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以来非科举出身的官员最高做到什么官位？

宋朝以来，尽管科举制度是选拔官员的主流途径，但并非唯一路径。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确实存在着一些非科举出身却能位居高位的官员。要说最高能够做到什么官位，这需要从不同时期、不同类型的非科举途径来理解。

首先，我们要明确“非科举出身”的范畴。这大致可以分为几类：一是荫袭出身，即官员的子弟凭父辈的恩荫入仕，这在宋朝以后虽然逐渐受到限制，但并未完全消失；二是军功出身，尤其是在国家面临战乱或需要对外扩张时，通过战场上的赫赫战功而获得的官职；三是恩荫或特旨，例如皇亲国戚、有功之臣的亲属，或者皇帝因特殊原因直接提拔的亲信；四是职官出身，在某些专业技术领域，如天文、医学、工程等，拥有专门技能的人才，有时也能获得一定的官职，虽然一开始不一定是品级很高的官员，但随着经验和声望的积累，也有可能进入权力核心。

如果以“最高官位”来衡量，我们主要会关注那些能够跻身于宰执、枢密院等最高权力机构的非科举出身者。

在宋朝，科举制度已经相当发达，但荫袭仍然是重要的入仕途径。宋朝的荫袭制度相对比较完善，虽然并非所有荫袭者都能平步青云，但不少人能够进入官场，并在一些部门任职。如果这位荫袭的子弟恰好也颇具政治才能，或者与皇室关系密切，是有可能在官场上不断晋升的。

更为引人注目的是军功出身。在宋朝，由于与北方民族政权的长期对抗，对军事人才的需求一直很高。一些在战事中表现英勇、谋略过人、屡立奇功的将领，即便没有科举功名，也可能被破格提拔，甚至担任高级军事指挥官。例如，一些著名的将领，他们的官职可能并非直接来自科举，而是因为军功累积而获得。在极少数情况下，这些军功卓著的将领甚至有可能因为其在安边定国中的关键作用，而进入中央，获得与宰执相近的地位，或者执掌重要的军事机构，如枢密院。虽然他们可能不直接担任“宰相”这样的文职，但在实际的决策权上，尤其是在军政事务上，能发挥巨大的影响力。

在明朝，虽然科举依旧是主流，但“流官”和“武职”的晋升也有其独特的路径。比如，一些在边疆立下赫赫战功的将领，他们的官位最高可以达到总督、兵部尚书一类，虽然这些职位本身不一定是“最高”的，但如果考虑到其指挥和调动军队的实际权力，在某些时期，尤其是军事紧急时期，其影响力甚至能超越一些文官。

到了清朝，情况又有所不同。清朝初年，满洲贵族的权力基础非常稳固，很多重要的职位由满洲官员担任。非满洲贵族出身，尤其是汉族官员，如果想进入最高层，科举仍然是最主要的通道。但是，在清朝，八旗子弟的身份本身就赋予了他们一种特殊的地位，许多人通过“恩荫”或在八旗内任职而进入官场。其中一些人在军事或者行政管理方面表现出色，也可能一路晋升。

更值得关注的是军功在清朝的重要性。清初平定天下、康乾盛世的对外用兵，都涌现出大量军功卓著的将领。这些将领，即便科举功名不显，仅仅凭借军功，也可以获得极高的武职官衔，如将军、总督、提督等。在某些特殊时期，例如平定内乱或对外用兵的关键时刻，这些武将的权力和地位甚至可以与中央的文官大员比肩。

那么，非科举出身的官员最高能做到什么官位？从理论上讲，达到宰相（宋朝称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丞相，明清称内阁大学士、六部尚书等）这样的文职最高职位，对于纯粹的非科举出身者来说，极为罕见。因为宰相之职往往需要深厚的儒家学识和管理才能，这是科举制度长期培养和选拔的目标。

然而，如果我们放宽视野，将那些通过恩荫、军功，并在实际权力上达到了接近宰执级别的人物也计算在内，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一些非常接近顶峰的人物。例如，在宋朝，一些军功卓著的将帅，虽然不直接担任宰相，但他们在军政两方面的权力，尤其是对皇权的辅佐和对国家军事战略的制定，其影响力是毋庸置疑的。他们可能担任枢密使，或者成为皇帝身边极为倚重的军事谋臣。

在明清时期，虽然朝廷强调文治，但那些通过军功（例如早期平定天下或在边疆战事中表现突出的将领）而获得高位，如总督、兵部尚书，并在实际上掌握着重兵，他们的实际权势和地位，在某些语境下，可以被认为是对标甚至超越一些文官领袖的。尤其是那些对皇帝个人而言极其信赖的军事将领，他们的地位更是不言而喻。

所以，尽管“宰相”这个最高文职官衔，非科举出身者极难获得，但通过其他途径，尤其是军功，或者显赫的家世背景结合个人才能，非科举出身的官员在宋朝以来，确实有可能在国家最关键的决策层，尤其是在军事和边疆治理方面，担任极其重要的职务，其权力和影响力可以触及国家政治权力的最核心地带，甚至在实际操作中，其地位可以与科举出身的最高层官员相提并论，只是头衔上可能有所区别。他们更多的是在那个时代的特定时期、特定领域，凭借其卓越的个人能力和贡献，打破了科举的壁垒，达到了各自职业生涯的巅峰。

网友意见

就宋代说几句：

宋代分的不是科举和杂途，而是“有出身”和“杂出身（无出身、余人）”。

以文官而言，“有出身”与“杂出身（无出身、余人）”^[1]这两者在可以出任的职务、升迁速度等方面都会有较大的差别。部分时期，甚至连其所拥有的具体“本官／寄禄官”，都会有明显差别^[2]。

一、有出身

指的是该名官员通过“获得进士或类似功名”的途径入仕，抑或在通过某种途径入仕后又获得了“进士或类似功名”，具体包括了：

（一）“通过进士科考试合格者”。即通过“发解试、省试、殿试”这三级考试考取进士者，以及南宋时通过“发解试、类省试^[3]”这两级考试者。

（二）“特赐进士功名者”。即因种种原因，被特别赐予进士功名的人。他们包括“一部分特奏名^[4]进士高名次者”“一部分考中童子举（童子科）者”“一部分上书献言献策者”“一部分怀才不遇的名士”“一部分杂出身（无出身）的宰执高官”“一部分归明、归正^[5]的官员或士人”“一部分以身殉国官员的子弟”“一部分宰执大臣的子弟”“一部分外戚及子弟”“一部分先贤后代”等等……

（三）“通过制科（制举）考试合格者”。宋代的制科（制举）包括“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博通坟典明于教化”“才识兼茂明于体用”“详明吏理可使从政”“识洞韬略运筹决胜”“军谋宏远材任边寄”“书判拔萃”“茂才异等”等科……制科的难度很大，且时行时罢。整个宋代，考中制科者仅有49人。

（四）“通过九经科考试合格者”。“九经”乃是“诸科”里最难的一科，其待遇与其他诸科不同，而与进士科相仿。在该科（于神宗朝）停罢前，曾考取者的人数相对很少。

（五）“通过明经科考试合格者”。唐代的“明经”是对“经”“礼”“传”诸科的总称。而宋代的“明经”^[6]则是诸科以外的单独一科，创设于仁宗嘉祐二年（1057年）：

明经科，并试三经，谓大经、中经、小经各一也。以《礼记》《春秋左氏传》为大经，《毛诗》《周礼》《仪礼》为中经，《周易》《尚书》《谷梁传》《公羊传》为小经。其习《礼记》为大经者，许以《周礼》《仪礼》为中小经；习《春秋左氏传》者，许以《谷梁传》《公羊传》为小经。每经试墨义、大义各十道，仍帖《论语》《孝经》十道，分八场，以六道为合格。又试时务策三道，以文词典雅者为通。其出身与进士同。

——《宋会要辑稿·选举三》

神宗熙宁四年（1071年），明经科与诸科一同被废罢。其存在不过14年，考取者的人数可想而知。

（六）“依太学三舍法考选合格者”。这是（神宗朝）王安石变法的成果之一，是从太学里直接考选文官的途径，即依“三舍（外舍、内舍、上舍）法”考选太学上舍学生为官。在北宋神宗、哲宗等朝，以及南宋孝宗、光宗等朝时，通过该途径出仕的官员，普遍较受宠遇。“舍选（三舍考选）”第一名的待遇与地位，有时甚至比进士科的状元还要来得更高。但就人数上来看，除了（舍选完全取代科举取士的）徽宗朝部分时期外，大多数实行舍选的时期，经此途径入仕者往往相对很少。

（七）“通过词科考试合格者”。宋代的“词科”于哲宗绍圣元年（1094年）创设后，先后名为“宏词科”“词学兼茂科”“博学宏词科”“词学科”。该科地位更是特殊。只在高宗绍兴三年（1133年）后至理宗朝之间，允许杂出身（无出身）者报考，其它时间则仅允许有出身者报考。考取者自然相对也很少。

二、杂出身（无出身、余人）

不属于有出身者的，即为杂出身（无出身）者。其中入仕为文官的途径主要有：

（一）“恩荫（门荫）补官者”。根据文武官员、宗室、外戚的官职、地位，而为其子孙、亲属，乃至门客、仆从补授官职的“恩荫（门荫）”制度，在两宋时为宋朝的官僚体系提供了大量的官员。虽然宋代中、高级文官的位置，绝大多数都被“有出身者”，尤其是“进士出身者”占据了。但倘若单纯从人数占比上来看的话，基层文官里却是以恩荫出身的官员占比更高的。

（二）“通过（除“九经”外的）诸科考试合格者”。宋代的诸科包括“九经”“五经”“明法”“学究”“三史”“三传”“三礼”“开元礼”等科……其中考取“九经”以外科目者，属于杂出身者。神宗熙宁四年（1071年）诸科废罢后，只有“明法科”改头换面成为了“新科明法科”，并存续了下去，直到高宗绍兴十六年（1146年）彻底废罢。

（三）“流外入仕者”。宋代各级衙门里的胥吏各有一套升迁系统。吏人在未犯过错的情况下，通过积累年资和功劳，便可“出职”，从流外入仕，成为流内官员。

（四）“摄官转正者”。主要推行于两广（广南东路、广南西路）的“摄官”制度。宋代两广地区的多数地方，生产力有限、经济不发达、自然条件恶劣，因此导致了——一方面本地人很难考上科举，另一方面外地官员普遍不愿意到两广来出任基层职务。宋廷为了应对这种状况，便在两广地区于当地“因特恩补授无品散官之人”或“落第士子”中考选“摄官”。这些“摄官”，在基层任职3至6年后，才有机会转正，成为正式官员。

（五）“进纳（献纳、纳粟、纳赀）补官者”。即通过买官途径入仕者。两宋时，在不同地区、不同时期，买官的价码，以及能买到的官衔往往有很大不同。

三、杂出身（无出身）的宰相

宋代官员所谓“最高”，无非宰相了。

宋代的杂出身（无出身）者，想要做到宰相这样的位置，往往需要身处特殊的时期，或遭逢特殊的机缘。

两宋宰相里（严格意义上的）的杂出身（无出身）者，据我所知仅有以下6人：

魏仁浦，吏人流外入仕。其本为后周宰相，太祖初留用。

赵普、沈伦（沈义伦），皆是节镇幕府征辟入仕。后又同为赵匡胤幕府的僚佐，一起成为北宋开国功臣，并先后拜相。

吕端、陈执中、韩侂胄，都是恩荫出身。吕端因“大事不糊涂”，而受太宗重用；陈执中因“推动真宗立储”，而受仁宗重用；韩侂胄因参与“绍熙内禅”，拥立宁宗即位，而受宁宗重用^[7]。

另，针对本问题下另几位的回答中，对某些宋代宰相或平章军国事的出身的误解，再多几句嘴：

富弼是制科出身（即有出身者中的第三类），朱胜非、万俟卨、陈康伯是太学上舍出身（即有出身者中的第六类），他们都是有出身者。

而贾似道，虽是恩荫入仕，但他很快就于嘉熙二年（1238年）中了进士，更是立派（りっぱ）的有出身者了……

还有，某些读史料不认真的学者老喜欢拿理宗朝的另一宰相赵葵说事儿。然而他于淳祐二年（1242年）二月当上执政（具体为“同知枢密院事”）时，已获赐进士出身了（即有出身者中的第二类）。

参考

^ 制度上虽分“有出身”“杂出身（无出身、余人）”，但在许多宋代人的心目中，其实只分“进士”“余人（杂出身、无出身）”。譬如（通过制举入仕的）张方平。他作为制度上的“有出身者”，却曾被同僚王拱辰骂为“杂出身”。
^ 如高宗绍兴元年（1131年）至孝宗淳熙元年（1174年），文臣寄禄官每阶分三等，有出身者的寄禄官冠“左”字，杂出身（无出身）者冠“右字”，犯有赃罪者不冠字——例如“承议郎”这一阶，当时就分为“左承议郎”“右承议郎”“承议郎”。
^ “类省试”，最初是在南宋初短暂实行的一种（在各地分别举办的）“省试”，是为了应对宋金战争特殊状态下道路不通而采取的办法。在高宗绍兴三年（1133年）停罢“类省试”后，川陕地区的类省试很快恢复，并持续了下去，直到宋亡。
^ “特奏名”是相对于“正奏名”的概念。“正奏名”即正常考取进士或诸科者。“特奏名”则指的是——在省试、殿试中落第的举子，在符合了“落第次数多”“高龄”等条件的情况下，被允许参加（殿试次日举行的）殿试附试，再根据该考试的名次，授予各种功名。
^ “归明”指外族人归附宋朝，“归正”指外族政权统治下的汉人归附宋朝。
^ 宋人有时也会用“明经”总称“经”“礼”“传”诸科，一如唐代。需注意区分。
^ 韩侂胄并未担任过一般意义上（或者说狭义上）的“宰相”，而只担任过“平章军国事”。宋代的“宰辅”（或谓“两府大臣”），大约包括三类，即“平章军国事”“宰相”“执政官”。其中“平章军国事”（含“平章军国重事”“平章军国事”“同平章军国事”“三日一至都堂议事”），相较“宰相”地位更高（多数时候权力也更大），但本质上依然可算是宰相之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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