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 20 世纪与 21 世纪功利主义受到过哪些批判，对此做出了怎样的回应？

功利主义，作为一种关注最大化整体幸福感的伦理学理论，在20世纪和21世纪经历了一系列深刻的批判与辩护。这些争论不仅挑战了功利主义的核心原则，也促使其自身不断反思和调整，以适应日益复杂和多元化的社会价值。

20世纪功利主义面临的严峻挑战

20世纪，特别是二战后，功利主义面临的最主要批判之一是其可能导致对个体权利的侵犯，即所谓的“权利侵犯论”。批评者认为，纯粹的功利计算可能会为了整体的最大利益，而牺牲少数人的基本权利，例如，为了拯救更多人而牺牲一个无辜者的生命。这种观点认为，功利主义缺乏对个体尊严和不可剥夺权利的根本尊重。

例如，在一个情境中，如果牺牲一个人的财产能够带来比该财产价值更高的社会效益，那么功利主义似乎会支持这种牺牲。这与我们直觉中认为每个人都应享有财产权的观念相悖。再比如，在某些极端的社会改革中，如果能通过剥夺一部分人的自由来换取整体的更大利益，功利主义者似乎难以找到强有力的理由反对。

另一个重要的批评是“难以计算论”。功利主义的核心在于衡量和比较不同行为所带来的幸福感或效用，但如何准确、客观地量化和比较个体之间的幸福感，始终是一个棘手的难题。不同的人对同一事物的感受可能截然不同，而且未来的结果本身就充满了不确定性。

设想一下，一个政府决策者需要评估一项新的环保政策。这项政策可能会对经济发展产生短期负面影响，但长期来看能改善环境和公众健康。如何量化这种长期健康改善的“幸福感”，并将其与短期经济损失的“不幸福感”进行准确比较？这涉及到价值判断和预测，很容易受到主观 bias 的影响。

此外，“过于严苛论”也对功利主义提出了挑战。如果要求我们永远选择能够最大化整体幸福感的行为，那么日常生活中的许多行为，即使是微小的放纵或个人偏好，似乎都会因为存在更好的替代选项而变得不道德。这使得功利主义成为一种难以实践、过于苛刻的道德标准。

例如，你选择与朋友共进晚餐，而不是去医院做志愿者，功利主义者可能会指出，后者能带来更大的整体幸福感，因此前者在道德上是有瑕疵的。这种要求几乎是将每个人的生活都变成了一个永不停止的效用最大化过程，这不仅不现实，也剥夺了个人生活的自主性和自由度。

功利主义的回应与演变

面对这些尖锐的批评，功利主义理论也并非停滞不前。为了应对这些挑战，功利主义者提出了多种回应和理论的演变。

行为功利主义（Act Utilitarianism）的直接回应是，在每一个具体的行动中，都应该选择能产生最大效用的行动。然而，正是这种直接的计算方式导致了上述的“权利侵犯论”和“过于严苛论”。

因此，规则功利主义（Rule Utilitarianism）应运而生。规则功利主义者认为，我们不应该在每一个具体的行动中都进行功利计算，而是应该遵循那些在整体上能带来最大效用的规则。例如，制定和遵守“尊重个人权利”的规则，虽然在个别情况下可能不如牺牲少数人的权利来达到更大效益，但从长远来看，一个普遍遵守权利的社会会带来更大的整体幸福感。

规则功利主义者会辩称，一个承诺不侵犯个人权利的社会，其稳定性、信任度和整体的长期福利会远高于一个为了短期利益而随意侵犯权利的社会。例如，法律体系中的“无罪推定”原则，虽然在某些情况下可能放过罪犯，但它保护了绝大多数公民免受不公正审判的威胁，从而建立了更广泛的社会信任和安全感。

关于“难以计算论”，功利主义者也提出了修正。一些人认为，我们不需要进行精确的、数字化的计算，而是可以依靠经验、直觉和一般性的判断。他们会说，我们并非要成为精密的计算器，而是要根据我们对事物普遍后果的理解来做出选择。例如，我们知道暴力行为通常会带来痛苦和不稳定，而慈善行为通常会带来温暖和感激，这些是我们无需精确计算就能获得的普遍认知。

更进一步，一些功利主义者转向了“倾向性功利主义”（Preference Utilitarianism）。这种观点认为，衡量幸福感的标准不是简单的快乐与痛苦，而是满足人们的偏好或愿望。这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不同个体幸福感难以比较的问题，因为我们可以关注个体对其自身偏好的满足程度。

例如，一个人可能宁愿选择过一种充实但艰辛的生活，因为这满足了他追求自我实现和意义的偏好，而另一个人可能更喜欢一种轻松但平淡的生活，因为他更看重安逸和舒适。倾向性功利主义者认为，我们应该尽量满足人们的偏好，而不是强行将一种“幸福”标准套在所有人身上。

21世纪功利主义的新挑战与回应

进入21世纪，随着科技的发展和社会结构的变迁，功利主义又面临了新的挑战。

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发展，使得大规模的“效用计算”在理论上变得更加可行，但也引发了新的伦理困境，即“算法功利主义”的潜在风险。当AI被赋予优化社会效益的目标时，它可能会基于数据中的偏见，做出歧视性的决策，或者为了效率而牺牲人性的微妙之处。

例如，一个旨在优化城市交通的AI算法，可能会为了减少拥堵而选择性地限制某些社区的出行自由，或者以牺牲小商贩的生计来为大型商业项目让路。这本质上又回到了“权利侵犯论”的范境，只是这次的实施者是冰冷的算法。

对此，功利主义者需要回应的是，如何设计和训练AI，使其不仅追求效率，更能内嵌对公平、正义和个体尊严的考量。这可能需要引入更复杂的“效用”定义，将这些价值也纳入计算范畴，或者设定明确的“红线”，防止算法做出明显违背这些价值的决策。

此外，全球化和环境问题也为功利主义带来了新的维度。如何平衡不同国家和地区、不同世代之间的利益？例如，发达国家为了自身经济发展而造成的环境污染，对未来世代和发展中国家造成了严重影响，这涉及到跨代际和跨地域的功利计算，其复杂性不言而喻。

一些功利主义者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环境功利主义”或“代际功利主义”。他们会强调，我们在计算效用时，必须将长远的环境影响和未来世代的福祉纳入考量。这要求我们对行为的后果进行更宏观、更长远的审视，将整个地球和所有生物都视为利益相关的群体。

例如，对于气候变化问题，功利主义者可能会论证，牺牲当前的经济增长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从长远来看，能避免更大的灾难性后果，从而最大化整体的“世界福利”。这需要我们超越短视的经济利益，拥抱一种更广阔、更负责任的伦理视野。

总结

纵观20世纪和21世纪，功利主义并非一个僵化的理论，而是在不断的批判中演变和深化。从应对权利侵犯的规则功利主义，到解决计算困难的倾向性功利主义，再到应对科技和全球化挑战的新思考，功利主义始终在努力使其核心原则更具说服力和可操作性。

尽管功利主义仍然面临诸如“难以计算”、“可能侵犯权利”等结构性挑战，但它所强调的“追求最大化整体幸福”这一伦理目标，在现代社会依然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和指导意义。功利主义者们通过不断反思和创新，试图在追求最大善的同时，也尊重个体的价值，并应对复杂的现实问题，这种持续的对话和调整，正是功利主义作为一种有生命力的伦理理论的重要体现。

网友意见

质疑方面给一个直觉，对应的回应懒得看。

功利主义压缩了「应该」和「许可」的概念。因此根本就没有刻画道德或者法律。

要理解这个指责，首先我们要树立两个直观：

日常生活（无论是道德还是法律实践）中有「义务」和「许可」的区分；
功利主义的最大化要求拒绝了这种区分。

第一个直观建基在公权力的范围之上。朴素地看，一个人是自由的，那么至少有那么一点事情是完全取决于他自己的意愿，比如说他吃饭的时候是左手持筷子还是右手。剩下的那些不由这个个体决定，而由群体决定的内容，则可以视作是归于公权力决定。如果我们认为前者是无限大的，那么我们就是某种无政府主义，或着一种极端的个人主义（此时主要的问题是如何将这些零散的个体意见加总起来，还是干脆让它们以一种自然状态相互厮杀）；如果我们认为后者是无穷大的，那这就意味着任何生活中的行动，事无巨细，全部都需要由公权力决定——甚至包括了你每天下床的时候先迈哪条腿。这是一种极端的极权主义。

这里的重点在于：如果所有事情都是公权力决定的，那么就不会存在所谓「你可以做」的事情。所有「你可以做」的事情，都是公权力认为「你必须做」的事情。注意了，这个论断在一般情况下是不成立，只有在这种极端的情况下成立，即「公权力事无巨细地包揽了所有行动」这个条件。如果没有这个条件，那么就会存在一些事情，在公权力眼中是无所谓的（因此是受到许可的），但是在你个人看来有具体的差别。因此就会有所谓的「许可」和「义务」的差别。公权力关心的是你是否违反了法律，是否遵守了义务，而在公权力许可的个人行为的范围内，你的具体偏好是无所谓的。

当然功利主义本身并没有那么极端，因为功利主义的功利计算方式本身可能允许两个世界状态是相同「功利值」的，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功利主义并没有彻底抹除自由性。

然而，这已经很接近无自由的状态了。功利主义所说的是要追求功利的最大化，这里有几个预设，但是这几个预设大概都不太重要，因此可以先不管。（比如说其中的中立性或者是可加性，事实上我不需要这种中立性或者是可加性，就算是在不完全可比较的情况下，只要在特定的情况下存在一个不合理的比较关系我就可以说这个地方有问题了。类似地，就算这里的功利计算值并不是完全中立的，而有一个加权值，但是只要有一个可以比较的最大值，那么我就可以用类似的方式生成质疑。）

功利主义的这种追求本身，对于个人来说是不切实际的。就算政府整体有这种计算能力，但是这种计算能力平摊在具体个人身上都是不存在的。于是对于每个具体的行动主体来说，唯一可以依赖的就是那个巨大的执政者的指令，并且在这种情况下，就算同一个优值有多种达到的路径，但是每个具体的路径都是定死的，没有你个人参与进去的余地。而且这里的「相同」可能仅仅是计算出来精度的问题。如果精度足够高的话，那么公权力本身又可以在原来几个看似功利相同的最大值里面选出功利值最高的那个。至少，可以不断细化这个过程，而这个过程是具体的个人做不到的。具体的个人只能为马首是瞻。

但是，这种追求功利最大的过程本身就意味着我们抛弃了「义务」和「许可」的区分。这里唯一的模态算子——「我们应该追求 p」，同时是义务也是许可。任何一个功利值低于 p 的可能状态 q 都不是我们『应该』去追求的——这不是我们的义务，同时我们也不被许可去追求它。

举一个例子，比如说通过某种功利计算，我们得到了如下结论：

你今天现在这顿饭，
用左手拿筷子吃的功利值 = 用右手拿筷子吃的功利值 > 拿手直接抓着吃的功利值，
因此，你『应该』用筷子吃饭。

注意了，这里的『应该』不是一个建议，而是类似于「如果你不用筷子吃饭而用手抓着吃就违法了」。这显然非常荒谬：即便我认可这里的确有一个功利值的差别（比如说，用手抓着吃可能不那么卫生），但是这他妈关你屁事啊？

更进一步，这里甚至没有因为有两个最优解而真正产生了「义务」和「许可」的差别：

你可以做的事情：　左手拿筷子吃或者右手拿筷子吃；
你不可以做的事情：拿手直接抓着吃以及其它。

这个地方的『可以』=『必须』=『许可』。这里这个虚假的「或者」并没有真正的作出「许可」和「义务」的区别。这里受到许可的内容是这个析取句本身，义务也是这个析取句本身。

大概就是这种感觉：在功利主义的语境下，似乎没有可能存在所谓的个人自由——所有义务都是许可；所有许可都是义务。因此，至少作为一种道德哲学来看，这是一个苛求。而正因为这是一个苛求，因此它是不切实际的——如果所有人都是不道德的，或者，几乎所有人（除了完美的对象之外）都没有办法保持道德性（因为这个地方管得实在是太宽了）——那么道德和不道德的区分还有什么意义？功利主义追求的功利最大化本身就意味着不同的对于功利最大化事态的违背都是不道德的——当然，这里的不道德并不是同等的不道德，你可以用功利值本身去刻画这种不道德，问题在于，你愿意接受这种指责么？因为你日常生活中稍微有一点点事情没有做好，你就不是一个道德的人（虽然和一个杀人犯或者抢劫犯不同），因为你没有使得功利最大化？

这太荒谬了。

当然这里更本质的指责在于这种功利函数可能根本就不存在。或者，就算存在，也超出了人类的计算能力，比如说，一个结果的功利值具体是多少总是晚于这个结果事实上发生了才能算出来——那么这个标准本身就毫无意义了。不过这就是另一个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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