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三百年为什么不能一统天下？？？
一、先天不足：统一战争的战略失误与边界困境
宋朝的建立本身就带有“偏安”的色彩。公元960年，后周大将赵匡胤黄袍加身，建立了宋朝。然而，当时北方地区被多个强大的政权割据，最主要的是辽（契丹）、北汉。
杯酒释兵权后的战略重点转移： 赵匡胤虽然军事才能出众，但其在位期间，大部分精力集中在“收拢权力”、“稳定内部”以及“结束五代十国的割据局面”上。他成功地结束了中原地区的分裂，但对辽和北汉的征伐却未能彻底解决。著名的“杯酒释兵权”虽然稳定了宋朝统治，但也削弱了将士的军事锐气，并且赵匡胤在统一北汉后，面对辽的威胁时，并未选择继续北伐，而是采取了“守势”，尤其是在对幽云十六州的战略上，留下了巨大的隐患。
幽云十六州的丢失与边界线的劣势： 这是宋朝统一的最大障碍之一。幽云十六州（今北京、河北北部及山西北部）在后晋时期被割让给契丹，成为辽朝的统治核心区域。这片地区地势平坦，无天然屏障，一旦被强大的北方民族控制，就如同打开了中原的门户，使得宋朝在军事上长期处于被动防御的地位。宋太祖赵匡胤曾有志于收复幽云，但最终未能实现，而其后的皇帝们也受制于辽朝的强大实力和地理劣势，收复幽云的尝试屡屡受挫。
对北汉的战略判断失误： 赵匡胤在灭北汉时，原本有机会一并灭掉辽朝的附属国——北汉。然而，当时他认为辽朝强大，如果同时与辽和北汉作战，风险太大，所以选择先稳定北方边境，再图其他。这种策略虽然暂时避免了与辽的直接对抗，但也让北汉得以继续存在，并继续充当辽朝侵扰宋朝的桥头堡，延缓了统一的进程。
二、强大的外部压力：北方强权的长期挑战
宋朝三百年的历史，基本上是在与几个强大的北方政权对峙和消耗中度过的，这极大地限制了其统一的野心和能力。
辽朝（契丹）： 辽朝是宋朝最主要的外部敌人。契丹人骁勇善战，骑兵力量强大，拥有先进的军事组织和作战经验。辽朝长期控制着幽云十六州，对宋朝构成巨大的军事压力。宋朝与辽朝之间进行了长期的军事对抗，虽然在某些战役中宋军有所斩获，但总体上处于劣势。
西夏（党项）： 西夏是宋朝西北方向的另一个强大敌人。党项族人也擅长骑兵作战，对宋朝的西北边境造成了持续的威胁。西夏政权建立后，不断与宋朝争夺河西走廊和战略要地，多次发动战争。
金朝（女真）： 金朝的崛起是宋朝历史上最沉重的打击。女真人以其强大的军事实力，在短期内就灭亡了辽朝和北宋，导致了“靖康之耻”，宋朝被迫南迁，开始了长达一百多年的“南宋”时期。金朝虽然未能完全征服南方，但其对宋朝构成了毁灭性的打击，使得统一的可能性变得更加渺茫。
蒙古（元）： 最终，宋朝被蒙古人所灭。蒙古帝国以其前所未有的军事力量横扫欧亚大陆，包括宋朝。虽然南宋的军事力量在面对蒙古的进攻时表现出了顽强的抵抗，但最终还是寡不敌众，走向灭亡。
这些外部强权的强大，使得宋朝在军事上长期处于被动防御状态，需要投入巨量的资源来维持边境安全，这极大地限制了其主动出击、实现统一的能力。
三、军事制度的弊端与战略思想的局限
宋朝的军事制度和战略思想也存在一些明显的弊端，阻碍了其统一的进程。
重文抑武的国策： 为了避免唐朝以来武将专权、政权动荡的局面，宋朝实行了“重文抑武”的国策。这体现在对武将的压制、对文官的优待，以及对军队的严格控制。虽然这种政策稳定了宋朝的统治，但也导致了军队的战斗力相对低下，将领缺乏独立指挥的自主权，军事行动缺乏灵活性和锐气。许多将领因为“功高震主”而被猜忌和排斥。
“兵不养将，将不养兵”的原则： 宋朝为了防止将领拥兵自重，实行了“兵不养将，将不养兵”的原则。将士和将领之间缺乏长期的磨合和培养，军队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受到影响。而且，军队的训练和装备也存在一定的问题。
战术上的保守与被动： 面对强大的北方游牧民族，宋朝在战术上往往显得过于保守和被动。虽然也有一些积极的军事行动，但总体上更倾向于守势，依靠城池和防御工事来抵挡敌人的进攻，缺乏大规模的骑兵部队以及能够深入敌后、进行机动作战的战略机动性。
对骑兵的忽视： 北方强敌的主力是骑兵，而宋朝的骑兵力量相对薄弱。这使得宋朝在与北方民族的骑兵对决中，常常处于劣势。虽然宋朝也在努力发展骑兵，但效果并不理想。
战略规划的短视： 部分宋朝皇帝和大臣，在战略规划上存在短视。例如，在与辽朝的对峙中，过于强调“岁币”的安抚作用，而忽视了通过军事手段解决根本性问题。在对西夏和金朝的策略上，也存在摇摆和失误。
四、经济与社会因素的影响
虽然宋朝经济发达，但这也带来了一些间接的影响。
经济发展导致财政压力： 宋朝为了维持与北方强权的对峙，需要投入巨大的军费开支。同时，为了安抚内部和发展经济，也需要大量的财政支持。虽然经济繁荣，但军费、官僚开支、水利建设等都需要庞大的财政支持，使得财政压力始终存在。
民生问题与社会稳定： 虽然宋朝的经济水平很高，但战争的消耗、赋税的压力，以及边境地区的动荡，也时常会引发民生问题和社会不稳定，这也会影响到宋朝统一天下的决心和能力。
文官集团的权力制约： 宋朝的文官集团权力很大，对军事行动和战略决策具有很大的影响力。然而，文官集团往往更倾向于稳妥和保守，对大规模的战争和统一行动持谨慎态度，有时甚至会阻碍军事上的积极举措。
五、历史的偶然性与必然性
历史的进程往往充满了偶然性。宋朝的建立者赵匡胤虽然雄才大略，但未能实现统一。其后的皇帝们也各有其政治考量和历史局限。例如，如果赵匡胤在与辽朝的对峙中采取更激进的策略，或者如果宋朝能够拥有更强大的骑兵力量，历史的走向或许会有所不同。
总结来说，宋朝三百年未能一统天下，是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
先天地理劣势（幽云十六州丢失）奠定了其战略被动的基础。
强大的外部敌对势力（辽、西夏、金、元）对其构成了持续的军事威胁，消耗了其国力。
“重文抑武”的国策导致了军事力量的相对薄弱和战略思想的局限性。
军事制度上的弊端（兵不养将，将不养兵）影响了军队的整体战斗力。
财政压力、文官集团的制约等内部因素，也对其统一行动产生了制约。
尽管宋朝未能实现军事上的统一，但其在经济、文化、科技等方面的成就，依然使其在中国历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其未能统一天下，更多的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与偶然共同作用下的结果，是其所处的时代背景和自身条件所决定的。
网友意见
什么敌人太强大缺乏血性技术外流缺乏尚武精神没有马没有燕云十六州都是扯淡的
根本的原因在于土地所有制！
一切经济政治军事问题，都可以归纳为一个问题：那就是分配问题，即社会财富究竟该怎么分配？
唐朝之后汉朝模式的国有土地经济和魏晋隋唐的庄园经济瓦解，中小地主经济兴起。由于中小地主的分散性和不稳定性，对皇权缺乏威胁，军事独裁者反而又可以重新建立稳固的中央集权君主独裁制度。但是随之而来的结果就是经济基础的主人——地主，不再像之前秦汉君王、魏晋豪强一样，兼具经济基础所有者、政权组织者、军事组织者的三重身份。
地主是经济基础的所有者，直接掌握社会财富和人力资源。但是他们只是政权的依附者，科举制度决定了他们只是随时可以被驱逐出的客人，而不是政权的主人。军事则脱离了他们的生活，除了部分边境地区或动乱时代，地主不再是军队的组织者。军队被皇权和依附皇权的贵戚掌握。
这种错位关系导致地主不是组织动员力的来源，反而成为了组织动员力的阻碍。他们是最掌握基层财富和人力的人，但是这种掌握不是用来更有效的动员，而是用来更有效的逃避动员。尽可能占便宜挖墙脚，偷逃税收，隐匿户口。等到政府军队失败的时候，由于长期脱离军事生活，缺乏军事能力，地主团练只能打打起义农民，打不了外来强敌。而且缺乏高层次的军事组织，分散的地主武装不是大规模军队的对手。
皇帝中央政府由于不是经济基础的所有者，因此丧失了对人力物力的掌握，动员力极度下降。他们只能用以高昂成本艰难征收的税收，雇佣价格昂贵的士兵。于是，军队成了一次性的小型军队。因为仅仅维持这个军队，就已经耗尽财源了。
为什么唐朝后，周边蛮族学习汉制会变得很能打，而汉地自己反而不能打了？为什么蛮族进了中原一段时间后也不能打了，难道汉地有不能打的瘟疫吗？为什么汉地在残破的时候能打，社会繁荣的时候反而不能打了？
答案是蛮族处于原始部落或氏族经济基础中，与秦汉国有经济或魏晋庄园经济有相似处。学习汉制会极大强化他们的动员力，重现秦汉横扫东亚的威力。而汉地本身更先进的的地主经济基础和汉制反而不配套了，动员力反而大幅下降。
蛮族进了中原后，很快会和更先进的地主经济合流，这个时候他们一样不配套了，自然很快衰弱下来。
汉地残破的时候，往往会实行屯田等政策，又会短暂出现类似国有经济体制，再次与政治军事制度匹配起来。例如金朝的猛安谋克制度，南宋初年岳飞的屯田，蒙古千户制度，明初朱元璋屯田，明末李定国屯田，清初八旗圈地等等。但是社会繁荣后会自然转为地主经济，再次出现经济基础与政治军事体制不配套。
明初的屯田经济自耕农经济，让君主独裁体制获得了最大的动员力。而明末的地主经济、商品经济，反而与君主独裁体制发生了冲突。导致动员力在内耗中大幅降低。
王朝末年，农民起义军必然反地主，导致地主阶级在改朝换代之际往往选择投靠边疆蛮族势力保住既得利益，导致汉人农民起义军势力不能顺利接盘旧王朝。
这个逻辑发展到极致那就是曾国藩的湘军和蒋介石那句宁可亡于日本不可亡于共产党的话。
唐朝以后中原周边各个民族政权的历史，这些政权也经过了“汉唐”到“宋朝”再到“明末”这么一个类似的历史过程。无论从唐代的吐蕃王朝到宋代吐蕃部落，契丹辽朝，女真金朝，越南李朝陈朝，从高句丽王氏高丽到李氏朝鲜，从南诏到大理国，都是实行土地国有制或者封建领主制的时候军事上最强盛(类似汉唐这个历史阶段)，土地国有制解体后转向封建领主制，最终转向封建大地主私有制(类似宋朝到明末这个历史阶段)，最终因为国家生产资料集中在少数大地主手里，无法进行有效国防动员而或是分崩离析或是亡于外族。和中原内地汉唐到宋朝明末的历史发展过程十分类似。
唐玄宗朝、吐蕃赤德松赞朝、辽道宗天祚帝朝、宋徽宗朝、金章宗朝、明万历朝正分别是他们政权大地主所有制经济急速发展期，结果你们也都看到了。
又以和古典型中国最为类似的朝鲜半岛文明为例，无论是王氏高丽的田柴科制度还是是李氏朝鲜前期实行的科田制度，都是旨在有效打击豪强地主，维持国家的动员能力这个历史阶段就类似半岛上的汉唐阶段。王氏高丽时期，能够以一个小小的半岛成为契丹女真蒙古头疼不已的小强。李氏朝鲜后期，大地主集团全面壮大，迫使统治者实行了不抑兼并的政策，这个历史阶段就相当于宋朝和明末阶段。最终李氏朝鲜和宋朝明末的结局一样，因为生产资料都集中在少数大地主手里，无法进行有效的国防动员而亡于外族。
那么宋朝政权在这方面有啥自身原因造成的先天局限性呢？
那就是他的和军头官僚勾结以土地等财富资源分赃的建国模式 。
https://www. zhihu.com/answer/181229 9025
因为所谓“后宋”和前五代根本没本质区别，本质上从头到尾就是一个五代乱世中军头大地主和官僚大地主阶级不得已推举出来维持基本社会秩序的维持会，宋朝不能强盛本质上和近代晚清北洋政府不能让中国强大只有本朝的土改才能救是一个原因。
汉朝强盛期和唐初和明初都是以国有土地所有制为主，对民间的土地交易也进行严格的管制，而两宋开国就是土地国有制完全崩溃的局面，因此统治者顺应时代潮流在土地政策上采取了不抑兼并的政策。但是由于赵宋和军头大官僚所勾结的建国模式，导致赵宋开国全国土地就没有和其他主要王朝一样重新分配，而是快速向大地主手中集中，王朝周期律被大大加速了，两宋甚至出现过80%以上的土地集中在2%的大地主手里的局势，所以严格来讲比起赵官家这些人才是赵宋真正的统治阶级，所以两宋政府为了维护这个政治基本盘的利益总体上必须搞对国内自耕农阶层竭力压榨镇压，对外族妥协的政治路线。说难听点就是，北洋和国民党一定要反共，不反共他的政治基础就没有了。一旦出现统治集团的政策不能维护这个政权所属于的阶级利益那他的政策就会失败或是直接被换掉。越是改革越是得罪这个政治基本盘结局越惨。任何在赵宋试图推动强国强兵的改革都会触动大地主们利益和蒋公子打虎那般惨烈的彻底失败。
这里引用一下唐史学者武建国先生的论文：
郦家驹先生的宋代土地制度史：
所谓“宋吹三件宝——燕云无马敌太吊”，至少“无马”这一条是不成立的。
因为不但北宋的战马储量不如辽人，唐朝的战马储量也不如突厥人等草原民族。而北宋骑兵数量虽然不及唐朝，但胜于五代。
唐朝的马政，确实不是宋可以比的。但是北宋作为基本大一统的王朝，在国力上要远胜于五代各朝，能够维持的蓄马量远大于五代。
（五代亦无河西，虽然前期有燕云，但唐朝后期燕云就已经大规模开发为农田，剩下能够养马的地区并不多；而因为偏重西北轻视东北的战略，唐朝在安史之乱前就已经失去对辽东和大部分辽西的控制了）
按后唐李存勖平定中原，所依靠的不过数千骑到万骑。
而北宋初期官方蓄马量多达17万匹，按照一半可以作为军马，一个骑兵两马来计算，足以支撑一支3-5万人的骑兵。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宋前期地方有一定的自主权，有时能自行组建强兵。如易州位于宋辽前线，地产马匹，其“静塞军”原来只是一支厢军部队，但经过地方上的经营，组建为重骑兵部队，在雍熙北伐后，龙卫军等原来的精锐部队损失惨重，静塞军遂一跃为大宋王朝的王牌。
《宋史》卷二百五十九·列传第十八：会契丹骑大至，驻唐河北，诸将欲坚壁待之。继忠曰："今强敌在近，城中屯重兵不能剪灭，令长驱深入，侵略他郡，虽欲谋自安之计，岂折冲御侮之用乎？我将身先士卒，死于寇矣！"辞气慷慨，众壮之。静塞军摧锋先入，契丹兵大溃。太宗闻之，降玺书奖谕，赐予甚厚。
唐河之战，静塞军大破契丹铁骑，令辽人闻风丧胆。
承矩整兵出拒，迟明，列阵酣战久之，斩馘甚众，擒其酋所谓铁林相公者，契丹遁去。
——《宋史·何承矩传》
契丹入寇，能当城西，与诸将合战，无惮色，大败其众，斩首二万级。契丹统军铁林相公来薄阵，能发矢殪之，并其将十五人，夺甲马、兵械益众。
——《宋史·魏能传》
宋史中出现了两个铁林相公，都被宋军收拾掉了。根据两个铁林相公与宋军正面合战的表现来看，辽国的重骑兵质量实在有限，应当不及当年的高句丽。
（辽与高句丽军队对比详见拙文——人口1200万，王牌军遭高丽全歼，与北宋相爱相杀的大辽是战五渣？）
根据壁画，发现高句丽有精良的具装骑兵。
述等为方陈而行，高丽四面钞击，述等且战且行。秋，七月，壬寅，至萨水，军半济，高丽自后击其后军，右屯卫将军辛世雄战死。于是诸军俱溃，不可禁止，将士奔还，一日一夜至鸭绿水，行四百五十里。
——《资治通鉴》
宇文述等人以步兵方阵稳步撤退，与李陵与匈奴大军作战且战且退颇为相似。而李陵以寡击众几乎撤军成功，宇文述在兵力不落下风情况下却在渡萨水时因为后军遭到冲击而大溃，显然出于高句丽具装铁骑的庞大冲击力。
与之相比，辽国骑兵拿宋军有备而行的步兵方阵并没有什么办法。更多的招数是通过断其粮道、冲击正在攻城的宋军、绕过宋军阵线攻其必救迫使宋军疾行失去阵列等等。
当然，高句丽的产马地和铁矿的存量都不及辽国，因此虽然具装骑兵质量有优势，但是骑兵数量和步兵质量，比起辽国要逊色。
就宋辽战争而言，北宋的战马储量不如辽人，但唐朝的战马储量也不如突厥人等草原民族，这是农耕民族的必然劣势。而与唐代常常依赖精良的具装铁骑打击游牧民族相似，北宋的许多胜利，实依赖具装铁骑胜过辽人之功。
所以骑兵当然重要，但是除了数量之外，更重要的是质量。
而宋辽战争中，宋军表现不尽如人意，更多的原因，则是掣肘过多，分权过度。
太祖命李汉超镇关南，马仁瑀守瀛州，韩令坤镇常山，贺惟忠守易州，何继筠领棣州，郭进控山西，武守琪戍晋阳，李谦溥守隰州，董遵诲屯环州，王彦升守原州，冯继业镇灵武。筦榷之利，悉输之军中，听其贸易，而免其征税。边臣富于财，得以为间谍，羌夷情状，无不预知。二十年间，无外顾之忧。
赵匡胤时代收藩镇兵权，而保留一定独立性，使之互相配合，而战争表现就可圈可点。
前面提到，静塞军的崛起，正是地方自主性的结果。而满城之战的胜利，亦是将领自主性的体现。
辽人扰边，命延进与崔翰、李继隆将兵八万御之，赐阵图，分为八阵，俾以从事。师次满城，辽骑坌至，延进乘高望之，东西亘野，不见其际。翰等方按图布阵，阵去各百步，士众疑惧，略无斗志。延进谓翰等曰：「主上委吾等以边事，盖期于克敌尔。今敌众若此，而我师星布，其势悬绝，彼若持我，将何以济！不如合而击之，可以决胜。违令而获利，不犹愈于辱国乎？」翰等曰：「万一不捷，则若之何？」延进曰：「倘有丧败，则延进独当其责。」于是改为二阵，前后相副。士众皆喜，三战，大破之，获人马、牛羊、铠甲数十万。
应当指出，赵延进是宋太宗的连襟，故他敢于独当其责，而有恃无恐。
宋太宗喜欢自作聪明，赐给下边将领阵图。然而不按阵图打，发挥将领个人能动性，却正是取得大捷的重要原因。
由于预授阵图有害而无利，文臣田锡提出异议，他对宋太宗说：“既得将帅，请委任责成，不必降之以阵图，不须授之以方略。”(《咸平集》卷1《上太宗答诏论边事》)朱台符也对宋真宗说：“阃外之事，将军裁之，所以克敌而致胜也，近代动相牵制，不许便宜，兵以奇胜，而节制以阵图，事惟变适，而指踪以宣命，勇敢无所奋，知谋无所施，是以动而奔北也。”(《长编》卷44咸平二年闰三月庚寅)但是，军事的失利，正确的反对意见，并未使宋太宗和宋真宗改弦易辙。宋太宗曾亲自告诫傅潜说：“布阵乃兵家大法，非常情所究，小人有轻议者，甚非所宜。”(《长编》卷40至道二年九月己卯)
此外，赵匡胤在打大仗时，比如慕容延钊征湖南，王全斌灭后蜀，曹彬灭南唐，潘美灭南汉时，都任命了明确的主帅，事权统一，不然不可能做到的。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自从赵二任命曹彬挂帅北伐，兵败歧沟关之后，我们很少看见赵官家任命方面之寄的主帅了。
在雍熙三年(986) 辽骑“长驱深入，咸婴城自固，莫敢出战”，使敌军“出入燕、赵，若践无人之境”。在不少战役中，“常以一邑之众，当戎人一国之师，既众寡不作，亦败亡相继”。对于这种错误的军事指挥，连一些文臣也相继提出批评，张洎说，“兵聚则功成，兵分则祸集”，“胜败之道，其理昭然”(《长编》卷30端拱二二年正月)。王禹偁也指出“兵势患在不合”(《历代名臣奏议》卷322)。可是无论宋太宗和宋真宗，都害怕一员大将独掌重兵，而宁肯分兵。甚至象雍熙三年(986)的二次伐辽，也兵分三路，并一定程度上由身居开封的宋太宗决定三军进止，结果大败亏输。
宋辽战争中，宋军的胜利往往是精良的具装骑兵取得的。然而澶渊之盟后，北宋的马政却快速衰败。
当然，考虑到马政的巨大经济投入，以及北宋和辽国互相都吃不掉对方的事实，节约开支不能说有错。然而宋夏开战之后，马政却几乎没有恢复的迹象。
面对善骑的劲敌，宋朝也有人主张发展骑兵，但这种主张不占主导地位，宋朝总的对策还是以步制骑。因为组建骑兵需要大量马匹，而宋朝的马匹主要是通过与贸易得来，需要耗费巨大的投资。“计一骑之费，可赡步军五人”，这是许多官员反对发展骑兵的重要理由。
甚至曾与西夏交战多年的范仲淹也是反对加强骑兵的，范仲淹说“自古骑兵未必有利，沿边市马，岁几百万缗，罢之则绝戎人，行之则困中国”；沈括则从另一角度分析，以为“契丹，马所生，而民习骑战，宋则利弓弩，舍我之长技，勉强其所不能，以敌其天产，未闻可以胜人也”；宋祁说得最干脆：“臣料朝廷与敌相攻，必不深入穷追，驱而去之，及境而止，然则，不待马而步可用矣”。
（按北宋属于温暖期，气温较高，在中原养马死亡率高，北宋马政不佳，不可完全归咎于官僚。然而以太宗朝蓄马多达17万匹而言，若精心经营当有相对充裕马匹可用。轻视骑兵，乃是蓄马不断减少，马政不断废弛的主因）
北宋士大夫以宋初野战倾向导致的军事败绩，大力诋毁骑兵的作用；却看不到北宋前期骑兵在野战胜利中起到的巨大作用。
北宋与西夏相攻，大肆修筑堡寨，消耗更大于骑兵。其中颇多堡寨根本没有修筑必要，完全是浪费钱财。如刘沪忽悠范仲淹在无用之地修筑水洛城，就使得熟悉边事的狄青发怒，枷辱刘沪。
不可否认范仲淹在堡寨战术的开创上起到的作用。然而为什么北宋士大夫们如此偏爱堡寨战术呢？正是因为缺乏实战经验的他们，在事边的时候可以龟缩在边境后方，通过派兵修筑堡寨捞取边功，成为在朝堂上晋升的资本。(此处当 @荒木彦吕飞)
不搞基建怎么搞钱呢？这个道理古今皆然。
唐朝比宋朝更讲出将入相，文臣往往事边立功，而后回朝得到重用。然而唐之文臣事边，如娄师德、郭元振、张说，皆擐甲冲锋于一线，宋之君子，如文彦博、明镐、范仲淹、韩琦、庞籍，不曾闻锋镝，岂知沙场之苦乎？
所以，缺马可以凭借质量胜之，而不信任将领则无可奈何。既不信任将领，以文制武，又优容文臣外行指点内行，龟缩在防线后方吆喝，并且轻视骑兵，胡扯“骑兵未必有利”（按“以步制骑”本五代旧法，但讲的是步骑配合，未闻偏废骑兵而能有效执行者），那么军事上想要强，就只能意淫强国了。
当然，经济上的问题也不容忽略，以前写过，直接上链接。
有的时候啊，逆向思维有助于理解奇葩现象。
大宋不是不能统一天下，而是放弃了统一天下，才能成为大宋。
有一个基本的要点不能忽略，除了没有幽州以外，北宋版图，基本上覆盖了传统农耕区的绝大多数，而不包括“任何”其他区域。牧业区，不存在，短暂拥有的甘凉地区，后来变成西夏分裂出去了。大宋终于解决了晚唐的节度使问题，因为节度使都独立建国去了，大宋内部自然就没有节度使问题了（笑）。
换句话说，只要不被传统历史文化所束缚，以局外人视角来看，可以清楚无疑的得到一个结论。北宋是东亚农耕文化建立的王国————只属于农耕文化的王国，排斥了所有其他因素。不是北宋选择了这个残缺的国土（相比往代），而是这部分国土，选择“自己过”，而不再去管其他边疆了。
从经济上，就是小农经济，不打算为牧业林业做任何税务支持了，直接把后者当做包袱给甩掉了。
这是前所未有的，汉唐虽然强盛期并不很长，但绝对是整个东亚区毋庸置疑的盟主。也就是说，虽然立足于农耕，但汉唐的政策，不可能不包括边疆，不包括牧业区。但大宋就是这么任性，说不要就不要了。
不，真的不是打不过造成的，因为实在太“蹊跷”了。突然之间周边任谁都打不过了，不是一两个打不过，而是任谁都打不过。所以大宋武德费拉就是个表象，本质就是“不肯为边疆付钱”了。
所以大宋富裕根本一点都不神秘。汉唐如果完全放弃军备和边疆，所有收入都“只”用在核心区的话，一样会富得流油————文景之治嘛。
那么大宋本就是一场合谋的成果。皇帝解除了地方武装，可以放心的坐在宝座上了；地方解除武装，也解除了为边防付钱的责任。汉武帝时代的天下户口减半，被缩减为，只有河北山西陕西等地负担国防（有没有效果另说），其他地方纸醉金迷。
从汉代开始，叫嚣放弃凉州；唐代反对攻打高句丽……这种“别拿我的钱去打仗”的政策呼声，终于结出硕果，就是放弃一切边疆闷头种地赚钱的大宋。大宋千万不能统一，统一要花钱的，对吧司马光大人。只要不去强求统一，大宋的财政就是健康的（王安石表示反对）
这就是唐宋变革论，在财政上的真相。以前付给边防军的钱，现在付给禁军（保卫皇帝），以及官僚（赎买合法性）。至于北边的蛮子，都是穷光蛋，随便给几个钱就打发了。
这个策略如此之天才，只差一点就是完美的————这一点就是“气候变化”。当气候变化到，用几个钱再也不能打发北边的穷鬼的时候，大宋用什么办法来关起门过日子呢？寒风吹起凛冬将至，北方民族开始为了生存而战的时候，大宋出什么价钱才能收买呢？几个打发叫花子的钱能收买辽，收买不了金；让出淮河以北能收买金，收买不了蒙…………
这种鼠目寸光的思想，后来没有得到清算，终于最后毒害了大明，把整个国家都拖垮了。它的错误在于，认为世界是“静态”的，只要不折腾就会保持永恒不变。而这实在是黄粱一梦。经济上土地兼并一定会引发失地流民。人口上马尔萨斯陷阱躲不过去。军事上你不主动扩张，边境就会每天朝皇宫靠近。
世界上根本不存在静态社会。闷头种地根本不是一个可行的国家政策。
————发现合理的讨论真的能互相促进————
对于一些疑问，再总结一下。
大宋的政策，是一种心照不宣的合谋，一种“双向阉割”。
顶层皇室，通过阉割基层的动员能力，降低了被掀翻的概率。
基层地主们，通过阉割朝廷的执行能力，降低了朝堂通过自己不喜欢的政策并强行征税的能力。
双方皆大欢喜，携手盘剥百姓。扩张统一之类的无法推进只是表象，本相就是大宋主动躺倒，用不折腾就没危险的思想来自我麻痹。
但这种互相拆台的策略，本质通向“政府失效”。朝廷什么也做不到，那么要他干啥？于是随便哪个对政府级别的考验一来，大宋无一例外、毫无悬念的不及格，比如治水、比如国防。
类似的话题
-
宋朝作为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朝代，虽然国力强盛、经济发达、文化繁荣，但其长达三百年的历史却未能真正实现对整个中华大地的统一。究其原因，是多方面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可以从以下几个主要方面进行详细阐述：一、先天不足：统一战争的战略失误与边界困境宋朝的建立本身就带有“偏安”的色彩。公元960年，后周大将赵............. -
你这个问题问得很有意思，也很切中要害。确实，一提起宋朝，很多人会立刻想到“三百年的魔咒”，似乎是历史发展的一个固定模式。但你又觉得把北宋和南宋混为一谈不合适，这是个非常敏锐的观察，因为它们确实是两个性质截然不同的阶段。“三百年的魔咒”这个说法，其实是一种基于历史周期论的概括，通常是指一个王朝经历了兴.............
-
这个问题非常有趣，因为它触及到了《水浒传》中一个非常关键的转折点，以及梁山好汉们复杂的内心世界。宋江提出“军校”可领钱回家，这本身就体现了他的招安意图，并且试图以一种相对温和的方式来筛选队伍。然而，不愿意走的“三五千人”背后，其心理是多层次、多方面的，可以从以下几个角度来详细解读： 一、 对“军校”.............
-
宋朝能够在中国历史上撑过三百多年，确实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现象。与许多朝代如秦、隋、唐、元、明、清等相比，宋朝的军事实力并不算最强盛，其建立之初也面临着分裂割据的局面，但它却能维持相对长久而稳定的统治，这背后有着多方面复杂而深层的原因。下面我将从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多个角度，尽量详细地阐述宋朝得.............
-
要理解为何宋朝的皇帝们似乎从未认真考虑过让李渊的后人来继承“二王三恪”制度，我们需要穿越回宋朝的政治土壤，看看那时的历史逻辑和实际考量。这背后并非简单的遗忘或忽视，而是牵涉到一系列深层的历史教训、政治现实和王朝统治的合法性构建。首先，我们要明确“二王三恪”这个制度的起源和目的。这个制度最早可以追溯到.............
-
宋朝的三冗，即冗官、冗兵、冗费，确实是导致其走向灭亡的重要因素。但要论明朝的根本矛盾，那可就复杂得多了，它并非像宋朝那样能用几个标签概括。明朝近三百年的历史，其内在的结构性问题和矛盾，层层叠加，最终演变成了王朝无法承受之重。如果非要提炼一个“根本矛盾”，我倒认为可以从中央集权与皇权专制之下，制度性脆.............
-
南宋时期四川地区的确被吴氏三代人——吴玠、吴璘、吴挺——经营得有声有色，他们以其卓越的军事才能和政治手腕，在抵御金朝入侵、稳定四川局势方面功勋卓著。然而，南宋朝廷一贯奉行“重文轻武”的国策，为何对这三位功勋卓著、手握重兵的武将却鲜有“异动”或猜忌，甚至给予了相当大的信任和支持，这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
-
在《水浒传》原著中，宋江被毒死后，梁山泊确实有几位手握重兵的好汉，但他们未能为宋江报仇，原因并非简单的无能为力，而是 错综复杂的多重因素交织的结果，核心在于权力的真空、政治的考量、现实的无奈以及梁山内部的离心离德。我们来详细分析一下当时的情况和各位好汉的处境：当时梁山泊掌握重兵的三位好汉：1. 卢.............
-
宋朝的三冗问题，简单来说，就是指 冗官、冗兵、冗费。这三个问题环环相扣，相互加剧，最终拖垮了宋朝的国力，为后来的灭亡埋下了伏笔。要解决它们，需要的是一套系统性的、深刻的改革，而非简单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我们来拆解一下这三个问题，并探讨可能的解决之道，尽量用一种娓娓道来的方式，好像一位对宋朝历史颇有研.............
-
高晓松的这个说法非常有代表性，也引发了许多讨论。他将宋朝和明朝分别概括为“三有”和“三无”，实际上是一种高度概括和带有个人倾向性的评价。要理解他的观点，我们需要详细地分析他所指的“名君”、“名将”、“名士”以及“无名君”、“无名将”、“无名士”分别是什么意思，以及为什么他会做出这样的对比。一、 高晓.............
-
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它涉及到历史的“假设”和“如果”。我们不妨来仔细推敲一下，如果唐庄宗李存勖真的成功为父报仇，射杀了契丹的开创者耶律阿保机，这对后唐的命运以及中国历史的走向会产生怎样的连锁反应。首先，我们得明白当时的历史背景。唐庄宗李存勖继位时，五代十国的局面已经形成，梁、唐、晋、汉、周轮番登场，战.............
-
宋氏三姐妹——宋霭龄、宋庆龄、宋美龄，她们在上海的年轻时光，可以说是那个时代上海滩最璀璨夺目的故事之一。她们的生活既有着显赫的家世背景带来的优渥物质条件，也充满了时代变迁的动荡与个人选择的色彩。要详细讲述她们年轻时在上海的生活，我们需要从几个方面来展开：一、 出身与早年生活：浓厚的美国式教育背景 .............
-
梁山泊的三个主要首领——王伦、晁盖和宋江，虽然都身处同一个江湖绿林之中，但他们对“义”的理解和实践却有着显著的区别，这不仅体现在他们的个人行为上，也直接影响了梁山泊的发展方向和最终结局。王伦：小圈子里的“义”，实用主义的狭隘保护王伦作为梁山泊最早的头领，他对“义”的理解更多地停留在一种“小团体利益至.............
-
宋朝（960年—1会被）是中国历史上经济、文化、科技高度发展的时期，其“富”不仅体现在物质层面的繁荣，也体现在制度、文化、技术等多方面的积累。以下从多个维度详细解析宋朝的“富”： 一、经济繁荣：从农业到商业的全面崛起1. 农业技术进步与人口增长 高产作物推广：占城稻（越南引进）在北宋时期广.............
-
宋朝（960年－1279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经济高度发达的朝代，其商业繁荣、城市化水平、科技创新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然而，与此同时，宋朝在军事上面临着长期的外部压力，屡屡遭受北方游牧民族的侵扰，最终导致其灭亡。这种经济优势未能有效转化为军事优势的现象，是宋朝历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其原因复杂且.............
-
宋朝的“岁币买平安”政策，是一项备受争议且极其复杂的历史议题。将其简单地定性为“高明”或“不高明”，都难以全面概括其利弊。要详细探讨，我们需要从多个维度深入剖析。“岁币买平安”的背景与内容首先，了解“岁币买平安”的缘由和具体内容至关重要。 历史背景： 北宋建立之初，继承了五代十国的混乱局面，国力.............
-
宋朝并非是封建社会历史长河中第一个不以社会阶层出身和是否考试做官去判断人的价值的朝代，但它是在这一方面表现得最为显著和进步的朝代，并且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要理解这一点，我们需要将宋朝放在整个封建社会的大背景下进行审视。封建社会的基本特征：等级森严与血统论在绝大多数封建社会中，社会价值的评判标准很.............
-
宋朝对外战争接连失败，这是个绕不开的痛，但说宋朝“不改革军事制度”其实并不完全准确。更精确地说，宋朝的军事制度改革是持续进行的，而且很多改革方向在理论上、在初衷上都是积极的，甚至是“激进”的。然而，这些改革最终并没有带来预期的军事胜利，甚至在某些方面还适得其反，这就触及到了问题的核心：改革的有效性、.............
-
宋朝之所以没有出现“宋武宗”和“宋武帝”这样的皇帝称号，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这涉及到中国古代皇帝称号的来源、宋朝历史的特殊性以及皇帝谥号和庙号的命名规则。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详细解读： 1. 皇帝称号的来源与演变在中国古代，皇帝的称号主要有几种形式： 称谓： 如“皇帝”、“陛下”等，这是泛指，并.............
-
宋朝的主和派是否都是奸臣，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不能一概而论。简单地将所有主和派都贴上“奸臣”的标签，是对历史的过度简化，也忽略了当时复杂的政治、军事和外交环境。要详细探讨这个问题，我们需要从多个角度进行分析：一、 什么是“主和派”？首先要明确，“主和派”在宋朝并非一个铁板钉钉的政治派别，而更多地是指.............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5 tinynews.org All Rights Reserved. 百科问答小站 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