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赞同巴黎公社提出的废除常备军的主张吗？
巴黎公社（1871年3月18日—5月28日）是19世纪工人阶级在法国首都巴黎发起的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革命尝试，其提出的“废除常备军”主张在当时具有强烈的革命性和理想主义色彩，但其实践效果和理论逻辑也引发了深刻的争议。以下从历史背景、理论逻辑、实践困境和历史影响等方面进行分析：
一、历史背景：巴黎公社的革命动因
1. 普法战争后的社会矛盾
1870年普法战争中，法国战败，普鲁士军队占领巴黎，法国政府被迫签订《法兰克福和约》，导致国家财政崩溃、社会动荡。巴黎工人阶级在战争期间积累的不满情绪达到顶点，尤其是对军队的腐败和压迫感到愤怒。
2. 对国家机器的批判
巴黎公社领导人（如马克思、恩格斯等）认为，法国的军队是资产阶级统治的工具，是压迫工人阶级的暴力机器。他们主张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形态。
3. 临时政府的失败
巴黎公社成立后，试图通过“人民委员会”取代资产阶级政府，但未能有效组织军队和防御体系，最终被政府军镇压。
二、理论逻辑：废除常备军的革命意义
1. 否定国家机器的阶级属性
巴黎公社提出“废除常备军”，本质上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国家性质的批判：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而军队是国家机器的核心部分。废除常备军意味着废除资产阶级的暴力工具，建立无产阶级的“新型国家”。
2. 革命理想主义的体现
巴黎公社的主张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即国家应该由工人阶级掌握，军队应服务于工人阶级而非资产阶级。这一主张在当时是革命者对资本主义国家机器的直接挑战。
3. 对传统军事制度的颠覆
巴黎公社的“废除常备军”主张挑战了传统国家的军事组织形式，试图通过“民兵”或“市民武装”取代军队，但这一设想在实践中面临巨大困难。
三、实践困境：废除常备军的现实挑战
1. 缺乏有效的替代防御体系
巴黎公社试图通过“工人自卫军”（即“民兵”）取代军队，但其组织能力、纪律性和战斗力远不及资产阶级军队。最终，当政府军进攻巴黎时，公社军无法有效抵抗，导致失败。
2. 外部威胁与内部秩序的矛盾
废除常备军意味着国家无法对外部威胁（如普鲁士军队）进行防御，同时内部秩序的维护也需要依赖某种形式的强制力量。巴黎公社在失败后，其“无产阶级专政”理想被现实的暴力镇压所打破。
3. 革命理想与现实的脱节
巴黎公社的失败表明，仅靠“废除常备军”这一口号无法解决国家治理的复杂问题。它需要更系统的制度设计，如经济改革、社会动员、政治组织等，而这些在当时并未得到充分重视。
四、历史影响与后续启示
1. 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深化
巴黎公社的失败促使马克思和恩格斯进一步完善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强调“无产阶级专政”需要建立新的国家机器，而非简单地废除旧的国家机器。例如，他们认为，无产阶级政权需要掌握军队，但必须将其转化为服务于工人阶级的工具。
2. 对革命实践的警示
巴黎公社的失败表明，单纯依靠“废除军队”或“人民起义”无法实现革命目标，必须结合政治、经济和军事的综合斗争。例如，十月革命（1917年）中，苏俄通过建立红军（即“无产阶级军队”）实现了对资产阶级的胜利。
3. 对现代国家的启示
当代国家普遍保留军队，但其性质已从“阶级压迫工具”转向“国家防御和治安工具”。这表明，马克思的“废除常备军”主张在现代国家中可能不再适用，但其批判国家机器的阶级属性的思想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五、是否赞同这一主张？
从历史实践看，巴黎公社的“废除常备军”主张在理论上有其革命性，但在现实中面临巨大挑战。因此，是否赞同这一主张需要结合具体历史条件和现实需求：
1. 理论层面：
如果目标是彻底推翻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废除常备军可以作为革命的象征性行动，体现无产阶级的彻底革命精神。
2. 实践层面：
在现代社会中，完全废除军队可能不可行，但可以推动军队的“去阶级化”（如建立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军队），以服务于人民而非压迫人民。
3. 历史教训：
巴黎公社的失败表明，仅靠“废除军队”无法维持政权，必须同时建立新的国家机构（如无产阶级政权的组织体系）和防御机制。
结语
巴黎公社的“废除常备军”主张是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了对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彻底批判。然而，这一主张在实践中需要更复杂的制度安排和现实条件的支持。今天的社会主义国家（如中国、苏联）虽然保留军队，但其性质已从“阶级压迫工具”转变为“国家防御和治安工具”，这表明马克思的理论需要在具体历史条件下不断调整和实践。因此，赞同这一主张需要结合革命目标与现实可能性，不能简单地将其视为一种“理想化”的口号。
网友意见
在经济斗争中，只要资产阶级法权存在，那么全民所有制的经济组织与集体所有制的经济组织就是公有制经济的两种组织形式，具体设立哪一种企业组织，只能依据一定时间、地点、条件下的客观条件进行选择。
新的经济组织形式只能来自于经济斗争的实践，而不能来自于空想。
在军事斗争中，只要资产阶级还没有被彻底解除武装，谈论无产阶级是否应该根据某种教条而放弃某种武装的组织形式就是极端不负责任的。
无论是常备军，还是不脱产的民兵、预备役，都应该根据客观条件和斗争需要加以建立、改进或被新的组织形式取代。决定废存的前提只能是依据客观条件——即一定时间、地点、条件下哪种方式？哪只拳头？更有利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更有利于痛打资产阶级？
新的武装组织形式只能来自于军事斗争的实践，而不能来自于空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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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托匪的可笑逻辑——无产阶级国家可以指望帝国主义法西斯国家无产阶级自发起义，解除法西斯武装来实现自身安全和推动世界革命。纳粹德国工人阶级没有起义，没有自动解除法西斯武装全怪斯大林，全是斯大林的错。
对于这种奇谈怪论，不禁要问托匪的智力是否达到灵长类的标准？
起义需要先锋队，面对法西斯国家，没有先锋队组织，能够指望无产阶级自发起义么？不用红军从外部摧毁整个法西斯的国家机器，眼巴巴指望法西斯国家自行崩溃么？那先被打垮的只能是自己。
希特勒上台恰恰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结果，而在希特勒上台前魏玛德国国家机器就已经在法西斯化了。不指望无产阶级国家在资本主义包围下加强力量，指望法西斯国家自行瓦解（还是通过资产阶级宪政自行瓦解）？不指望具体的军事斗争的胜利，指望赌徒式的政治投机和虚无缥缈的教条暴论发挥作用？我实在无法理解这种愚蠢的想法是基于什么样的奇葩思想。
原来德国无产阶级极其先锋队不是按照德国社会的客观实际组织斗争，而是按照共产国际指示组织斗争？原来斯大林是在柏林指挥德国工人运动？不然怎么怪到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头上？斯大林有说各国党可以脱离具体条件，照搬莫斯科指示？拉不出屎怪马桶没吸力么？
苏联的无产阶级先锋队可以不是主要依靠已获得解放的本国无产阶级和农民——这一现实的力量来加强社会主义，并以此推动世界革命。而是幻想主要依靠号召还在帝国主义财政资本统治下的巴黎、伦敦、柏林的工人（在组织力量尚未成熟的情况下）发动起义来推进世界革命？
原来已经获得解放的无产阶级和农民所组成的工农联盟的力量不如资本奴役制？
原来托匪口里仅仅因为没有得到莫斯科的支持就失败的巴黎、伦敦、柏林的工人运动竟然可以是世界革命的核心力量？这是在侮辱世界革命？还是在侮辱欧洲无产阶级？
只有最下三滥的资产阶级走狗和无耻的工贼才会持这种观点来抹黑社会主义。托洛茨基匪帮贩卖这种观念只能证明自己是工人阶级的叛徒和帝国主义圈养的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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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瓦姐和方相以前讨论过高技术条件下无产阶级国家发动人民战争的可能性，还讨论了民兵动员体制，以及在论证战争社会化程度时提到了无人机战争说（即傅友德提到的“无产阶级的无人机神教”），不过就算当时瓦姐和方相赞同人民战争理论，赞同全民皆兵的”大办民兵“，也没有赞同废除常备军的说法，还是主张无产阶级国家应该在完善动员体制的基础上保留必要数量的常备军。
武装工人可以作为反修防修的一道保险，但指望只靠这道保险来反修防修就可以高枕无忧是幼稚的。重要的是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改造，是抓阶级斗争。
公知治国的作死行为。
理论再正确也大不过一句话——活着才有输出。
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军官和军队本来就偏反动，这时候还加把火把他们推到对立面，就是嫌命长。
带兵打仗是门手艺，不可能瞬间就学会，革命政权必须获得一部分军官阶层的支持和效忠，否则的话必然失败乃至秒扑。中苏革命之所以能成功，巴黎公社和十一月革命之所以失败，其间很大的一点区别就是中苏革命获得了相当一部分军官作为军队的种子。
泛泛而谈巴黎公社提出废除常备军的口号是否正确，最后必然陷入学理主义的探讨。诸如“常备军是否会被官僚利用”之类的，结果陷入对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畅想；可是由于这个社会现在连其雏形都尚未出现，就很难避免陷入自说自话的境地，最终不外乎不了了之而已。
我自己在多年前是很喜欢畅想这种话题的，也热衷于同人争辩民兵的战斗力并不比常备军落后，诸如此类等等，还曾发明过无产阶级的无人机神教（尽管是无产阶级的，毕竟还是无人机神教！）。然而，这是空疏的。进行这些畅想除了提升革命热情之外，对其他任何事业都没有帮助。
与其讨论“你是否赞同巴黎公社提出的废除常备军的主张”这种价值判断的命题，不如让我们来看看巴黎公社是如何建立“非常备军”的工人武装的。
巴黎公社的武装力量即国民自卫军。但是，它与法国大革命时期、波拿巴时期、七月王朝时期由资产阶级组成的国民自卫军是不同的，实质上是1870年9月5日甘必大宣布“一切有选举权的公民都可以参加国民自卫军”以后才出现的。到9月底，巴黎的工人们武装起来，建立了194个营的国民自卫军；每个营1500人，合计30万左右；当时，巴黎工人阶级成员中每四个人就有一个加入了国民自卫军，即全部适合兵役的成年男性工人都加入了国民自卫军。这时的国民自卫军无论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组成的营，还都是纯粹的民兵，分区（当时巴黎不同阶级的居民聚居在不同的区）驻扎，不脱离生产，有事则集结，无事则回家。国民自卫军内部实行自下而上的民主制，连有军人委员会，营委员会由各连代表、军官代表、营指挥官组成，团会议以及国民自卫军联合会全体会议、中央委员会均由下级代表（包括军人代表、军官代表和指挥官代表）组成。
1871年3月18日，巴黎人民举行武装起义，政权转入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之手。3月28日，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巴黎公社。
1871年3月29日，巴黎公社成立后的第二天，颁布了“取消常备军，改由国民自卫军代替”的著名法令，按照这条第42号公告，所有适合服役的公民都被编入国民自卫军。
但是，就在同一天，巴黎公社在第44号公告《巴黎公社成立宣言》中已经宣布，国民自卫军将要进行改组。不久以后，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提出了《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的战斗纲领》，建议把国民自卫军分为由“十七到三十岁的巴黎男子”组成的现役国民自卫军、由“三十岁到四十岁的巴黎男子”组成的第一后备役国民自卫军、由“四十岁到五十岁的巴黎男子”组成的第二后备役国民自卫军这三种部队，另外还组建一种作为“骨干”的“补充连”。“补充连”完全脱产，相当于野战军，始终驻扎在营房中，随时出征；“现役国民自卫军”半脱产，相当于基干民兵，公社可以随时把他们的全部或一部调到营房内驻扎；“第一后备役国民自卫军”和“第二后备役国民自卫军”仍然是不脱产的民兵，不驻营房，区别是第一后备役国民自卫军要负责各区内日常的治安、巡逻、防御等，第二后备役国民自卫军则“只有在特别紧急的情况下”才受到征召。（这个计划可以说同下面许多答主设想的“有专业技术骨干的民兵制”不谋而合。）
巴黎公社委员会基本上采纳了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的意见，但加以了局部的修改。（是否以及多大程度上跟4月3日—4日国民自卫军不脱产的民兵部队向凡尔赛灾难性失败的进军有关，这是另一个值得研究的话题。）1871年4月4日，巴黎公社就颁布了成立野战连的第63号公告（即陆军部代表克吕烈泽的命令）。野战连即《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战斗纲领》中建议组织的“补充连”，其军官和士兵都是脱产的，驻扎在营房里（参考第101号公告，没有营房则驻帐篷，总之要离家集中驻扎），可以领取薪饷（士兵每天1.5法郎外加口粮，军士每天2法郎，军官每天3法郎；军官离开营房出战时，还可以按军衔领取更高的薪水）；但是其规模大大的扩大了：现在17到35岁的未婚公民、被遣散的常备军官兵以及其他居民中的志愿者都被编入野战连，同时还成立了由四个野战连组成的战斗营（并且还要求选出专职的营长）。4月7日，巴黎公社颁布了第98号公告，规定17到19岁的男性公民参加战斗连为自愿，19到40岁的男性公民不分已婚未婚全都义务编入战斗连，而逃避兵役的人要加以处罚（处罚手段参考第85号公告，首先是剥夺薪饷并且解除武装，最高可以剥夺公民权）。
1871年4月6日，公社先后发布了第82、84号公告，成立水兵军团、骑兵和侦查兵等特殊单位，这些单位也都是脱产的。同一时期，还成立了炮艇部队（参第64号公告）、野战炮兵部队（参第108号公告、第184号公告；从这些公告可知，炮兵的薪饷是较高的，除了得到口粮以外每天还能领取3法郎，相当于乃至高于日常值勤的步兵军官，在炮台服役的工兵所得与炮兵一样）、救护部队（参第136号公告）和工兵部队（参第163号公告）。
嗣后，公社把上述各兵种的野战部队编成了野战军。1871年5月6日，公社发布的244号公告显示了野战军当时的官兵总数：第1到20军团，合计总兵力96325人（即平均每个军团约5000人，大约相当于当时西欧常备军的一个师或略少）；其中，军官3625人，义勇兵（一种装备了速射武器的精锐部队，参见公社第317号公告）3461人，炮兵5445人，骑兵779人，马449匹；其中，出勤军官3413人，出勤军士和士兵84986人，缺勤军官242人，缺勤军士和士兵11339人。同公告还证明公社军队内设置了军衔（不过营长、连长大概还是选举的）。
此外，公社在国民自卫军内设置了军事法庭，其组织参见第162号公告。公社的参谋军官属专业人士，其军衔授予需要通过考试，参见第247号公告。
到此我们可以看出，1871年4月初开始，公社已经着手建立一支强大的、由脱产官兵组成的、正规化的野战军（当时陆军部预计其数目为十万人）。到1871年5月初，野战军的组建工作已经基本上完成。当时，公社利用部分野战部队组建了三个军，东布罗夫斯基的第一军（北路军）有22000人和111门火炮，谢西利阿的第二军（中路军）有17500人和108门火炮，符卢勃列夫斯基（西路军）的第三军有10500人和122门火炮，合计50000人和341门火炮。另有一些战斗营和战斗连（主要是由35到40岁的男性组成的部队）依然留在各自的区内驻守街垒，这些人可能是半脱产的。
除此以外，尽管公社颁布法令进行了大规模的动员，三十万国民自卫军中仍有三分之二的人是不脱产的；还有许多国民自卫军以外的妇女自愿参加了各种民兵组织，通过各种方式保卫公社。在残酷的斗争中，这些人中有一部分表现出自由散漫、不服从调动、不愿前往交战最激烈的关键地区、不愿上交闲置的武器装备等问题，公社不得不发布各种公告来征集装备强化野战军。这暴露出民兵的许多问题，但是并不影响我们得出结论：公社已经建立了五万以上脱产的正规野战军，建立了数万半脱产的地方军，以及二十万以上不脱产的民兵。
那么，试问，公社建立的这一军事体系，难道跟某些答主口中“人民军主义”乃至于什么“农民军主义”的第三国际各国有什么区别吗？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是像公社一样建立了脱产的野战军、脱产或半脱产的地方军（县以上一般是脱产的，县以下的区中队、乡分队等多为半脱产的基干民兵）和不脱产的普通民兵。1942—1944年期间，我党我军实行主力部队地方化、地方部队游击化，脱产的主力部队一度减少到30万人，此时民兵还有200万人；1945年，我军脱产的主力部队发展到100万左右，此时民兵已超过1200万人。脱产的主力部队（某些答主口中的“常备军”）与民兵之比例，远远低于巴黎公社时期，岂不是比巴黎公社更重视民兵吗？
当然，也有一些水平较高的人可能反驳我说，战时组建脱产的野战军是不可避免的，而和平时期仍保存庞大的正规军才叫做“常备军”。这种看法诚然高明一些：第三国际各党在建国后仍然保留了一支较大的常备军，这是事实；转向力量运用常备军来完成转向，在完成转向之后也倾向于用常备军来维持统治，这也是事实。但是这跟他们“肆无忌惮地转向”有必然联系吗？苏联在卫国战争以前一度建立了数量很少的常备军（50万）和大量基干民兵混合的体制，几乎每个师在战时都要补充大量的基干民兵营才能充实建制。我国在很长时期内保留了公社式的野战军、地方军、民兵三级体制。甚至连苏东各国，也建立了诸如民主德国工人阶级战斗队、捷克斯洛伐克工人民兵这样一度很有战斗力、以又红又专闻名于世（例如，捷克斯洛伐克工人民兵在1948年胜利二月时期粉碎了资产阶级运用常备军中部分力量抵抗的企图）的民兵部队。然而，这些数量庞大的民兵，又有哪一支真正防止了“肆无忌惮的转向”呢？甚至我们都不必要求他们成功吧，挺身而出阻止政变企图的例子有多少呢？（恐怕只有我国有几次，然而我国也有人武部自上而下调动民兵充当保派打手的一些例子。）可见，期望某种制度安排来阻止国体的变化，完全是一种形式崇拜。
至于另一些答主的所谓线膛枪时代错误说（这种北朝式机械唯物主义推到极端就是某人搞笑的私人飞机土豪操纵无人机无敌说，然而，无论第一次世界大战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也都不是靠职业军人来打的，今天美国国民警卫队尽管使用F22M1A2也还是半脱产的）、巴黎公社公知误国说等等，均不值一驳，只要看看公社组织野战军的努力即可知道。
以上巴黎公社的公告均引自罗新璋编译的《巴黎公社公告集》。
我在去年的类似回答下面的评论提过。这其实是一种19世纪时髦的弯路。
是一种，线膛枪已经普及，而线膛炮没有普及的时代的一种迷信。
在那一整个时期，线膛枪上千米的精准射程，甚至足以压制炮兵这样的技术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兵种（因为当时滑膛炮射程低精度差）。非职业的民兵武装可以藉此技术优势，一定程度上压制正规职业军队。
但这实际上只是一种进步主义者的幻觉。只是进步主义者（包括马主义和安那其）太希望有一种可以为大众政权权利作为支撑基础的要素，而产生的迷信罢了。这种迷信，也是19世纪反战主义、反军备运动，和永久和平幻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然而唯物主义规律是无法对抗的，生产力的发展，同时也意味着武装起更加专门化的技术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兵种，并始终是由最新的技术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兵种主宰和改变着战争舞台。
这也就意味着高度专业化的常备军，具有更高的战争效率。
话说回来，和晚期托派滥觞那种“不能靠XXX速胜（资本主义列强），就干脆永败”的偏执疑心病不同。常备军的政治性质也随着技术发展而变化。过于纠结常备军的所谓“对内镇压的固有反动属性”，是滑稽的机械主义。
更高的战争效率，意味着进化的目的是武装其一贯高科技兵种，并倾尽全力去消灭对方的高科技兵种，而不是去增强“对无保护的碳基灵长目的杀戮效率”。
正如世界大战以来，炮兵的首要责任是消灭对方炮兵。当代最高的生产力所武装起最专门化的技术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兵种，是专注于隐形/反隐形，拒止/反拒止作战的高科技剑齿虎。
倘若用来屠杀结队游行的无保护的碳基灵长目生物，AESA反隐形雷达，和围绕它而产生的那一整团的常备军职业军人，远不如一群手持百五十年前的毛瑟步枪的步枪手，更有用。
只要物质极大丰富的真共产主义还没有在全人类的全部领域中实现，那么堆积了最高的技术密集和最大的资本密集的武器就必不可少，而操作和维护这些武器的人，必然是职业的常备军。
正如我们当今这种时代的一切自由，实际上都依赖于有效政府的维护，而有效政府的运转依赖于强制征税一样。物质极大丰富的真共产主义还没有在全人类的全部领域中实现之前，充其量一时一地的政权，谈什么废除常备军，那就是个大戏中场的垫场滑稽戏，连作为剧目的机会都没有。
不怎么赞同。动员群众当然时是可行的，有效的，但不要忽略局限性——
许多技术兵种和高级军官，本身所需要的的知识和技术是屠龙之技，无法直接应用于生产……
而技术兵种和中高级军官，本身就是一项高负荷脑力+体力劳动，你不能拿革命热情要求人民八小时工作之后再来个八小时国防训练，那不是比996还黑了吗？鉴于专业技术和工作强度，废除脱产官兵（常备军）是不现实的，因为一个政权首先要生存下去，不生存就等于空谈。
在极端情况下（极限动员打全面战争），可以认为没有常备军和群众的区分，所以，我唯一能够赞同“废除”常备军的前提条件是——革命政权一建立就进行坚决而无情的扩张，进行全面动员向四方出击，超越一切地缘、文化、政治边界，无休无止地扩张到已知的全部世界为止。。。只不过到那时候，可能还会有不堪重负的人觉得保留常备军并且只保留一部分土地更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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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到“博士生是否赞同自称博士”这个问题，这背后其实牵扯到几个挺有意思的点，不仅仅是简单的称谓问题，更多的是一种身份认同、学术界的惯例，以及对“博士”这个头衔背后所代表的意义的理解。我想，这个问题要说得详细一些，咱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聊聊。首先，我们得明确一个基本概念：“博士”这个头衔，通常是在成功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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