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崇焕在蓟州，牛酒相慰劳后金，是不是就是勾结后金？
关于袁崇焕在蓟州“牛酒相慰劳后金”的说法，以及这是否构成勾结后金的指控，我们需要从史料记载、当时的政治军事背景以及袁崇焕的整体战略来细致地分析。
首先，我们需要澄清这个“牛酒相慰劳后金”的说法本身是否存在误读或者被片面解读的可能性。在明朝末年，与后金（后来的清朝）进行接触和谈判是常态，这并不等同于勾结。明朝政府在与后金对峙的同时，也一直在尝试通过各种方式来缓和冲突，甚至达成某种形式的和议。
历史背景下的“接触”与“勾结”
1. 军事对峙与外交博弈： 明朝和后金之间长期的军事对抗，并非完全没有外交往来。在战事间歇期，双方互派使者、进行招降、甚至有过一些非正式的接触，这些都是那个时代国际关系和军事冲突的常见现象。当时的明朝政府，尤其是在崇祯皇帝初期，也曾有过与后金和谈的意愿，希望以此来减轻边境压力，集中力量对付国内的农民起义。
2. 袁崇焕的战略意图： 袁崇焕作为明朝最重要的边疆将领，他的核心战略目标是“关宁锦防线”的稳固，以及最终收复失地。在执行这一战略的过程中，他需要灵活运用军事和外交手段。
“坚守”与“以战养战”： 袁崇焕主张“五年复辽东”的战略，这需要强大的后勤保障和士气维持。在对后金的策略上，他采取的是以守为攻，通过坚守关宁锦防线，消耗后金的实力。
“诱敌深入”与“伺机而动”： 有时，通过一些表面上的接触，甚至示弱，也可能是一种战略手段，意在麻痹对手，或者在特定的时机，为明军创造有利的战机。比如，后金有时也会派遣使者前来，并非都是善意，也可能带有侦察和试探的目的。
3. “牛酒相慰劳”的可能解释：
礼节性接待： 如果确有史料记载了袁崇焕在蓟州“牛酒相慰劳后金”，那么最直接的解释是，这是当时明朝政府允许或指示下的，对后金前来谈判或递交文书的使者进行的官方接待。任何朝代的外交互动，都会有基本的礼仪和招待标准，这是一种国际惯例，是国家行为，而非个人行为。就像明朝也会接待朝鲜、日本等国的使者一样。
政治策略的包装： 即使存在这样的接待，其背后更可能是政治博弈的一部分。袁崇焕的“五年复辽东”计划，需要时间积累力量，而与后金的接触，也可能是在为将来的军事行动做准备，例如争取时间、传递虚假信息、或者在军事部署上进行掩护。
瓦解或分化后金： 历史上，强大的对手并非只有军事手段才能对抗。通过与后金内部某些势力的接触，或者在文化、经济层面进行一些“慰劳”，也可能是在为瓦解或分化后金做铺垫，虽然这种可能性较低，但也不能完全排除在复杂的政治棋局中。
“勾结”的标准：
“勾结后金”通常意味着以下几点：
出卖国家利益： 将明朝的军事机密、战略部署等泄露给后金。
主动投靠或效劳： 放弃明朝立场，转而为后金服务，或者接受后金的命令。
破坏明朝防御： 故意削弱明朝的边防力量，为后金的入侵提供便利。
接受后金的利益输送： 例如巨额贿赂，从而改变自己的政治立场和军事行动。
那么，袁崇焕在蓟州“牛酒相慰劳后金”，是否是勾结？
从现有史料和对袁崇焕战略的理解来看，单纯的“牛酒相慰劳”并不直接等同于勾结后金。 更合理的解释是，这是一种在特定军事政治背景下的外交接触或礼节性接待，其背后是明朝官方的策略考量。
需要警惕的几点：
1. 史料来源与解读的偏颇： 许多关于袁崇焕的争议，往往源于对史料的不同解读，甚至是带有政治目的的歪曲。例如，“五年复辽东”的承诺，后来被一些人用来攻击他“夸海口”，但忽略了他背后为实现这一目标所做的巨大努力和艰难处境。同样的，“牛酒相慰劳”的说法，如果脱离了具体的历史情境，很容易被误读为“私通”。
2. 崇祯皇帝的猜忌与政治斗争： 崇祯皇帝后期对袁崇焕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这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朝廷内部政治派系（特别是那些反对袁崇焕强硬派、主张议和甚至投降的势力）的谗言影响。这些势力为了打倒袁崇焕，会不遗余力地寻找他的一切“把柄”，即使是正常的官场礼仪，也可能被歪曲成“勾结”。
3. 袁崇焕的结局： 袁崇焕最终被崇祯皇帝处死，其罪名是“擅自与后金议和”、“被后金收买”等。但这些罪名在后世看来，很多都难以站住脚，更多被认为是政治迫害的牺牲品。如果他真的勾结后金，后金方面为何不出面替他辩护，反而乐于看到他的倒台？
总结来说：
在明朝与后金长期对峙的大背景下，官方层面的接触和交涉是存在的。如果在某个特定时期，明朝政府（或经授权的袁崇焕）在蓟州对后金前来使者进行基本的礼仪招待，如提供牛酒，这属于正常的国家外交行为，是为了进行谈判、传递信息或进行战略博弈，这本身并不能直接定性为“勾结后金”。
真正构成勾结，需要有证据表明袁崇焕出卖了明朝的重大利益，主动投靠后金，或者为后金的军事行动提供了实质性的帮助和便利。 而“牛酒相慰劳”这一点，孤立来看，更像是对这种行为的一种字面化、甚至是被政治化解读的描述。我们应该从更宏观的战略层面和历史背景去理解袁崇焕的每一个动作，而不是仅仅抓住一些表面的细节进行片面定论。袁崇焕一生都在为守卫明朝边疆而战，其最终的悲剧，更多是复杂政治斗争和皇帝猜忌的结果。
首先，我们需要澄清这个“牛酒相慰劳后金”的说法本身是否存在误读或者被片面解读的可能性。在明朝末年，与后金（后来的清朝）进行接触和谈判是常态，这并不等同于勾结。明朝政府在与后金对峙的同时，也一直在尝试通过各种方式来缓和冲突，甚至达成某种形式的和议。
历史背景下的“接触”与“勾结”
1. 军事对峙与外交博弈： 明朝和后金之间长期的军事对抗，并非完全没有外交往来。在战事间歇期，双方互派使者、进行招降、甚至有过一些非正式的接触，这些都是那个时代国际关系和军事冲突的常见现象。当时的明朝政府，尤其是在崇祯皇帝初期，也曾有过与后金和谈的意愿，希望以此来减轻边境压力，集中力量对付国内的农民起义。
2. 袁崇焕的战略意图： 袁崇焕作为明朝最重要的边疆将领，他的核心战略目标是“关宁锦防线”的稳固，以及最终收复失地。在执行这一战略的过程中，他需要灵活运用军事和外交手段。
“坚守”与“以战养战”： 袁崇焕主张“五年复辽东”的战略，这需要强大的后勤保障和士气维持。在对后金的策略上，他采取的是以守为攻，通过坚守关宁锦防线，消耗后金的实力。
“诱敌深入”与“伺机而动”： 有时，通过一些表面上的接触，甚至示弱，也可能是一种战略手段，意在麻痹对手，或者在特定的时机，为明军创造有利的战机。比如，后金有时也会派遣使者前来，并非都是善意，也可能带有侦察和试探的目的。
3. “牛酒相慰劳”的可能解释：
礼节性接待： 如果确有史料记载了袁崇焕在蓟州“牛酒相慰劳后金”，那么最直接的解释是，这是当时明朝政府允许或指示下的，对后金前来谈判或递交文书的使者进行的官方接待。任何朝代的外交互动，都会有基本的礼仪和招待标准，这是一种国际惯例，是国家行为，而非个人行为。就像明朝也会接待朝鲜、日本等国的使者一样。
政治策略的包装： 即使存在这样的接待，其背后更可能是政治博弈的一部分。袁崇焕的“五年复辽东”计划，需要时间积累力量，而与后金的接触，也可能是在为将来的军事行动做准备，例如争取时间、传递虚假信息、或者在军事部署上进行掩护。
瓦解或分化后金： 历史上，强大的对手并非只有军事手段才能对抗。通过与后金内部某些势力的接触，或者在文化、经济层面进行一些“慰劳”，也可能是在为瓦解或分化后金做铺垫，虽然这种可能性较低，但也不能完全排除在复杂的政治棋局中。
“勾结”的标准：
“勾结后金”通常意味着以下几点：
出卖国家利益： 将明朝的军事机密、战略部署等泄露给后金。
主动投靠或效劳： 放弃明朝立场，转而为后金服务，或者接受后金的命令。
破坏明朝防御： 故意削弱明朝的边防力量，为后金的入侵提供便利。
接受后金的利益输送： 例如巨额贿赂，从而改变自己的政治立场和军事行动。
那么，袁崇焕在蓟州“牛酒相慰劳后金”，是否是勾结？
从现有史料和对袁崇焕战略的理解来看，单纯的“牛酒相慰劳”并不直接等同于勾结后金。 更合理的解释是，这是一种在特定军事政治背景下的外交接触或礼节性接待，其背后是明朝官方的策略考量。
需要警惕的几点：
1. 史料来源与解读的偏颇： 许多关于袁崇焕的争议，往往源于对史料的不同解读，甚至是带有政治目的的歪曲。例如，“五年复辽东”的承诺，后来被一些人用来攻击他“夸海口”，但忽略了他背后为实现这一目标所做的巨大努力和艰难处境。同样的，“牛酒相慰劳”的说法，如果脱离了具体的历史情境，很容易被误读为“私通”。
2. 崇祯皇帝的猜忌与政治斗争： 崇祯皇帝后期对袁崇焕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这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朝廷内部政治派系（特别是那些反对袁崇焕强硬派、主张议和甚至投降的势力）的谗言影响。这些势力为了打倒袁崇焕，会不遗余力地寻找他的一切“把柄”，即使是正常的官场礼仪，也可能被歪曲成“勾结”。
3. 袁崇焕的结局： 袁崇焕最终被崇祯皇帝处死，其罪名是“擅自与后金议和”、“被后金收买”等。但这些罪名在后世看来，很多都难以站住脚，更多被认为是政治迫害的牺牲品。如果他真的勾结后金，后金方面为何不出面替他辩护，反而乐于看到他的倒台？
总结来说：
在明朝与后金长期对峙的大背景下，官方层面的接触和交涉是存在的。如果在某个特定时期，明朝政府（或经授权的袁崇焕）在蓟州对后金前来使者进行基本的礼仪招待，如提供牛酒，这属于正常的国家外交行为，是为了进行谈判、传递信息或进行战略博弈，这本身并不能直接定性为“勾结后金”。
真正构成勾结，需要有证据表明袁崇焕出卖了明朝的重大利益，主动投靠后金，或者为后金的军事行动提供了实质性的帮助和便利。 而“牛酒相慰劳”这一点，孤立来看，更像是对这种行为的一种字面化、甚至是被政治化解读的描述。我们应该从更宏观的战略层面和历史背景去理解袁崇焕的每一个动作，而不是仅仅抓住一些表面的细节进行片面定论。袁崇焕一生都在为守卫明朝边疆而战，其最终的悲剧，更多是复杂政治斗争和皇帝猜忌的结果。
网友意见
历史考证是一门科学，不是古籍上写什么就信以为”真“，还要进行多方考证，反复印证，能通过辨”伪“才能当证据。其中一种重要的方法就是对某项内容追根溯源——看”源头“可不可靠？
历史学把当事人记述（第一手资料）称为”原生史料“；虽无当事人资格，但能找到第一手来源的称为”派生史料“，既没有当事人资格，也不能找到第一手源头的称为”无根史料“。
根据历史考证的一般规则：当后者与前者矛盾，如果不能证明前者有误，前者具有更高的证据效力。
打个比方：某家附近发生一起案件，警方调查取证肯定要找当事人或目击者——道听途说的路人，没有作证的资格！
大家都可以假想一下：
法官问”证人“：”案发时你在不在场？“
”证人“：”我不在场。但我听街上人都说”曾叁“当街杀人，血溅五尺，……。想来必是真的。“
象这种”证言“，古代能不能当证据我不好说，到现代法庭上肯定通不过资格审查，会当场排除。
回头看”袁崇焕在蓟州，牛酒相慰劳后金“——此说源自《弘光实录钞卷三》：“吏部尚书徐石麒奏：……崇焕阳主战而阴实主款也。杀江东毛文龙以示信。嗣先帝初不之许，遂嗾奴阑入胁款，戒以勿得过蓟门一步。崇焕先顿甲以待，是夕敌至。牛酒相慰劳，夜未央，敌忽渝盟，拔骑突薄城下。崇焕师反殿其后。……”
查徐石麒履历，崇祯二年在南京担任闲职，并非“己巳之变”亲历者……
如果要采信这种说法，请出示相关当事人记述，本人拭目以待。
从情理上推：明朝档案记载袁崇焕率辽镇军和保定总兵曹鸣雷部一同驻防蓟州，我不相信他能当着保定兵和蓟州军民的面，对敌军“牛酒相慰劳”。
附：
关于“牛酒相慰劳”，还有另一种说法。
刘宗周《再申人心国势之论以赞庙谟疏》：“乃今日前锋一逼而石门驿官以牛酒迎矣，则州官县令转相效尤可知也”。
刘宗周在京官任上，对“石门驿官以牛酒迎矣”只能是听闻，但多少有些渠道；后世考证清方记录——石门寨降敌，也不算没谱。“州官县令转相效”则是他对时局的推测和担忧……
刘宗周说的“石门驿官”、“州官县令”显然不是指袁崇焕！
我想问：在南京喝茶的徐石麒有什么渠道？有什么资格？
最后推荐一篇古文《吕氏春秋.查传》。与各位共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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