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世守成之君，为何难有开国皇帝的神武？
以下将从几个主要方面详细阐述：
一、时代背景的根本差异：危机与机遇
开国皇帝：处在乱世的“拨乱反正者”和“天命所归者”。
生存危机驱动： 开国皇帝往往崛起于社会动荡、民不聊生的乱世。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安居乐业是他们最迫切的目标。这种生存危机本身就形成了巨大的动力，逼迫他们必须展现出非凡的勇气、智慧和决心。
历史缝隙的抓住者： 乱世意味着旧的秩序崩塌，新的权力真空出现。这为有能力、有野心的人提供了打破阶级壁垒、从草根崛起的历史缝隙。他们可以凭借个人魅力、军事才能或政治手腕，迅速汇聚人心，建立新的政治实体。
开创性的挑战： 他们面临的是从无到有的创建，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前所未有的。这激发了他们巨大的创造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需要他们制定新的法律、建立新的制度、统一思想、整合资源。这种挑战本身就是锻炼和提升神武的熔炉。
民众的期待： 在苦难深重之时，民众渴望一个能够结束战乱、带来太平的救世主。开国皇帝的出现往往顺应了这种期待，获得了广泛的民众支持和拥戴，这为他们的统治奠定了基础。
守成之君：处在太平盛世的“既得利益者”和“维护者”。
缺乏生存压力： 守成之君通常继承的是一个已经建立并相对稳定的国家。他们不必像开国皇帝那样去浴血奋战、出生入死。国家的基本运转机制已经存在，社会矛盾相对缓和，这使得他们缺乏紧迫感和改变现状的强大动力。
既得利益的束缚： 国家的制度、利益集团已经形成。守成之君的首要任务是维护现有的统治秩序和利益格局，而非打破和重塑。任何激进的改革都可能触动既得利益者的利益，引发反弹和动荡，这让他们在改革时顾虑重重，行动受限。
历史包袱的沉重： 他们继承的是前人的功业，也承担着前人留下的制度、文化和观念的束缚。很多时候，他们被要求“祖宗法度”，创新和突破会面临巨大的阻力。
外部威胁的相对减弱： 虽然并非绝对，但守成之初，国家往往处于相对和平稳定的时期，外部威胁可能不如开国时期那么严峻。这使得君主可以专注于内部治理，但同时也减少了外部挑战对君主神武的锻炼机会。
二、任务与考验的不同：创造与维护
开国皇帝的任务是“创造”：
统一国家： 需要强大的军事能力、战略眼光和领导力来击败对手，整合分裂的疆土。
建立制度： 需要创设法律、官僚体系、经济政策、教育体系等，为国家的长治久安打下基础。
统一思想文化： 需要通过教化、宣传等方式，将分散的民众凝聚起来，形成共同的认同感和价值观。
亲自塑造： 他们是王朝的奠基者，一切都亲力亲为，从选址建都到制定律令，都带有鲜明的个人印记，展现出全面的能力。
守成之君的任务是“维护”与“改良”：
维护稳定： 首要任务是巩固统治，防止国家分裂或被外敌入侵。
优化制度： 在现有框架下进行微调和完善，以适应社会发展。但这种优化往往是渐进式的，缺乏开创皇帝那种“刮骨疗毒”式的决心和魄力。
应对新挑战： 随着时间推移，新的社会矛盾和问题会出现，如土地兼并、贫富差距、官员腐败等。守成之君需要应对这些挑战，但解决方式往往是在既有体系内寻找平衡，而非推倒重来。
传承与发展： 他们的使命是传承先祖的基业，并在此基础上寻求发展。然而，“守成”二字本身就带有“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意味，容易滋生保守和懈怠。
三、个人素质与成长环境的差异：磨砺与安逸
开国皇帝的“炼狱式”成长：
出身草莽或逆境： 大多数开国皇帝并非出身皇室显赫之家，他们经历过贫苦、颠沛流离、生死考验。这种经历磨练了他们的意志、培养了他们的韧性、锻炼了他们的生存能力和应变能力。
实战经验丰富： 他们是军人出身或具有丰富的政治斗争经验，对战争的残酷性、人心的复杂性有深刻的认识，在实践中不断学习和成长。
强大的个人魅力和领导力： 在乱世中，他们能够凭借过人的胆识、智慧和人格魅力吸引和凝聚一大批忠诚的追随者，建立起高效的组织。
目标明确，决心坚定： 他们的目标就是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国家，并为此付出一切努力，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守成之君的“温室式”成长：
优渥的成长环境： 他们通常在皇宫中长大，从小接受良好的教育，但缺乏实际的社会历练和残酷的竞争考验。
权力继承而非争取： 他们的权力是通过继承而来，缺乏通过自身努力争取而来的那种成就感和责任感。
周围的阿谀奉承： 宫廷生活往往充斥着奉承和虚假，使得守成之君难以听到真实的声音，容易滋生骄傲自满和脱离实际。
缺乏危机感和紧迫感： 已经拥有的权力、财富和地位，使得他们容易安于现状，缺乏改变和进取的动力。即使有能力，也可能因为缺乏挑战而无法充分发挥。
四、制度与文化的影响：僵化与创新
开国时期制度的灵活性：
制度的“可塑性”： 在国家初创阶段，制度更具可塑性，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和创新。开国皇帝可以根据自己的理念和需求，建立起最适合当时社会发展的制度。
鼓励创新： 开国时期往往鼓励创新和人才的涌现，打破旧的束缚，更利于新思想和新政策的出台。
守成时期制度的僵化：
制度的“固化”： 随着王朝的稳定，制度会逐渐形成固定的模式，并被赋予“祖宗之法”的神圣性。改革者需要付出巨大的政治成本来触动这些根深蒂固的制度。
反对变革的保守势力： 官僚体系、既得利益集团会形成强大的保守力量，他们依赖于现有的制度和权力结构，自然会抵制任何可能威胁到他们地位的改革。
文化上的“惯性”： 长期以来形成的文化观念和思维模式，也会对君主的决策产生影响，使得他们倾向于遵循旧例，而非大胆创新。
五、历史的“选择”与“遗忘”
历史记载的侧重： 史书在记录历史时，往往更倾向于记录那些开创性的功业和辉煌的成就。开国皇帝的伟业自然会成为重点书写对象。而守成之君的功过，在宏大的历史叙事中可能显得相对平淡，除非出现特别杰出的或特别昏庸的君主。
记忆的“放大效应”： 开国皇帝的奋斗史，其戏剧性和传奇性更容易在人们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并被后世反复传颂，从而形成一种“神话”般的形象。而守成之君，即便有一定建树，也往往淹没在王朝的日常运转之中。
举例说明：
刘邦 vs 汉武帝： 刘邦从沛县一介亭长，在秦末乱世中崛起，最终建立大汉。他经历了无数腥风血雨，依靠过人的智谋和领导力统一中国。而汉武帝继承的是一个相对稳定的国家，他需要做的是巩固和扩张，虽然有北击匈奴、开疆拓土等伟大功绩，但其基础是刘邦打下的江山。而且汉武帝的政策也并非没有弊端，如穷兵黩武导致民生凋敝。
朱元璋 vs 永乐帝： 朱元璋从乞丐的身份登上帝位，驱逐蒙元，建立明朝。他经历了残酷的农民战争和政治斗争，性格刚毅果断，措施严苛。永乐帝继承了朱元璋打下的基础，虽然有迁都北京、郑和下西洋等壮举，但其许多政策和风格与朱元璋有所不同，且“靖难之役”的合法性也曾受到挑战。
总结：
守成之君之所以难有开国皇帝的神武，并非是他们天生不如，而是因为他们所处的时代、承担的任务、个人的成长环境以及制度文化的制约都与开国皇帝截然不同。开国皇帝是在危机中诞生，在挑战中成长，用创造和革新奠定基业；而守成之君则是在稳定的基础上维护，在既有框架下改良，其主要功绩往往体现在“守”而非“创”。这种差异决定了他们所能展现出的“神武”在性质、规模和表现形式上会有所不同。这是一种历史的规律，也是一种时代的选择。
网友意见
怎么没有的？
汉武帝没有刘邦神武吗？
刘邦白登之围怎么跑出来的，司马迁都不敢明说
匈奴人给吕后写信都直说要她改嫁了，结果吕后也不敢打回去，樊哙喊了声给我几万人，我去平了匈奴，差点被砍了
汉唐明清实际上在前几十年都是军力增长的
只是打仗不像开头那么多了，所以你觉得不神武
真正造成军力下降的原因还是因为儿孙们越往后越不知道真实的世界而已
比如汉朝，汉文帝是知道真实的世界的
他从最穷的藩王，干到皇帝，中层忽悠人的那套，他全部门清
他忽悠过吕后，忽悠过刘姓宗族，忽悠过功臣集团，忽悠过匈奴人，忽悠过军方，忽悠过新官僚，忽悠过女人
这种人当权，你忽悠他，难度系数极高，他自己就是个大忽悠
到了汉景帝，亲手砸死堂哥，干掉过功臣，弄死过媳妇，砍了藩王，连亲儿子都间接搞死，你想搞他？难度系数极大
汉武帝从小看他爹表演，也看他娘表演宫斗，奶奶当权的时候装孙子（也是真孙子），混迹军营，自创羽林卫，亲自教导羽林，你可以把他当成第一届黄埔军校校长，而第一期的优秀毕业生代表是卫青，最后一期的优秀毕业生是霍去病
无论是宫斗还是军事，他教你还差不多，你想忽悠他是不可能的
但是再往后，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夫人之手，学自腐儒
这种领导，你不忽悠他，你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吗？
任何一个集团都是这样的
领导越难忽悠，集团效率越高
道理很简单，下克上的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忽悠
刘邦不忽悠，打得过项羽？
项羽为何会被刘邦忽悠？
他经历的事情太少（和刘邦比），受到的教育太假
现在的富二代都送到国外读书，就好像古代皇帝给皇子请大儒讲课类似
他们会教孩子们学习忽悠吗？
你牛津大学博士后，商场上斗得过大忽悠？
其实最大的问题是大部分父母都不愿意给孩子讲实话
他们不愿意告诉他们的孩子，自己起家靠的是国企改制的时候忽悠来的第一桶金
不愿意告诉孩子，他的合伙人退出是因为被他忽悠
不愿意告诉孩子，他的第一个大单是靠老丈人开条子
不愿意承认，他不如竞争对手，他是靠给领导送礼才打败了对手
你今天撒的谎，未来将会连利息一起还
现在能理解为什么刘邦以前的龌蹉事都记录下来了吧？
他不想他的子孙在谎言里长大，那样的话，他们都要付出代价
真正的大忽悠，最明白真话的力量和谎言的害处
什么时候说真话，什么时候忽悠，没什么人比刘邦更清楚
这就是大汉天下四百余年的真正原因
忽悠建国，却不刻意包装自己
我很牛逼，我为什么要给自己脸上贴金？
我的谎言真的会由子孙来还，既然这样，我选择对后人不撒谎
我可以不说，但是不能过度包装
这是大智慧
可惜现代人不懂
混点骚钱就开始努力包装自己，连每天睡四小时都说出来了，他就不怕他孩子信了吗？
信了，这孩子就完了
中国的上市公司老板，有一个算一个，不过度包装的人还剩几个？
这样下去，你就要问为什么后浪都没有前浪牛逼啊
还是那个道理
你今天撒的谎，你的孩子都会加倍奉还……
因为他们学到的世界是假的
暴论时间。
先用知乎这几年的发展来举例子。一开始，注册用户数量虽少，但是质量高，输出各种干货，评论区大家都能够心平气和讲道理。
慢慢地知乎为了扩大影响，注册用户多了以后，各种爆照、讲故事、撕立场的就越来越多，骂人的也多了起来。成功预测川皇当选，知乎名声大噪，用户数量猛增，质量也越来越低，小管家想要整顿，结果整到了某SSSSVIP头上，SSSSVIP不敢动但是其他对用户就不客气了，很多有质量的大V各种原因被封号或者自动离开，企鹅王事件实在让人扼腕叹息。本太师则和一些大V抱团互相点赞并且暗戳戳举报一些不友善言论，因此上蹿下跳鳄薏蒸汁银鱼到现在（手动狗头）。
现在的知乎，用户号称2亿，但是主要群体以学生为主，气氛越发激进，也代表不了整个社会普通人的想法。各种和学生相关的问题最容易受到关注，理中客的分析被踩，一味煽动喊口号的被顶上去。比方说元朝清朝的话题下面，有质量的讨论越来越少，都是那些元清是否中国之类的月经问题。
对一个王朝来说，也有类似的历程。
一开始，开国皇帝和他的部下们打下了一片天下。皇帝对臣下有着足够的控制，能够高效调动各种资源，发动战争、建造大型公共工程、制度建设等等。早期的功臣团队都是跟着皇帝一路奋斗过来，功臣如果能力不行就要退居二线，如果尾巴翘得太高皇上就要杀功臣了，而且开国皇帝往往也确实杀得了很多功臣。
但是等到坐稳了江山，就必须要扩大统治基础，也就是扩大政治参与或者说民主化，不能随便杀文臣武将了，相反还要广招天下英才咸与维新。于是呢，大批的儒家大师通过法定的察举或者科举流程参与到了王朝的建设中，他们的奋斗目标不是为了和皇上一起开疆拓土、建设封建大同社会，而是为了做官捞钱，而皇上有了大批儒家大师的参与，皇位就稳固了下来，王朝成为了正统。
当然随着大批儒家大师的参与，王朝的决策质量和执行效率也越发低下，贪污腐败越来越严重，朝廷上争得面红耳赤的更多的是礼仪封号之类的东西而不是军国要事。皇帝想让御史振顿纲纪，结果碰到了惹不得的超级大权贵，御史灰头土脸，接下来只拍苍蝇不打老虎，很多能臣被排挤出官场。士林清流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一些官僚结成朋党，彼此倾轧。
可是呢，虽然王朝扩大了政治参与，但是这些人都是儒家大师，代表的都是地主阶级利益，农民和士兵的利益越来越被忽视。朝廷越来越腐败，阶级矛盾越来越尖锐，军事越来越崩坏，就等着农民起义或者外敌入侵结束其统治。
后世之君只能“守成”而难有“神武”，甚至于连“中兴”都很难，更多的一个原因是囿于“祖制不可违”。
开国君主基本上敲定了这个政权的主框架，条条框框设计好了，后世之君沿用此制，小打小闹的更改可以有，稍微上点儿心，就是“守成之君”，不敢说能有文景那样的功业，起码也能到仁宣的水准。
而如果后世之君能有非常高的权威，跳出了先祖的羁绊，并无视守旧大臣的反对，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亦或者进行大规模的制度性修改，完事还搞的很不错，那就是另一位神武之君了——问题是这个难度太高了，从秦始皇以降，似乎只有汉武帝一人做到，北魏孝文帝也只能勉强列入。
那降低点儿标准，不以成败论英雄呢？隋炀帝似乎是这样的，但是他玩脱了。
以我稍微熟悉一些的明代来说，朱元璋一手制定了明朝的各种规矩，而且动辄就是“不可如何如何违者斩”，大有一种谁敢提议他立的规矩就看谁一户口本的劲头。建文进行了改革，然后就被朱棣打着恢复祖制的旗号给干掉了，然后自己进行更大规模的改革——但是朱棣也可以说是比较神武的。再往下，仁宣二宗中规中矩喜提盛世，荣获守成称号，英宗混账不堪不提他，代宗马马虎虎也不论，宪宗之后来了位对文官言从计行的超级老实人——孝宗，结果就这么一位甚至可以说是中下之君，竟然因听话而喜提“中兴”称号——也不看看弘治这十八年边防极速下滑到几乎成为蒙古人公共厕所的地步。武宗来了，跳出了先祖的羁绊，并无视守旧大臣的反对，各种折腾，然后获得了昏狂无道的美名，甚至于“方古齐东昏、隋炀帝之流并无逊色”，但即使如此，仍然因为“意外御强虏”而稍微得到加分。
按理说，明世宗比较符合这个标准，有非常高的权威，跳出了先祖的羁绊，并无视守旧大臣的反对，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亦或者进行大规模的制度性修改，但这人聪明过头了，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加强自我控制而非让国家如何如何，所以神武是说不上了，守成都难说，甚至于“始亡于嘉靖”的说法。万历。万历要是死在万历二十三年之前，那妥妥的中兴之主，给个低配的神武也差不多——改革、三大征，都是很争气的举措。
隆武为什么不能中兴呢？因为有祖制压着，有二百七十多年前的条条框框约束着。
明显是个伪命题，什么叫神武？汉武帝怎么就不如汉高祖神武了？汉宣帝怎么就不如汉高祖神武了？每个时代都有要解决的问题，为什么偏偏把关注点放在开国？
本质其实是利益集团开始盘根错节，财富和力量主要都会集中到他们手里。皇帝个人是很难改变什么的，或者说他的尝试改变会激起整个利益集团的反抗，大多数情况下，皇帝都无法压下这种反抗，除非皇帝手里有另一支更强的力量，但正常情况下这都不太可能。
谢邀，一，王朝前期的时候一般都比较有钱，军阀混战时期很容易缴获大量敌军物资，或者攻击外族，都可以达成以战养战。同时胜利的军事集团一般相对而言纪律严明，所形成的政权行政、税收等方面的效率，往往在当时也比较高。此外，统一之后一段时间，由于天下太平，收入将会一度大大高于支出，很容易在一段时间内形成国库极为充裕的情况。
但是，此时如果某任皇帝丧失了警惕，大手大脚花钱，一旦遇到天灾人祸，也很容易让国库状况发生逆转，例如宋真宗时曾一度盈利2000多万贯，但此后天书运动大兴土木，使得晚年“内之蓄藏，稍已空尽”，到了仁宗朝（因西夏战争突然爆发）收支已经“所出无余”，王安石变法之前赤字1000多万贯等。乾隆朝最盛时曾存银7000多万两，但因后期政局腐败，仅仅一个白莲教起义爆发就使得朝廷耗费2亿两。国库见底，于是之后的宋仁宗和道光帝最有名的就成了节俭。总而言之，由于王朝后期财政往往捉襟见肘，本就不可轻易惹动战端，自然更雄不起来。
二，开国君主一般都不缺乏精兵强将，加之开国君主本身一般就是军事天才，攻城略地自然得心应手。并且兵不在多在于精，开国之师往往数量上其实并不算很多，花费反而小，战争成本低。到了很多王朝后期（甚至包括外国的罗马等帝国），由于承平日久，军事人才断层，兵源质量下降，导致部队素质大不如前，只能用数量填补。以前用少量精兵强将就可以达到的攻略或戍边效果，增兵好几倍也未必能达到，结果造成冗兵冗费，例如晚清的60多万绿营军，没有多少战斗力，甚至吃空饷，但却成了财政开支的巨大包袱。
三，王朝前期一般物价都比较便宜稳定，到了后期因为内卷化、财富向少数人集中、王朝中后期天灾人祸（如内乱）等多方面因素，物价往往飞涨，此时再想发动变革，触动的各方利益就越来越多，就没有开国时那么容易了，同时也加剧了朝廷的财政危机。
四，很多开国之君自己也是名将，对军事信息和敌情的判断能力非常人可比，而后继者往往就是这种常人，确实一般都很缺乏这种历练机会，要想培养军事经验就得交学费。宋真宗这种一真打仗连黄河都不敢过的且不说，很多军事评价还可以的君主都有各种瞎指挥的记载。好歹看着父亲征战四方的曹丕即位后，也曾有对伐吴诸军的报捷文书喜形于色的记载（报捷文书中真实战果至少被夸大了十倍），康熙在三藩之乱时期也是各种瞎指挥，交足了学费后后来才逐渐好起来，曹丕和康熙都还算后继皇帝中比较有军事经验的，那么一般的守成之君更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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