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灭亡后，后人对北宋建都开封的反思有哪些？
一、地理位置的天然劣势与战略考量上的短视
这是最直接也是最常被提及的一点。开封，地处中原腹地，黄河下游。在唐朝时期，它作为大运河的枢纽，确实是极其重要的经济中心。然而，到了北宋，这种地理优势的背后却隐藏着致命的隐患。
无险可守的平坦地势： 开封四周几乎是完全的平原，缺乏天然的地理屏障。一旦敌人来犯，尤其是来自北方的游牧民族，他们骑兵的优势在中原平原上能够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没有高山、河流的阻隔，防御工事再坚固，也很难抵挡住大规模、有组织的骑兵冲击。这一点，与北宋北方的强敌辽、金的地理环境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辽、金的根据地往往在易守难攻的山地或草原，而开封则像是敞开在大漠边缘的一扇门，一览无余，毫无遮蔽。
黄河泛滥的威胁： 尽管开封依靠黄河获得了便利的水运和灌溉，但黄河水患的威胁也从未消失。历史上，开封多次遭受黄河泛滥的重创。虽然北宋时期采取了一些治河措施，但“黄河故道”的痕迹也表明了河流改道的历史惯性。一旦黄河决口，后果不堪设想，不仅仅是城市被淹没，更可能破坏经济命脉和民生基础。在军事冲突之外，自然灾害本身就构成了巨大的威胁。
战略纵深不足： 相较于西都长安（今西安）倚靠秦岭的屏障，或是其他依山傍水的都城，开封的战略纵深极其有限。一旦北方边境失守，敌人可以迅速抵达开封城下，缺乏缓冲地带。这使得北宋在面对北方军事压力时，处于天然的不利地位，每一次边境危机都可能直接演变成首都存亡的危机。
后世在反思时，认为宋太祖赵匡胤选择开封，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对“兵变黄袍加身”的警惕，以及对前朝五代时期政治动荡的厌倦。开封作为五代时期多个王朝的都城，有一定的政治惯性，且其繁华能够稳定人心。然而，这种基于政治稳定和经济考量的选择，却忽视了更深层次的军事战略风险，是一种相对短视的决策。后来的靖康之耻，开封被金军攻破，北宋灭亡，可以说，开封的地理劣势是这场灾难的重要诱因之一。
二、重心南移的趋势与开封作为“天子门户”的脆弱性
宋朝建立后，虽然北宋政府仍然面临北方强大的军事压力，但其经济和文化重心却在悄然向南转移。大运河的畅通使得江南的物资能够源源不断地运往北方，支撑起国家的运转。开封作为大运河的节点，虽然依旧繁荣，但其作为政治中心的地位，却越来越依赖于对南方财富的汲取和对北方边境的防御。
对南方经济的依赖： 北宋的财政收入，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南方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这些财富通过大运河输往开封，支撑着朝廷的开销和军队的供给。然而，这种依赖性也意味着，一旦南方出现动乱，或者大运河的交通被阻断，开封的运转将立即陷入困境。
“天子门户”的象征性与实质性： 开封的地理位置，使其成为了北宋王朝抵御北方游牧民族南下的“天子门户”。但讽刺的是，这个门户不仅未能阻挡住敌人，反而因为其平坦的地势，成为敌人轻易就能跨越的障碍。后世认为，北宋将首都设在如此“暴露”的位置，是对国家安全的一种轻视，或者说是对军事形势判断的失误。面对辽、金这样的军事强国，将首都置于前线，无异于将国家的命脉暴露在敌人的刀锋之下。
三、历史惯性与“守成”思维的影响
选择开封作为都城，并非一蹴而就，而是有其历史惯性的。
五代时期都城的影响： 在五代十国时期，开封（当时称汴梁）先后是后梁、后晋、后汉、后周的都城。这种历史惯性使得开封在政治上具有一定的“合法性”和“连续性”。赵匡胤建立宋朝，也是希望能够结束五代的混乱局面，开封作为一个曾经的都城，能够提供一种稳定感。
对前朝覆灭的反思： 北宋建立者可能也吸取了前朝的教训，例如唐朝安史之乱后，首都长安和洛阳的战略地位受到了严峻的考验。他们可能认为选择一个交通便利、经济发达的城市作为首都，能够更好地稳定政局，而非一味追求军事上的险峻。但这种反思，却似乎将重心过多地放在了内政和经济上，而对外部军事威胁的应对则显得不足。
守成之君的局限性： 尽管宋朝在文化和经济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其军事实力相对较弱，尤其是在面对北方强大的游牧民族时，常常处于被动防御的地位。开封作为首都，也反映了这种“守成”的思维模式。他们更倾向于在既有的政治经济格局下运作，而非像汉武帝那样主动出击，将都城迁往更具战略意义的西部地区，以便更好地向外拓展。
四、政治与军事决策的脱节
北宋的政治体制中，文官集团的权力越来越大，军事方面则相对弱势。这种权力分配是否也影响了都城的选择？
文官集团的倾向： 文官们可能更倾向于一个繁荣、便利的城市，有利于他们施政和生活的便利。开封的文化氛围和经济发达程度，无疑更符合他们的期望。他们可能更关注如何通过经济和外交手段来解决边患，而不是通过军事上的强硬措施，这自然也就不太会主动提出迁都这样牵涉甚广的战略性建议。
军事意见的被忽视： 尽管北宋有范仲淹等杰出的军事将领，但从整体上看，军事意见在政治决策中的话语权似乎不如文官。一旦军事上出现危机，他们的建议，如加强边防、甚至迁都以避敌锋芒，可能难以得到最高统治者的足够重视，或者说因为种种政治阻力而无法实施。
总结反思：
后世对北宋建都开封的反思，不是简单的苛责，而是对国家战略选择的一次深刻剖析。
战略意识的缺失： 最核心的反思在于，北宋统治者在选择都城时，对于国家面临的外部军事威胁缺乏足够深刻和长远的战略认识。他们过度强调了开封的经济和政治便利性，而忽视了其地理位置的战略短板。
“富”与“强”的辩证关系： 北宋是一个经济繁荣的时代，但这种繁荣能否转化为军事实力，以及如何保护这种繁荣，成为了一个核心问题。将都城置于一个易受攻击的地点，即使经济再发达，也可能因为首都的沦陷而功亏一篑。
历史经验的教训： 历史的经验是宝贵的，但也可能成为思维的桎梏。北宋统治者在试图吸取前朝教训时，可能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过度追求稳定和繁荣，而忽视了国家安全的首要性。
权衡取舍的复杂性： 都城选择从来不是一项简单的决定，它涉及到方方面面的权衡。后世的反思也承认了当时决策者的复杂考量，但最终的结果证明，这种权衡是有失偏颇的。
可以说，北宋灭亡后，对于建都开封的反思，不仅仅是对一个地理位置的讨论，更是对一个王朝战略思维、国家安全意识以及政治决策机制的一次全面审视。它提醒着后世的统治者，在追求国家富强和稳定的同时，绝不能忽视国家安全的基石，尤其是在面对严峻的外部挑战时，更加需要清醒的头脑和长远的眼光。开封作为北宋的首都，最终成为了一个关于战略失误和历史悲剧的沉重注脚。
网友意见
北宋灭亡，和都城位置并没有直接关系，而是国家“承平百年无事”，积累下来的体制弊病， 就和明朝末年一样，早已经是积重难返，近乎不可救药。
靖康之耻，宋徽宗、宋钦宗这沦为敌寇俘虏的两代皇帝，在金军兵临城下时，惊慌失措，父子争权，决断失策，最终屈膝降虏，罪责可谓滔天。其他文武百官重臣，同样罪孽深重，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并非可以往昏君头上一推了事。
宋朝每年耗费都着当时全世界最多的军费，军费开支甚至超过国家收入的70%以上，理论上每个兵卒配备的铠甲弩箭兵刃，都耗资巨大，足可够中等之家温饱。
然而汴京城那八十万甚至上百万的所谓“禁军”，一大半是空额，剩下都是由各色地痞盲流小商贩充任，这支只存在账面中的军队，其军费支出实际上全都进了各方权贵的口袋，百年来却没有任何一个皇帝宰相有胆量有魄力，将禁军去裁撤整编。
真正可战之兵，就只有陕西各路那近二十万的西军，他们在和西夏的百年战争中，已经世代传承、父子相继，半军阀化了。西夏区区小国，不过三百万人口，地域偏僻，国土半是荒沙，竟能与北宋长久抗衡了近百年。如果不是西军籍此“养寇”，在历次战争出工不出力，那只好说即使是最精锐的宋军，战力也不过如此了。
就说当方腊起兵造反时，这些军爷被调往江南去平叛，干的都是什么好事？
【腊之起，破六州五十二县，戕平民二百万，所掠妇女自贼峒逃出，倮而缢于林中者，由汤岩、椔岭八十五里间，九村山谷相望。】
听听，「几万被贼寇劫掠的妇女，裸奔逃出然后上吊自尽，整整八十五里，尸体吊在树上，隔着山谷相望」……
身为国家的武力支柱，在自己的国土，对自己的百姓，也把在西夏境内烧杀抢掠的那套做派带来，几万名江南妇女，都被他们玩腻了就杀人灭口，然后往叛军头目方腊的身上一推了事。这种鬼话，亏他们还就真好意思就这么记在奏折和军报里，写在史书上了，也不知究竟是侮辱谁的智商。
当一支军队不能严明军纪，长期沉溺于低水平的战争的结果，就是宋军战斗力极具下滑。一但离开了关中乡土，调他们去其他地域作战，战力更是大打折扣。在燕京城下，耶律大石凭城死战，以数万辽国残兵大破二十万宋军。然而也是这个耶律大石，可是被金军打得兵败被俘，侥幸才脱身的。
当时的金军，一千女真军马就敢迎着辽军三万精锐骑兵正面冲击，生生将敌阵打垮，打出了“女真满万不可敌”的神话。而宋军在联合攻辽战争中表现，实在太不争气，只能用钱赎买金军打下的燕京空城，也让金国人对宋军战力蔑视到了极点，滋长了他们对中原花花世界的巨大觊觎之心。
宋朝买回燕京后，宋徽宗对郭药师这么一个只有数千战兵的原辽国降将委以重任，扶植他成为燕山府的藩镇，更把幽燕各州的几万汉人百姓送给金国当做奴隶，作为赎回郭药师所部“常胜军”的代价。满朝百官就一心指望靠这个郭药师来招兵买马，挡住金人铁骑南侵了，可见当时的大宋已经虚弱到了何等程度， 才会如此病急乱投医。
等到金军终于南下时，宋徽宗最后甚至不惜下血本，对郭药师开出裂土封燕王的价码，可是这只在几年时间扩张到几万人马的“常胜军”，还是一战而降，当了金军南下侵宋的带路党和急先锋，宋徽宗砸在他们身上的巨额军费，也尽数打了水漂。
太原之战，宋朝以最精锐的西军十八万投入解围，却在完颜宗翰、完颜银术可的磨盘战术下，被三万金军围点打援，打光西军精锐约十五万人，几乎尽数被歼。战略要地河东地区也沦入敌手。此战惨败，并非是金人有高达， 而是宋军自己太不成器！看看西军名将“小种相公”种师中，是如何战死的？
当时，宋军神臂弓手的弩箭连发，已经把金军骑兵压制了几个时辰，射杀敌骑无数了， 然而大宋军中的例来规矩，一向是步军列阵发射神臂弓，每射一轮便该有一轮的赏赐，提前几百年实现了计件工资制， 而此时射完上百轮后，种师中大帅打赏弓手的银碗已经用光了。
于是这些步军弓手们，眼看着援军不至，饥饿劳累，又得不到新的临阵赏赐，竟然一哄而散，只留下自己的大军统帅和他的上百亲兵，当然瞬间就被敌军铁骑湮没……
【去太原百里,而古、灏失期不至，兵饥甚。敌知之，悉众攻，右军溃而前军亦奔。师中独以麾下死战，自卯至巳，士捽发神臂弓射退金兵，而赏继不及，皆愤怨散去，所留者才百人。师中身被四创，力疾斗死。】
【师中进次平定，乘胜复寿阳、榆次诸县，不设备，有轻金人之意。又辎重、犒赏之物，悉留真定，不以从行。金人乘间突诸军，以神臂弓射却之。欲赏射者，而随行银碗只十数枚，库吏告不足而罢。于是士皆愤怒，相与散去。师中为流矢所中，死之。】
当金军渡黄河时，完颜宗翰只是敲了一夜战鼓，就让守河的13万宋军心惊胆裂，全线溃逃。到了第一次开封守卫战，城下云集各路勤王兵马号称百万人，实际兵力二十余万，却面对两路区区六万金军束手无策，不敢与之野战，只敢凭城防守。好容易抱着侥幸心理，发动了一次大规模夜袭，被金军轻易打得一败涂地，主将姚平仲竟胆落到弃军逃遁。
【四方勤王之师渐有至者，种师道、姚平仲亦以泾原、秦凤兵至。纲（李纲）奏言："金人贪婪无厌，凶悖已甚，其势非用师不可。且敌兵号六万，而吾勤王之师集城下者已二十余万”
姚平仲勇而寡谋，急于要功，先期率步骑万人，夜斫敌营，欲生擒干离不及取康王以归。夜半，中使传旨论纲曰："姚平仲已举事，卿速援之。"纲率诸将旦出封丘门，与金人战幕天坡，以神臂弓射金人，却之。平仲竟以袭敌营不克，惧诛亡去。】
金军在索讨了大笔金银，得到宋朝【许割三镇】（割让太原、河间、中山等三个战略要地）的许诺后，满载而过。也正是过程如此轻松，所获如此丰厚，才让他们很快又发动了第二次进攻开封的战争。
皇帝、大臣、将军，政事堂、枢密院、禁军和西军统领，满朝上上下下各层统治精英，其实谁不聪明？谁对朝局积弊没有清醒认识？无奈种种革新体制的设想，都被方方面面的既得利益集团牵扯，只能坐以待毙，得过且过。 如宗泽这等国士无双、却因不肯同流合污，到了年近花甲之时，依旧只能空负大才而沉沦下僚。
“靖康之变”固然是国家之耻，民族之辱，却也因为千百臣僚都跟着宋徽宗父子被金人打包带走，等于说此前阻碍政治革新的既得利益集团，都被金军破城后彻底砸得粉碎，因此也犹如一场大手术一般，把从前宋朝的百年积弊挖了干净，让宗泽赵鼎等良相得以主持中枢，才有岳飞、韩世忠、吴玠、吴璘兄弟这些中下级军官的出头之路。
南宋初年之所以有“中兴”一说，并非指丢了一半国土还能保住另一半，还恬不知耻地自夸， 而就是指当时朝局的崭新气象和清明政治，和北宋暮年截然不同，可惜随着奸相秦桧一党的上台，注定只是昙花一现！
宋徽宗也只能作为金人的“昏德公”，屈辱地死在白山黑水，留下千古骂名和如此悲叹：
【天遥地远，万水千山，知他故宫何处。怎不思量，除梦里、有时会去。无据。和梦也、有时不做！】
十几万大军被8000金兵隔着黄河鼓声击溃，17名信使正面冲击2000宋兵，宋兵死伤过半。首都建在哪里很重要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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