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都在强调孩子高中死命学考上好大学，而不是加强大学建设产生更多的好大学？（答前务必看完描述）？
这个问题触及了教育体系中一个普遍存在的矛盾和现实：是聚焦“输入端”（学生的努力和选拔）还是“输出端”（大学本身的质量和供给）？ 为什么社会普遍强调孩子高中死命学考上好大学，而不是加强大学建设产生更多的好大学，这背后有非常复杂的原因，涉及社会结构、经济发展、教育资源的分配、个体理性选择以及历史惯性等多个层面。
让我们来详细分析一下：
一、 社会结构与个体理性选择的驱动
1. “好大学”的稀缺性与高价值标签：
稀缺性是核心： 长期以来，优质教育资源，特别是顶尖大学，是高度稀缺的。这种稀缺性赋予了“好大学”毕业生的身份和学历以更高的社会价值和稀缺性溢价。
“敲门砖”效应： 在很多国家和文化中，特别是中国，好大学被视为进入特定行业、获得高薪工作、实现社会阶层跃升的“敲门砖”。家长和学生将大学的“名校”标签视为一种投资，期望通过进入好大学来锁定未来的高回报。
信息不对称与风险规避： 对于绝大多数家庭来说，高等教育是一项重大的投资，时间、金钱、精力投入巨大。选择一所声誉卓著、毕业生成就斐然的大学，意味着降低了投资的风险，增加了成功的概率。而选择一所不确定性高的大学，则可能意味着付出了巨大努力却收获甚微。
2. 个体在宏观体系下的局限性：
个人无法直接改变“大学供给”： 普通家庭和学生无法直接去“建设”大学，也无法凭一己之力“制造”更多好大学。他们能控制的是自身的学习努力、考试成绩以及在现有体系下的选择。
考试是现成的“游戏规则”： 考试作为一种相对客观、可量化的选拔机制，成为了社会评价和资源分配的主要手段。在现有制度下，学生和家长最直接、最可行的策略就是“玩好这个游戏”，即努力学习，考出高分。
“唯分数论”的惯性： 长期以来，高考分数作为大学录取的首要标准，已经在中国形成了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分数成为了衡量学生能力和未来潜力的主要指标，进而也成为了衡量大学质量的一个间接标准（通过其录取分数线）。
3. 家长/社会对“可控变量”的关注：
可控vs.不可控： 家长最关心的是如何最大化孩子的未来收益，而他们能直接影响的主要是孩子在学习过程中的投入和表现。大学的建设、改革、质量提升等，更多是政府、教育部门、大学自身以及社会整体的责任，是宏观层面的议题，对个体家庭而言是“不可控变量”。
“把鸡蛋放在最好的篮子里”： 家长选择将大部分资源（时间、金钱、精力）投入到帮助孩子“进入好大学”，是因为他们认为这是最有效的、也是他们最能掌控的策略。
二、 加强大学建设的挑战与滞后性
1. 大学建设的长期性、复杂性与高成本：
时间投入： 建设一所世界一流大学、提升现有大学的整体水平，需要数十年的持续投入，包括师资队伍建设、科研创新、教学改革、学科发展、基础设施更新等等。这是一个漫长而艰苦的过程。
资金投入： 提升大学质量需要巨额的资金支持，包括科研经费、教师薪酬、设备购置、校园建设、学生资助等。这需要政府的大力投入和高效的资源配置。
机制改革： 大学治理模式、人事制度、评价体系、教学方法等都需要深层次的改革，以激发办学活力和创新能力。这些改革往往触及既得利益，推进难度大。
人才培养： 培养高水平的教授、学者和创新人才本身就是一个循环往复、周期漫长的过程。
2. “好大学”标准的模糊性与主观性：
评价体系： “好大学”的标准是什么？是学术声誉、科研产出、毕业生就业率、创新能力、社会贡献，还是其他？如何构建一套科学、全面、客观的评价体系本身就是一个难题。
差异化发展： 不同类型的大学有不同的办学使命和定位，例如研究型大学、应用型大学、职业技术学院等。一味追求“综合性名校”可能会忽视了职业教育、应用教育等领域的重要性，也可能导致教育资源分配的失衡。
3. 资源分配的现实与历史惯性：
头部集中： 很多教育资源（特别是资金、人才）在现实中倾向于向少数顶尖大学集中，这种“马太效应”使得优质资源更加稀缺，加剧了竞争。
改革的阻力： 改变现有的资源分配模式和评价体系，需要打破既有的格局，可能会遇到来自多方面的阻力。
4. 政府和教育部门的优先级：
目标设定： 政府在设定教育发展目标时，可能更侧重于解决短期内的社会稳定和就业问题，以及通过高考分流来平衡社会压力。提升大学整体质量虽然是长期目标，但在短期内，确保人才的有效选拔和输送可能被视为更优先的任务。
可见性与易操作性： 相较于宏观的大学建设，高考录取以及学生的学习成绩是更“可见”、更“可操作”的绩效指标。官员和学校更容易在这些指标上展示“政绩”。
三、 社会对教育的功能认知
1. 教育被高度工具化：
功利主义的倾向： 在许多社会环境中，教育的根本目的——如培养健全人格、激发独立思考、促进社会进步——被淡化，取而代之的是其工具性功能，即获得好工作、高收入、社会地位。
家长焦虑的传递： 家长的焦虑（对孩子未来的担忧）通过各种渠道传递给孩子，使得孩子将学业成绩和考上好大学视为压倒一切的目标，而忽略了过程中的全面发展。
2. 教育公平的错位理解：
公平在于机会均等？还是结果均等？ 在很多人看来，教育公平就是确保每个人都有机会通过考试进入好大学。但真正的教育公平，也应该包括提供更多优质的大学教育选择，让不同禀赋、不同志向的学生都能在适合自己的大学里得到充分发展。
总结：为什么社会更“关注”高考？
总而言之，社会普遍强调孩子高中死命学考上好大学，而不是直接加强大学建设，并非意味着大家不希望有更多好大学，而是：
个体层面的理性选择： 在资源稀缺、竞争激烈的环境下，家长和学生将有限的精力和资源投入到最可控、回报率最高（至少在他们看来）的环节——通过努力学习争取进入现有最好的大学。
宏观层面的挑战： 加强大学建设是一个极其复杂、漫长且需要巨额投入的系统工程，其成效显现需要时间，且非个体家庭能够直接左右。
社会结构的驱动： 现有的社会结构和评价体系将“好大学”标签与成功高度绑定，形成了强大的“示范效应”和“惯性”。
从长远来看，一个健康、可持续的教育体系确实需要 “两条腿走路”：一方面要鼓励学生勤奋学习，另一方面更要大力度、有策略地加强大学建设，提升高等教育的整体质量和多样性，提供更多元的优质教育选择，才能真正解决“唯名校论”的弊病，实现教育的真正公平与发展。 这个问题反映的是教育发展中的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困境，但更深层是社会如何平衡个体努力与系统供给的问题。
让我们来详细分析一下：
一、 社会结构与个体理性选择的驱动
1. “好大学”的稀缺性与高价值标签：
稀缺性是核心： 长期以来，优质教育资源，特别是顶尖大学，是高度稀缺的。这种稀缺性赋予了“好大学”毕业生的身份和学历以更高的社会价值和稀缺性溢价。
“敲门砖”效应： 在很多国家和文化中，特别是中国，好大学被视为进入特定行业、获得高薪工作、实现社会阶层跃升的“敲门砖”。家长和学生将大学的“名校”标签视为一种投资，期望通过进入好大学来锁定未来的高回报。
信息不对称与风险规避： 对于绝大多数家庭来说，高等教育是一项重大的投资，时间、金钱、精力投入巨大。选择一所声誉卓著、毕业生成就斐然的大学，意味着降低了投资的风险，增加了成功的概率。而选择一所不确定性高的大学，则可能意味着付出了巨大努力却收获甚微。
2. 个体在宏观体系下的局限性：
个人无法直接改变“大学供给”： 普通家庭和学生无法直接去“建设”大学，也无法凭一己之力“制造”更多好大学。他们能控制的是自身的学习努力、考试成绩以及在现有体系下的选择。
考试是现成的“游戏规则”： 考试作为一种相对客观、可量化的选拔机制，成为了社会评价和资源分配的主要手段。在现有制度下，学生和家长最直接、最可行的策略就是“玩好这个游戏”，即努力学习，考出高分。
“唯分数论”的惯性： 长期以来，高考分数作为大学录取的首要标准，已经在中国形成了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分数成为了衡量学生能力和未来潜力的主要指标，进而也成为了衡量大学质量的一个间接标准（通过其录取分数线）。
3. 家长/社会对“可控变量”的关注：
可控vs.不可控： 家长最关心的是如何最大化孩子的未来收益，而他们能直接影响的主要是孩子在学习过程中的投入和表现。大学的建设、改革、质量提升等，更多是政府、教育部门、大学自身以及社会整体的责任，是宏观层面的议题，对个体家庭而言是“不可控变量”。
“把鸡蛋放在最好的篮子里”： 家长选择将大部分资源（时间、金钱、精力）投入到帮助孩子“进入好大学”，是因为他们认为这是最有效的、也是他们最能掌控的策略。
二、 加强大学建设的挑战与滞后性
1. 大学建设的长期性、复杂性与高成本：
时间投入： 建设一所世界一流大学、提升现有大学的整体水平，需要数十年的持续投入，包括师资队伍建设、科研创新、教学改革、学科发展、基础设施更新等等。这是一个漫长而艰苦的过程。
资金投入： 提升大学质量需要巨额的资金支持，包括科研经费、教师薪酬、设备购置、校园建设、学生资助等。这需要政府的大力投入和高效的资源配置。
机制改革： 大学治理模式、人事制度、评价体系、教学方法等都需要深层次的改革，以激发办学活力和创新能力。这些改革往往触及既得利益，推进难度大。
人才培养： 培养高水平的教授、学者和创新人才本身就是一个循环往复、周期漫长的过程。
2. “好大学”标准的模糊性与主观性：
评价体系： “好大学”的标准是什么？是学术声誉、科研产出、毕业生就业率、创新能力、社会贡献，还是其他？如何构建一套科学、全面、客观的评价体系本身就是一个难题。
差异化发展： 不同类型的大学有不同的办学使命和定位，例如研究型大学、应用型大学、职业技术学院等。一味追求“综合性名校”可能会忽视了职业教育、应用教育等领域的重要性，也可能导致教育资源分配的失衡。
3. 资源分配的现实与历史惯性：
头部集中： 很多教育资源（特别是资金、人才）在现实中倾向于向少数顶尖大学集中，这种“马太效应”使得优质资源更加稀缺，加剧了竞争。
改革的阻力： 改变现有的资源分配模式和评价体系，需要打破既有的格局，可能会遇到来自多方面的阻力。
4. 政府和教育部门的优先级：
目标设定： 政府在设定教育发展目标时，可能更侧重于解决短期内的社会稳定和就业问题，以及通过高考分流来平衡社会压力。提升大学整体质量虽然是长期目标，但在短期内，确保人才的有效选拔和输送可能被视为更优先的任务。
可见性与易操作性： 相较于宏观的大学建设，高考录取以及学生的学习成绩是更“可见”、更“可操作”的绩效指标。官员和学校更容易在这些指标上展示“政绩”。
三、 社会对教育的功能认知
1. 教育被高度工具化：
功利主义的倾向： 在许多社会环境中，教育的根本目的——如培养健全人格、激发独立思考、促进社会进步——被淡化，取而代之的是其工具性功能，即获得好工作、高收入、社会地位。
家长焦虑的传递： 家长的焦虑（对孩子未来的担忧）通过各种渠道传递给孩子，使得孩子将学业成绩和考上好大学视为压倒一切的目标，而忽略了过程中的全面发展。
2. 教育公平的错位理解：
公平在于机会均等？还是结果均等？ 在很多人看来，教育公平就是确保每个人都有机会通过考试进入好大学。但真正的教育公平，也应该包括提供更多优质的大学教育选择，让不同禀赋、不同志向的学生都能在适合自己的大学里得到充分发展。
总结：为什么社会更“关注”高考？
总而言之，社会普遍强调孩子高中死命学考上好大学，而不是直接加强大学建设，并非意味着大家不希望有更多好大学，而是：
个体层面的理性选择： 在资源稀缺、竞争激烈的环境下，家长和学生将有限的精力和资源投入到最可控、回报率最高（至少在他们看来）的环节——通过努力学习争取进入现有最好的大学。
宏观层面的挑战： 加强大学建设是一个极其复杂、漫长且需要巨额投入的系统工程，其成效显现需要时间，且非个体家庭能够直接左右。
社会结构的驱动： 现有的社会结构和评价体系将“好大学”标签与成功高度绑定，形成了强大的“示范效应”和“惯性”。
从长远来看，一个健康、可持续的教育体系确实需要 “两条腿走路”：一方面要鼓励学生勤奋学习，另一方面更要大力度、有策略地加强大学建设，提升高等教育的整体质量和多样性，提供更多元的优质教育选择，才能真正解决“唯名校论”的弊病，实现教育的真正公平与发展。 这个问题反映的是教育发展中的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困境，但更深层是社会如何平衡个体努力与系统供给的问题。
网友意见
如果你只是对知识感兴趣，没必要上大学。美国的大学公开课系列视频已经做得很好了。你对哪个领域感兴趣，都可以找到世界顶级的专家来讲给你听。
既然如此你为什么还非要上大学？
为什么这么卷？因为高学历的人太多了。
为什么高学历的人越来越多？因为在信息术刚刚取代印刷术的当代，是没有一种信息术时代的人才筛选机制的，仍然是印刷术时代的人才筛选机制。你现在上网能随便搜题的时代，还搞印刷术时代的，北宋就有的那种糊名闭卷考试，那能筛选出真正的人才吗？选不出来的。印刷术时代的高考还是牛逼的，为什么？没有网，没有手机，没有互联网+家教产业，没有教育集中营，那选出来的只有两种人，特别聪明的，和特别自觉的，其他人想被选是选不出来的，现在不一样了。
所以现在这个局面是无解的，互联网和高考集中营保证了独木桥只能卷死大多数，然后你搞一点素质教育，最后又只能搞成拼爹，你让知识分子自己去搞教育，他们是搞不出来什么教育的，我晋那帮人是看到有造纸术了，是看到竹简时代的察举制不行了，但是你看看他们搞出来的是一些什么东西？
适应造纸术时代的教育和选拔人才体系这种事，还是得石勒来发明，杨广和李世民来完善。
无解，摊手。
作者：姬轩亦
链接：https://www.zhihu.com/question/464057866/answer/1932523662
来源：知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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