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蜀汉史料真的被大规模销毁过吗?

回答
关于蜀汉史料是否被大规模销毁,这是一个在史学界和三国爱好者中长期存在讨论和争议的话题。结论是:有证据表明蜀汉后期的史料在三国归晋的过程中确实遭受了严重的破坏和流失,但“大规模销毁”的说法可能存在一定的夸大成分,更准确的说法是遭受了严重的破坏、遗失和选择性保留。

为了详细阐述,我们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

一、 蜀汉政权本身的史料保存状况不佳:

1. 政治动荡与战乱频仍: 蜀汉政权自建立之初,就面临着来自曹魏和东吴的强大军事压力,内部也时常有叛乱和政治斗争。例如,诸葛亮去世后,姜维虽然继续北伐,但国力消耗严重。后期,宦官黄皓专权,朝政腐败,进一步削弱了国家的稳定性和管理能力。长期的战乱和政局不稳,本身就不利于系统性地收集、整理和保存史料。
2. 后主刘禅的统治: 刘禅在位后期,虽然并非全然无能,但其统治期间,朝廷的文化氛围和对史学的重视程度是否能与诸葛亮执政时期相比,存在疑问。尤其是在国家危难之际,史料的保存往往不是最高优先级。
3. 地理位置的限制: 蜀汉政权地处西南,交通相对不便,信息传递和资料输送也存在一定的困难,这可能影响了中央对地方史料的收集。

二、 三国归晋时的史料流失和破坏:

1. 邓艾灭蜀,成都陷落: 灭亡蜀汉的关键事件是曹魏大将邓艾偷渡阴平,出其不意地攻破了蜀汉的都城成都。在军队攻城略地、国家政权突然崩溃的混乱时期,官方档案和私人收藏的史料极有可能在战火中被焚毁、散失。
成都陷落的混乱: 当邓艾兵临城下,刘禅投降,蜀汉政权骤然瓦解。在这个过程中,统治阶层的住所、官府的档案库,很可能成为混乱的中心。军队的搜刮、私人的抢掠、以及战乱本身的破坏,都可能导致大量珍贵史料的损毁。
火灾的可能性: 虽然没有明确记载成都发生大规模纵火,但在攻城和接管过程中的冲突,以及仓促撤离和躲避时,火灾是难以避免的。
2. 晋朝的接收和处理: 晋朝接收蜀汉的政权后,对其前朝的史料并非全盘接收并悉心保管。
政治目的的筛选: 晋朝作为取代曹魏建立的新王朝,对于前朝的史料,可能会出于政治目的进行选择性保留。一些有利于论证晋朝正统性、或者批评前朝(包括蜀汉)的史料可能会被保留或加以利用。而一些客观记录、或者可能对晋朝不利的史料,则可能被有意无意地忽视、删除或销毁。
“修史”的性质: 晋朝官方在接收蜀汉遗留资料后,也进行了修撰,例如唐代编纂《晋书》时,就引用了部分蜀汉时期的史料。然而,修史的过程本身就可能伴随着删改、合并、甚至臆测。并非所有的原始史料都会被完整地保留下来。
散失与自然损耗: 即使晋朝有意保存,经过长途跋涉的物资转移、仓库的保管不善、以及数百年间的自然损耗,都会导致史料的流失。

三、 关于“大规模销毁”说法的证据与质疑:

支持“大规模销毁”的观点可能基于以下几点:

《三国志》的史料局限: 罗贯中的《三国演义》虽然是小说,但其描绘的许多细节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们对三国历史的认知,其中对蜀汉的很多描写,如关羽的某些事迹、赵云的某些勇猛表现,虽然未必完全准确,但流传甚广。而《三国志》中关于蜀汉后期的一些记载,尤其是政治和军事细节,确实显得比较简略,或者与民间传说存在差距。这种“简略”容易被解读为史料不足或被销毁。
缺乏直接证据的缺失感: 尽管我们有《三国志》、《华阳国志》等著作,但相比于魏国,蜀汉的独立史料确实相对较少。例如,关于诸葛亮去世后,姜维北伐的具体战略部署、后勤情况、以及内部的政治反应等细节,都有待更详尽的史料补充。这种史料上的“空白”容易让人联想到“被销毁”。
历史惯例的推测: 在古代王朝更迭时,胜利者销毁前朝的“负面”史料,以巩固自身统治,并非没有先例。人们可能基于这种历史惯例,推测蜀汉史料也遭受了类似的命运。

质疑“大规模销毁”的观点则认为:

仍有重要史料流传:
陈寿的《三国志》: 《三国志》本身就是魏晋时期整理前朝史料的成果,其中《蜀书》是核心部分。陈寿本人就是蜀汉人士,在西晋朝廷任职,他有机会接触到一部分蜀汉的原始史料。虽然他在修史时受到了政治环境的影响,但他仍然尽力记录了蜀汉的兴衰。
《华阳国志》: 东晋常璩的《华阳国志》是记载蜀地历史的重要著作,其中大量引用了蜀汉时期的史料和人物事迹,为我们了解蜀汉提供了宝贵的补充。如果蜀汉史料被“大规模销毁”,《华阳国志》很难获得如此丰富的素材。
其他零散记载: 除了这两部主要著作,《晋书》等其他史书以及一些文集、碑铭中,也保存了许多关于蜀汉零散的史料。
“销毁”与“流失”的区别: “大规模销毁”意味着有组织的、系统性的破坏行为。而更可能是由于战乱、政权崩溃、管理不善、以及自然损耗,导致大量史料“流失”。流失不等于被主动销毁,很多东西可能只是散落、遗忘、或者被掩埋。
史料的性质和价值判断: 即使有部分史料被晋朝选择性保留,也并非所有史料都具有被销毁的“必要性”。一些纯粹的政务记录、经济账目、甚至地方志等,如果对统治者没有直接的政治影响,可能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被遗忘和散失。

四、 总结:

综合来看,蜀汉史料遭受了严重的破坏和流失,但“大规模销毁”的说法可能过于绝对,并且缺乏直接证据证明存在一个有组织的、旨在彻底抹去蜀汉历史的“大规模销毁”行动。

更准确的描述应该是:

蜀汉自身史料保存基础就相对薄弱。
灭蜀过程中,政权崩溃和战乱导致大量史料在混乱中遗失、被毁。
晋朝在接收和整理前朝史料时,可能存在选择性保留,也可能存在管理不善和自然损耗。
我们今天所见的蜀汉史料,是经过筛选、整理、以及长达数百年自然损耗后的结果。

因此,虽然我们为蜀汉史料的“损失”感到惋惜,并可能永远无法得知一些珍贵的细节,但也不能完全否定晋朝(以及其他时期)对前朝史料的整理和保留工作。

可以说,蜀汉史料的命运是历史洪流中政权更迭、战乱频仍和信息保存困境的一个缩影。我们应该在承认史料缺乏的基础上,更加珍视现存的资料,并对其进行严谨的考证和解读。

网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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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他妈怪陈寿!

这个话题,其实说是阴谋论也没错,说不是阴谋论也对。

事由根本是陈寿丫的老小子自己惹出来的。

他尼玛是根本不管后人撞穿墙抓破头啊你造吗。

能穿越回去我特么得把陈寿五花大绑,老虎凳子辣椒水严刑拷打,把肚子里的货全吐出来你造吗。

一切都源于《三国志.蜀书》里的一句话。

《后主传》:“又国不置史注记无官,是以行事多遗灾异靡书。诸葛亮虽达於为政,凡此之类,犹有未周焉。”

普通话:国家不置史官,好多事儿没人记呀。诸葛亮政务处理得好,可像这种事儿也不周全口牙。

这是陈寿老小子自己说的。

事实是怎样呢?他特么自己翻供啊!就尼玛在同一篇后主传里啊!

《后主传》:“景耀元年,姜维还成都。史官景星见,於是大赦,改年。”

这个人是谁!这个史官尼玛是谁!别特么告诉我此人姓史名官啊!

最可气的是不止一次你造吗!

要是就这一次,后人都可以当丫是笔误你造吗!

《先主传》:“夏六月,黄气见自秭归十馀里中,广数十丈。后十馀日,陆议大破先主军於猇亭,将军冯习、张南等皆没。”

《费祎传》:“后十四年夏,还成都,成都望气者云都邑无宰相位,故冬复北屯汉寿。”

陈寿,孙贼,你丫够了。

不是说“行事多遗灾异靡书。”的吗?!这又是景星见、黄气见、无宰相位的,都啥啊??

更可气的是,裴松之也来凑热闹。

裴松之注引《汉晋春秋》:“建兴九年冬十月,江阳至江州有鸟从江南飞渡江北,不能达,堕水死者以千数。”

灾异靡书,这上千只傻鸟堕水的事儿是谁记下来的?!

好吧,牢骚完了,正经点。

针对这个问题,历来有两个说法。

一派认为蜀无史官,另一派则认为蜀有史官。蜀有史官派里,对此事的解释也有差异。

无史官派的观点,从李彪开始。

《北史.魏书.李彪列传》: “孔明在蜀,不以史官留意,是以久而受讥。”

到后世的史家,也有许多人坚信蜀无史官,并且旁征博引,应对陈寿的言论。

他们从各方面分析季汉不置史官的原因,但在旁人看来,总会有牵强的地方。

至少到今天,无史官派势微,认为蜀有史官,似乎已成通论。

那么陈寿提及的国不置史,却频繁出现的异相与景耀元年的史官,是怎么回事儿?

蜀有史官派里,对这些的解释,历来有这么几个比较主流的说法。

1、陈寿小心眼说。

2、季汉史官乃历官说。

3、季汉史官制度残缺说。

陈寿小心眼说是从刘知几开始的,刘知几也应该是质疑陈寿的第一人。

对于考证季汉史官问题,有开辟性的作用。

只是陈寿作为当事人,他的言论比较有权威性,所以刘知几当时遭到不少人的反对。

刘知几在《史通.曲笔》里写了这么一段:“案黄气见于姊归,群 鸟堕于江水,成都言有景星出,益州言无宰相气,若史官不置,此事从何而书?盖由父辱受髡,故加兹谤议者也。”

刘知几认为,如果没有史官,前边那些事儿就根本不可能记下来,陈寿也没法知道。

陈寿这是因为他爸比当年受了刑罚,所以怀恨在心,恶意毁谤人身攻击诸葛亮。

可是这说法其实也很阴谋论啊不是么……

刘知几的结论有一个预设的前提,就是陈寿对诸葛亮有怨恨。

而且是个心眼小,报复心强,记性好的小人,所以才会干出如此令人发指的坏事儿。

通过蜀书的描述,怎么也看不出来陈寿有这么大怨气。

更别提他的史评和传记经常说一套写一套。

陈寿说诸葛亮应变将略,非其所长。然后他怎么写的?

《诸葛亮传》:“三年,亮率众南征,其秋悉平。……亮身率诸军攻祁山,戎陈整齐赏罚肃而号令明……魏将军王双率骑追亮,亮与战,破之,斩双。……粮尽退军,与魏将张郃交战,射杀郃。……十二年春,亮悉大众由斜谷出,以流马运,据武功五丈原,与司马宣王对于渭南。……耕者杂于渭滨居民之间,而百姓安堵,军无私焉。……及军退,宣王案行其营垒处所,曰:‘天下奇才也!’……亮性长于巧思……推演兵法,作八阵图,咸得其要云。”

借司马懿的嘴,绕着弯夸诸葛亮。陈寿嘴巴说不要,身体还是很老实的嘛。

真的看不出来有多大怨气,所以故意诋毁诸葛亮的说法很难成立。

第二点就是季汉史官实乃历官的说法,在当今算比较主流的观点。

这批学者以刘咸炘、金毓黼和卢弼为主。

刘咸炘的证词:“郝懿行笔记又举《华阳国志》《后主志》称,大长秋南阳许慈普记载籍典章旧文,又举西州《后贤志》王化弟崇蜀时东观郎陈寿秘书郎,不知此皆不足驳陈氏也。陈氏所言无官者,乃记注之史黄气群鸟不必史官所言,盖蜀本多术数之学;至奏景星见者,乃占天之史官许慈王崇卻正则掌书之官,皆非记注之史。知几所谓典校无阙,乃掌书之谓,而属辞有所则臆度之词。东观乃真记注之职,然沿旧制而有此官,未必有其地行其职,不然则承祚躬为秘书郎,岂善忘至此即诬诸葛,又何如是之拙乎?”

刘咸炘的观点,简单总结如下。

1、异相是历官记录的,乃占天之史。

2、陈寿说的无史,指的是没有记注之史。王崇这批人,都是掌书官,不是记注官。

3、季汉延两汉旧制,所以才有东观的职位,但未必能行使其职责。

4、陈寿自己就是秘书郎,怎么可能善忘成这样?想污蔑诸葛亮,又怎么会用这么笨的办法?

5、所以三国志里的史官不是记注官,陈寿是在哀叹没有后者。

就是说,他不反对东观郎是史官,但他认为在季汉,东观郎其实是个虚职

这也是一个没有证据的预设前提

我们来看看金毓黼和卢弼的补充吧。

金毓黼的证词:“兹考《华阳国志》、《后贤志》,王崇于蜀为东观郎,入晋后著《蜀书》,颇与陈寿不同。今陈书不见崇名,知几所见《蜀志》,若非崇之《蜀书》即《华阳国志》也。《三国·蜀志·后主传》景曜元年,亦有‘史官言,景星见’之语。此所谓‘史官’乃太史令之异称,实历官也。或据此以为蜀有史官之明证,殊为失考。”

简单说,金毓黼先生也认为,三国志里出现的史官是历官。

他的论据是,史官一词,乃是太史令的异称。

如果因为这一点,就坚信蜀有史官,则过于武断了。

不过他也认同,王崇曾任东观郎,这似乎和金先生的结论有些矛盾。

只是对这个东观郎的作用,金先生应该也认为是个虚职。

最后来看一下卢弼的话。

他说:“弼按季汉辅臣赞所颂述皆当时可传之人,承祚自注云失其行事,故不为传。评语所谓注记无官,行事多遗者,此也。刘说为允。”

卢弼的意思就是顶刘咸炘,给刘咸炘点了个赞。

那么季汉的东观郎真的是虚职么?三国志里的史官又真的是历官么?

《后汉书.百官志》:“太史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掌天时、星历。凡岁将终,奏新年历。凡国祭祀、丧、娶之事,掌奏良日及时节禁忌。凡国有瑞应、灾异,掌记之。丞一人。明堂及灵台丞一人,二百石。本注曰:二丞,掌守明堂、灵台。灵台掌候日月星气,皆属太史。”

你乍一看,似乎太史令确实只管星象历法,景星见之语,当出自任此职者。

但事实上两汉的太史令,一大职责就是要负责做记录,将一切灾异祥瑞进呈报告。

古代记录天相,不是为了找外星人,是为了对应现实生活,推演世事,或者引导舆论。

陈寿所说,行事多遗灾异靡书的现象,恰恰只在没有史官的时候才能发生。

换言之,太史令确实管历法,但他不是专职历官。太史令也不是唯一的史官,但是史官之长。

太史令成为专职历官,要到魏晋后期,增添了著作郎这个职位,此后太史令才渐渐专管天文。

刘、金几位先生,把魏晋后的太史令与两汉的太史令一概而论了。

那东观郎又是怎么回事儿呢?

《通典·职官》:“后汉图书在东观,桓帝延熹二年,始置秘书监一人,掌典图书古今文字,考合同异,属太常。以其掌图书秘书,故曰秘书。后省。”

东观是雒阳城南宫中的一座高楼,专门囤各种记录与书籍,类似于皇室的图书馆。

从汉明帝令班固于东观修史开始,这里慢慢变成了修史和藏书的固定场所。

后来相应而生了特定的职位,所谓秘书监,以及其属官秘书郎。

因为要在东观修史,所以各种资料典籍都要存放在东观。

存放在东观后,为了便于查阅,又要有人专门负责整理这些慢慢增多的文档。

于是就有了东观郎,因为就近查阅资料,修撰古籍,变成了专门修史做记录的秘书官。

几位先生认为季汉东观郎为虚职的说法,靠不住,只是他们的假设。
这种假设不能证明其真,也不能证明其伪,只是几种可能性之一。那就不该认为确凿无误。

很多人以此为论据,就诞生了季汉史官制度残缺说。

我手头找不到现成的论文可以引用,大概简略叙述下他们的观点。

1、所谓注记无官,特指刘备与诸葛亮时期,因为战乱多事,无暇顾及。

2、蜀汉内部派系斗争导致记注官无法发挥作用。

3、国不置史不等于没史官,他们可能是光吃饭没干活。

4、裴松之搜罗那么多资料,都没有新鲜热乎的蜀汉史官注记,可见他们确实没干活。

5、蜀汉的资料缺乏系统性的整理,导致过于混乱,乃至遗失。

看一下陈寿的履历吧……

《华阳国志.陈寿传》:“陈寿字承祚,巴西安汉人也。少受学于散骑常侍谯周治尚书、三传,锐精史、汉,聪警敏识,属文富艳。初应州命,卫将军主簿东观秘书郎、散骑黄门侍郎。大同后察孝廉,为本郡中正。 ”

他给姜维当过秘书,还担任过图书馆管理员……

陈寿,孙贼,丫自己就是注记官

我们目前可知,可靠的季汉注记官名单有四个人:郤正、许慈、王崇、陈寿。

“又国不置史,注记无官,是以行事多遗,灾异靡书。”

所谓注记无官云云,决不可信。那这注记官是不是真的不干活呢?

‘史官乃历官说’与‘季汉史官制度残缺说’都认定了一条。

要么是没有注记官,要么是注记官没好好干活儿。

这其实也都是没有证据的预设前提……

事实到底是怎样?

提前声明一个事儿,东观郎也好,太史令也罢,这都是内朝官。

季汉延两汉正统,官制照旧,诸葛亮作为丞相,他是外廷之长,管不着内朝官。

因为怕被非议,被蜀中的反对派揪小辫子,诸葛亮对于人臣本分一直都守的很严。

那些说他跋扈的论调不要信,都是毫无根据的揣测。

为了维护蜀中势力平衡,自己荆州派的马仔都得被迫牺牲掉,有这样跋扈的吗?

所以说,是否真的注记无官,也怪不着诸葛亮。

陈寿说他犹有未周,到底什么用意,咱们先不提,请容我列一个书单。

王崇《蜀书》、谯周《蜀本纪》、常璩《华阳国志》、陈术《益部耆旧杂记》、佚名《云别传》。

如果真的注记无官,或者注记官光吃饭不干活,这些东西都是怎么蹦出来的?

陈寿在编撰《三国志》的时候,有曹魏和东吴的半成品可以直接借用。

他修《蜀书》时,不可能无中生有。

在《三国志》,哪怕是《蜀书》里,我们都可以看到大量的类似现场记录一样的对白。

这些东西,如果没有一个原始文档,陈寿是编不出来的。

有人认为陈寿凭借的是当事人的回忆。

以他所处的世代,经历过季汉初期的人基本都死绝了。

他上那里采访当事人去?

刘禅在景耀年间,开始相继给以往功臣追评谥号。

“三年秋九月,追谥故将军关羽、张飞、马超、庞统、黄忠。”

“四年春三月,追谥故将军赵云。冬十月,大赦。”

这说明季汉对早期事业的总结性工作已经展开,这种工作离不开东观秘书郎陈寿这种注记官。

没有注记官帮助整理资料、档案,针对政治环境做出建议,追谥工作根本无法进行。

景耀年间的追谥活动,其实从一个侧面证明了,季汉的注记官们是必须得干活的。

他们在当时必须得整理大批量的早期档案。

《华阳国志.陈寿传》:“吴平后,寿乃鸠合三国史,著魏吴蜀三书六十五篇,号三国志。”

小常同学偷偷阴了陈老前辈一把,这三国史必然是包括了季汉史的原始文档。

所谓鸠合,就是乱七八糟的大量聚集。王崇、谯周、常璩等人看到的东西,陈寿没道理看不见。

而且以陈寿当时的条件,他能接触到的材料只会更多。

“国不置史,注记无官。”是一句彻头彻尾的谎言。

结合其书中的其他记载,这句谎言是如此刻意。

陈寿在睁着眼说瞎话,而且故意又留下了线索,告诉你他在撒谎。

如果以季汉史官制度残缺,或者文档管理不善做结,无疑是很稳妥的说法。

但这两种结论也并不是有确凿的证据来支持。

史官制度不完善不等于没有史官,有史官但是连年征战也不等于史官就不干活。

说真的,与曹魏、东吴比起来,季汉的政治环境相对而言要稳定多了,没道理史官无法展开工作。

相较之下,季汉史料遭销毁,未尝不是一种说法。

为什么历代的专业学者不采用这种说法呢?

一来是因为与销毁说相比,其他结论所需要的推测相对少。

二来支持销毁说所需要的很多推论其本身根本就无法进行。

三来销毁说涉及的政治问题要更加复杂,会更容易脱离史料。

因此这不符合专业学者治学的原则,所以销毁说只能停留在阴谋论的层面,无法堂而皇之的考据。

不过销毁说未尝不能作为一种思路来研究。

而且如果我们假设其为真,许多诡秘难测的事情就都说得通了。

从人文的角度讲,这其实也是一种期盼,渴望有更多的史料以待发掘。

更深层次的推测,请参考姬喵喵的答案。

这家伙脑洞太大,我这是在用肉体帮他堵洞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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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国史料有没有被大规模、有预谋、成系统地销毁,这个我不能打包票。但陈寿的《三国志》有没有大量删改、抛弃本国史料呢?答案非常明显。

《蜀志》漏了哪些人物传记,看数据就知道:

吴懿,外戚大将,取得阳谿大捷,官至车骑将军雍州刺史汉中督济阳侯。

陈到,名亚赵云,长戍永安为李严之副,官至征西将军永安督。《三国志》中仅有只言片语。

廖化,关羽旧部,忍辱归国,一战斩王赟、游奕,作到右车骑将军领并州刺史中乡侯。

孙夫人,孙权之妹,刘备明媒正娶的第一任夫人。

夏侯霸,汉国外戚重将,羊祜的岳父,受拜车骑将军,与姜维一同北伐。在魏蜀两志中都被华丽忽略。

这些是第一档中被漏掉的人物,同档里还有交州刺史赖恭、荆州刺史刘琦 ,全都是既没有列传的待遇,也极其缺乏记载。而《蜀志》存传人物里,与上述人物同一档的有庞统、魏延、甘夫人、费祎、张翼。


第二档

冯习,猇亭之战的前部大督,担当的是张飞本该担任的位置,前期压制陆逊。

句扶,与王平并列的季汉名将,被称为“忠勇宽厚,数有战功”,官至左将军。

庞羲,刘璋大将,负责压制张鲁,后来归降刘备。

黄皓,刘禅的手套,《奸佞传》的默认首席。

阎宇,最后的庲降都督,官至右大将军,下场成谜。

马岱,凉州兵团的继承者,通往雍凉的钥匙,曾出师北伐,官至平北将军陈仓侯。

第二档被漏掉的还有上官胜(太尉)、吴班。《蜀志》存传人物里,可对比的是李恢、王平、董厥、麋竺、马忠。


第三档

苏飞,黄祖大将,很可能参与了关羽时代的荆州水军建设。

辅匡, 随刘备入蜀地援刘璋,猇亭之战的生还者,官至右将军中乡侯。

陈式, 参与汉中、猇亭两次大战,北伐时攻克武都、阴平二郡。

柳隐,姜维麾下智勇双全之大将,灭汉之战时任黄金督,稳守不失。其事迹仅为《华阳国志》收录。

吴兰,刘备帐下大将,汉中之战中不幸战败被害。

张表,张松之子,第五任庲降都督,有威仪风观,后接替姜维担任后将军。

这一档里被漏掉的还有殷观、高详/翔、邓方、张南、费观、孟获、袁綝、黄柱、关平(越来越多- -+)等人。《蜀志》存传人物里,可对比的是秦宓、简雍、孙乾、董和、许靖这些。


第四档

樊伷,武陵太守,以现有资料来看是有忠心而乏韬略,故而返正不成。但真相谁知道呢……

镡承,作到少府、卫尉,是汉国九卿高官中得以留名的少数人物。

刘敏,蒋琬的表弟,骆谷之战功臣之一,以功封云亭侯。

胡潜,魏郡人,礼学家,受到刘备重视。与许慈有斗破苍穹的矫情。

姚伷,真诚笃粹,擅拔贤能,为诸葛亮器重,作到尚书仆射,不幸早亡。

王嗣,边地名臣,能绥集羌胡,广布恩信,积极支援了姜维的北伐,后来丧生战阵。

雷绪,袁术旧部,赤壁之战后率部曲数万投奔刘备,受任偏将军(不知雷铜与他的关系)。

这一档里被漏掉的还有傅肜(傅佥)、史郃、傅群、裴俊、孟琰(虎骑监)、夏侯博、胡济、沙摩柯、刘磐[1]等等。《蜀志》存传人物里,可对比的是来敏、向朗、吕乂、陈震、孟光这些。


第五档

樊建,汉末高官,对当时乱象无力匡纠,仅能洁身自励,官至尚书令。

刘豹,阳泉侯,与向举、张裔等人一同劝刘备称帝,推测应为汉室宗亲。

习珍,荆州汉军零陵北部都尉,关羽死后仍坚持抗战,宁死不屈。其事迹仅为《襄阳耆旧记》所录。

雍闿,蜀志叛将传中应该列席。

高定,越嶲夷王,蜀志戎夷传首席,其影响力在南中较为深远。

金旋,三辅名门出身,武陵太守,归降刘备(另一说被刘备击败身亡)。

这一档里被漏掉的是向举、王伉、上官雝(中典军)、李密、梁绪(梁虔)、吴砀、爨习等。《蜀志》存传人物里,可对比的是费诗、杜微、廖立、尹默、向宠这些。


写到这里,深觉遗漏尚多,不光是陈寿不方便写的刘循(刘璋长子)、王林(打过司马昭)、刘宁(猇亭败将,降吴)、杜路(同刘宁)等人,以及写了跟没写区别不大的刘永、刘理、卓膺、刘璿、郭攸之等人,还有更多为光复汉室而倒下,却没给我们留下任何痕迹的人们。


然侍卫之臣不懈于内,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者,盖追先帝之殊遇,欲报之于陛下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费祎、董允等,此皆良实,志虑忠纯,是以先帝简拔以遗陛下。——《出师表》

自臣到汉中,中间期年耳,然丧赵云、阳群、马玉、阎芝、丁立、白寿、刘郃、邓铜等及曲长屯将七十馀人,突将无前。賨叟、青羌散骑、武骑一千馀人,此皆数十年之内所纠合四方之精锐,非一州之所有,若复数年,则损三分之二也,当何以图敌?此臣之未解五也。今民穷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则住与行劳费正等,而不及今图之,欲以一州之地与贼持久,此臣之未解六也。——《后出师表》

(上阙一人)司徒臣(姓名阙)、安汉将军(下阙,又阙五人)、侍中臣(阙)、立侍中(下阙)、尚书(下阙、又阙四人)、五官中郎将臣(姓名阙)、太中大夫臣(姓名阙)、中散大夫臣(姓名阙)、博士臣许慈、议郎臣(姓名阙)、议郎臣(阙)、信议郎臣(阙)光、议郎臣(姓名阙、又阙二字)、将军臣(姓名阙)、镇东将军臣刘琰、平西将军臣刘(阙)、平北将军臣刘(阙,又阙二字)、将军臣(姓名阙,又阙二字)、将军臣(姓名阙,第二横并阙,第三横阙十八人,又阙一字)、将军臣(姓名阙,又阙一字)、将军臣(姓名阙,又阙一字)、将军臣(姓名阙,又阙一字)、将军臣(姓名阙,又阙一字)、将军臣(姓名阙,又阙十字)、将军臣(姓名阙,又阙一字)、将军臣(姓名阙,又阙一字)、将军臣(姓名阙,第四横阙十二人,又阙一字)、将军臣(姓名阙,又阙一字)、将军臣(姓名阙,又阙一字)、将军臣(姓名阙,又阙一字)、将军臣(姓名阙,又阙一字)、将军臣孙(阙,又阙一字)、将军臣(阙)仁、时太守南阳李严、正方丞宋远、文竒,武阳令阴化……。)(隶续卷十六黄龙甘露碑 惟建安廿六年(阙十字)赤水(水字)甘露(阙)于县中(后阙)碑阴:(上阙六人)侍中臣(阙)、立侍中(下阙)、尚书(下阙,又阙二字)、光禄大夫臣(姓名阙,又阙二人)、中散大夫臣刘(阙)、博士臣许慈、议郎臣(姓名阙)、议郎臣(姓名阙)、议郎臣孟光、议郎臣(姓名阙,下阙人,又阙二人)、益州前部(阙二字)臣费诗、益州左部司马臣(姓名阙)、益州右部司马臣(姓名阙)、益州(阙)部司马臣(姓名阙)、益州部蜀郡从事史臣(姓名阙)、益州部(阙二字)从事史(下阙)、益州部(阙二字)从事史(阙)义校尉臣(姓名阙)、益州部巴西从事史(阙)信校尉臣李(阙)、益州部梓潼从事史忠节中郎将臣(姓名阙)、益州部牂柯从事史臣(姓名阙)、益州部永昌从事史(阙字)校尉臣(姓阙)、益州部(阙)山从(下阙,又阙五字)、从事史臣(姓名阙,阙六字)、业校尉臣(姓名阙,又阙二字)、中郎将臣(姓名阙、又阙二字)、中郎将臣(姓名阙、阙二字)、中郎将臣刘(阙,又阙二字)、中郎将臣(姓名阙,又阙二字)、中郎将臣(姓名阙,又阙二字)、中郎将臣张(阙,又阙二字)、中郎将臣(姓名阙,又阙二字)、中郎将臣刘(阙,又阙二字)、中郎将臣(姓名阙,又阙二字)、中郎将臣(姓名阙、又阙二字)、中郎将臣(姓名阙、下阙))——黄龙甘露碑


我写得不好,但我想大家心中的答案已是呼之欲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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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

  1. ^ 荆州牧刘表从子。初与南阳人黄忠共守长沙攸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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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我也觉得《三国志》蜀汉史料少,直到我看了一些别的朝代史料才发现,在南北朝之前,蜀汉史料真的已经算覆盖面很详细的了,两汉那才真叫一个惜墨如金。

根据《两汉太守刺史表》的考证,汉光武帝刘秀在位32年(25-57),有记载的荆州刺史只有费遂、范式两人,而且这两人当中还只有范式是有传的,而费遂仅仅是在注《东观记》里面提到了一下名字。汉明帝刘庄在位18年(58-75),只有郭贺一人,他还是在汉光武帝建武末年就开始任职的。

更神奇的还有《赵憙传》的一段记载:

时,邓奉反于南阳,憙素与奉善,数遗书切责之,而谗者因方憙与奉合谋,帝以为疑。及奉败,帝得憙书,乃惊曰:“赵憙真长者也。”即征憙,引见,赐鞍马,待诏公车。时,江南未宾,道路不通,以憙守简阳侯相。憙不肯受兵,单车驰之简阳。吏民不欲内憙,憙乃告譬,呼城中大人,示以国家威信,其帅即开门面缚自归,由是诸营壁悉降。荆州牧奏憙才任理剧,诏以为平林侯相。攻击群贼,安集已降者,县邑平定。

如果这段史料记载完全准确的话,邓奉反汉发生在刘秀还在打天下的时候,换句话说,刘秀手下有一个打天下期间任命的开国荆州牧(西汉后期就已经将刺史改称州牧,东汉初年改回了刺史),竟然连个名字都没有,唯一一次被提到还是因为推荐了赵憙。

当然,有些人认为这个没有任何上下文的荆州牧可能是刺史之误,有可能就是费遂,毕竟费遂据记载在更始年间就担任荆州刺史了。另有史料称费遂还当过扬州刺史,无疑当时是个极重要的人物,但也基本就只有个名字,生平事迹极少。

当然,范晔《后汉书》直到南朝宋的时候才写出来,可能此时史料的确已经散失了不少,使得东汉多少吃点亏。


以这个标准比较看来,蜀汉的史料记载(以及至少是在晋朝、南北朝时候保存下来的记载)那算是相当丰富的了,光是刘备时期任命的各郡太守就基本都能找得到名字,很多郡甚至能有三四个,很多生平最高职位太守的人物都能入传,这在曹魏是州牧都不见得有的待遇。

所以,蜀汉传记普遍篇幅短,最有可能就是史书体例的问题,毕竟蜀国小,就不能太详细了,不然就喧宾夺主了。就像杨文理等人提到的那样,司马炎对诸葛亮很感兴趣,陈寿就突然能变出一大堆资料来附在传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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俺又来做补充了哈。

古人著史这件事,本来就政治意义浓厚,就算不被政治“挟裹”,当事人也不能不有政治上的考量。

而魏晋征蜀伐吴,都是内部派系博弈,在外政上的体现,两代司马并不是为了统一而统一,都是非常明确的为了给自己政治上加分,国内对立派系的反对声音也很大。

ok,如果蜀国史料被全面引用,那么姜维、钟会、邓艾那点事就绕不过去,钟会又是司马昭的头马,司马昭力压反对派意见而伐蜀就会蒙上阴影。

理论上,不管怎么样,都已经灭蜀,中间那点波澜算不上事,但在政治博弈的角度不能这样看,反对派们才不管你功大于过什么的,只要是损人利己的事情,就会被不断放大,花式吊打。

如果伐蜀中间的细节又被抖出来,还被记在史书里,反对派们绝对笑裂了,时不时拿先帝鞭尸,借古讽今。

所以,有可能陈寿为了避免掀起政治波澜,甚至有可能受到了某种压力,直接就说蜀国那些事,俺也记不清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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