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科举考试的时候有没有五三高考这类的辅导书？
严格来说，古代并没有我们今天这样印刷精美、按章节划分、附带大量习题和解析的“辅导书”。毕竟，那会儿的印刷术还没有普及到这个程度，更别提什么“五年高考三年模拟”这种品牌化的概念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古代的读书人就只能“闭门造车”，孤军奋战。他们有他们自己的“秘籍”和“锦囊”。
古代科举考试的“辅导”是怎么回事？
古代的科举，尤其是在明清时期，已经形成了一套非常成熟的模式。考试内容围绕着儒家经典，特别是“四书五经”。所以，科举考试更像是一个“知识体系化”的选拔，而非现代高考那种需要综合运用多学科知识的考试。
1. 经典的“标准答案”与注释本：
“四书五经”是读书人的命根子。要考上，就得把这些经典吃透。古代的学者们早就围绕这些经典做了大量的解读和注释。最著名的，莫过于 朱熹的《四书集注》。这本书可以说是当时最权威、最被推崇的“教科书”。它不仅解释了字词的含义，还融入了朱熹本人对经典的思想理解和政治哲学。可以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要想在科举考试中拿到高分，就必须遵循朱熹的解读。
除了《四书集注》，还有其他学者对经典进行注释的版本，但朱熹的地位最稳固。这些注释本，就相当于我们今天的“权威解读本”，你必须深入研读，理解作者的“心证”。
2. “考题集”和“范文”：
古代的考试，特别是八股文，有非常严格的格式和套路。所以，收集历年科举考试的题目，以及那些考中者的优秀“范文”，就成了读书人学习的重点。
《制艺丛谈》、《八股文范》等类书籍： 这些书会收集前代的科举试题，按照不同题型（如经义、策论）分类，然后附上一些被认为是写得好的“范文”。读书人通过模仿这些范文的结构、用词、论证方式来学习如何写作。这有点像我们今天看高考状元的作文，分析其优点。
“题解”和“例文”： 有些书籍还会对题目进行分析，指出可能的答题方向和重点，然后提供一个完整的范文作为参考。这种“题解”，就是对考试方向的解读，非常有价值。
3. 科举的“应试技巧”指导书：
除了对经典的解读和范文的模仿，科举考试还有很多“应试技巧”。比如如何开头、如何展开论述、如何运用典故、如何写出工整的八股文等等。
《文章体例》或《制艺指导》之类的书籍： 这类书会详细讲解八股文的写作规则，例如“起讲”、“提句”、“分股”、“截稿”等各个环节的要求，甚至会指导你如何运用“用典”、“虚词”、“对仗”等技巧来提升文章的文采和“味道”。这些内容，就相当于是古代的“应试方法论”。
4. “会试”和“殿试”的特殊辅导：
在更高层级的考试，尤其是殿试，皇帝会亲自出题，而且题目更加注重时事和治国方略。这时候，读书人就需要对当时的政治、经济、社会问题有深入的了解。
官员的言论和奏章： 读书人会密切关注朝廷官员的言论、上奏的奏章，从中了解当前的政治走向和可能考到的论题。
“时政”类书籍： 有些人会整理当时的政治大事、经济政策等，写成通俗易懂的书籍，帮助读书人快速掌握时政动态。
5. “私人教师”与“书院”：
当然，最直接的“辅导”形式还是人。有钱有权的家庭会聘请名师来教导子弟，指导他们读书应试。书院更是重要的学习场所，书院的老师们会根据学生的情况进行指导，并组织模拟考试。
和“五三高考”的区别与联系：
形式： 古代辅导资料以手抄本、木刻本居多，且内容以经典注释、范文、体例讲解为主。现代辅导书则以现代印刷技术为基础，内容更系统、更全面，包含海量习题和解析。
内容： 古代辅导更侧重于对儒家经典的理解和对八股文格式的掌握。现代辅导则涵盖更广泛的学科知识和更复杂的思维能力训练。
目的： 两者本质上都是为了帮助考生应对考试，提高成功率。古代科举的核心是“以经义取士”，所以辅导也围绕这个核心。现代高考则是一种更全面的素质和能力考察。
总而言之，虽然古代没有叫“五三高考”的辅导书，但读书人有他们自己的一套学习和应试体系。从权威的经典注释本，到搜集的范文，再到详细的写作指南，以及重要的老师和学习社群，这些都构成了古代科举考试的“辅导”体系，帮助无数读书人走上仕途。只是，他们的“辅导书”，更多的是承载着历史的厚重感，以及无数文人墨客的智慧结晶。
网友意见
当然有，随着明代中期出版业的全面兴盛，晚明的科举教辅书市场非常发达，形成了产业链一条龙。就如今天一样，不同种类的教辅书商，彼此之间还会竞争的头破血流。
明思宗崇祯元年（1628），当陕西民变已经开始呈燎原之势，即将引起天崩地解之际，大江以南，还是一片祥和。可是江西抚州府临川县知县张采面对着桌子上的两封书信，却愁眉苦脸，不知如何是好。
这两封书信来自于张采的两位都是苏州府老乡的朋友，一位名叫张溥，一位名叫吴昌时。书中究竟写了什么棘手的事，令张溥如此为难？
张溥的信写到：
阅艾千子房选，显肆攻击，大可骇异。吾辈何负于豫章，而竟为反戈之举！言之痛心，兄见之，须面责问其故。
吴昌时的信则写的更是杀气腾腾：
贵治子民有心怀反侧，倡议翻为……吾辈闻之，耻辱莫甚于斯……伏祈深结豫章之在声气者，独摈此叛道负友之小人，使乡党弃之、天下嫉之，则鬼魅之术立破矣！
两封信都是要求身为父母官的张采，严厉处理他治下的临川县人艾南英。这几位出场人物，可不是随随便便的阿猫阿狗，个个名震天下。张溥、张采都是明末势力最大的文人社团——复社的领袖，合称“娄东二张”，声名遍及天下。吴昌时是复社元老，此时还是一位普通的乡绅，崇祯七年中进士后长期作为复社在朝中的代理人活动。而这位触怒张、吴的艾南英，更不是等闲之辈，他是明末誉满天下的文章大师，“江右四家”之一，江西文人结社豫章社的主要领袖。
那么这一众文坛名流，怎么会如此大动干戈？他们交恶的原因却不免令现代人感到魔幻：因为自己编的“房选”，也就是科举教辅书的竞争。打个现代的比方，这仿佛是一场王后雄和薛金星之间的交恶。
明代科举的主要考查形式是写“臭名昭著”的八股文。明代八股文在中叶的成化、弘治时期最终定型后，直到明末，体例格式没有大幅度的变更，较为稳定。稳定的状态必然引来模仿，何况科举是事关人生的大事。随着人口的增长、文教的快速发展，举子人数陡增，中举变得越来越难，竞争越来越激烈，考生必须潜心钻研已有的八股文，就像我们潜心钻研高考题一样，才能金榜题名。
而随着印刷术技术的改进、社会经济的空前繁荣、商品物流的极度发达，晚明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出版繁荣期，各种实用性书籍具备了大规模出版印刷的条件，并可以带来巨大的经济价值。综合这两点条件，有需求就有商机，晚明出现了专门编辑出版八股范文选集“房选”——也就是科举教辅资料的行当，而且非常繁荣，天下考生对其趋之若鹜的程度，不亚于今日考生追逐曲一线、王后雄、天利三十八套、金考卷。
而艾南英先生，就是著名的教辅资料编者。他才华横溢，文章水平极高，特别是钻研八股文，被人称为“讲开阖变化首尾起伏之法，卓绝一世。”而且这位以文学家活跃在教辅市场的艾南英，并不只是做汇集点好范文这种低级的工作，他有一整套成熟的八股文创作与选文思想，从理论的高度提出了八股文选文的几大标准，比起其他粗制滥造的教辅，他的又一大长处是，所选定的文章，都要附上专业的评点。八股文大家亲自上阵选文点评，天下科举考生都看疯了，当然要掏钱支持。书商当然是能嗅到这样巨大的商机的，当时出版中心南京、苏州、杭州一代的书坊主（出版商），纷纷奉艾南英为座上宾，高价请他编教辅。在出版商全力配合的条件下，为了提高编书效率，艾南英有联合一群文坛的朋友，组建了高水平的编辑团队，包括负责选文的周钟、陈宏绪、郑元勋，负责点评的吴仲升等。
艾南英把掌握八股选文标准看作是控制天下文坛的重要体现，于是数十年如一日投入到科举教辅资料编纂的伟大事业中去。先后出版了《皇明今文定》、《戊辰房选删定》等大量房选之作，每一科科举结束以后，都能在书市上很快看到艾南英精心选定的房选，形成产销一条龙服务，因此艾南英逐渐霸占了科举教辅市场。
这么巨大的商机，艾南英干了，其他人当然也眼红，何况天下不是只有艾南英擅长写八股文。到了明熹宗天启年间，同是文坛活跃人物的宋玫、周钟都出了房选选本来抢市场，特别是周钟的《华锋》，因为更贴近当时考官风行的判卷原则，所以获得了巨大成功，风靡天下。
好好的蛋糕，有人来抢，何况周钟本来还是艾南英选文的合伙人，现在合伙人要分家单干，艾南英当然很愤怒。他先利用自己在文坛的权威地位，在舆论上攻击周钟及其《华锋》。艾南英还是要脸的，当然不能说明自己攻击周钟的理由是为了钱，而是试图从文学理论上把周钟踩在脚下。他到处宣扬周钟的选文泥于后七子，格调不高，又多次写长信给周钟攻击对方。为了保证自己的房选在市场上不落人后，他还亲自上阵，到各地推销。周钟，及其代表的江南文坛，与艾南英文见本就不合，周钟又是复社早期的灵魂人物，自此，艾南英已经和江南文坛结下了梁子，张溥就曾对张采说，艾南英是“贪利无耻”。
到了崇祯初年，以新科进士与一般举子为主要力量的复社崛起，矛盾就彻底激化了。复社，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一大奇葩，其组织规章之完备、势力之雄厚、行动之严密，远远超过文人结社范畴，甚至具备现代政党的雏形。复社扩张声势的主要途径是操纵科举，而争夺科举操纵权的重要一步是握有房选的主导权。复社想要把天下科举考生笼络到自己手里，就一定要让自家的房选占据主流市场，让天下举子都顺着自己主导的文风来写文章，于是，这不可避免的和教辅市场的大佬艾南英产生了激烈的直接冲突。
讽刺的是，作为科举教辅书编者的艾南英，自己却是个科举的失败者。艾南英在天启四年（1624）中举人后，科举的运气就到头了，屡考屡败，再也没能考上进士。反观复社这边，中进士者比比皆是，两相比较，还是复社的房选更有说服力。于是两边更是剑拔弩张，弇山园聚会，艾南英和复社的张溥、张采、夏允彝、陈子龙、周钟等都在座。两边一见面，就吵了起来，据陆世仪《复社纪略》记载，陈子龙甚至暴打了艾南英，文斗变成了全武行。可见这些教辅商们为了这么一大块经济利益，真是不择手段了。
崇祯元年（1628）是会试年，这一年戊辰科会试结束后，各种房选照常上市。而憋了一股火的艾南英则开始疯狂攻击复社及其编的房选《表经》，艾南英说周钟、夏允彝等是魑魅魍魉，说陈子龙是“如蛆之含粪以为香美耳”，说张溥“于史不能，于子不可”，一无是处。对于复社编撰的房选，艾南英的评价是：我看了你们编的房选，被恶心坏了，恶心的我只能天天哭（不肖读二兄房选，惟有日日恸哭而已）。由此，简直是把复社中人得罪了个遍。
话说的太难听，大家都受不了，何况豫章社也是复社的重要力量，艾南英在这里搅局，不仅玷污自家的教辅声誉，还影响社内团结。于是才有了张溥、吴昌时等接连写信给张采，要求他直言规劝艾南英的事情。
张采倒是比较温和，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好言规劝艾南英说：大家都是一伙的，不要破坏文社内的团结。但是艾南英是吃了火药，连张采也不放过，说他当县太爷干的太失败，把地方都搅乱了。事已至此，张采没有办法，联合张溥等人，将艾南英从复社活动中摒弃出去，并且让“江右四家”的另外三位：陈际泰、罗万藻、章世纯也一起将艾南英孤立。至此，艾南英算是大受影响，自己编的房选也是江河日下了。
这件事归根结底，是一群文坛大佬，为了编科举教科书，闹到如此不快，类似的乱象，比之今日，也是不差多少。同时这更说明，晚明那个“后近代”的魔幻时代，冒出多少古人和今人都无法想象的事。
就明代来说，张献忠（又是这位穿越大佬！）《明中后期科举考试用书的出版》一文已经论述地十分详尽了。文中把明代科举考试用书分为三类：
1、科举考试范文，既包括首场的八股文范文，又包括二场论、判、诏、诰、表,三场以及廷试经史时务策的范文，如《皇明历朝四书程墨同文录》、《皇明乡会试二三场程文选》等。这类图书与今天的各类历年高考试题汇编或高考模拟题相类似。
2、作文技法和应试技巧类的图书，如《新锲诸名家前后场元部肄业精诀》，该书“分元、亨、利、贞四部。元、亨二部皆述八股文作法；利部为‘分类摘题偶联’，并附诸家作八股文法。贞部则为‘作论要诀’及‘诏诰表统论’，作‘判’、‘策’要诀”。
3、部分名人文集，如唐宋八大家文集特别是苏轼的文集就受到士子们的欢迎。
在我看来，这些“科举用书”从形式、内容上来看与今天的“教辅书”颇有相似之处，但是从它们在考试中所起到的作用、在考生和考官心目中的地位来看，比今天的“教辅书”还要重要得多。
第1类参考书，又称“时文”，可以类比为今天的“真题汇编”“优秀作文选集”，但又不只限于此。
万历末年，流行的时文刊本共有四种：“曰程墨，则三场主司之文及士子之文；曰房稿，则十八房进士平日之作；曰行卷，则举人平日之作；曰社稿，则诸生会课之作。”
除了中式者的优秀作文之外，还会有投考官所好的“三场主司之文”和“十八房进士”所做之“房稿”，此外还有用来互相交流经验的“行卷”“社稿”。
而且对编选者来说，掌握时文评选标准，除了赚钱之外，还意味着巨大的政治话语权，甚至可以干涉和操纵科举的结果， @流惜子 大佬的回答已经提到了这一点，所以从这方面来说，“时文选集”的意义已经不只限于“教辅书”了。
第2类参考书，应该说它们更接近《XX教育国家公务员考试用书》《XX教育国家教师资格证考试用书》，而官方规定的《四书大全》《五经大全》更像是“课程标准”和“考试大纲”，只规定了考试范围和内容，而对具体的八股文写作，并没有官方教材进行指导，府州县学也不会像今天的学校那样对此进行详细的讲解。因此这些辅导机构出版的参考书实际上就是起到了教材的作用，基本上是考生必备。而且科举考试的功能也确实更接近今天的公务员考试。
第3类参考书，听起来像是“课外读本”，但是这些书对科举考试的指导意义实际上更为直接，应试之士子读这些书并不只是“培养文学素养”“积累作文素材”，更重要的是学习其中的“法度”：
正德、嘉靖年间，文坛上兴起了一股复古主义运动，这也影响了当时的科举考试，甚至出现了“以古文为时文 ”的趋向。其中“唐宋派”对八股文和策论的影响最大。······
唐顺之、归有光、茅坤等又是公认的八股文大家，他们将古文笔法融入八股文和策论······还通过编选和评点古文来宣传自己的主张，这些图书实际上也是很好的八股文或策论范文，也都因此成为当时重要的科举考试用书，如归有光用五色笔圈点《史记》，标示文章之命脉筋节，使初学者有法度可循，其书遂被士子奉为时文秘诀。茅坤编纂的《唐宋八大家文抄》 , “以其文有法度之可求，于场屋之取用甚便 ”，因此深得应试者青睐，以至于“其书盛行，海内乡里小生无不知茅鹿门者。”
这里的“标示文章之命脉筋节”不就和我们语文课本上分析鲁迅文章是一样的吗？更何况此类书的作者都是文坛领袖，地位之高不用多说。
上周六我在一个讲座上听李新峰老师谈过这个话题，用他的话来说，这些书不是“教辅”，就是“教材”。
宋代的情况，梁庚尧《宋代科举社会》第三讲中谈到了这个问题：
建宁府所出版的另一类有广大销路的书籍，是科举考试的参考用书。经史文集等书籍，当时已经有大量刊本，是士子准备科举考试所必须读的基本书籍。不过在这些书籍之外，还有许多教人怎样写科举诗文，以及供写科举诗文时引用事实、文字的参考书籍出版。
至于供写科举诗文时用来检索资料的参考书，例如《事文类聚》、《记纂渊海》、《古今源流至论》、《山堂考索》、《古今合璧事类》等书都是。
这一类参考书在宋代由于有很好的销路，也因此大量编印出版，有私人编印的，也有官府编印的。时文参考书在当时甚至成为许多士人准备考试时研读的重心，连官私教学也出现了重视时文过于经籍的流弊。
宋代科举考试自从考经义之后，逐渐发展出一种固定的撰写格式，这种固定撰写格式的经义时文，就是后来明清八股文的雏形。
实际上明代八股文的发展同样也是一个随着科举制度的完善而不断成熟的过程。所谓八股，本就是长期考试过程中演变形成的一种应试和阅卷套路，而不是朝廷有意为之的什么“禁锢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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