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襄子为何传位侄子?
首先，我们要明白赵襄子最信任、最倚重的接班人是谁。他有两个儿子：赵烈侯和赵桓侯。然而，赵襄子在选择接班人的时候，却绕过了这两个亲生儿子，最终选择了他的侄子，也就是赵献侯的儿子——赵籍。这里面可不是简单的“传位给侄子”这么简单，而是“传位给侄子中的一个”，而且这个人选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为什么不直接传位给儿子？
这其中原因非常复杂，但可以从几个主要方面来分析：
1. 儿子们的“不成器”或者说“不够成熟”： 关于赵襄子的儿子们，史书的记载相对不多，但一些零散的资料暗示，他们可能在当时并没有展现出能够承担起赵国重任的能力。春秋时期的诸侯国，国君的素质至关重要。稍有不慎，国家就可能陷入动荡，甚至被吞并。赵襄子毕生致力于壮大赵国，他不会轻易将国家的未来寄托在没有经过充分考验的儿子身上。
2. 侄子赵籍的“脱颖而出”： 相反，赵籍（即后来的赵献侯）却在赵襄子眼中表现出了过人的才能和品德。史书常说赵襄子“爱其贤”，这里的“贤”不仅仅是口头上的赞扬，更可能是在实际的政治锻炼中，赵籍展现出了政治智慧、军事才能，以及最重要的——与赵襄子政治理念的一致性。赵襄子自己就是一个雄才大略的君主，他需要继承者能够延续他的政策，并且具备应对春秋末期复杂政治格局的能力。赵籍很可能在这方面赢得了赵襄子的信任。
3. 赵氏家族的“继承传统”与“权力平衡”： 在春秋时期，很多卿族内部的继承并非完全遵循“父死子继”的模式。有时候，为了巩固家族的整体力量，或者为了平衡家族内部不同分支的权力，也会出现“兄终弟及”或者“叔侄相传”的情况。赵氏作为晋国六卿之一，内部的权力结构非常复杂。赵襄子在位期间，为赵氏的长远发展考虑，可能需要一个能够更好地团结赵氏内部各个力量的继承人。而赵籍，作为赵献侯的儿子，他的上位，也许更能被赵氏其他宗亲所接受，或者说，赵襄子认为他更有能力去平衡这些潜在的内部矛盾。
4. 赵襄子对“家天下”模式的超前理解？ 这是一个稍微有些推测性的角度，但也可以思考。赵襄子在晋国“三家分晋”的过程中扮演了关键角色，他看到了诸侯林立，弱肉强食的现实。他可能意识到，仅仅依靠血缘关系，并不能保证赵国的长治久安。他更需要的是一个“能者”，而“能者”可能恰好是他的侄子。这种选择，虽然看起来违背了亲子继承的常理，但从长远来看，是为了赵国和赵氏家族的“国”与“家”的延续。
具体的传位过程和影响
赵襄子选择传位给赵籍，并非一蹴而就，也可能经历了一番内部的磨合和安排。虽然史书记载不多，我们可以想象，这其中必然有赵襄子对其他儿子进行安排，或者进行一些政治上的铺垫。
例如，赵襄子可能在晚年，有意识地将政务交给赵籍处理，让他接受历练，同时观察他的表现。如果赵籍的表现得到了赵襄子的认可，那么传位给他也就顺理成章了。
赵襄子的这一选择，对赵国的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赵籍继位后，即赵献侯，他继承了赵襄子的战略，继续发展赵国。而赵国的“三家分晋”在赵籍时期正式完成，赵国成为了一个独立的诸侯国，这可以说是在赵襄子打下坚实基础后，由赵籍手中完成的。
总结一下：
赵襄子传位侄子赵籍，绝非一时兴起。这背后是：
对继承人才能的严苛要求： 赵襄子认为赵籍比他的儿子们更适合接班。
家族政治的考量： 维护赵氏家族的稳定和权力平衡。
长远战略的眼光： 选择一个最能确保赵国未来发展的领导者。
这是一种非常现实主义的政治选择，体现了赵襄子作为一位杰出政治家和军事家的远见卓识。他所做的，是为了赵国和赵氏家族的“大局”，而不是仅仅顾及个人的父子情分。这样的决策，在那个波诡云谲的时代，往往是决定国家命运的关键。
网友意见
先上结论：根据现有史料，赵襄子无恤与代成君周、赵桓子嘉、赵献子浣之间的关系，就是一团乱麻，根本说不清楚谁是谁的儿子，所以这个题目就不成立。
1、赵襄子和赵桓子的在位时间
《史记》说赵桓子在位仅一年这肯定是不对的，因为《史记》记错了赵襄子的在位年代。
《左传》载鲁哀公20年（晋定公37年），赵襄子正为其父服丧，此时发生越围吴一事，赵襄子对此说“黄池之役，先主与吴王有质，曰‘好恶同之’。今越围吴，嗣子不废旧业而敌之，非晋之所能及也，吾是以为降”，意思是虽然我的父亲（先主赵鞅）与吴王立过盟誓，但看如今的形势，我是没法带兵前去帮助吴王了，只能“降丧食”以表达歉意。赵襄子派遣家臣楚隆前去被围困的吴都进行解释，而楚隆则代表赵襄子对吴王称“今君在难，无恤不敢惮劳”，赵襄子名为无恤，这句话也能证明此时的赵君就是赵襄子，而赵简子赵鞅已经是“先主”了。
《赵世家》也载了同一件事，但却把这件事的年代定为晋出公18年，即“晋出公十七年，简子卒，太子毋恤代立，是为襄子。赵襄子元年，越围吴，襄子降丧食，使楚隆问吴王”，这距离“越围吴”已经过去17年了。而对于此前的晋定公37年，《赵世家》则记载“定公三十七年卒，而简子除三年之丧，期而已。是岁，越王句践灭吴”，认为当时是赵简子在为晋定公服丧。既已灭吴，就不可能再“围吴”，显然《史记》的纪年是错误的，当以《左传》为准。
至于襄子卒年，《史记》载赵襄子在位33年，也即卒于晋幽公9年，学者多以襄子卒年为不误，因而把赵襄子在位时间拉长18年，认为其在位51年，包括杨宽《战国史》及《辑证》也是这样处理。然而《清华简》出现之后，有“晋敬公立十又一年，赵桓子会诸侯之大夫”之载，这说明在幽公9年的17年之前，赵桓子就大会诸侯了。故《史记》对赵襄子在位年数的记述其实是正确的，而卒年记载有误。
《年表》载，赵桓子元年是与魏文侯（称侯）、韩武子（称侯）同年，也即周威烈王2年、秦灵公元年、楚简王8年（实为楚简王5年），这是不对的。但载赵桓子“自立于代，一年卒”，对卒年的记载倒应该是正确的，至于《史记》误记其在位时间的原因，很可能是赵桓子在该年称侯改元，而又卒于该年，太史公按常例以为桓子于上一年即位，故记为“一年卒”。
这一年很有可能发生过某些重大事件，导致三晋纷纷建元，但究竟何事目前尚不得而知。我猜测可能与中山国有关。
2、赵襄子、赵桓子、赵献子的关系
对于赵献子即位的过程，《赵世家》记载了一个复杂的故事：
（赵襄子）以代封伯鲁子周为代成君。伯鲁者，襄子兄，故太子。太子蚤（早）死，故封其子。
襄子为伯鲁之不立也，不肯立子，且必欲传位与伯鲁子代成君。成君先死，乃取代成君子浣立为太子。襄子立三十三年卒，浣立，是为献侯。献侯少即位，治中牟，襄子弟桓子逐献侯，自立于代，一年卒。国人曰桓子立非襄子意，乃共杀其子而复迎立献侯。
意思是赵简子赵鞅的两个儿子伯鲁、无恤之中，本来他是立伯鲁为太子，但伯鲁早死，于是就改立赵无恤，是为襄子。后人编了个故事，收于《资治通鉴》之中，说赵鞅“书训诫之词于二简，以授二子……三年而问之，伯鲁不能举其词，问其简，已失之矣。问无恤，诵其词甚习固。求其简，出诸袖中而奏之。于是简子以无恤为贤，立以为后”，大概只是寓言，不足信为史实。襄子即位后，把伯鲁的儿子赵周封到代地，是为代成君。
赵襄子觉得自己的君位是捡来的，可能出于对大哥的愧疚，也可能出于维护赵氏宗族团结的需要，他决定将代成君赵周立为储君。但伯鲁一系可能基因不争气，也可能是其他不明原因，代成君赵周也死在了襄子前面，襄子就又立了赵周之子赵浣为太子。赵襄子死后，赵浣在中牟即位，是为赵献侯。襄子的弟弟赵桓子驱逐了赵浣，在代地自立，但在位仅一年就死了，国人（即赵国统治集团）认为赵桓子本来就不是襄子的传位对象，于是杀死了桓子之子，迎立流亡的赵献侯复位。
《史记》记载的这个故事其实问题很多。
首先，关于代成君、赵桓子的身世有不同的说法，《史记》认为代成君是襄子之侄、桓子是襄子之弟，而《世本》认为两者都是襄子之子，《索隐》则认为赵浣也是襄子之子。根据前面所考，赵桓子嘉在位应有19年，并非“一年卒”，则按常理桓子是襄子之子的可能性更大（当然也有是襄子之弟的可能），那么桓子更可能是正常即位，而非“逐献侯而自立”。从“献侯少即位”的描述来看，赵浣即位时年龄尚小，不会是襄子之子，应该是其下一辈人，即代成君之子。
代成君赵周究竟是伯鲁之子，还是襄子之子，目前资料看来难以判定。但赵襄子到底是想立谁，我们可以进行推测。《赵世家》载“简子既葬，未除服，（襄子）北登夏屋，请代王，使厨人操铜枓以食代王及从者，行斟，阴令宰人各以枓击杀代王及从官，遂兴兵平代地”，这也是一个著名的故事，赵襄子刚一即位，尚未完丧就定计发兵攻代，可见他对代地的重视。尽管我们已知《史记》对襄子即位时间记载有误，但赵襄子将攻略代地、向北发展视为重要的国家战略，这是毫无疑义的。他平定代地后把赵周封在代，即便不是想立赵周，也必然证明他对赵周是倚重的。有观点认为代地乃“不毛之地”，故封之代成君是想排挤赵周，此言谬，战国时期封以重地，并不是要求受封者必须亲赴就封或者长驻封地，更何况后有赵武灵王在立其幼子赵何后又封长子赵章于代的例子。从现有资料看，即便赵襄子最终是传位给其子赵嘉，也大概率是有过立代成君赵周的想法的。话虽如此，但代成君赵周也死了之后，赵襄子仍然坚持传位给赵周之子赵浣，这个可能性确实就不大了，诚如此，则代成君应该也是襄子之子（参考朱元璋立朱允炆一事），不存在什么伯鲁一系争位的情况。
3、赵桓子、赵献子争立的具体情况
第二个问题是当时赵国的都城，襄子最初的都城肯定是晋阳，从《水经注》载“东北流迳中牟故城，昔赵献侯自耿都此”来看，襄子后期或者赵桓子可能又迁都到耿，一般认为耿是指邢台，但总之不是中牟也不是代。而《史记》又记载襄子死后，献子治中牟，而桓子自立于代。中牟据考应在今河南清丰北（“漯水之北”），也有今河南中牟、河南鹤壁另外两种说法，但可以确定的是中牟位置很靠南，对赵国北部地区（包括代）的控制恐怕很成问题，却离魏国国境非常近。因献子之父为代成君，赵献子浣没有留在代地而是建都中牟，显然与赵国君位争夺有关，可以推测出两种可能：第一种是赵浣“被逐”前就在代地，然后被赵桓子攻击而逃亡南下至中牟，在魏氏势力的支持下建立新都；第二种是赵桓子即位后将赵浣改封到了中牟，后来赵浣反叛后便直接以中牟为都。至于赵桓子“逐献侯”后“自立于代”，很可能是由于代地是赵襄子钦定的龙兴之地，所以在代地宣布继承襄子衣钵更具有合法性和说服力。赵嘉死后，赵浣及其支持者随即大肆宣扬“桓子立非襄子意”，这可能是谣言，也可能是事实，总之在内战结束后赵浣一派杀死了桓子之子，成为赵国的新统治者。
第三个问题是献子是否称侯。前述赵桓子应该已称侯，但当年就卒，赵浣既是投奔魏国以寻求庇护，大概率不会在魏斯面前称侯。从此前赵襄子时期赵氏“强于韩、魏”的描述，到赵烈侯以后处处受制于魏的表现来看，魏、赵实力及角色的转换很可能就发生于魏文侯-赵献子时期。到赵烈侯时，《赵世家》载“六年，魏、韩、赵皆相立为诸侯，（赵）追尊献子为献侯”，这个“追尊”我以为是可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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