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改革究竟改的是什么？
为了更详细地阐述“国企改革改的是什么”，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关键层面来展开：
一、 产权制度的改革：从“国有”到“多元”
这是国企改革最核心、最根本的变革之一。过去，大部分国企是国家的全资所有，国家既是所有者，也是经营者，这种“乾坤独揽”的模式导致了权责不清、效率低下。改革主要体现在：
明晰产权归属：
国家作为出资人: 改革的目标是将国家从直接经营者转变为作为国有资产的“出资人”，代表国家行使资产管理权和资本收益权。这通常通过成立 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国资委） 来实现，国资委代表国家履行出资人职责，对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负责。
企业作为市场主体: 通过股份制改造，将国有企业改制为 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这意味着企业拥有独立的法人财产权，与国家所有者之间形成了清晰的法律界限。国家不再直接干预企业的日常经营，而是通过股东大会、董事会等公司治理结构对企业进行监督和管理。
引入多元股权结构：
股份制改造: 这是最普遍的改革方式。将国有企业的资产重组，剥离不良资产和债务，然后以股份的形式吸引各类投资者，包括其他国有企业、民营企业、乃至境外投资者。
混合所有制经济: 鼓励和支持国有企业与其他所有制经济（民营、外资等）在股权上相互融合。这不仅可以为国有企业带来资金，还能引入新的管理理念、技术和市场渠道，提升企业的市场竞争力。混合所有制的形式多种多样，包括国有控股、国有参股、少数股权引入等。
吸收社会资本: 向社会公开募集资金，让社会资本参与国有企业的发展，成为企业股东。
优化国有资本布局：
战略性重组和专业化整合: 将国有资本向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对一些竞争性领域的国有企业进行优化整合，甚至退出。
剥离辅业和不良资产: 将企业办社会职能（如学校、医院、社区服务等）剥离给地方政府，将不良资产和债务进行清理，让企业能够轻装上阵，专注于主业。
二、 公司治理结构的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产权的多元化必然要求治理结构的现代化，以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改革的目标是建立一个 权责明确、协调运作、有效制衡 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
健全“三会一层”治理结构：
股东会/股东大会: 作为最高权力机构，决定企业重大事项，如选举董事会、监事会成员，审议利润分配方案等。
董事会: 作为企业的决策机构，负责制定企业的发展战略，审批重大经营管理事项，聘任和考核高级管理人员。董事会中通常会引入外部董事和独立董事，以增强决策的科学性和独立性。
监事会: 作为监督机构，对董事会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履职行为进行监督，维护公司和股东的合法权益。监事会成员也应包含外部监事和职工代表监事。
高级管理层（经理层）: 作为企业的执行机构，负责企业的日常经营管理，贯彻董事会的决策。其职责和权力与董事会之间应有清晰的划分，并实行职业经理人制度。
完善经理层市场化选聘和激励机制：
市场化选聘: 打破过去由组织部门任命或行政分配的模式，通过公开招聘、竞聘上岗等方式，选拔真正具备市场竞争力的职业经理人。
市场化薪酬激励: 将经理层的薪酬与企业业绩、市场效益挂钩，实行与业绩相匹配的绩效考核和激励机制，包括股权激励、期权激励等，充分调动经理层的积极性。
强化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
建立健全内部审计、财务监督、法律合规等机制，加强对企业经营活动的风险管控，防止国有资产流失。
三、 经营机制和管理模式的改革：走向市场化和专业化
改革的目标是让国企从传统的“计划经济”思维模式中解放出来，真正按照市场规律办事，提高运营效率：
政企分开，职能转变：
政府的角色: 政府从直接管理企业事务，转变为作为出资人，主要履行出资人职责，制定宏观经济政策，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监督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
企业作为独立的市场主体: 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按照市场需求进行生产、销售、投资等活动。
市场化经营决策：
企业根据市场需求和竞争状况，自主决定产品定价、销售渠道、技术研发、投资方向等。
打破过去依赖行政命令或计划安排的模式。
专业化分工和管理提升：
针对不同类型的企业，实行差异化的改革策略。例如，对于中央企业，强调专业化整合和集团化发展；对于地方企业，则更加侧重引入市场竞争机制。
推动企业加强内部管理，提高运营效率，降低成本。
用人机制的市场化：
实行全员劳动合同制，打破过去“铁饭碗”，建立能进能出、能上能下的用工机制。
以岗位职责和绩效评价为基础，进行科学的薪酬管理和绩效考核。
四、 社会责任的改革：从“企业办社会”到“企业回归主业”
过去的国企往往承担了大量的社会职能，例如兴办学校、医院、后勤部门等，这不仅增加了企业的负担，也分散了企业的精力，使其难以专注于主业竞争。改革方向是：
剥离企业办社会职能： 将这些社会性职能逐步移交给政府或社会机构，让企业能够卸下包袱，专注于市场竞争。
聚焦主业，提升核心竞争力： 通过资产重组、战略调整等方式，使企业能够更加专注于自身的核心业务，提升在市场中的竞争力。
五、 改革面临的挑战与关键点
国企改革并非一蹴而就，其过程中也伴随着诸多挑战，需要重点关注：
国有资产流失的风险防范： 在产权改革和资产评估过程中，如何确保国有资产不被低估和贱卖，是改革成功的关键之一。
改革的阻力与平衡： 改革触及了多方利益，包括管理层、员工、地方政府等，如何在推进改革的同时，平衡各方利益，减少社会不稳定因素，是极为重要的课题。
混合所有制下的股权治理： 如何在混合所有制企业中，确保国有资本的控制力，同时又能充分发挥非公有资本的积极性，建立有效的股权制衡机制，是需要深入研究和实践的。
市场化激励与公平性： 在经理层市场化选聘和薪酬激励的同时，如何确保公平性和避免“垄断企业的高管获得过高薪酬”的社会非议，是需要关注的社会问题。
改革的持续性和深化： 国企改革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需要根据经济发展和社会变化，不断深化和完善改革措施。
总而言之，国企改革改的是国有企业从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转变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具有现代企业制度的市场主体。 它是一场深刻的体制机制变革，其核心在于通过产权制度的优化、治理结构的完善、经营机制的市场化以及管理模式的提升，最终实现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提升国有经济的活力和竞争力，更好地服务于国家经济发展大局。
网友意见
对于国企改革，我之前讲过很多。有些行业需要拆分，比如电力、电信、石油；有些行业却需要并购，比如汽车和钢铁；有些行业应该以放开民营资本准入为主，比如银行、保险；有些行业应该以国企退出为主，比如房地产；有些行业应该以管理层收购为主，比如家电；有些行业短期内改与不改关系不大，主要是加强舆论问责、财务透明以及业务外包，比如自来水、天然气管网；有些行业应该以私有化为主，比如餐饮、酒店、百货。
总之，不同的行业，改革的主要策略是不同的。比如中国银行业效率低下主要是结构问题，大银行太多，中微银行太少，不利于中小企业融资。因此对银行私有化改革既不现实，改革收益也是微乎其微。因为国内私人资本没有足够的资金购买大型银行，如果允许国外资本并购，结果银行业的垄断反而加剧，金融结构更加恶化。但餐饮业却是另一回事。国企的重要问题是人员合同僵化，而餐饮业服务质量对业绩又非常重要，所以餐饮业私有化是提高效率的重要途径。国内很多地方还有大量的餐饮业是国企，类似地还有酒店、百货，对这类企业进行私有化，是提高效率的重要方法。
“国企工人不就是大锅饭吗，不就是磨洋工吗，这样不改还得了啊？”
“他们不就是喜欢从厂里面偷东西吗，这不就是产权不明确无人负责导致的吗？”
“居然还有人说当时的国企好，国企这么好，那为什么垮了？”
“那些下岗的自己不努力，怪谁！”
当过程被人有意无意忽略的时候，某些结果就显得不可理解。但是当我们把过程补齐的时候，一切看似矛盾的事物又都显得那么自洽。
改革开放前，我国国营企业有三大特点。
经济上。企业的利润扣除社会保障基金和扩大再生产的资金外，归根结底要通过各种福利制度返还职工。国企有自己的医院、学校和修房子的住建科，职工享受免费的医疗和教育，并且享受福利分房。也就是说，国企的钱不光要给职工发工资，还要给职工修房子、上学、看病。
管理上。企业在逐步实行“两参一改三结合”（有些实行得好点，有些差一点），即“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工程技术人员、管理者和工人在生产实践和技术革新中相结合”。工人在劳动中不是被动的工具，不是被动的领受任务，而是主动的自觉的人，主动参与到企业计划的制定之中。
工人和企业的关系上。工人是企业的主人，而不是企业的雇员。企业管理人员（厂长、书记等等）没有权力开除工人。一般而言，只要工人不犯罪，厂里就没有开除工人的权力。
对国企而言，改革改的就是这三点。
一、从放权让利到经济责任制
国企改革的第一阶段叫做放权让利。
1978年后我国确立了放权让利的基调，要求“扩大企业自主权，并且把企业经营好坏同职工的物质利益结合起来。”从1979年4月开始，中央在2100多个企业进行了试点。
我国历史上有两次大规模企业权力下放，一次是1958年，一次是1979年。但是，两者有本质不同。1958年在工业企业下放的同时，大力推行工人民主管理，而1979年的放权让利同时大力推行厂长经理负责制。这实际是用物质刺激（奖金）回收工人管理工厂的权力，从短期看工人收入增加，从长期看工人权力丧失，最终必然导致更大的经济利益的丧失。
放权扩大了厂长经理享有的特权，使企业经营管理人员的公权力私有化，破坏了工人阶级在企业中的领导权。也就是说，国家把权力下放给企业，企业却把权力集中到了厂长经理手里。这显然会损害工人阶级积极性，是不利于国营企业发展的。
在扩权的初期，企业表现出很高的增产增收的积极性，也多发了一些工资，工人的经济收入在不断提高，而且增长的速度较快。以北京某机械厂为例，1983年机械厂开始对直接生产工人实行超额计件工资制，即超额完成生产指标颁发超额奖，全厂职工的月平均工资从1978年的52元上升到1985年的119元，年均工资增长13％。在这一阶段上，工人逐渐放弃了管理权利，从以前的政治挂帅走向了关注物质利益。然而好景不长，国家提高工资是通过增发货币形成的，这导致经济混乱、财政赤字和通货膨胀。到1980年底，中央决定“进一步调整国民经济”，国有企业也由进行“扩权”改革转向强化完成国家计划的“责任制”，这宣告了放权让利的结束。但是，放权让利虽然结束了，工人被回收的管理权力，却是再也拿不回来了。
二、利改税和拨改贷
1983年的利改税和1985年的拨改贷，是国企改制史上至关重要的两个环节。通过利改税和拨改贷两个制度设计，国企在极度不公平的环境下参与了市场竞争，为之后国企破产埋下伏笔。
我国企业以前所有利润统一上缴国家，如果需要扩建厂房或者购买设备，则由国家无偿拨款给企业。利改税就是用所得税替代利润上缴，用贷款替代无偿拨款。
企业利润全部上缴，国家就无偿拨款给企业搞建设；企业利润不上交了（只缴税而不交利润），国家就不拨款了，企业搞建设就去银行贷款。这听起来很公平，但事实上全然不是。
首先看利改税。我们以大企业为例，国家对有盈利的国营大中型企业，按55％的比例税率征收所得税，所得税后剩下的利润，一部分上缴国家，一部分按照国家核定的留利水平留给企业。整体而言，企业要将大约7-8成的利润通过利税方式上缴国家。
再看拨改贷。国家收走了企业8成的盈利，却不再给企业的建设拨款，而是要求企业向银行借贷。这使得国有企业面临异常困难的境地。当时国有企业已经开始和私企、外企竞争了，但是私企外企的综合税率只有17%-33%（本身税就低，还有各种减免），而国企的综合税率却在70%-80%。这是典型的不平等竞争。外企和私企赚钱了，大部分可以留下来扩大再生产或者购买更新的设备，国企赚钱了，大部分给了国家，国家却不再拨款给企业建设，而要求企业自己去贷款买新设备。这直接导致国企设备老旧，资金不足。
国企数十年来的利润都给了国家搞建设，而没有用来发展国企自身，本指望国家拨款更新设备，结果突然拨改贷，使得它要么不更新设备，要么背负巨额债务去发展生产。拨改贷实施后，原先的国营企业负债率从20%左右急速升至80%以上，个别企业全额负债，这严重影响了企业的积极性和发展后劲。
不仅如此，拨改贷项目仍然沿袭由国家定项目，企业和建设单位听命使用资金的做法。国家定项目就是领导人定项目，厂里面的领导人为了政绩胡乱贷款上项目。这导致上届领导借钱下届领导人还款，对借钱者没有有效的制约手段。在“拨改贷”实行后不久，一些厂长经理就悟出了“不贷白不贷”的道理，向国家争投资、争项目、争贷款，最终导致国企债务高企，并引发了80年代数次经济失衡。
三、一长制和工人的积极性降低
随着一长制的恢复，工人失去已有的民主权利，管理层逐渐失控。《工人日报》指出：“随着改革方向的明确，厂长、经理及其他经营管理人员的地位、作用已经得到了明确的界定，他们的权力得到了明确的保证。然而，无庸讳言，我们在正确地强调和注重了厂长、经理阶层的权力和职能时，却不恰当地疏忽了职工劳动者的应有权利。致使职工在分享改革成果的预期未得实现的同时，又未能分享参与协调的机会”。
1982年全国职工状况调查表明，一些领导干部通过不正当的手段为自己的子女安排较好的工种，在提干、晋级、住房分配等涉及群众利益方面，都给自己以及自己的子女和亲属以特殊的照顾。1984年，国家开始改革劳动用工制度，招收合同制工人，1986年废除子女顶替和内部招工办法。
1986年有调查表明，由于搞活企业的需要，企业管理者向经营者转化，被赋予了更大的企业权力。企业厂长由上级领导任命、委派，实行负责制，职工满意不满意都得接受，干好干坏群众既不能褒，也不能贬。他们说：“工人只尽主人翁义务，没有主人翁权利，主人担风险（企业办不好，领不到工资），公仆有保险（企业办垮了照样当官或调走了事）”。企业干群关系开始紧张，工人用消极怠工来对付干部，已经成为公开的秘密。
据中华全国总工会1988年对17个城市400多个企业的21万职工所作的劳动积极性调查显示，“国营企业劳动者的劳动热情不在峰值而在谷底。21万职工中认为自己的劳动积极性得到了充分发挥的只占12%。”因为此时工人队伍已经瓦解，所谓的劳动积极性就是关心私利的积极性，当工人的个人利益得不到满足时，劳动积极性自然就会消失。
四、承包制和工人积极性的进一步降低
1987年5月，国务院在全国推广承包制。承包制就是把国营企业的各个车间部门承包给各种厂长、书记、主任等等，这些人按承诺缴纳一定的利润，剩下的钱可以自行分配。
承包制使得工人和干部的收入差距迅速扩大。按照国家的规定，应当采取公开招标办法，通过竞争确定承包经营者，但实际中很少有采用竞争办法的，基本上都是主管领导拍板。在政府和企业之间，企业的承包基数和分成比例等指标取决于政府发包部门和厂长的谈判，没有统一和科学的标准；在企业内部，根据游正林的调查，承包人和承包监督人一般为分厂厂长和书记，在承包指标上有讨价还价余地，承包指标也不会订的太高，正常情况下承包任务完成都不会很难，因此“完不成年度责任目标的，应扣减厂长的个人收入”也就成了空话。
承包奖包括风险抵押金和超额奖两部分，超额奖的分配由承包者自主决定，不再是公开的。这样，通过两权分离就创造出来“先富起来”的一批干部。现代化大生产彼此之间的联系密切，很难按照计件工资的方式来计算劳动成果，再加上辅助工人和非生产工人没有有形的劳动产品，因此工人的工资改革变成了普调。同时也开始发年度奖和红包，工人之间的年度奖基本都一样，工人与经营者奖金差距日益拉大。工人对工厂的变化看的非常清楚，工人中都流传着这样的话：“工人穷，厂长富，车间主任万元户，厂长挣钱没有数。”
五、所谓的懒汉
一长制使得厂长建立了工厂里面的独裁，承包制扩大了工人和干部的收入差距，这还没完。厂里面的领导为了赚更多的钱，开始在外面建小厂。钢铁厂的领导开个焦炭厂，高价把焦炭卖给自己单位；媒矿的领导在外面开个洗煤厂，私底下利益输送。
作为小说《抉择》原型的那家纺织厂每年的招待费就一千多万元。每个厂长经理退休，发给一百万元办三产，也就是个人小纺织厂。于是大纺织厂周围布满了小纺织厂，国家的资金、原料、市场都流到了小纺织厂。小厂红红火火，大厂一点一点被蚕食。大厂的工人失业，被小厂以低价招来，一天干十几个小时，随意压榨剥削。
这一切，都被工人看在眼里。就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工人和工厂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曾经在毛时代积极奋战的工人，有一些人开始变得偷奸耍滑。
70年代的时候，某个钢铁厂的领导公车私用，被一群工人堵在厂门口，要求他下车来解释，这个车拿去干嘛了，为什么要占国家的便宜。80年代的时候，还是那个钢铁厂，还是那些工人，他们开始从厂里面偷钢偷铁，拿一块好点的钢回家去打把菜刀，或者投点特殊钢材拿去卖给私人老板。你问工人，“你为什么要这样干啊？”他说，“领导大偷，工人小偷，这有什么问题吗？国家的便宜，不占白不占。”
部分工人开始了磨洋工。当资本制度全面建立时，曾经的主人由抱怨而愤怒、由愤怒而反抗，最初这种反抗是消极的，是以怠工或磨洋工的形式体现出来的。这就是磨洋工的原因。
一种声音出现了，他们痛斥工人偷懒，他们大呼人性本恶，他们说国企效率就是低下，国企工人就是磨洋工，他们说这一切的原因就是国企没有清晰的产权制度，“全民所有就是全民所无”。他们献言献策，要建立一个由严格的规章制度和明晰的产权制度构成的现代化企业，去防范工人从厂里面拿钢拿铁。但是，他们却从来不说这一切都是什么造成的，他们也从不建立一个规章制度去限制资本占有工人的剩余价值。
【然而，即使在这样的条件下，很多国企工人照样还是勤勤恳恳的工作，我曾经问过很多老工人，他们怎么看待大锅饭养懒汉的说法。他们无一例外痛斥这种污蔑他们的说法，“我们是企业的主人，不是懒汉！”】
六、1993年后的国企改革
1993年11月开始了新一轮国企改革，三个重点：一是抓大放小，二是建立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三是理顺企业产权关系。与此同时，全国人大颁布了《公司法》，这标志着按份占有资本并实行权力的产权制度在中国有了法律依据。结合1993年的增值税改革前后的五个文件，可以得出两个结论：
1、国家除了17%的增值税，还可以获得33%的所得税。表面上看税率较以前的55%有所降低，但由于增值税的税基较原来扩大了很多，因此，国家所得较以前有大幅增加（这从后来津津乐道的税收增长中可以看出来）。更为重要的是，在税负增加的同时，我国彻底抛弃了教育、医疗和住房的包袱，国民不再能通过财政收入享受国有资产的收益。工人曾经享有的医疗、教育和住房福利，基本被改革掉了（1998年后明确终止福利分房，最终完结了工人从经济上获取国企利润的途径）。
2、对于企业职工福利和奖金，由于原来的文件被废止，而新文件没有交代，于是，它的法律地位被弱化。因此，企业留存的利润，从理论上来讲，除了用于投资，便没有任何可以索取的途径。
从1993年起，国有资产分成了三大块：政府的税收，约占50%或更多；用于投资的利润，大致占50%弱；没有任何法律保障的职工福利，份额微不足道。
1994年通过并于1995年实施的《劳动法》，从法律层面上明确了劳动者仅仅是企业的雇员，而不是工厂的主人，也就是说，从法律意义而言，工厂有权力开除工人了。与此前后，国企开始全面推行合同制，国有单位的劳动合同制职工由1992年的2059万人猛增到1996年的5549万人。在签合同的过程中，一开始领导告诉工人这不过是“走过场”，签个字就行了；到了90年代末开始优化的时候，签了字的合同就开始起作用，领导们宣布“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合同制的职工这时就傻眼了。
1996年一季度，在长期不公平的竞争中（至少有两点：其一、税收不平等。其二、私企和外企只给职工发工资，而国企除了工资，还要给职工修房子、看病、上学），在国企乱象横生的背景下，国有工业企业首次出现全行业净亏损。国有及国有控股大中型亏损企业6599户，亏损面达39.1％。
而导致这一切的锅，自然又是由那些“磨洋工”的国企工人背了。
面对当时的局面，领导人提出要进一步深化改革，用各种方法让国企三年脱困。砸三铁、甩包袱，也就是在这个大背景下出台的。在此前后，国有企业甩卖了自己的医院、学校，分出了自己的住建科成立房地产公司，优化了大批老工人以减少成本。
被优化的工人生活境遇迅速下降，以三线职工为例，2005年三线被优化的职工月收入低于300元的有68％，收入的92％用于衣食和子女教育，88％的人无法养活自己而不得不依靠政府福利、亲友救济。被优化的那些人生活没有着落，出现了各种人间悲剧。有女工成为霓虹灯下的新哨兵，而她的男人每次都驮着她去上岗。有男工为了自己的小孩上学，吃了某种药制造一个大新闻，让社会捐助自己的遗孤。去问问那些经历过这个时期的人，哪一个不是对这些专家学者恨的咬牙切齿。一个老工人这样说，“我们不是懒汉，我们是社会主义的建设者！”还有很多不甘心的老工人开始了串联，上访，甚至实施了其他更激进的措施。《那儿》，《问苍茫》等等优秀的文学作品，就生动地描述了这段对中国有深刻影响的历史。
1997年刘欢的《从头再来》就是给这些被优化的人。“昨天所有的荣誉，已变成遥远的回忆，辛辛苦苦已度过半生，今夜重又走进风雨……心若在梦就在，天地之间还有真爱，看成败人生豪迈，只不过是从头再来。”工人听了当时就直骂娘，你为什么不走进风雨，凭什么叫我们从头再来！
而这一切也构成了黄宏那个小品的时代背景。刘欢的歌还比较隐晦，你骂他，他还能闪躲。黄宏的小品实在说不上高明，用这样直白的话，去刺痛工人的心，“工人要为国家想，我不下岗谁下岗”。人家一辈子都在为国家想，人家老了，希望安定一点，希望你也为他想想。结果你倒好，把人家当包袱一甩了之。这就难怪那么多为国家奉献一身的老工人，恨黄宏入骨。
2000年开始，国家对全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实行分类指导，对陷入困境的老企业通过出售一块、盘活一块、加强一块等各种方式，进行国企“改革”。数千万工人被优化，众多国企被甩卖。通过甩包袱卖企业，2000年底，终于如期基本实现了国企改革与脱困的三年两大目标。
从实质而非形式的意义来讲，至此，国企改革已经完毕。后续的行动，无论怎么冠以改革的名义，其实质仅仅是垄断资本的重组而已。2003年组建国资委，对国有垄断资本进行打散重组，这之后的进程，多数人至少也有耳闻了。
21世纪初期，与资本对立的那些曾经的主人还在动。他们的切身利益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迫使他们开始关注自身的利益。到2005年，全国群体上访涉及约400万人，其中以他们为主体的有40％。各种消息在他们之间传播。一个城市的那些人，甚至形成了某种网络式的联系。一棉、二棉、三棉联系在一起，钢铁、五金、采矿、炼焦联系在一起，木材厂和肉联厂的也在沟通，这导致了巨大的不安定。这些不安定因素，用自己气吞山河的壮举，延缓了私有化的进程。
作为曾经的主人，在资本全面复兴的时代，他们唱出了极为悲壮的挽歌，也因此而奏响了新时代的号角。
--------------------------------------------
主要参考文献：
游正林.内部分化与流动——一家国有企业的二十年.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
刘卓红.现代化建设主体——当代工人阶级地位研究[M].广东人民出版社，2000
冯同庆，围绕工人阶级理论的争论与工人阶级状况
柳可白，王玫，阎春芝.当代工人阶级的地位和作用.中国工人出版社，2007
胡鞍钢.关于我国就业问题的若干看法
于建嵘.当代中国工人的以理维权
-------------------------------------------------
为防止失联，请大家关注公众号和微博号：赤色星灵佐伊
我会授权上述号发表佐伊23的文章，这个公众号也会发一些其他的文章，内容以民生、时政、社畜生活为主，各位朋友如果有兴趣也可以投稿。
不胜感激。
------------------------------------------
我是一个对经济、民生和时事感兴趣的社畜，会定期回答相关问题。如果你对这些问题也感兴趣，请关注我或者关注公众号【赤色星灵佐伊】、B站号【佐伊23】。
《国企改革指导意见》中最引人关注和最引起争议的莫过于国资监管由“管企业”到“管资产”并改建组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一条，因为这意味着之前还在热议的”淡马锡“模式将正式成为国企改革的重要参照，同时也意味着国企改革的重点将由事关“所有权”的混合所有制转移到“经营权”的改革上来。
那么淡马锡又是何方神圣呢？公开资料显示，成立于1974年的淡马锡公司是由新加坡财政部监管，以私人名义注册的一家公司，但是新加坡政府对其有100%的股权。所以不同于一般的私人公司，淡马锡的宗旨在于“通过有效的监督和商业性战略投资来培育世界级公司，从而为新加坡的经济发展做出贡献”。公司掌控着新加坡最重要、营业额最大的企业，其营业收入占到该国国民生产总值的13%，甚至有国外媒体估算，淡马锡控股所持有的股票市价占到整个新加坡股票市场的47%，可以说是几乎主宰了新加坡的经济命脉。
这还不是最关键的，真正吸引“部分领导层”的是，淡马锡公司的建立也是跟新加坡的国企改革密不可分。独立初期的新加坡面临着创造就业机会，独立发展经济的巨大压力。为此，新加坡政府出面兴办了包括交通运输、造船等大量的国有企业。到了七十年代中期，新加坡政府各部门兴办的国有企业越来越多，如何加强对这些企业的管理成为十分迫切的问题。而在此之前，新加坡也是成立了大量的所谓”政企不分“的“法定机构”，如电力局、石油管理局等（类似我国的电力、铁道、邮电部）。但是随着新加坡经济的起飞和市场经济的发展成熟，这样的模式同样遭遇到了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国有企业相同的问题，如何解决这一问题成了摆在新加坡政府面前十分迫切又艰巨的问题。
国有企业要想真正适应市场经济，出路只有一条——私有化——这也是八十年代撒切尔政府与里根政府的选择。但是一向被称为“强人政治”的新加坡是不愿意私有化的，因为“强人政治”必须有其相应的经济基础——从经济上实现对国家的控制。对于当时已经被推入市场经济轨道的新加坡而言，计划经济是回不去了，况且作为当时极度想跟西方拉近距离的国家，新加坡必然只能选择市场经济，选择以控制股权的方式更“隐蔽”地控制经济。在高超的政治理念指导下，1974年，新加坡政府决定由财政部（投资司）负责组建一家专门经营和管理原国家投入到各类国联企业的资本的国家资产经营和管理公司。这家公司就是淡马锡公司。淡马锡的成立，不仅为新加坡的政治经济发展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更为其他选择市场经济的国家同时实现威权政治提供了一种可能的模式。
当然除了上述对于政治上的考量，淡马锡模式的国企改革无疑也是最符合当下中国实际而且也是各方利益集团所能接受的最大公约数了。
首先，淡马锡模式的改革主要集中在经营权上面，实行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不会直接触及“导致国有资产流失”的“天条”，也避免引起更大的争议，有利于“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其次，在新加坡的实践中，确实表明淡马锡模式“有利于国有资本保值增值”，根据《淡马锡年度报告2015》显示，截至2015年3月31日，淡马锡的投资组合净值为2,660亿新元，按新元计算的1年期股东总回报率为19.20%，而自1974年成立以来的股东总回报率为16%，比起现有的国有企业的盈利情况而言，这样的投资回报率无疑更能使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最后，淡马锡模式虽然不能尽使主流经济学家们满意，但正如《财经》杂志所言“总体上这个方案仍然是在向市场化方向前进的”，因为从“管资产”“管人、管事”到只“管资本”，意味着今后国家不能也不会再干预国有企业的日常管理特别是对于将被划分为商业类的国企，国家将仅仅“履行出资人的义务”，也就是只关心我能不能不亏本而且能赚到钱（“将部分国有资本转化为优先股”是典型表现）。
并且在新加坡的实践中，拥有淡马锡100%股权的财政部在公司内部能起的作用很小，其主要事务仅包括任命淡马锡董事会的主席和董事，审阅淡马锡每年提交经审计的财务报告等，而董事会在内部运营管理方面有权决定公司的经营方针等事宜，并在投资决策等方面享有完全自主权，不受财政部的制约，并且淡马锡的直属子公司以下各个层次公司的组织结构与淡马锡控股有限公司没有直接关系，完全依照市场规则运营，经营机制与一般私营企业没有明显区别。这实际上意味着淡马锡模式是在没有名义上的私有化的情况下却做到了市场经济“产权明晰”的要求，因为每家“国有企业”都事实上独立了，作为掌握其股权的国家只是相当于一个大投资人而已，哪里能赚钱就投资到哪里，难怪新加坡的经济模式被称作是“国家资本主义”，即通过国家控制的私人企业来进行投资，主导以私营企业为主的资本市场。是的，你没有看错，国家资本主义——这就是淡马锡模式的实质，所以也就难怪这是一种让国有资本和私人资本都能接受的模式了。
那么，对于这样一份“肉食者”谋出的国企改革方案真的就是我们想要的吗？谁又将为这样的改革方案买单呢？毫无疑问，只能是普通百姓和原有的国企普通职工。
更加或者只注重经济效益和竞争能力的国企只会通过裁员降薪减少福利等来降低其成本，失去垄断地位和保护补贴的商业类国企只能向更会赚钱的私营企业看齐，工人阶级将失去最后一块避风港，社会主义的最后一点经济基础也将被瓜分殆尽。同时，更加注重成本—收益的所谓公益类国企对公共产品的提价也必定势在必行，普通百姓将承受更为庞大的日常生活开支，如果严格控制定价，那么肩负“国有资本保值增值”的“使命”的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就不会向那些利润较低的提供公共品的公益类国企投入更多的资本，公共服务的质量和数量不可避免的会受到影响，甚至一些投入大收益低的公共领域将无人问津。
当然，更为严重的是，淡马锡模式是一种“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手法，表面上没有触及所有权问题，但却在事实上造成了一种看似没有私有化而实际上私有化的结果。仅仅掌握控股权，甚至将部分国有股转变为优先股，丧失了对企业的实际控制权，所谓的国有（名义上为全民）资本将成为权贵手中可以更加自由使用的牟利工具，而所谓的国有企业不过成了企业高层管理的独立王国，只需定期缴纳一定贡赋即可（即所谓的将国有资本收益上缴公共财政的比例提高到30%）。
市场经济指向下任何的国企改革方案最终都只能导向私有化（无论其采取什么样的名义），这不仅是理论推导的结果，更是三十多年来国企改革的实质。而淡马锡模式不过是为利益集团提供了一份更为“好看”的分赃协议而已。
在我看国企根本不用改革，民间资本有法必依违法必究，国企就都活了。
大锅饭呗，亏损呗，严禁打骂顾客呗
不用钻故纸堆，因为国企太多，改革并未完成
过去的国企样本，现在还在
就这些天沸沸扬扬的烟草专卖，这就是当年的国企样本
今天国企要都这样，中国药……
改革后的国企，是外包的基建，体面的海康威视，虽然很有点蠢但比华为烂算不得丢人的中兴
以及带手铐的环卫，国内外航班一起打扫的保洁大妈…
资本化运营的国家资本，才能勉强满足人民的需求啊
类似的话题
-
国企改革，一个在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历经数十年、涉及无数企业和人员的复杂议题。简单来说，国企改革的核心目标是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提高国有资产的运行效率和回报率，增强国有经济的活力和竞争力。” 但这个看似宏大的目标，背后是多层面的、系统性的变革，涵盖了产权、治理、管理、运营、人员等多个维度。为了更详细............. -
说起“颜值入职国企”，这确实是一个让人有点哭笑不得的话题。我们谁都听过，或者也隐约觉得，有些事情似乎并不完全是靠实力说话。但如果这就让我们怀疑努力上学的意义，那未免太悲观了，也太小瞧了我们辛辛苦苦走过的每一步。我得说，这种“颜值入职”的情况，如果真的存在，那绝对是一种现象，一种社会缩影，但绝不是全部.............
-
国企改革迈向“淡马锡模式”，这无疑是近期最受关注的经济话题之一。把国家控股的企业交给一家商业化运营的公司来管理，这种模式借鉴的是新加坡淡马锡控股的成功经验。那么，这条路究竟是光明坦途还是荆棘丛生？咱们就来掰开了揉碎了，好好说道说道。什么是淡马锡模式？简单理解就是“国家作为股东，但企业经营市场化”。你.............
-
国企改革，这个词儿在中国经济领域几乎年年都绕不开。它像一个老物件，虽然陈旧，却依然承载着重要的意义。说到这个改革的“死结”，其实不是一个点，而是一团缠绕不清的线，牵一发而动全身。要说详细，咱们得一点点捋。核心的“死结”：所有制与经营权的分离难题最根本的，还是那个老生常谈的问题：所有制与经营权的分离。.............
-
国企改革的大潮汹涌而至，对于我们年轻人来说，这既是挑战，更是前所未有的机遇。如何在这场变革中站稳脚跟，甚至乘势而上，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课题。这不是简单的“随波逐流”，而是需要我们用脑子、用心去理解、去适应、去创造。首先，我们要抛开一些固有的“铁饭碗”思维。过去，国企给人的印象是稳定、福利好，但这并.............
-
您好！很高兴能为您详细评价一下当前的国企改革。国企改革是一个复杂且动态的过程，涉及面广、影响深远，很难用简单的好坏来概括。以下我将从多个维度进行分析，力求全面和深入。一、 国企改革的背景与目标首先，我们回顾一下国企改革的宏观背景和主要目标，这有助于理解改革的方向和出发点： 历史遗留问题： 新中国.............
-
深改组关于国企改革的定调，特别是将“党管企业”明确作为基本原则，这是一个极具战略意义的举措，它触及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也关系到中国未来发展方向的根本。要理解这个定调，我们需要从多个维度去审视。一、 深改组定调国企改革的背景和目的首先，我们要明白，深改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是中国最高决策.............
-
201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奥利弗·威廉姆森（Oliver Williamson）和本特·霍姆斯特罗姆（Bengt Holmström），以表彰他们在“契约理论”研究领域的贡献。威廉姆森的贡献主要在于“经济组织”和“交易成本经济学”，而霍姆斯特罗姆则在“委托代理理论”方面取得了突破。这两方面的理论.............
-
这是一个非常沉重且复杂的问题，因为“残忍”的定义本身就带有主观性，并且两种经历都给个体和家庭带来了深远的创伤。要判断哪个“更”残忍，需要从多个维度进行分析，而不能简单地给出一个绝对的答案。两者都是中国特定历史时期社会政策所带来的后果，都对普通人的命运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为了更详细地分析，我们将从以下几.............
-
国企和私企是中国经济体系中两种截然不同的组织形式，它们在所有权、经营目标、治理结构、员工福利、风险承担、社会责任、创新活力等方面都存在显著差异。理解这些差异对于了解中国的经济运作至关重要。下面我将尽量详细地阐述这些区别： 国企与私企的最大区别：所有权与经营目标最根本、最核心的区别在于它们的所有权和由.............
-
国企私有化是一个复杂且具有深远影响的议题，其结果并非单一或预设的，而是取决于多种因素的相互作用，包括私有化的具体方式、改革的配套措施、市场环境、监管体系以及社会文化等。下面我将从不同维度进行详细阐述： 国企私有化的潜在影响： 一、对企业本身的影响： 效率提升与成本削减： 市场化驱动：.............
-
国企竞聘上岗，这可是个大事儿，牵动着不少人的心弦。先是中层干部，再到咱们普通员工，这节奏安排得稳稳当当。要是万一竞聘失败了，这日子可不能停摆，得好好琢磨琢磨接下来的路子。别急，我给你掰开了揉碎了聊聊，咱就当是给自己做个“未雨绸缪”的规划。第一步：心态调整，接受现实这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竞聘失败，.............
-
“国企工作效率低”是一个流传甚广的说法，但它并非适用于所有国企，也不是一个简单的“是”或“否”就能概括的问题。事实上，国企的效率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下面我将尽量详细地展开讲述：一、 国企效率低背后的常见原因分析：许多人认为国企效率低，通常是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观察和感受： 1. .............
-
这真是一个让人头疼又兴奋的选择题！一边是稳定的铁饭碗，一边是让人垂涎的暴富机会。放在谁身上，心里都得过过秤。我跟你一样，也曾纠结过类似的事，所以咱们就敞开聊聊，看看这5000块的国企和2万的鸡蛋灌饼，到底哪边更能让你心安，哪边更能让你圆梦。先说说那份国企的5000块月薪： 稳定，稳得像银行存款一.............
-
国企上班的体验，从乐观的角度来看，可能是稳定、福利好、有发展空间；但从“让人绝望”的角度来挖掘，背后往往隐藏着一些普遍存在的负面因素，这些因素累积起来，足以让许多人感到身心俱疲，甚至产生强烈的无力感。以下我将尽量详细地描述这些可能导致绝望的方面：一、 僵化的体制与效率低下： 官僚主义的泥沼： 国.............
-
国企作为中国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运行模式和文化往往带有鲜明的特色。除了明文规定的规章制度外，国企内部还存在着一套复杂而深刻的“不成文规定”，这些规定渗透在日常工作的方方面面，影响着员工的行为、决策和职业发展。理解这些不成文规定，对于在国企工作或希望进入国企的人来说至关重要。以下我将尽量详细地阐.............
-
“编制”这个概念在国企央企员工的语境中，确实是一个复杂且经常被提及的议题。要详细解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从几个层面来理解：1. 历史沿革与“编制”的起源： 计划经济时代：“编制”是核心。 在计划经济时期，国家对所有企事业单位的人员配置都有严格的规定和计划，这就是“编制”。一个单位有多少个岗位，每个岗位.............
-
“国企优质岗位是否真的会被子弟内部消化？” 这是一个非常普遍且敏感的问题，尤其是在中国当前的社会背景下。要详细地回答这个问题，需要从多个层面去剖析，包括历史原因、现实情况、具体行业差异以及社会观念的影响等等。核心答案：不能一概而论，但“子弟内部消化”现象确实存在，且在某些情况下相当普遍。下面我将从多.............
-
国企工作效率低下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涉及多方面因素，很难用一两句话概括。以下我将从多个角度详细阐述，希望能够清晰地展现出其中的原因：一、体制机制层面的影响： 激励机制不健全，缺乏竞争压力： 铁饭碗文化和终身雇佣制： 很多国企仍然存在“铁饭碗”的观念，员工即使表现不佳，也很难被解雇，这大.............
-
听到您国企法务面试成功，并且HR承诺月薪6K+，这是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究竟值不值得去，需要从多个角度仔细考量。下面我将为您详细分析，帮助您做出更明智的决定。首先，我们来拆解一下您提供的信息，并进行初步的分析： 国企法务： 国企通常拥有相对稳定的组织结构、良好的福利保障和较强的行业地位。法务岗位.............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5 tinynews.org All Rights Reserved. 百科问答小站 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