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朝贡于明的政权，史籍记载的名字和本国名字不同？
这确实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史学现象，很多朝贡于明朝的政权，在中国的史书中留下的名字和它们在本国或周边地区流传的名字并不一样。要解释这个现象，咱们得从多个角度去掰扯。
首先，咱们得明白一点：《明史》也好，其他中国史书也罢，都是中国人写的，用的是中国的语言和中国的视角来记录世界。 这就好像你用中文写一篇关于美国总统的文章，肯定会写“美国总统”，而不是用英语写“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一样，这是语言和文化习惯决定的。
一、 音译的差异与约定俗成
这是最常见也是最直接的原因。当明朝的使臣、官员或者记录者，第一次接触到一个外国政权或者它统治者的名字时，他们需要用中文来称呼。这通常是通过“音译”实现的。
音译标准不统一： 在古代，并没有一套非常精确和统一的音译系统。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史官，甚至同一个人在记录不同政权时，音译的标准都可能不一样。比如，同一个音节，可能在不同人听来会对应不同的汉字。比如，一个外国名字里有个类似“Sha”的音，可能被译成“沙”、“舍”、“珊”等等。
对原语音的理解偏差： 明朝人接触到的外国语言，很多是他们不熟悉的。口耳相传，或者通过翻译，都可能造成对原发音的理解偏差。就像你听外国人说话，有时候会听错一样，古代的音译更是如此。
汉字的局限性： 汉语的声调、声母、韵母与许多外国语言的发音方式并不完全匹配。为了尽量贴近原音，史官会选择发音相近的汉字，但这难免会有损耗，也容易出现多音字或同音字混淆的情况。
约定俗成与固化： 一旦一个音译的名字被广泛使用并出现在官方史书中，它就形成了一种“约定俗成”。即便后来有人更准确地了解了这个政权的原名，也很难再轻易更改，因为历史记录已经固化了。
举个例子，我们现在熟知的很多国家的名字，比如“泰国”（Thailand），在古代中文史书中，它曾经有很多名字，比如“暹罗”（Siam）。“暹罗”就是对Siam音译的结果。再比如一些非洲的王国，比如我们现在知道的“刚果”，在中文史书中也曾有过“刚果”、“刚打”、“刚合”等不同的译名，这些都是根据当时不同译者对当地语言的发音理解和音译习惯造成的。
二、 权力与认知的体现：官方的“命名权”
朝贡体系本身就是一种政治关系，明朝作为宗主国，对藩属国有一种天然的优越感和主导权。在这种体系下，明朝史书中的名称，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明朝对这些政权的认知和官方的“命名权”。
区分与辨识： 明朝需要一个明确的方式来称呼和记录与自己发生关系的外国政权。用一个与原名不同的名字，反而可能是一种区分和辨识的手段，尤其是在存在多个同名但不同性质的政权时。
政治象征意义： 史书的命名，有时也带有一些政治象征意义。明朝可能倾向于使用一些能体现其政治地位或文化影响力的称谓，或者选择那些听起来更“顺耳”或更符合中国文化习惯的名字。
避免混淆： 有时候，外国政权在本国可能有多个称号，或者其统治者有多个头衔。明朝史官会根据他们的理解和外交需求，选择一个最能代表该政权、并且最不容易与中国本土政权混淆的名称。
三、 政治制度与民族认同的差异
外国政权在中国史书中使用的名字，有时也反映了中国观察者对其政治制度、民族构成或地理位置的理解，甚至是一种刻板印象。
基于地理的命名： 很多时候，明朝会根据这些政权所在的地理位置来命名，例如“日本”（东升之日），“安南”（安宁的南方）。这些名字并非该政权的自称，而是中国对其地理位置的描述。
基于民族或族群的命名： 如果一个政权是由某个特定民族或族群建立的，明朝可能会使用该族群的名称来指代该政权，比如“蒙古人”、“女真人”建立的政权，史书中可能直接用“鞑靼”、“女真”等来称呼，而不是其本土的政权名称。
基于统治者头衔的命名： 有些时候，中国史书会根据该政权的最高统治者的头衔来命名，比如“苏丹”、“可汗”、“国王”等等。这可能是因为他们对该政权内部的政治结构了解不深，或者认为统治者的头衔更能代表该政权。
对“正统”的观念： 中国古代史学有“正统”的观念，对于那些不被视为“正统”的政权，其名称的使用也可能带有一定的评价色彩。
四、 文本记录的客观性与主观性
所有历史记录都无法做到绝对的客观，史书的编写也受到当时社会环境、史官个人认知、政治背景等多种因素的影响。
信息来源的多样性： 明朝获取外国信息，可能来自遣唐使、朝贡使团、商人、甚至俘虏等。信息来源不同，其准确性和可靠性也不同，自然会导致史书记录的差异。
史官的文化背景： 史官本身受中国传统文化和政治思想的影响，他们会对外国事物进行筛选、解释和归类，这个过程本身就带有主观性。
文本的“叙事功能”： 史书不仅仅是记录事实，也承担着叙事的功能，需要构建一个清晰的历史叙事。在叙事过程中，为了语言的流畅、概念的清晰，可能就会对外国名称进行调整和“中国化”。
举个具体的例子：琉球（Ryūkyū）
琉球王国（ वर्तमान में ओकिनावा ) Ming Dynasty की史书中，它有“琉球国”这个名字。这个“琉球”是如何来的呢？普遍认为，它是一种音译，但具体源自哪个时期、哪个族群的称呼，学界仍有讨论。重要的是，这个“琉球”成为了明朝官方对这个国家的固定称谓。而琉球王国本身，虽然有其官方的语言和文化，但它在与中国交往时，自然也会接受并使用这个明朝赋予的称谓。
再比如，我们现在知道的“越南”，在明朝时期，其前身在史书中常被称为“安南”，后来才逐渐演变为“大越”、“越南”等称谓。这其中既有音译的考量，也有明朝对该地区政治地位的判断和命名。
总结来说， 朝贡于明朝的政权，史籍记载的名字与本国名字不同，是一个 多重因素叠加 的结果。核心在于， 这是中国史书以中国视角、中文语境记录外国事物的必然体现，是音译的局限、政治关系的体现、文化认知的差异以及文本记录本身的特性的综合产物。
与其说这是“不同”，不如说这是 “中国化的翻译和命名”。这些名字，是明朝官方为了理解、记录和管理与周边国家的互动而产生的，它们构成了中国历史叙事中对世界的认知图景的一部分。理解这一点，我们就能更好地理解中国古代史书的丰富性和复杂性。
首先，咱们得明白一点：《明史》也好，其他中国史书也罢，都是中国人写的，用的是中国的语言和中国的视角来记录世界。 这就好像你用中文写一篇关于美国总统的文章，肯定会写“美国总统”，而不是用英语写“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一样，这是语言和文化习惯决定的。
一、 音译的差异与约定俗成
这是最常见也是最直接的原因。当明朝的使臣、官员或者记录者，第一次接触到一个外国政权或者它统治者的名字时，他们需要用中文来称呼。这通常是通过“音译”实现的。
音译标准不统一： 在古代，并没有一套非常精确和统一的音译系统。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史官，甚至同一个人在记录不同政权时，音译的标准都可能不一样。比如，同一个音节，可能在不同人听来会对应不同的汉字。比如，一个外国名字里有个类似“Sha”的音，可能被译成“沙”、“舍”、“珊”等等。
对原语音的理解偏差： 明朝人接触到的外国语言，很多是他们不熟悉的。口耳相传，或者通过翻译，都可能造成对原发音的理解偏差。就像你听外国人说话，有时候会听错一样，古代的音译更是如此。
汉字的局限性： 汉语的声调、声母、韵母与许多外国语言的发音方式并不完全匹配。为了尽量贴近原音，史官会选择发音相近的汉字，但这难免会有损耗，也容易出现多音字或同音字混淆的情况。
约定俗成与固化： 一旦一个音译的名字被广泛使用并出现在官方史书中，它就形成了一种“约定俗成”。即便后来有人更准确地了解了这个政权的原名，也很难再轻易更改，因为历史记录已经固化了。
举个例子，我们现在熟知的很多国家的名字，比如“泰国”（Thailand），在古代中文史书中，它曾经有很多名字，比如“暹罗”（Siam）。“暹罗”就是对Siam音译的结果。再比如一些非洲的王国，比如我们现在知道的“刚果”，在中文史书中也曾有过“刚果”、“刚打”、“刚合”等不同的译名，这些都是根据当时不同译者对当地语言的发音理解和音译习惯造成的。
二、 权力与认知的体现：官方的“命名权”
朝贡体系本身就是一种政治关系，明朝作为宗主国，对藩属国有一种天然的优越感和主导权。在这种体系下，明朝史书中的名称，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明朝对这些政权的认知和官方的“命名权”。
区分与辨识： 明朝需要一个明确的方式来称呼和记录与自己发生关系的外国政权。用一个与原名不同的名字，反而可能是一种区分和辨识的手段，尤其是在存在多个同名但不同性质的政权时。
政治象征意义： 史书的命名，有时也带有一些政治象征意义。明朝可能倾向于使用一些能体现其政治地位或文化影响力的称谓，或者选择那些听起来更“顺耳”或更符合中国文化习惯的名字。
避免混淆： 有时候，外国政权在本国可能有多个称号，或者其统治者有多个头衔。明朝史官会根据他们的理解和外交需求，选择一个最能代表该政权、并且最不容易与中国本土政权混淆的名称。
三、 政治制度与民族认同的差异
外国政权在中国史书中使用的名字，有时也反映了中国观察者对其政治制度、民族构成或地理位置的理解，甚至是一种刻板印象。
基于地理的命名： 很多时候，明朝会根据这些政权所在的地理位置来命名，例如“日本”（东升之日），“安南”（安宁的南方）。这些名字并非该政权的自称，而是中国对其地理位置的描述。
基于民族或族群的命名： 如果一个政权是由某个特定民族或族群建立的，明朝可能会使用该族群的名称来指代该政权，比如“蒙古人”、“女真人”建立的政权，史书中可能直接用“鞑靼”、“女真”等来称呼，而不是其本土的政权名称。
基于统治者头衔的命名： 有些时候，中国史书会根据该政权的最高统治者的头衔来命名，比如“苏丹”、“可汗”、“国王”等等。这可能是因为他们对该政权内部的政治结构了解不深，或者认为统治者的头衔更能代表该政权。
对“正统”的观念： 中国古代史学有“正统”的观念，对于那些不被视为“正统”的政权，其名称的使用也可能带有一定的评价色彩。
四、 文本记录的客观性与主观性
所有历史记录都无法做到绝对的客观，史书的编写也受到当时社会环境、史官个人认知、政治背景等多种因素的影响。
信息来源的多样性： 明朝获取外国信息，可能来自遣唐使、朝贡使团、商人、甚至俘虏等。信息来源不同，其准确性和可靠性也不同，自然会导致史书记录的差异。
史官的文化背景： 史官本身受中国传统文化和政治思想的影响，他们会对外国事物进行筛选、解释和归类，这个过程本身就带有主观性。
文本的“叙事功能”： 史书不仅仅是记录事实，也承担着叙事的功能，需要构建一个清晰的历史叙事。在叙事过程中，为了语言的流畅、概念的清晰，可能就会对外国名称进行调整和“中国化”。
举个具体的例子：琉球（Ryūkyū）
琉球王国（ वर्तमान में ओकिनावा ) Ming Dynasty की史书中，它有“琉球国”这个名字。这个“琉球”是如何来的呢？普遍认为，它是一种音译，但具体源自哪个时期、哪个族群的称呼，学界仍有讨论。重要的是，这个“琉球”成为了明朝官方对这个国家的固定称谓。而琉球王国本身，虽然有其官方的语言和文化，但它在与中国交往时，自然也会接受并使用这个明朝赋予的称谓。
再比如，我们现在知道的“越南”，在明朝时期，其前身在史书中常被称为“安南”，后来才逐渐演变为“大越”、“越南”等称谓。这其中既有音译的考量，也有明朝对该地区政治地位的判断和命名。
总结来说， 朝贡于明朝的政权，史籍记载的名字与本国名字不同，是一个 多重因素叠加 的结果。核心在于， 这是中国史书以中国视角、中文语境记录外国事物的必然体现，是音译的局限、政治关系的体现、文化认知的差异以及文本记录本身的特性的综合产物。
与其说这是“不同”，不如说这是 “中国化的翻译和命名”。这些名字，是明朝官方为了理解、记录和管理与周边国家的互动而产生的，它们构成了中国历史叙事中对世界的认知图景的一部分。理解这一点，我们就能更好地理解中国古代史书的丰富性和复杂性。
网友意见
何止东南亚，只要是非汉字文化圈的外国人物，或者周边的异族领袖，都有可能在明代史籍里留下现在看起来很怪的译名。
主要无外乎两种情况
1. 部分文化圈的国家在外交文书中习惯加以贵族封位或者宗教尊号自称，明朝人对此不可能深究背后的真名，所以自然会记载下与其本国使用名不同的译名，或者出现尊号和真名混用的情况（感觉以此抨击明人不愿了解外国人胡乱翻译的有点站着说话不腰疼，自己数数《琉璃宫史》里有多少个德多达亚马扎或者彬尼亚，《马来纪年》里多少个室利纳迦提罗闍，换你你也搞不清）有时则纯粹是因为语言不通问题，直接将对方的职衔误会为名字，典型的如荷兰东印度公司的“高文律”
2. 更大部分原因，是不同国家的人名，经由使用不同口语的汉字文化圈地区转译过来，也会产生很不一样的效果。典型的就像努尔哈赤和皇太极，在朝鲜文献里就被译为“老乙可赤”和“红歹”；占婆的“槃罗茶全”明显就是来自越南。就算在大明境内，不同的方言区翻译过来的汉字译名也很鬼畜的，比如你知道胡建人写的《东西洋考》里是怎么称呼缅甸东吁（Taungoo）的吗？答案是“东蛮牛”。其他方言的朋友肯定对此一头雾水，什么牛不牛的，但是闽南方言区的人估计对此会会心一笑。还有东吁王朝的首都汉达瓦底（Hanthawaddy），《东西洋考》里称为“放沙”，这很明显是先经过了暹罗人的转译（暹罗人称汉达瓦底为“洪萨”），再由暹罗的福建商人将情报带回，利用闽南语的文读表记下来，可以说中间是经过了两层的转译，从一个逼格满满的梵文雅称堕落成阿猫阿狗，也不足为奇了
有些情况即使是使用汉字表记的国家人名，在不知晓对方汉字名的时候也会音译出非常蜜汁的翻译，这个对日本比较常见，因为和朝鲜越南不同，本子的汉字姓名是采用日语训读的，导致语音和汉字音差别极大，最典型的当属烧烤信长，三日天下的明智光秀，在明人的记载里成了“阿奇支”，逼格瞬间掉成渣，俨然一个捕鱼打猎为生的土酋长即视感
其实哪怕是现在在翻译外国人名时也同样会遇到类似的问题，比如“查尔斯”对应“卡洛斯”，“弗兰索瓦”对应“法兰西斯”，“若昂”对应“约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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