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民对外族人真的是毫无保留的信任吗？
要理解李世民的态度，我们得把视角拉回到那个时代。唐朝，尤其是初唐，是一个刚刚经历隋末战乱，立足未稳的王朝。周边的民族，无论是突厥、吐蕃、契丹、奚，还是更远一些的铁勒、高句丽，都曾是大唐的潜在威胁，有些甚至是直接的敌人。李世民能登上皇位，本身就经历过无数的权谋斗争，他深知人心难测，更何况是那些来自不同文化背景、有着不同利益诉求的外部势力。
所以，说李世民对他们毫无保留地信任，那是绝对不成立的。他的做法更像是一种“以我为主，审慎笼络，分化利用，伺机而动”的策略。
咱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细说：
一、笼络与安抚：缓兵之计，建立缓冲区
李世民登基初期，北方的突厥 masih 强大，对关内虎视眈眈。他并没有立刻跟突厥硬碰硬，而是采取了怀柔政策。这是一种现实的选择，因为当时的唐朝确实需要时间来恢复和发展。
利用天灾人祸： 突厥内部政权不稳定，再加上一些自然灾害，给了李世民可乘之机。他并非真的信任突厥颉利可汗，而是利用了颉利可汗的傲慢和突厥内部的矛盾。比如，通过“玄武门之变”后，突厥趁机入侵，李世民以极低的代价（割地、赔款）与突厥达成和议，这并非他真的示弱，而是为了争取时间。
招抚与分化： 对于那些归顺的部族，李世民会给予一定的优待，册封他们的首领，允许他们保留一定的自治权，甚至允许他们以部落的形式驻扎在边境，成为大唐的“藩属”。但这并非全盘接受，而是有选择性的，并且会通过汉官进行监察和管理。他也会利用不同部族之间的矛盾，扶持一方，打压另一方，达到“以夷制夷”的目的。
二、重用与利用：知人善任，但有边界
李世民确确实实地重用了不少外族人才，这是他雄才大略的体现，也是他能够建立盛唐的重要原因之一。他对那些有才能、愿意为大唐效力的人，是敞开怀抱的。
军功卓著者： 像程知节、秦琼、尉迟恭这些早期追随他的猛将，虽然不是外族，但李世民对汉族将领的信任和重用也是大家有目共睹的。而对于真正意义上的外族将领，比如一些突厥降将，如果他们在战场上表现出忠诚和勇猛，李世民也愿意给予高官厚禄。但这种信任是建立在军功和实际表现上的，而不是基于血缘或文化认同。
安抚边疆有功者： 对于一些成功稳定边疆、化解民族矛盾的官员，无论他们是汉族还是外族出身，李世民都会给予高度评价和重用。
但并非盲目： 即使是重用，李世民也不会完全放松警惕。他对这些外族官员的忠诚度，肯定是有所考察的。一旦出现任何可能损害大唐利益的苗头，他也会毫不犹豫地采取行动。历史上并非没有外族官员因为政治斗争或不忠诚而被贬斥甚至处死的例子。他的信任是建立在可控和有益的基础上的。
三、政策的根本：大唐的利益至上
理解李世民对待外族人的所有行为，核心只有一个：大唐的稳定和发展。 他的一切策略都是围绕这个核心展开的。
经济和文化融合： 李世民积极鼓励民族间的交往和经济文化交流，比如允许外族人在长安经商、居住，甚至参加科举考试。这种开放包容的态度，一方面是为了吸引人才，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逐步消化和融合，减少民族隔阂。但这种融合并非要改变汉族的主体地位，而是在大唐这个框架下实现多元文化的共存。
强大的军事力量作为后盾： 无论李世民多么善于用怀柔和笼络的手段，他深知，一切策略的根本还是在于强大的军事实力。他不断加强唐朝的军事力量，训练军队，修筑城池。只有在大唐拥有绝对的军事优势时，他才能更有底气地去实施那些怀柔的政策。那些外族如果想闹事，也得掂量掂量自己有没有这个能力。
总结一下：
李世民对这些外族人，与其说是“毫无保留的信任”，不如说是“基于国家利益最大化的精明算计”。他清楚地知道，将外族人完全排除在外，不是长久之计，反而可能激化矛盾。他更倾向于将他们纳入大唐的体系，为大唐所用。
他会信任那些有才能、表现出忠诚、且能够为大唐带来实际利益的个人。但他绝不会对某个民族或某个群体产生盲目的信任，更不会因为他们的外族身份就降低对国家安全的警惕。他的信任是有条件的，是动态的，并且始终是以“大唐的利益”为最高准则的。
所以，你可以说他是一个机会主义者，一个善于利用人性的政治家，一个对国家安全有着高度敏感的君主。他的策略是灵活多变的，既有雷霆手段，也有温情招抚，但归根结底，都是为了巩固和发展他的大唐帝国。这才是李世民对待外族人的真实写照，远比“毫无保留的信任”要深刻和复杂得多。
网友意见
看一个人不仅要听其言，更要观其行，李世民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你就相信他真的“爱之如一”了吗？
贞观四年，李靖破突厥，关于突厥如何安置朝堂爆发了一场大讨论，绝大多数朝臣认为可以把突厥分散打入内地，让其学习农业文明的生活，使“百万胡虏化而为汉”。
突厥恃强，扰乱中国，为日久矣。今天实丧之，穷来归我，本非慕义之心也。因其归命，分其种落，俘之河南，散属州县，各使耕田，变其风俗。百万胡虏，可得化而为汉，则中国有加户之利，塞北常空矣。
颜师古，李百药，窦静等人的意见则比较相近，都是建议将突厥安置河北边境作为藩屏，离散突厥部落，分立酋长，使其不相臣属，削弱他们的权势，让他们变得容易管制。
中书侍郎颜师古以为：“突厥、铁勒皆上古所不能臣，陛下既得而臣之，请皆置之河北。分立酋长，领其部落，则永永无患矣。”
礼部侍郎李百药以为：“突厥虽云一国，然其种类区分，各有酋帅。今宜因其离散，各即本部署为君长，不相臣属；纵欲存立阿史那氏，唯可使臣其本族而已。国分则弱而易制，势敌则难相吞灭，各自保全，必不能抗衡中国。仍请于定襄置都护府，为其节度，此安边之长策也。”
夏州都督窦静以为：“戎狄之性，有如禽兽，不可以刑法威，不可以仁义教，况彼首丘之情，未易忘也。置之中国，有损无益，恐一旦变生，犯我王略。莫若因其破亡之馀，施以望外之恩，假之王侯之号，妻以宗室之女，分其土地，析其部落，使其权弱势分，易为羁制，可使常为籓臣，永保边塞。”
中书令温彦博则主张效法汉光武帝安置匈奴，将突厥安置在内地河南一带，这样又可以把突厥当作藩屏，还可以充实人口稀少的地区，以示天子对突厥无猜忌之心。
请于河南处之。准汉建武时，置降匈奴于五原塞下，全其部落，得为捍蔽，又不离其土俗，因而抚之，一则实空虚之地，二则示无猜之心，是含育之道也。
温彦博的主张遭到了魏征的强烈反对，魏征认为突厥都是“人面兽心，非我族类，强必寇盗，弱则卑伏，不顾恩义，其天性也”，如果还把突厥迁徙到内地河南居住，那么“今降者几至十万，数年之后，滋息过倍，居我肘腋，甫迩王畿，心腹之疾，将为后患”，所以建议把突厥“以其为降，不能诛灭，即宜遣发河北，居其旧土”。
魏征则比较有意思了，他可能看到魏晋以来五胡乱华的史事很有危机感，觉得胡虏危险性太大了，既然不能全部杀了，就必须全部送回塞外旧土，不能够居于内地。
温彦博当场反驳说：突厥势穷来归，如果给他们一条生路，教导以礼仪，那么几年之后他们都是大唐子民了，到时候让他们的酋长入朝宿卫，到时候他们畏威怀德，哪里会有什么后患？
今突厥穷来归我，奈何弃之而不受乎！孔子曰：“有教无类。”若救其死亡，授以生业，教之礼义，数年之后，悉为吾民。选其酋长，使入宿卫，畏威怀德，何后患之有！
可以说这些建议里面，温彦博的建议是最危险也是最“信任”突厥的一个方案。因为他既没有强行打散突厥部落移风易俗，也没有让突厥永归塞北，反而保留突厥习俗让其居于内地，万一真如魏征所说到时候“伊、洛之间，遂为氈裘之域”，那温彦博罪过可就大了。然而偏偏这么多方案里，李世民就选择温彦博这个最“信任”突厥的方案。
后来突厥投降来的部落首领太多了，拜为五品以上官员的上百号人，上朝的时候突厥部落首领的人数都和可以上朝的官员相媲美了，凉州都督李大亮看不下去了，上疏谏言：
臣闻欲绥远者必先安近。中国百姓，天下根本，四夷之人，犹于枝叶，扰其根本以厚枝叶，而求久安，未之有也。自古明王，化中国以信，驭夷狄以权。故《春秋》云：‘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自陛下君临区宇，深根固本，人逸兵强，九州殷富，四夷自服。今者招致突厥，虽入提封，臣愚稍觉劳费，未悟其有益也。
........近日突厥倾国入朝，既不能俘之江淮，以变其俗，乃置于内地，去京不远，虽则宽仁之义，亦非久安之计也。每见一人初降，赐物五匹，袍一领，酋长悉授大官，禄厚位尊，理多糜费。以中国之租赋，供积恶之凶虏，其众益多，非中国之利也。
最后的结果是“太宗不纳”，如此多的大臣都反复向李世民强调“戎狄是豺狼”，“戎狄不可信”的论调观点，可以说都堪比传销洗脑了，李世民还是不为所动，难道李世民真的就这么“信任”外族人吗？可能目前还是的，李世民的这种“信任”应该是源于对自己能力的自信，以及想要显示出一种“怀柔远人”的大国气度，所以才会在安置突厥的时候选择了一个如此“信任”突厥的方案。
但我们都知道，人是会变得，尤其是“信任”这种东西，它是经不起考验的。
果不其然在贞观十三年，爆发了结社率之乱，突利可汗之弟结社率跟随李世民驾幸九成宫，偷偷联系了自己部落里的四十多号人夜袭御营，乱箭齐发，死了几十个卫士，把李世民吓出一身冷汗，虽然乱贼都被捕杀了，但李世民还是懊悔不已当初信了温彦博的邪让突厥居于内地。于是李世民之后就把突厥部落迁居河北，让李思摩率领。后来还跟左右的侍臣说当初没听魏征的话，属实是把自己搞的好狼狈。
因谓侍臣曰“中国百姓，实天下之根本，四夷之人，乃同枝叶，扰其根本以厚枝叶，而求久安，未之有也。初不纳魏征言，遂觉劳费日甚，几失久安之道。”
上谓侍臣曰：“中国，根幹也；四夷，枝叶也；割根幹以奉枝叶，木安得滋荣！朕不用魏征言，几致狼狈。”
话术跟当年李大亮进谏的用语几乎一模一样，但当时可是“太宗不纳”，现在这时候可以看出李世民这是有点气的上头了，都不顾自己打自己的脸，此时我们可以看到李世民对外族人的“不信任感”在增强。
后来贞观十六年，薛延陀势力强大，契苾何力回去召集部落投唐时被抓，李世民以许诺和亲为名骗取薛延陀真珠可汗放回契苾何力，结果契苾何力回来了李世民反而想悔婚，朝臣都觉得不太妥当，感觉这是自找麻烦，徒生边患。
是时，群臣多言：“国家既许其昏，受其聘币，不可失信戎狄，更生边患。”
李世民表示你们这群人图样，属于是博古而不通今。汉初是匈奴强，中国弱，所以才玩和亲那套，现在中国强，蛮夷弱，我们怕什么？现在给薛延陀和亲，到时候薛延陀借着中国女婿的身份狐假虎威，其他部落种族全被他收服了，那还得了？而且“戎狄人面兽心，一旦微不得意，必反噬为害。今吾绝其昏，杀其礼，杂姓知我弃之，不日将瓜剖之矣，卿曹第志之。”
说好的“朕独爱之如一”呢？怎么李世民你也学着魏征开始骂戎狄人面兽心了？可以看到，随着时间推移李世民对外族人的不信任感是不断增强的。
从悔不用魏征之言，到说出戎狄人面兽心，种种行为都可以看出李世民逐渐不信任外族人，那么为什么到了贞观二十一年李世民又要自夸，“朕独爱之如一”呢？因为这是一种李世民往自己脸上贴金的溢美之辞，就跟你酒后和人吹牛我能打十个，实际上你打不了十个，李世民也从来没做到一碗水端平。
的确，李世民是对外族大将有所重用，对来降部落种族推崇德化政策，抚以恩信，但这绝不是所谓“信任”外族人的表现，而是“以夷制夷”的一种手段，这是利用而非信任。但是相对而言，他确实是一个对夷狄更加开明开放的君主，这也是为什么人们普遍觉得相比其他君主李世民更加“信任”外族人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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