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朝的历史是否是周公篡改了的？
首先，我们要明确“篡改”这个词在这里的含义。通常情况下，我们谈论的“篡改”是指有意识地、系统性地歪曲、删除或捏造历史事实，以达到某种政治目的。在周公“篡改”商朝历史的语境下，主要指向的是周公旦及其后继者，为了合理化周朝取代商朝的统治，可能对商朝的形象、历史事件进行了有选择性的叙述和解读。
支持“周公篡改”说的主要论点和证据：
1. “德”与“天命”的叙事构建：
商朝的“无道”与周朝的“有道”： 周公在“武王伐纣”之后，积极构建了一套新的政治合法性叙事。核心便是“天命”转移论。他们宣扬商朝末代君主纣王（帝辛）荒淫无道，沉迷酒色，残害忠良，最终导致天命从商转移到周。而周朝的建立者，尤其是文王、武王，则是以“仁德”著称，顺应民心，承接天命。
《尚书·牧誓》《尚书·无逸》等文献： 这些文献是周初重要的政治宣传文本，其中对纣王的描绘极为负面，将他塑造成了一个道德败坏、失去民心的君主。例如，《牧誓》中列举了纣王的“七大罪状”，包括“昵比鹰扬”、“既侮鳏寡”、“纵败旧章”、“昵比宠人”、“顽作 তত্ত্ব”、“穷是奢”。这些罪名是否真实反映了历史的全部，还是经过了选择性的放大和加工，是值得商榷的。
“敬天保民”的思想： 周公旦提倡“敬天保民”的思想，强调统治者必须以民为本，才能获得上天的眷顾。这与商朝“以神事为主”的政治模式形成了鲜明对比。这种对比的构建，是为了凸显周朝统治的优越性和合法性。
2. “封神演义”式的故事构建：
神化周朝先祖： 为了抬高周朝的正统性，周公及其后代可能也对周朝的先祖进行了不同程度的神化，将他们塑造成了天生的王者。
妖魔化商朝形象： 相反，对于商朝的某些方面，可能被刻意妖魔化。例如，关于商朝的占卜、巫术，在周朝的叙事中可能被描绘得更加神秘甚至带有负面色彩。虽然商朝本身就是一个以占卜和祭祀为重要政治手段的王朝，但其具体实践在周朝的描述中可能会有选择性的侧重。
3. 对商朝制度和文化的“贬低”：
宗法制的推广： 周公旦制礼作乐，推行分封制和宗法制，这是一种比商朝更复杂的政治和社会组织方式。在推广这些制度的过程中，可能也伴随着对商朝旧有制度的“否定”或“改造”。例如，商朝的世袭制度和王位继承方式，在周朝的叙事中可能被描绘成不够“正统”或存在弊端。
文化符号的解读： 考古发现表明，商朝的青铜器、甲骨文等都展现了其独特的文化魅力。但这些文化符号在周朝的叙事中，可能被赋予了新的意义，或者被淡化。例如，商朝甲骨文中的一些内容，可能在周朝文献中被选择性地引用或重新解读。
质疑“周公篡改”说的观点和证据：
1. 考古学的证据：
甲骨文与商朝史实： 迄今为止发现的大量甲骨文，为我们了解商朝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方面提供了非常宝贵的第一手资料。甲骨文记录了大量的商王世系、祭祀活动、战争情况等，其内容与《史记·殷本纪》等传世文献在一定程度上是吻合的，至少没有出现根本性的矛盾，这说明商朝的历史并非完全被周公抹杀。
青铜器铭文： 商周青铜器上的铭文，也为我们研究这两个王朝提供了重要的线索。一些西周早期的青铜器上，仍有对商朝的追溯和评价，虽然角度可能有所不同，但并非完全否定。
周公的“制礼作乐”是对商朝的继承与发展： 很多学者认为，周公的“制礼作乐”并非全盘否定商朝，而是在继承商朝文化的基础上，进行了“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例如，周朝的许多礼仪制度，都能看到商朝文化的影子，只是被赋予了新的政治意义和伦理内涵。
2. 历史叙事的复杂性：
“胜利者书写历史”的常态： 任何一个王朝的更替，胜利者都会倾向于为自己的统治寻找合法性，并通过宣传来塑造前朝的负面形象，以衬托自身的优越。这是一种普遍的历史现象，不能简单地等同于“篡改”。周公的叙事，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为维护新生政权的稳定而进行的意识形态建构。
文献的价值与局限： 《尚书》等传世文献，虽然是周朝的官方史书，但其中也包含了不少周朝早期的一些政治思想和历史记载。我们不能因为它们是“周朝人所写”就完全否定其历史价值，而是要带着批判性的眼光去解读。
“周公”形象的复杂性： 周公旦本身是一个备受推崇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他在维护周朝统治、安定天下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将他简单地描绘成一个“篡改历史”的阴谋家，可能过于简化了他的历史作用。
3. “篡改”的程度难以界定：
选择性叙述 vs. 全盘否定： 即使承认周公在叙述商朝历史时有所“侧重”和“加工”，但这是否达到了“篡改”的程度，是一个度的问题。如果他只是选择性地强调了商朝的某些负面因素，而忽略了积极的方面，这更多的是一种“解释”和“宣传”，而不是彻底的“捏造”。
商朝本身也可能存在的问题： 商朝晚期，内部矛盾激化，出现了一些社会问题，这些也可能是导致其灭亡的真实原因。周公的叙事，可能是在真实事件的基础上，进行了更符合周朝统治需要的解读。
总结：
“周公篡改了商朝历史”的说法，更准确地说，是周公及其后继者，为了确立周朝统治的合法性，对商朝的历史进行了有选择性的叙述、解读和价值判断，并在此基础上建构了“德”、“天命”转移的政治话语体系。
我们可以说，周朝在叙述商朝时，“加工”和“宣传”的痕迹是存在的，他们确实在突出商朝的“无道”来论证周朝的“有道”。然而，要断言他们“篡改”了历史，将其彻底“抹杀”或“捏造”，目前缺乏足够强力的证据来支撑。考古学的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商朝历史的真实性。
更合理的理解是，商周之变是一次深刻的政治、文化和社会变革，而周公作为这场变革的关键人物，其历史叙述，是为巩固新政权服务的，必然带有时代的烙印和统治者的立场。我们作为后世的观察者，需要理解这种叙事的背景，并结合多种史料（包括考古发现），进行多角度的分析和解读，才能更接近历史的真相。
与其说“篡改”，不如说周公为商朝历史注入了“周朝的视角”，“政治的解读”，以及“道德的评判”，这些都深刻地影响了后世对商朝的认知。历史的真相，往往隐藏在这些不同的叙事和解读之中，需要我们去细心辨析。
网友意见
谢 @司马懿 @长歌扬 邀，所谓商朝历史被周公篡改了，是个标准的民间故事；所谓周公制了完善的周礼，也是个标准的寓言故事；所谓落后迷信血腥的商朝，被先进理性文明的周朝取代了，更是个标准的童话故事。
要搞清楚这个问题，要明白一个重要前提，或者说是结论：三代的历史是一脉相承的，变革也是建立在继承的基础上。到了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变革突飞猛进，商周的文化面貌才有了根本差异，但是当时人把这种差异追溯到周初了，所以周公才被打造成圣人，纣王才被黑化成万恶之首。
1、西周对商朝制度、文化、思想，很大程度仍然是继承。孔子就说“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汉书》也认为“周因于殷，尚文”。近现代一些学者也得出相同结论，如徐中舒《殷周文化之蠡测》、严一萍《夏商周文化异同考》、张光直《夏商周三代都制与三代文化的异同》等均从考古学、古文字等角度出发，认为商周文化虽有小异实则大同。现在流行也把夏商西周统称“早期中国”，秦汉以后称为“成熟国家”，春秋战国则视为向成熟国家的过渡期。
2、关于春秋战国的社会变革，早在清初就有学者认识到，如王夫之《读通鉴论》说春秋战国之际是“古今一大变革之会”，顾炎武《日知录》论述了春秋战国间制度和风俗的变化。近现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从生产力及生产关系、社会结构及社会意识等方面论证了春秋战国的剧变，郭沫若提出的“战国封建论”亦成为主流认识。可以参阅本人另一个回答 春秋和战国的根本区别是什么？。简单说，春秋以前社会主体是氏族，战国以后是家庭和个人。
3、孔子以周公为偶像，孟子“法先王”的观念，才会夸大殷周两种制度的异处。实际上，不但先周文化本身深受商文化影响，西周初期、周公一个人也没有能力作出根本性改变。这个问题在文献中反映较少，而在考古层面却反映较多，这就是所谓“西周中期礼制改革”，包括丧葬等级制度、册命制度、青铜器形制及组织等等。郭沫若《彝器形象学试探》就把青铜器形制从商朝后期到西周穆王称为“勃古期”、西周共王到春秋中叶称为“开放期”。
4、比较受关注的一点是，周人对商人的神权政治否认，走向敬天、敬祖、保民的“德治”。但同样必须认识到，这种趋势在商朝就有端倪了。比如商代最受诟病的人祭风俗，根据姚孝遂先生对有关甲骨的统计，殷墟早期（武丁时期）用人牲计数者有5418人、不计数有247次；中期（祖庚到文丁）用人牲计数者有1950人、不计数有189次；晚期（帝乙到帝辛）用人牲计数者有75人、不计数有29次。反映了明显减少的趋势，但西周也没有彻底根除。
5、西周最明显的变革，应该还是分封制。但是我们同样应该注意到社会变化：原始社会的氏族部落林立，互相没有统属关系；进入夏（如果夏朝存在）商后，开始有了一个“诸侯之长”，但是方国往往仍然是一个血缘氏族；到了西周初年，正式有了“诸侯之君”，通过分封制使新建诸侯国内各氏族聚居，比如鲁国内有殷族和周族，这就为各民族融合奠定基础，也提出了华夏的概念；到了春秋兼并战争，进一步促进华夏族的产生；而到了战国，才真正实现了华夏族的形成。
（以上主要摘抄于自己一个旧回答，以下再针对本题补充三点新的：）
6、纣王是怎么被黑化的？顾颉刚先生《纣恶七十事的发生次第》讲述得较为详细。个别细节可以根据出土文献修正，大体还是没问题的。周初纣王的罪名，记载于《牧誓》檄文，其中大概只有六点：酗酒、不用贵戚、登用小人、听信妇人、信有命在天、不留心祭祀。对纣王的黑化，早在春秋末年的子贡早就指出了：“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这就是胡适所谓“箭跺式人物”，前朝的亡国之君，成了寓言的典型案例。
7、我们仔细看《牧誓》的罪名，不但没有所谓的暴虐，而且其中有几条，比如不用贵戚、登用小人、不留心祭祀几点，不仅不是商朝妖魔化的表现，反而体现的是商纣加强王权、排除族权和神权的成绩！《大雅·荡》也说“殷不用旧”，这首诗被认为是讥刺周厉王所作，周厉王也是因为专制才引发的国人暴动。那么商纣和周厉王的做法，实际上没有本质区别；周厉王骂名也不断，不过毕竟是当朝天子，不像桀纣被黑化得这么惨罢了。
8、商朝灭亡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呢？实际上就是王权和族权的斗争。一方面，商纣的改革是在排除氏族血缘因素影响；另一方面，这种变革和族权政治是存在着根本矛盾。而对于早期国家初建、氏族政治浓厚的周国，这自然会成为武王伐纣的口实，并得到其他利益受损部族支持，矛盾的结果就是纣王众叛亲离，大邦商被小邦周灭亡，王权输给了族权。所以在这个时间点是落后战胜先进的，但是周王朝一旦坐稳了天下，必然还是重复商朝的轨迹，最终从国人暴动走向平王东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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