出其“扰民”、“妨农”。
突显“朋党”之争： 《宋史》对北宋的党争有比较详细的记载，而王安石变法是引发党争的关键。史官在叙述时，往往会将王安石描绘成一个“党同伐异”的人物，将变法的失败归咎于其“刚愎自用”、“不容异己”。
对“奸邪”的警惕： 在中国古代史官的传统中，对于那些试图通过激进手段改革、可能扰乱现有秩序的政治人物，往往抱有一种警惕甚至批判的态度。王安石的改革，在某些史官看来，就是一种“奸邪”的尝试，其目的和手段都与儒家传统的“中庸之道”有所偏离。
侧重“道德”而非“成效”： 《宋史》的编纂者，更多地是从道德和行为的层面来评价王安石，而非仅仅从变法的实际成效来考量。即使变法在某些方面确实有积极作用，如果其推行过程存在“过失”，或者引发了“纷争”，也容易被后世评价者放大。
4. 司马光等保守派的深远影响：
《宋史》的史官，很多都受到司马光等保守派史学思想的影响。司马光不仅是王安石变法的坚决反对者，也是一位史学家，他编纂的《资治通鉴》在中国史学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他的史学观点，对后世史官评价王安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宋史》在评价王安石时，很大程度上是在延续司马光的批判性叙事。
5. 历史评价的“滞后性”与“惯性”：
历史评价并非一成不变，它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演变。然而，在《宋史》成书的那个时代，对王安石的负面评价仍然是主流。后世的史学家，在缺乏更全面、更客观的史料，或者受到既有评价体系的制约时，也很容易沿用旧有的观点。
总结来说，《宋史》对王安石的评价之所以显得“低”，主要原因在于：
成书时代的政治背景：元朝编纂《宋史》时可能存在的政治考量。
王安石变法本身的争议：变法触动了大量既得利益者，且推行方式也引发了巨大争议。
《宋史》编纂者的倾向性：史官更多地聚焦于变法的负面影响，以及党争的混乱。
保守派史学观点的深远影响：司马光等人的批判性评价在《宋史》中得到了体现。
历史评价的惯性：早期负面评价容易被后世沿袭。
需要强调的是，“低”是相对于某些极端正面评价而言，而《宋史》并非完全否定王安石的才华和改革抱负。但它确实将更多的笔墨放在了变法的“过失”和“争议”上，从而导致了后世许多读者对王安石产生了一种“不成功”或“有争议”的刻板印象。
当然，随着历史研究的深入，后世的学者们对王安石的评价也日趋多元和客观。许多学者认为，尽管变法存在一些问题，但王安石的改革方向是正确的，其对中国历史发展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但这已经超出了《宋史》本身对其评价的范畴。
网友意见
因为《神宗实录》里对王安石的评价就是这么低。
《宋史》修于元代——这个大家都知道，然而脱脱等人在修宋史的时候大干快上，辽宋金三史一共修了两年半，中途甚至换过不认识汉字的主修官，所以这个质量肯定是堪忧的。而既然修的速度如此之快，那么大量照搬套用原始文献的问题有多严重大家也自然能明白。王安石传的底本是洪迈等人的《四朝国史》，而《四朝国史》又取材于《神宗实录》，现在关键的问题来了：《神宗实录》是谁修的？
这时候事情就开始变得有趣了——神宗实录前后修过五次！五次！
神宗死后司马光主持修过一次——司马光跟王安石的关系毋庸多言，所以这次修实录司马光把王安石黑了个爽。结果修了没多久司马光一命呜呼，绍圣绍述反攻倒算，章惇表示司马光那实录修的诋毁改革，罪大恶极，必须重修，于是大家按照王安石的《日录》又重修一次，调门完全变了过来。结果用力过猛，大家表示你这也不太尊重事实啊，因此徽宗上位之后和了个稀泥，三修实录准备调和矛盾——然后靖康耻了！大家痛定思痛深入的思考了一下我大宋为啥被一群蛮子打成了狗，最后总结了一下认为都是特娘的王安石变法祸国殃民，于是高宗时四修实录，又把矛头指向了王安石。
这第四版实录对王安石的态度，用一句话就能概括：
又极言王安石变法度之非——宋会要辑稿·职官十八之六九·国史院
之后张浚为相，表示皇上咱这实录改了又改，实也不实，录也不知道录了些什么玩意，是不是应该再修一遍还原历史真相啊？高宗琢磨了一下，说吼啊，于是大家准备五修实录
（浚言）绍圣以旧史(案:指元褚初修《神宗实录》)不公，故再修，而蔡卞不公又甚，每持一己褒贬之语，以骋其爱憎。今若不极天下之公，则后人将又不信
（高宗言）谓之实录，但当录其实而褒贬自见，若附以爱憎之语，岂谓之实录——皇宋中兴圣政·卷二十一
然而五修没多久，张浚罢相了，主持四修的赵鼎重新上了位！于是五修这事到此为止，半途而废，所以最后留下来的实录就是四修版的，把王安石黑了个体无完肤。
所以宋史对王安石的评价为什么这么低？人家拿到的原始文献对王安石的评价就是这么低！而考虑到元代官方的意识形态是南宋留下的理学思想，因此指望脱脱他们再给王安石翻个案几乎是不可能的，这也是《宋史》的一个通病，即书中涉及到变法的人物评价都十分低劣，这个问题在宋史界基本是个共识。
然后说说宋元两朝王安石在民间的形象吧。
大家可能不太熟悉的一点是，王安石在近代以前，都是以一个大反派的形象出现的。在“改革就是硬道理”被大家接受以前，人们的普遍认知都是王安石罪大恶极，搞得百姓民不聊生——最后还间接搞垮了我大宋，简直十恶不赦。
于是南宋的各种笔记小说里王安石被黑得一塌糊涂，到了元朝，将南宋理学体系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朝廷更是黑王安石黑的起劲，这样搞来搞去，元杂剧的编剧们终于把整个传播链条上的最后一个环节给补上了——编剧们表示自己创作的杂剧要进行教化、还得以史为鉴，教化大众意味着你不能搞的太复杂，最好就是整个“忠奸二元论”、以史为鉴意味着这些作家会大量阅读各种不知是真是假的笔记小说，于是一来二去，大家发现王安石这个角色好啊，他几乎是个万能的奸角啊！
最倒霉的是，跟王安石唱对台戏的角色基本都是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那种，比如苏轼
今有王安石在朝，当权乱政，特举青苗一我想这青苗一出，万民不胜其苦，为害无小官屡次移书谏阻，因此王安石与俺为仇。——花间四友东坡梦
我有一策，要行青苗助役于民间。在朝诸官，多言不便;独翰林学士苏轼，十分与我不合，昨日上疏，说我奸邪，蠢政害民。我欲报复。况主上素重其才，难以轻去;且本官志大言浮，离经叛道，见新法之行，往往行诺吟咏。我己着御史李定等勃他赋诗仙谤，必致主上震怒。置之死地，亦何难哉!——苏子瞻风雪贬黄州
当然了，这些剧里充满了各种奇妙的张冠李戴跟历史错误——可群众不管这事啊，大家一看你这王安石太不是人了，竟然欺负我家爱豆？果然是一等一的大奸臣！于是王安石的形象就此定调，流传了几百年。
然而一个人的命运呐！当然要靠自己的奋斗，但也要考虑到历史的进程。到了二十世纪，革命与改革忽然成了世界的主流，于是王安石作为历史上最著名的改革家之一，先是被列宁盛赞，又被官方钦点为伟大的改革家，变法这事也被作为正面事件写到了历史课本里，几百年的差评一朝扭转，甚至今天大家看到《宋史》时会感慨为何史书对王安石的评价如此之低，这恐怕也是王安石在九泉之下始料未及的。
以上。
四十年前开始王安石名声才开始好起来，尤其是前三十年到二十年。原因不言而喻。
王安石变法相对于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其实就四个字，竭泽而渔。基本摧毁了北宋的民间经济，尤其北方，免役，市易，保马，青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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