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讲的儒家礼御乐书数射，从什么时候变成文官弱不禁风的？
孔子所倡导的“礼、乐、书、数、射”，也就是“六艺”，并非仅仅是知识的堆砌，更是一种全方位的人格培养，是君子必备的素质。它们贯穿于个人修身、治国平天下的各个层面。然而，将这“六艺”与后世“文官弱不禁风”联系起来，需要一个深入的、历史的剖析，而并非一个简单的“什么时候”就能回答的问题。
“六艺”的原初意涵与文官的早期形象
孔子所处的春秋时期，社会动荡，政治改革是时代的主题。君子不仅需要掌握治国安邦的道理（礼、乐），更要具备实际操作的能力。
礼（Lǐ）：不仅仅是行为规范，更是一种社会秩序和政治伦理的体现。懂礼之人，自然懂得如何处理政务，如何与人交往，如何维系社会和谐。
乐（Yuè）：音乐不只是娱乐，更是陶冶情操、调整社会风气、凝聚民心的工具。在古代，乐师往往也扮演着重要的政治角色。
书（Shū）：指的是文字和文献。在那个时代，掌握文字意味着能够学习前人的经验，能够起草文书，沟通信息，这是任何从事政治活动的人都不可或缺的技能。
数（Shù）：指计算和数学。这在管理国家、规划工程、征收赋税等方面都至关重要。一位合格的官员，绝不能对数字一窍不通。
射（Shè）：弓箭射击。这代表着体能、技艺和军事素质。孔子认为，君子应该“劳其筋骨”，具备一定的身体能力，而射礼更是古代军事训练的重要科目。
御（Yù）：驾驭马车。这不仅是驾驶技术，更包含了对马匹的了解、行进路线的判断、以及在战场上的指挥能力。
可见，孔子所说的“六艺”，虽然包含了一些技术性的内容，但其根本目的是培养一个“博闻强识而好问，审问而近思，明辨而笃行”的全面发展的君子。而早期作为君子、作为官员的人，也确实需要具备这样的综合素质。史书中记载的那些辅佐君王、治理国家的贤臣，往往也都是文武兼备，或者至少具备了相当的实践能力。
“文官弱不禁风”的形成：历史的演变与制度的设计
“文官弱不禁风”并非一蹴而就，也不是儒家“六艺”本身的错。这种状况的出现，是历经数百年，在社会结构、政治制度、文化观念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下逐渐形成的。
1. 科举制度的固化与“文”的过度强调：
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立了儒家思想的主导地位。但早期儒家思想，如前所述，是包含实践性的。
魏晋南北朝时期，门阀制度兴起，政治权力与家族背景紧密相连，读书为官成为一种世袭或半世袭的途径。
隋唐之后，科举制度逐渐完善，成为选拔官员的主要方式。这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门阀的垄断，为寒门子弟提供了上升通道。然而，科举考试的内容逐渐偏向于对儒家经典的理解、阐释和文采的展示，对“射”、“御”等实践性科目的考察逐渐淡化甚至取消。
特别是宋代以后，理学兴起，更加强调内圣外王，重义理而轻技艺。官员的选拔和培养，越来越侧重于对政治伦理、哲学思想的掌握，以及写文章、做报告的能力。
2. “士大夫”阶层的形成与价值取向的转变：
随着科举制度的深入，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士大夫”阶层。他们是读书人，是统治阶层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个阶层逐渐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文化认同和价值取向。他们以读书、著述、议政为荣耀，认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
体力和实际操作被视为“贱业”，与士大夫的身份不符。因此，他们更倾向于将子女培养成文弱书生，而非能征善战的武将或者能工巧匠。
3. 军事与行政的分离：
古代社会，行政和军事往往是紧密结合的，官员需要具备一定的军事常识和指挥能力。
但随着国家机器的日益庞大和专业化，军事和行政逐渐分离。军事权集中在专门的武将手中，而文官则主要负责政务。
这导致文官与军事技能的联系越来越弱。当一个官员不需要上战场，不需要指挥军队时，对“射”、“御”等技能的重视自然随之降低。
4. 权力结构的“文重武轻”：
在很多朝代，皇权为了制衡军事将领的权力，往往会刻意强调文官的地位，甚至形成“重文抑武”的国策。
这使得文官集团在政治格局中占据主导地位，也进一步固化了文官的形象，即他们是依靠智慧、言辞和策略来治国的，而非武力。
5. 教育内容的演变：
孔子时代的“六艺”教育，是围绕着君子人格的养成。而后来的教育，特别是学校教育，更多地是为了通过科举考试。
学校教育的内容，逐渐被八股文、经书解读所占据，对体育、实践技能的训练越来越少。书本知识成为唯一的“硬通货”。
“文官弱不禁风”的实际表现
这种“文官弱不禁风”并非指他们身体上真的不能走动，而是指他们在实际操作能力、身体素质、以及对“六艺”中物质性技能的掌握上，与孔子时代所倡导的君子形象有所差距。
体能衰退：长期伏案读书，缺乏锻炼，体能自然不如那些有骑射基础的武将。
动手能力差：不熟悉农事、工艺、工程等实际操作，对数字的敏感度也可能下降。
视野局限：过于沉浸在书本知识和抽象的政治伦理中，可能缺乏对社会实际运作的深入了解和体验。
重文轻武的思维定势：在观念上，他们可能认为武力是粗鄙的，不如文辞和智慧来得高明，从而主动回避或轻视与军事、体育相关的技能。
总结
将孔子“六艺”与后世“文官弱不禁风”联系起来，并非说儒家思想本身导致了文官的衰弱。恰恰相反，如果严格按照孔子“六艺”的本意去培养人才，那么“文官”理应是文武兼备、德才兼备的。
“文官弱不禁风”的出现，是 制度性因素（科举制度的演变、教育内容的偏移、权力结构的制衡）和 文化性因素（士大夫阶层的价值取向）长期累积的结果。这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它标志着一种理解上的偏差和实践上的脱节——即将“六艺”的理解从培养全面发展的君子，逐渐窄化为对书本知识和文采的强调，而忽视了其中蕴含的实践性、身体性和技艺性。
因此，与其说“什么时候”变成弱不禁风，不如说这是一个 逐渐演变、固化的过程，大致在宋代以后，这种倾向变得更加明显，并在明清两代达到顶峰。这是一种对儒家智慧的“过度解读”和“变形”，而非对儒家思想的全然否定。
“六艺”的原初意涵与文官的早期形象
孔子所处的春秋时期，社会动荡，政治改革是时代的主题。君子不仅需要掌握治国安邦的道理（礼、乐），更要具备实际操作的能力。
礼（Lǐ）：不仅仅是行为规范，更是一种社会秩序和政治伦理的体现。懂礼之人，自然懂得如何处理政务，如何与人交往，如何维系社会和谐。
乐（Yuè）：音乐不只是娱乐，更是陶冶情操、调整社会风气、凝聚民心的工具。在古代，乐师往往也扮演着重要的政治角色。
书（Shū）：指的是文字和文献。在那个时代，掌握文字意味着能够学习前人的经验，能够起草文书，沟通信息，这是任何从事政治活动的人都不可或缺的技能。
数（Shù）：指计算和数学。这在管理国家、规划工程、征收赋税等方面都至关重要。一位合格的官员，绝不能对数字一窍不通。
射（Shè）：弓箭射击。这代表着体能、技艺和军事素质。孔子认为，君子应该“劳其筋骨”，具备一定的身体能力，而射礼更是古代军事训练的重要科目。
御（Yù）：驾驭马车。这不仅是驾驶技术，更包含了对马匹的了解、行进路线的判断、以及在战场上的指挥能力。
可见，孔子所说的“六艺”，虽然包含了一些技术性的内容，但其根本目的是培养一个“博闻强识而好问，审问而近思，明辨而笃行”的全面发展的君子。而早期作为君子、作为官员的人，也确实需要具备这样的综合素质。史书中记载的那些辅佐君王、治理国家的贤臣，往往也都是文武兼备，或者至少具备了相当的实践能力。
“文官弱不禁风”的形成：历史的演变与制度的设计
“文官弱不禁风”并非一蹴而就，也不是儒家“六艺”本身的错。这种状况的出现，是历经数百年，在社会结构、政治制度、文化观念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下逐渐形成的。
1. 科举制度的固化与“文”的过度强调：
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立了儒家思想的主导地位。但早期儒家思想，如前所述，是包含实践性的。
魏晋南北朝时期，门阀制度兴起，政治权力与家族背景紧密相连，读书为官成为一种世袭或半世袭的途径。
隋唐之后，科举制度逐渐完善，成为选拔官员的主要方式。这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门阀的垄断，为寒门子弟提供了上升通道。然而，科举考试的内容逐渐偏向于对儒家经典的理解、阐释和文采的展示，对“射”、“御”等实践性科目的考察逐渐淡化甚至取消。
特别是宋代以后，理学兴起，更加强调内圣外王，重义理而轻技艺。官员的选拔和培养，越来越侧重于对政治伦理、哲学思想的掌握，以及写文章、做报告的能力。
2. “士大夫”阶层的形成与价值取向的转变：
随着科举制度的深入，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士大夫”阶层。他们是读书人，是统治阶层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个阶层逐渐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文化认同和价值取向。他们以读书、著述、议政为荣耀，认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
体力和实际操作被视为“贱业”，与士大夫的身份不符。因此，他们更倾向于将子女培养成文弱书生，而非能征善战的武将或者能工巧匠。
3. 军事与行政的分离：
古代社会，行政和军事往往是紧密结合的，官员需要具备一定的军事常识和指挥能力。
但随着国家机器的日益庞大和专业化，军事和行政逐渐分离。军事权集中在专门的武将手中，而文官则主要负责政务。
这导致文官与军事技能的联系越来越弱。当一个官员不需要上战场，不需要指挥军队时，对“射”、“御”等技能的重视自然随之降低。
4. 权力结构的“文重武轻”：
在很多朝代，皇权为了制衡军事将领的权力，往往会刻意强调文官的地位，甚至形成“重文抑武”的国策。
这使得文官集团在政治格局中占据主导地位，也进一步固化了文官的形象，即他们是依靠智慧、言辞和策略来治国的，而非武力。
5. 教育内容的演变：
孔子时代的“六艺”教育，是围绕着君子人格的养成。而后来的教育，特别是学校教育，更多地是为了通过科举考试。
学校教育的内容，逐渐被八股文、经书解读所占据，对体育、实践技能的训练越来越少。书本知识成为唯一的“硬通货”。
“文官弱不禁风”的实际表现
这种“文官弱不禁风”并非指他们身体上真的不能走动，而是指他们在实际操作能力、身体素质、以及对“六艺”中物质性技能的掌握上，与孔子时代所倡导的君子形象有所差距。
体能衰退：长期伏案读书，缺乏锻炼，体能自然不如那些有骑射基础的武将。
动手能力差：不熟悉农事、工艺、工程等实际操作，对数字的敏感度也可能下降。
视野局限：过于沉浸在书本知识和抽象的政治伦理中，可能缺乏对社会实际运作的深入了解和体验。
重文轻武的思维定势：在观念上，他们可能认为武力是粗鄙的，不如文辞和智慧来得高明，从而主动回避或轻视与军事、体育相关的技能。
总结
将孔子“六艺”与后世“文官弱不禁风”联系起来，并非说儒家思想本身导致了文官的衰弱。恰恰相反，如果严格按照孔子“六艺”的本意去培养人才，那么“文官”理应是文武兼备、德才兼备的。
“文官弱不禁风”的出现，是 制度性因素（科举制度的演变、教育内容的偏移、权力结构的制衡）和 文化性因素（士大夫阶层的价值取向）长期累积的结果。这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它标志着一种理解上的偏差和实践上的脱节——即将“六艺”的理解从培养全面发展的君子，逐渐窄化为对书本知识和文采的强调，而忽视了其中蕴含的实践性、身体性和技艺性。
因此，与其说“什么时候”变成弱不禁风，不如说这是一个 逐渐演变、固化的过程，大致在宋代以后，这种倾向变得更加明显，并在明清两代达到顶峰。这是一种对儒家智慧的“过度解读”和“变形”，而非对儒家思想的全然否定。
网友意见
宋朝之后。宋朝之前，儒家不是这样的。宋儒教人静坐，朱子重文轻武。这种风气从宋儒开始。清儒反思宋学，弃宋归汉，才重拾汉儒重武风气。清儒一是崇尚实事求是，二是好读史，三是讲求经世实学，实学又以兵学为最重要。所以清儒读史，对兵学最留意。于古今战守韬略，加意讲求。清儒之学博大，胜于今人远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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