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袁崇焕死的时候那么多人食其肉，现在却流传着他的故事？

因为老百姓这么多年缴税太重，税哪去了？给袁督师打仗去了。

假如，高端社区“理财师”拍着胸脯给你推荐了一款年化30%的项目，声称五年品质保证。

两年后，他注销了账号，你搬进了城中村出租屋，那么，你会怎么看待这个高端社区和“理财师”群体呢？

许多答主，真是……

有趣的是，有关袁崇焕问题的讨论，肉眼可见的有这样一个特点：

活跃在各大论坛上自称明史爱好者实际却是历史发明家的人，多半是袁黑；而学界没有任何一个袁黑。

发明家可能不太懂翻阅资料，实地查勘，但对评论人物和事件却很有热忱。以至于连“为什么袁崇焕死的时候，那么多人吃他的肉？”这样的问题都搞不清楚。

崇祯年被凌迟的人不只袁崇焕一个，被吃肉的也不只有袁崇焕，这既涉及到了当时“群情激奋”的问题，也涉及到了明代民间陋习的问题。

崇祯三年（1630年）八月十六，北京闹市口，身为明代宁远督师的袁崇焕，在众目睽睽之下被活剐了。

人们常以为当时的人是因为痛恨卖国贼，才去争抢卖国贼的肉的，但实际上不全这样。

崇祯十二年（1639年），北京进行过另外一场凌迟盛宴，死者是庶吉士郑鄤，他被人诬告用幻术逼迫亲爹出家，还杖打了自己的母亲，他的肉也被围观的百姓抢光了。

当时民间传说吃人肉可以“治病疗疮”，与清末民国的血馒头差不多意思。人忙着抢刚死的人的血肉，没顾及别的，至于死在刀下的人是谁，实际上并不怎么关心。但如果他确实出名，而又十恶不赦，那么抢起来就很快了——比方说袁崇焕。

明代的凌迟理论上要进行三千多刀，胸口、大腿被挖成四个血窟窿，但人会在几百刀的时候就没气。结束时，嗷嗷待哺的人们哄然而上，“聚而割者如猬”，以至全身的肉“顷刻立尽”，只剩下一个骨架。

死者袁崇焕，万历十二年（1584年）生人，从小热爱读书，也喜欢同退伍老兵谈论兵法，纵论天下的局势。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他中了进士，初授福建邵武知县，后官至兵部尚书兼右都御史，督师蓟、辽，兼督登、莱、天津军务，在任上多次击败后金的进犯。

可以说这是个文武奇才，也是明朝甚为倚重的重要人物。但他最终因“叛国罪”而死，但是，他的死，实际上起源于一套精心策划的谣言。

纵观中国历史，因谣言而死的不少，但袁崇焕一定是最可悲、最可泣的那个。

从他杀死毛文龙那一刻起，命运就已注定。

毛文龙也是明末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制度上，他算是袁崇焕的属下，却比袁崇焕大几岁，为万历四年（1576年）生人。父亲死得早，从小在舅舅沈光祚家生活。

沈光祚明朝的进士，后来是兵部主事，推荐在毛文龙去辽东当千总。当时的毛文龙也不小了，30岁，还没多大成就。但他是个很自信的人，相信自己能在辽东成就一番事业。没想到，最终是成也自信，败也自信。

辽东，就是辽河以东，历来是中国东北防御外患的重要地带，对于内忧外患的明末更是如此。这里崛起的“建奴”已经坐大成事，大举扩张，明朝廷逐渐丢掉了这块地方，大部地区被建州女真所建立的后金占领。

毛文龙赴任时，辽东已大有回天乏术之感。

作为明军都司之一的他，也只好跟着大部队一退再退，从辽东沿海一直退到了朝鲜西北一个名叫“皮岛”的地方。

毛文龙的确是个生猛的人，在这期间，面对重重困难，他毫不畏惧，屡屡对后金制造麻烦。曾发动过震惊内外的奇袭镇江（今辽宁丹东九连）战役，以200人的队伍，不费国家一把铁，一束草，一斗粮，将其夺回。

毛文龙因此被升为副总兵，其驻军所在地也被定名为“东江镇”，以示重视。

作为明朝的飞地，东江和内地通讯困难。身在北京的君臣，并不知道其实镇江很快又失陷了，前后也不过几天的时间。

金人为了报复当地居民，把人全部杀光，“老幼尽然杀戮”，房子也都烧了。

毛文龙本想在朝鲜腹地组织军队，但已经心惊胆战的朝鲜王怕惹祸上身，再三催促他撤出去，因此他只好选择去皮岛发展。

他开垦土地，招纳流民，积极抗金，在朝廷的支持下，从最初的数百个残兵，发展成了兵马四五万的雄师。而这个拥有十数万居民，数万部队的大镇，的确让后金非常头疼，一定程度上牵制了他们的西进。

然而，原本对朝廷感恩不已的毛文龙，久而久之，却变成了明朝的心腹大患。

毛文龙的确是个感恩的人，对提拔他的上司王化贞，以及给他恩典的皇帝，是很有效忠之心的，常常激动得痛哭流涕。但一码归一码，感恩是感恩，自大是自大；道德是道德，野心是野心。

时间长了，并不怎么受约束的毛文龙，野心也就暴露了出来。

最主要的问题就是，他不接受节制。

我们先谈次要问题：

和许多边镇军官一样，毛文龙上报的战功是很有较大问题的。也就是说，他常常谎报。

譬如曾汇报说斩杀了后金两万人，夺取战马三万匹，可谓战果赫赫。但查阅后金和朝鲜方面的资料，当时并没有这种级别的战斗，能与之对应的，朝鲜方面确实记载过，但只是人数多达数百人的小战役。

也曾把失利报告成大捷。譬如说“我兵先发制人”“斩首（敌人头颅）七百二十六颗”。但根据朝鲜对这次战斗的记录，其实是东江某地被人打了个措手不及，后金在没有什么损失的情况下杀了这边五百人，其余士兵慌乱跳河，不知道死了多少，粮食也被抢光了。

朝廷对毛文龙的多行不法也有了解，譬如他抓的俘虏，不说金兵，都不一定是金人，而是辽东农民。有一次，他用药毁掉了几个农民的嗓子，冒充俘虏。有几位后来能开口说话，把事情告诉了登莱参政谭昌言，导致事情败露。（《明熹宗实录》，天启四年五月丁巳）

不过，尽管毛文龙屡冒军功，可实际的功劳还是有的，否则不可能以区区弹丸之地，去抗衡地域宽广，人马众多的后金。

他突然间（其实也不算很突然）被袁崇焕杀死，主要还是因为犯了大将绝对不能犯的忌讳——当众宣布说自己想谋反。

这不是找死吗？

事情的发生是这样的：

毛文龙不服管理，他的上级是袁崇焕，但袁崇焕下的命令，他从来不愿意遵守，皇帝的命令他也“屡拒”。

毛文龙是个说话很没谱的人，做事也比较张狂，由于“爵位隆重”，他“气焰炽张，自以为人无加我”，俨然权倾一方的海外天子。命令不遵守，行动也不汇报。

山东的登州，与辽东的东江隔海相望，同为明朝的重镇。

那天，因为官场上的一些事，毛文龙与登州主官相互弹劾，结下仇怨。他决定干票大的——把登州给抢了。

他的部下“跟往登州，纵臾作孽，无所不至”，烧杀抢掠了一番，劫持了登州的守将，“夺其货物而归，大以为幸”。不仅不怕，还搞联欢会进行庆祝。

上一代痴迷木匠的天启皇帝不问朝政，但是新登基的崇祯可不是二傻子。

崇祯对毛文龙的忌惮，除了毛文龙上疏中桀骜不驯狂妄自大情绪的显露，还要多加一层。

因为在朝内，毛文龙还有一层别的身份——阉党余孽。

他与登州主官相互弹劾的内容，就是“到底谁才是阉党”。崇祯登基后，阉党的头目魏忠贤上吊自杀了，后来被崇祯肢解。阉党的其他头目也都死的死，罚的罚。

不过，阉党用事多年，权倾天下，组织脉络渗透到了官僚系统的毛细血管里，此时依然有大量的漏网之鱼。而毛文龙，虽然自称不是阉党，但不是他说不是就不是的。

作为魏忠贤的义子，天启年间的毛文龙在朝内的声势很大。而同样是在天启年间，对金取得了宁远大捷和宁锦大捷的袁崇焕，却因为阉党的纠缠和攻击被迫引退。

崇祯即位后，清理阉党，启用袁崇焕为新任总制。

崇祯忌惮毛文龙多时，但不敢杀他，不确定杀了会不会有其他的风险。君臣就此事展开过讨论，禀事的大臣大都认为毛文龙不可留。

倒是袁崇焕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他认为，毛文龙这样的人才可以留下，只要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文武并用，断了他的奶，再让他享受一下关爱，就能让他接受朝廷的节制，继续担当大任了。

去劝毛文龙前，袁崇焕先把毛文龙的钱粮给断了。

断供制裁，毛文龙当然预料过，他并不服气。于是再次带兵过海，去登州“索饷”，其实就是抢劫。毛文龙致命的错误，就发生在这次去登州的途中，对人公然宣称他“牧马登州，取南京如反掌”。

明说自己这次来就是造反的，我率领军队，登上登州，从山东一路南下，打到南京，占据天下，易如反掌。

说这话未必就是真要造反，真能造反，但是，又何尝不是他心中所想的呢？

所幸到了地方，毛文龙被人劝返了。

走投无路，只好妥协，毛文龙许诺接受管理，但很快就后悔了。

因为如果真按照朝廷的要求进行改变，无异于斩断了未来的幸福。

袁崇焕提出，军队要由国家控制，所以要求毛文龙“定营伍，设道厅”。

定营伍编制，就是按照国家统一标准，对军队的编制进行设定。这一点毛文龙是同意的。但是“设道厅”就不行。所谓“设道厅”，就是为了避免军队欺瞒人数，冒领、冒功，由朝廷派人“稽查兵马钱粮实数”。

天启年间，毛文龙的兵也就不过三四万，却虚开到十五万，要求朝廷照数拨钱。其他类似的虚报，更是数不胜数。

回营以后，袁崇焕写信督促毛文龙快点整改。

但是，本来已经答应条件的毛文龙，这时就连“定营伍”也不办了。

无奈之下，原意要留下毛文龙的袁崇焕，只好态度一转，采取第二套方案——杀人！

杀就要快刀斩乱麻，倘使先报给朝廷，朝廷再开会讨论，难免夜长梦多。但也就是这个“快”，导致了袁崇焕谣言缠身的悲剧。

这天，袁崇焕假借登岛看士兵演习，设计抓了毛文龙，历数罪状，立即斩首。

除了克扣军饷，让多数士兵饿得皮包骨头外，毛文龙的罪过还有十来条。譬如给五千多个军官赐姓毛，搜刮民间女子奸污，禁锢难民等等。

毛文龙不许辽东的汉民过海回国，也不安顿他们生养，而是强迫他们去山里挖参。很多难民都被累死或被当地人所杀。有不敢去的，就活活饿死，以至“皮岛白骨如山”。

让难民挖人参，是一举多得的。人参在当时是硬通货，很值钱，毛文龙拿来贿赂朝廷内外的人。他在朝内的名誉，多半都是受贿者赞出来的。

此前，他也一直都在花巨额的公关费，邀请朝廷内外著名大v夸他。比方说著名文学家陈继儒，也曾被毛文龙邀请写软文，结果因为要价太高惹怒了毛文龙，陈继儒脾气也大，结果俩人结仇了。

袁崇焕杀毛文龙，崇祯是高兴的。

但先于高兴的，是震惊。（帝骤闻，意殊骇）

袁崇焕手持尚方剑，不汇报就杀大臣，并不算违制。可事实上，斩杀重要人物依然是要写申请的，这看起来有点矛盾，实际上并不矛盾，全在皇帝怎么想，局面怎么样。

杀将之后，袁崇焕整顿东江部队，厘清兵饷，安抚流民，增加兵力，重新部署，联络朝鲜联合抗金（毛文龙和朝鲜的关系搞得很僵）。同时，他屡屡上表请皇帝治自己擅杀大臣的罪。但是，崇祯震惊过后，显得十分高兴，隆重褒奖了他。

朝廷内外，痛恨毛文龙的官员也“皆以（崇焕杀文龙）为功”，上本庆祝。

许多人都沉浸在未来可能有的新变化当中，却忘记了应有的烦恼。

杀毛文龙，袁崇焕不得不提出自己的计划，那就是“五年复辽”——如果五年内不能收复整个辽东，他甘愿如同毛文龙一样被斩。

这种军令状之所以要立，是因为，即便不立，结果也是一样的。譬如眼前有一场事关生死的重要球赛，主教练临阵换将，就必须要保证比赛的胜利。如果胜利了，一切都好说。但如果失败了，就要承担一切罪过。

杀帅，是为了扭转局面，但如果还是不能收复辽东，那督师也要承担败局的一切责任——要以命相抵。

正如袁崇焕担心的那样，当滚滚而来的金银参貂被断掉的时候，有些人该作何感想？

新皇帝整治阉党，朝廷里活跃的大臣都是以前被压制的，自然对杀毛文龙的事拍手称快。局面并不适合阉党和毛党发声，也就只能暂时忍耐，等待有朝一日局面产生变化，再向这个形如猿猴的岭南獠子发起进攻！

出乎意料的是，机会那么快就来了！

崇祯二年（1629年）冬，皇太极率军绕过关宁防线，直扑京师，屠掠中原长达半年之久。

金人的这次南下，成了崇祯杀死袁崇焕的直接原因。

北京的北面，是绵延起伏的燕山山脉，不适合行走。想要从东北到北京，通常只能走山海关。袁崇焕就在山海关镇守，后金几次想要突破过去，都损失惨重，无功而返。

但是，除了穿越山海关，还有一种办法，是很不容易被人察觉的。

燕山山脉，是蒙古察哈尔部所在。恰恰，从东北到北京，是可以不走山海关，而选择燕山山脉的山路的！

这些山路是中原北部防线上的几个豁口。路的尽头，名字基本上都带一个“口”字，譬如“喜峰口”“冷口”“北古口”“大安口”，历来是防患的重要关口所在。至日军侵华时期，依然是中国军队抗击从东北日寇南下的重要关卡，气壮山河的“喜峰口战役”就发生在这种地方。

然而，明朝忽略了对这些山路的管理。

因为察哈尔蒙古和后金也是有矛盾的，作为明朝的盾牌和缓冲，是相当不错的。

但袁崇焕却很担心另一种情况，那就是他们与后金形成同盟，联合南下。

为此，他一再上疏：“臣在宁远，敌必不得越关而西。蓟门单弱，宜宿重兵。”断言北京的东面，蓟州北面的关口，会成为后金入侵的一个重点。但是，这里的兵力太薄弱了，一旦情况有变，就会相当危险，必须要加强防守才行。

同样，毛文龙也曾在他的上疏中提醒皇帝注意，后金有和蒙古联合的趋势，建议加强喜峰口的守卫。

但是，出于这样那样的原因，朝廷并没有重视起来，他们“一疏再疏”，但相关都“蒙尘御案”，扔在了一边，落满了灰尘。

朝廷不重视，责任还是自己的。袁崇焕在职时，极力抚慰蒙古诸部。但崇祯即位后，立即对蒙古进行了“革赏”，不再给蒙古赏赐（实在是没钱）。为了安抚蒙古，袁崇焕调配本军钱物进行补贴，插派明军到蒙古的部队，对其进行安抚、监视。

然而，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一场饥荒导致蒙古察哈尔部彻底倒向了后金，察哈尔请求援助，明朝不予理会，但得到了后金的支持。于是秘密联合，得以让后金从察哈尔南下，从山路潜行，扑向北京。

直至后金杀入蓟州，京师官民才如梦方醒。

袁崇焕得到信息后，从山海关昼夜奔驰，先于后金抵达通州，极力阻挠。皇太极受挫，绕道去北京。

在广阔的平原，想要堵截就难了。

明朝只能依托城墙展开防御，金军很快抵达。德胜门外由满桂负责，结果兵败，进城休息。而赶来的袁崇焕，率领军队在广渠门外与八旗兵激战，十个小时发生了十余次战斗，袁崇焕本人两肋射满了箭，有赖重甲保护，才得以保全性命。

援军深受鼓舞，浴血奋战。城墙上的北京士民也极力支援，终于将后金击溃。晚上，袁崇焕去抚慰受伤战士，直至天亮。因为援军昼夜不停地奔跑作战，疲惫至极，袁崇焕请求崇祯让部队进城休整，但没得到允许。

事实上，就在援军浴血奋战的时候，舆论已经对他们十分不利。

舆论主要是针对袁崇焕的，不仅皇太极要置他于死地，本国的许多人也希望他赶紧去死。

战斗失败后，皇太极与诸位贝子召开了紧急会议，讲了些宽慰大家的话，便移兵去了南海子（在今北京市大兴区）。

而在此期间，由他亲自成立、策划，并参与的“战忽局”，对局势产生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清代官方和当时的当事人的墓志铭，都记载了这次反间。

“战忽局”里有一个骨干，名叫范文程的，是清初历代元老。其墓志铭上就刻下了他才是这次构陷袁崇焕的主谋，而《清太宗（皇太极）实录》里，则更为详细地记载了这次反间计的具体步骤：

后金得知被抓的俘虏里有明朝牧马厂的管事太监杨春和王成德，于是派两位将领故意在离他们很近的地方聊天，透露出军队要撤的意思。这时，皇太极骑马路过，正赶上两个明朝装扮的人来，向他汇报情况。他们谈了很久，言语间露出正和袁崇焕合作的意思。杨春太监很吃惊，又怕死，装睡。当天，后金的看守就出现了很大的漏洞，让杨春给跑掉了。杨太监便带着这一“新闻”进宫，报给了崇祯。

不过，这种套路小说里就有，单是这样搞，是不能成功的。

而恰恰是北京城内的谣言，与后金的“战忽局”打了个漂亮的配合。

这些谣言不一定就是阉党造出来的，许多谣言的始作俑者其实都是些讲话不负责任的小老百姓。毕竟遇见大事的时候，总有人喜欢张嘴就来，而阴谋论的盛行，使得这些离谱的谣言被传得人尽皆知，人尽皆信，持怀疑态度的人甚至不敢发声。

而针对袁崇焕的谣言的可怕之处在于，即便过了数百年，依旧会有人自以为知晓了什么了不得的秘密，对袁崇焕恨之入骨。即便清代、民国、新中国，屡次为袁崇焕正名，依然有为数不少的人恨不得吃了他的肉。

有人推波助澜，一场盛大的谣言杀人案，就此开始了。

起先，造谣者说的还算靠谱。只说“袁崇焕是东夷人（后金）的向导”“就是他给带路的”——因为袁崇焕的确跑在了金人的前面，他前脚刚来，金人后脚就到了。

接着有人发挥了一下，说袁崇焕表面上说来救援，实际上却任凭敌军劫掠放火，全军不敢射出一支箭。（袁崇焕托名入援，听虏骑劫掠，焚烧民舍，不敢以一矢相加。）

这显然纯属编造，如果援军不敢射出一支箭，皇太极为什么失利，为什么要跑？

但是，谣言总比真相盛行。哪怕很多人目睹了现场，也敌不过数以百万计的汹汹流言。滞留在明朝的朝鲜使者李忔说：“这两天谣言真是铺天盖地，人都怕极了！我被困在这里，不能离开，真是要疯了。”（《雪汀先生朝天日记》）

其他各色的谣言也都有，但奇怪的是，最终，所有流言都指向了袁崇焕。

这正是阉党及在京城里曾接受毛文龙利益者（毛文龙私人在都者）的杰作。实在的说，他们当然不希望京城陷落。但有这种危险，就必须得有人担责。防守的不是袁崇焕吗？自然而然地把责任统统归到他的头上。

同时，还要为毛文龙正名。

一问：“如果毛文龙还在，金人敢深入吗？”

二问：“袁崇焕想要和后金求和，反而中了后金的离间计，杀了毛文龙。”

这些质问的前提，当然是毛文龙的存在对于牵制后金南下起到关键作用。但是，想来毛文龙也是有自己的答案的。

事实上，朝廷不重视蓟北的防守，就算是东江有八个毛文龙，毛文龙也是无力的。

第二条则是真假参半，因为袁崇焕的确曾想靠和谈拖延时间，积蓄力量，一举灭掉后金。但朝廷并没有答应和谈，他也就没说二话。而所谓中了离间计才杀的毛文龙，完全子虚乌有。但是，这恰恰又是最重要的。所以，想要干掉袁崇焕，就必须要把事情坐实。

这天，江西道御史曹永祚说他抓获了七个间谍。

据间谍供述，他们曾当面接受袁崇焕的秘密书信，往后金方面送。

尚宝司少卿原抱奇、礼部给事中姚宗文听说后，兴奋地跑到朝内宣传，并说“袁崇焕与敌沟通”“想要谋反”。

事关重大，崇祯召开会议研究。

一大早，问锦衣卫关押的那七个人去哪里了？

锦衣卫说，早上八九点钟的时候一不小心人给跑了。

以锦衣卫看守之严格，七个大活人，愣是从皇城层层把守的大牢里集体越狱，只能说缩骨功无敌，轻功了得。事实上，这位姚宗文，起先靠攀附魏忠贤而擢升都御史，是巡检组的，天启年间曾去辽东搞检查，向经略辽东的熊廷弼索贿，不成，愤而构陷之，致使辽沈失陷。此次他又积极参与“七个犯人逃跑事件”。

但是，谣言并不会因为没有证据而停息。

配合着“后金跟着袁崇焕到的通州”这一确有的情况，以及温体仁、梁廷栋、高捷等大臣言辞凿凿痛心疾首的控诉与表演，崇祯终于下定决心，除掉袁崇焕这个隐患。

所谓“皇帝困局”，是说皇帝面对铺天盖地出现偏差的信息，很难不受影响，而产生偏倚，对于他所惧怕的事更是如此。

崇祯生长环境恶劣，从小生活在极其复杂的环境中，性格非常谨慎。少年时一度拒绝服用宫中药物，怕被人毒死。此时的崇祯，也不过只是个十六七岁的少年。

面对重大局面，他相当谨慎。而决定杀人的时候，又十分果决。他多疑而又果决的性格，也与他身为皇帝的困境有关，大臣没有不夸他英明神武，杀伐决断雷厉风行的。

崇祯就是个雷厉风行的人。

崇祯二年（1629年）腊月初一，袁崇焕被捕。

崇祯以商议军饷为名，召其入朝，问其大罪，逮捕入狱。

次年秋，就以“谋叛国君”“结奸蠹国”“斩帅以践虏约”“阳导入犯”“纵敌长驱”“专恃欺隐”“致使庙社震惊，生灵涂炭，神人共愤”等等够死十回的罪名，将其凌迟处死，也就有了本文开头的那一幕。

主帅被抓，远道而来的援军的动摇了。

对他们来说，那个说“君王有急，何遑他恤”一心赴难的督师，竟然是这样的结果。不理解，很愤怒。

自己也憋气，明明打了胜仗，却不许进城，不许休整。而满桂战败了，却可以进城，还去领了赏。他们却被监视，被怀疑。这是什么道理？

随同袁崇焕入朝参见崇祯的总兵祖大寿，也被指控说想谋反，指控他的人信誓旦旦地说他“三日内必反”。

但祖大寿没有反。

将士们想不通，不是说聚众谋反想打北京城吗？索性撂挑子不干了，回宁远去。人都走了，还怎么攻打皇城？

人走后，后金趁机突袭卢沟桥，杀七千人，大败明军四万人于永定门外。

不得已，崇祯听从孙承宗的建议，让身在狱中的袁崇焕写信给祖大寿，劝他以大局为重，回来为京城解围。

后金再度受阻，京城之围遂解，金人于次年春天往东攻打滦州、永平、迁安等城，抢掠一番，班师回朝。

而金人最为忌惮的袁崇焕，就在那秋高气爽的时节，死在了刽子手的小刀之下，肉也被疯食了。

而他被一点一点挖掉的肉，其实是大明江山最后的那点点气数。

在狱中时，袁崇焕曾作诗说“执法人难恕，招尤我自知”。做好官不易，做持身守正做事实事的官员更难，从决定做事的那一刻起，他就知道着要得罪许多人。这样的结果，难道不是预料之中的吗？

是的，千刀万剐。

梁启超说，袁崇焕一日不去，则满洲万不能得志于中国。

他又说，后金处心积虑地谋杀袁崇焕，也是明朝自毁长城的结果。

“古往今来的冤狱虽然多，但是论关系重大的，没有比得过袁督师的”，“如果说能以一身之言动、进退、生死，关系国家安危、民族兴隆的，古来未有。如果有，那就是袁崇焕！”

是的。

负责抄袁崇焕家的人有点沮丧，他们没能搜出什么证据，也没什么惊天大瓜可吃。身为督师，每年经手数百万军费，稍微不清廉，就能有堆积成山的银钱。可是袁崇焕的家里并没什么钱，统共搜出来一丁点（家无余赀）。

为什么不贪，不暴，不虐，不毒？为什么每回发钱的时候，要死死盯着钱粮，一定要确保分发到每个战士的手中？为什么他的军队从来不搜刮，不掳掠，最让金人害怕？为什么明知情况对自己十分不利，可能被杀，却还要縋上京城，与皇帝坦诚相见，商议军马粮草的事？

碧血丹心，四字而已！

到今天，依然有人谈“袁崇焕的历史责任”。

那个始于1629年的谣言，至今还在发挥着它威猛的效力。一些网民对袁崇焕痛恨不已，一口咬定他要为明亡负主要责任，一口咬定他就是背叛大明的汉奸。不得不感慨佞人杀人诛心的手段，真可谓死咬一口，能令人遗臭万年。

我硬想袁崇焕的过错，想来想去，都觉得他没有错。

他唯一的错误，就是拥有一颗赤子之心。

所有曾在他手下工作过的人，所有曾在他治下的军民都可以证明，这个人对士卒关心，对人民有爱，心怀大志，忘死忧国。

此时的明朝，外有强敌，内有壬人。天不垂怜，地不悲悯。明朝灭亡，当然有天灾作祟，亦在于人祸。明朝末年，朝廷赏罚失宜，管理混乱。无功的受禄，有功的不赏，文官搜刮民财，贪渎享乐，武将病国虐民，杀良冒功。一夫作难，天下响应，终于使明朝走到了不可挽回的地步。

袁崇焕墓，如今还在广渠门内。人们就是用这种方法，让他得以进城休息的。

四百年来，游人不断。

青天白日，长耀古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