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蜀汉政治方面，怎样理解韩隆福先生曾认为的诸葛亮执政时期，官吏机构出奇臃肿的问题？
韩隆福先生对诸葛亮执政时期蜀汉官吏机构“出奇臃肿”的看法，确实触及了蜀汉政治运作中的一个重要面向。要理解这一点，我们需要将它置于诸葛亮所处的时代背景、他个人的政治理念以及蜀汉当时面临的严峻形势中去考量。
首先，必须承认诸葛亮的确是一位极具能力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在他辅佐刘备并主持国政期间，蜀汉可以说是达到了一个相对稳定和繁荣的时期，至少在内部治理和国家制度建设上，他功不可没。然而，“出奇臃肿”并非全盘否定，而是对其执政效率和制度设计提出的一种审视。
我们得从诸葛亮所处的历史阶段说起。蜀汉政权是在战乱中建立起来的，立国之初，百废待举，人才匮乏，特别是与曹魏、东吴相比，蜀汉的地理位置偏安一隅，人力和物力都相对有限。在这样的背景下，诸葛亮肩负着巩固政权、训练军队、发展经济、稳定民心的重任，而这一切都需要庞大的行政体系来支撑。
从积极的方面看，诸葛亮建立和完善了蜀汉的官僚体系，为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奠定了基础。他注重法治，强调官员的德行和才能，力图通过制度来约束和管理社会。然而，正是这种对制度的强调和对国家管理的精细化要求，在某种程度上也催生了机构的膨胀。
韩隆福先生所说的“出奇臃肿”，或许可以从几个角度来理解。
第一， 国家长期处于战争状态，带来了额外的行政需求。 诸葛亮一生以兴复汉室为己任，多次北伐，虽然屡次受挫，但军事行动的持续必然需要大量的后勤保障、情报收集、军务管理，这些都意味着需要设立更多的官职和部门来处理。即使在和平时期，与曹魏这样一个强大的对手对峙，也必须保持高度的戒备和军事准备，这同样会增加行政成本。
第二， 蜀汉在人才培养和选拔上的局限性。 相较于曹魏，蜀汉的人才基础相对薄弱。为了充分调动和利用有限的人才资源，诸葛亮可能不得不采取一种“广撒网”的方式，设立一些职位，为一些有能力但可能地位不高的人提供发展的空间。但反过来说，如果人才选拔机制不够高效，或者岗位设置不够精炼，就容易导致人浮于事。
第三， 诸葛亮个人事必躬亲的执政风格。 历史记载中，诸葛亮处理政务非常勤勉，甚至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地步。他不仅负责国家大政方针，还可能深入到一些具体事务的细节中。这种风格虽然保证了工作的细致，但也可能让下属的发挥空间受到限制，甚至为了满足他细致的管理要求，而设立了更多的辅助性机构和人员。一些学者认为，诸葛亮对权力的集中和对官僚体系的控制，在某种程度上也压抑了下属的自主性和创造性，从而间接导致了机构的重复和冗余。
第四， 制度的完善本身可能带来的“副作用”。 诸葛亮致力于建立一个规范有序的政权，这需要细化分工，设立专门的机构来处理不同的事务。例如，军事、民政、财政、司法等都需要有专门的官员和部门。当国家规模不断扩大，社会事务日益复杂，制度的完善自然会带来机构的增加。但如果制度设计不够合理，或者与实际需求脱节，就可能出现“臃肿”。
第五， “出奇”二字，可能暗示着一些非正常的、为了应对特定时期或特定目的而设立的机构。 比如，为了应对南中地区的叛乱，可能设立了专门的治理机构；为了支撑北伐，可能需要设立临时的军政机构。这些机构在战争结束后，如果没有及时撤销或调整，就可能成为机构臃肿的一部分。
总而言之，韩隆福先生的观点，并非简单地指责诸葛亮“任人唯亲”或“浪费民力”，而是基于一种对国家治理效率的更高追求。他可能认为，在诸葛亮执政时期，虽然竭力维持和巩固了蜀汉政权，但这种维持是以一种相对高昂的行政成本为代价的。一个真正高效的政府，应该能够以更精简的机构、更优化的流程来达成目标。诸葛亮在一定程度上是“以治乱”而非“以简治政”，为了应对当时的乱局，不得不建立一个更为庞大的机器来维持运转。
所以，理解“出奇臃肿”的问题，我们需要认识到它可能包含着多重含义：既有战争时期为应对特殊情况而增设的机构，也有制度化过程中因精细化分工而导致的自然增长，更有可能是在人才和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为保证政权稳定而采取的一种“稳妥”但效率非最优的策略。这是一种对历史细节的深刻洞察，提醒我们在评价历史人物和制度时，要看到其积极作用的同时，也要审视其潜在的弊端和局限。
首先，必须承认诸葛亮的确是一位极具能力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在他辅佐刘备并主持国政期间，蜀汉可以说是达到了一个相对稳定和繁荣的时期，至少在内部治理和国家制度建设上，他功不可没。然而，“出奇臃肿”并非全盘否定，而是对其执政效率和制度设计提出的一种审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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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蜀汉在人才培养和选拔上的局限性。 相较于曹魏，蜀汉的人才基础相对薄弱。为了充分调动和利用有限的人才资源，诸葛亮可能不得不采取一种“广撒网”的方式，设立一些职位，为一些有能力但可能地位不高的人提供发展的空间。但反过来说，如果人才选拔机制不够高效，或者岗位设置不够精炼，就容易导致人浮于事。
第三， 诸葛亮个人事必躬亲的执政风格。 历史记载中，诸葛亮处理政务非常勤勉，甚至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地步。他不仅负责国家大政方针，还可能深入到一些具体事务的细节中。这种风格虽然保证了工作的细致，但也可能让下属的发挥空间受到限制，甚至为了满足他细致的管理要求，而设立了更多的辅助性机构和人员。一些学者认为，诸葛亮对权力的集中和对官僚体系的控制，在某种程度上也压抑了下属的自主性和创造性，从而间接导致了机构的重复和冗余。
第四， 制度的完善本身可能带来的“副作用”。 诸葛亮致力于建立一个规范有序的政权，这需要细化分工，设立专门的机构来处理不同的事务。例如，军事、民政、财政、司法等都需要有专门的官员和部门。当国家规模不断扩大，社会事务日益复杂，制度的完善自然会带来机构的增加。但如果制度设计不够合理，或者与实际需求脱节，就可能出现“臃肿”。
第五， “出奇”二字，可能暗示着一些非正常的、为了应对特定时期或特定目的而设立的机构。 比如，为了应对南中地区的叛乱，可能设立了专门的治理机构；为了支撑北伐，可能需要设立临时的军政机构。这些机构在战争结束后，如果没有及时撤销或调整，就可能成为机构臃肿的一部分。
总而言之，韩隆福先生的观点，并非简单地指责诸葛亮“任人唯亲”或“浪费民力”，而是基于一种对国家治理效率的更高追求。他可能认为，在诸葛亮执政时期，虽然竭力维持和巩固了蜀汉政权，但这种维持是以一种相对高昂的行政成本为代价的。一个真正高效的政府，应该能够以更精简的机构、更优化的流程来达成目标。诸葛亮在一定程度上是“以治乱”而非“以简治政”，为了应对当时的乱局，不得不建立一个更为庞大的机器来维持运转。
所以，理解“出奇臃肿”的问题，我们需要认识到它可能包含着多重含义：既有战争时期为应对特殊情况而增设的机构，也有制度化过程中因精细化分工而导致的自然增长，更有可能是在人才和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为保证政权稳定而采取的一种“稳妥”但效率非最优的策略。这是一种对历史细节的深刻洞察，提醒我们在评价历史人物和制度时，要看到其积极作用的同时，也要审视其潜在的弊端和局限。
网友意见
刚喽了一眼韩教授的《论蜀汉的政治腐败》，里面有这么一段：
诸葛亮更“表请其罪”，火上浇油，迎合刘备心理，达到排斥异己的目的。
这一段说的是周群和张裕不建议刘备进攻汉中，然后刘备把张裕“下狱，将诛之。”
韩教授认为，表请其罪的意思是诸葛亮拱火，趁着刘备生气给他加罪。那么是不是这样呢？我们来看看原文：
先主常衔其不逊，加忿其漏言，乃显裕谏争汉中不验，下狱，将诛之。诸葛亮表请其罪，先主答曰：“芳兰生门，不得不鉏。”
按照韩教授的翻译，大概就是：
刘备因为张裕说话不逊，还有对汉中的判断没有应验，所以要杀了他。诸葛亮趁机上表张裕的罪状。刘备说：他忤逆与我，非杀不可。
你看，这个逻辑是不是不太通顺。我们换一种翻译：
刘备因为张裕说话不逊，还有对汉中的判断没有应验，所以要杀了他。诸葛亮上表询问他的罪过。刘备说：他忤逆与我，非杀不可。
明白韩教授的水平了吧，人家看的是三国志原文，然后按照自己膀胱一样构造的大脑进行符合自己意愿的逻辑解读，就问你怕不怕！
顺带一提，韩教授的头衔之一是隋炀帝研究所所长，终生致力于创作隋炀帝其实是个好人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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