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古代历史有多少属于信史？
在谈论西方古代历史的“信史”范畴时，我们首先要明确一个概念：信史，并非一个绝对的、一成不变的标准，而是一个随着考古发现、文献研究的深入而不断演进和修正的动态概念。 我们今天所认为的“信史”，是建立在大量物质遗存和相对可靠的文字记载基础之上，能够被后人逻辑地梳理和验证的时期。
对于西方古代历史而言，其信史的界限也并非在某一个确切的时间点突然出现。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主要围绕着几个关键节点展开：
一、文字的出现与文明的曙光（约公元前3000年以后）：
在西方古代历史的长河中，文字的出现是划定信史开端的 最重要标志。在此之前，我们所能了解到的信息主要依靠考古学，也就是通过挖掘古代遗址、研究出土的器物、墓葬等来拼凑出当时人们的生活方式、社会结构等。这当然是宝贵的历史资料，但由于缺乏直接的、由当时人留下的文字记录，我们对其的理解往往带有一定的推测和解读成分。
米诺斯文明与迈锡尼文明（约公元前2700年 公元前1100年）：
米诺斯文明（克里特岛），以其繁荣的宫殿建筑（如克诺索斯宫）、精美的壁画和艺术品而闻名。他们使用了后来被解读为 线形文字A（Linear A）的文字，但至今未能完全破译。因此，虽然我们能看到其物质文明的辉煌，但对其语言、宗教、政治制度的了解仍然有限，这使得米诺斯文明的信史成分相对较低，更多依赖考古推测。
迈锡尼文明（希腊大陆），是受米诺斯文明影响的青铜时代文明。他们使用了 线形文字B（Linear B），该文字后来被证明是一种早期的希腊语，并且已经被成功破译。这意味着我们能够通过这些刻在泥板上的行政记录、财产清单等，直接了解迈锡尼社会的某些方面，例如经济组织、官僚体系以及一些神祇的名称。因此，迈锡尼文明的信史成分相对较高，尤其是在其晚期。
腓尼基字母的传播与早期希腊字母（约公元前1050年以后）：
腓尼基人作为地中海的航海民族，在商业活动中创造并传播了一种 辅音字母系统。这种字母系统极大地影响了后来的西方文字，包括希腊字母和拉丁字母。
然而，即使是文字出现，其内容的可靠性也需要考量。早期文字记录多为商业交易、铭文、祭祀等，内容相对局限。
二、英雄时代与“黑暗时代”的过渡（约公元前1200年 公元前800年）：
在迈锡尼文明衰落之后，希腊进入了一个被称为“黑暗时代”的时期。这段时期文献记录极少，考古证据也相对贫乏，充满了神话和传说。虽然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成书于这个时代之后，但它们在很大程度上融合了口头传统和历史记忆，其历史真实性成为了学术界长期争论的焦点。我们很难将其完全视为信史。
荷马史诗的解读： 尽管荷马史诗描绘了青铜时代晚期的某些场景和生活方式，但它们更多地反映了作者所处时代的价值观和想象。考古学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史诗中描述的一些地理位置和物质文化，但这并不意味着史诗中的所有事件和人物都是历史的真实写照。
三、古希腊城邦的崛起与史学传统的建立（约公元前800年以后）：
从公元前8世纪开始，希腊世界进入了更为活跃的时期，城邦逐渐兴起，文字的使用也变得更加普遍和多样化。
希罗多德（Herodotus，约公元前484年 公元前425年）： 被誉为“历史之父”的希罗多德，撰写了《历史》，记录了波斯战争的起因、经过和结果。他尝试通过“探究”来了解事件，采访了大量目击者和知情者，并收集了各种文献资料。虽然他的作品中也包含了一些传说和个人观点，但他对史料的搜集和整理，以及试图找出因果关系的努力，标志着西方历史写作的重大进步。因此，希罗多德的作品是西方信史的重要奠基石。
修昔底德（Thucydides，约公元前460年 公元前400年）： 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则更进一步，他强调 亲身经历、严谨考证和理性分析。他严格区分了自己亲身经历的部分和听闻的部分，力求排除个人情感和主观偏见。他对政治、军事和外交的深刻洞察，以及对事件的客观呈现，使他的作品成为了 军事史和政治史的典范，也进一步巩固了西方信史的标准。
其他古希腊史家： 随后，色诺芬（Xenophon）等历史学家也继承了他们的传统，为我们留下了关于希腊历史的重要资料。
四、罗马共和国与帝国的时代（约公元前753年 公元476年）：
罗马历史的信史程度，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提高。
早期罗马（王政时代与共和国早期）： 这个时期的历史记载，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后来的编年史和传说，例如李维（Livy）的《罗马史》。虽然李维的作品包含了大量史料，但也混杂了神话和民族史诗的成分，例如关于罗马建城罗慕路斯和雷穆斯的故事。我们很难完全将其视为绝对的信史，但其中包含的政治制度、社会习俗等信息，仍然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共和国晚期与帝国时期： 随着罗马政治生活的复杂化和文献记录的增加，罗马历史的信史程度大大提高。例如：
波利比乌斯（Polybius，约公元前200年 公元前118年）： 他撰写了《历史》，详细记载了罗马崛起的历程以及罗马与迦太基的布匿战争。作为一名希腊人，他亲身参与了罗马的政治和军事活动，并努力以客观的态度分析罗马的成功原因。
萨卢斯特（Sallust，约公元前86年 公元前35年）： 他的作品如《喀提林阴谋》和《朱古达战争》，对罗马共和国晚期的政治腐败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和分析。
西塞罗（Cicero，公元前106年 公元前43年）： 作为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演说家，他的大量书信和演说稿为我们提供了关于共和国晚期政治和社会生活的第一手资料，是无可置疑的信史。
尤利乌斯·凯撒（Julius Caesar，公元前100年 公元前44年）： 他的《高卢战记》和《内战记》是其亲身经历的记录，虽然带有一定的宣传成分，但其对军事行动的描述和地理信息的记载，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
塔西佗（Tacitus，约公元56年 公元120年）： 他的《编年史》和《历史》以其深刻的洞察力和精炼的文笔，记载了罗马帝国早期皇帝的统治。他对历史事件的分析和对人性阴暗面的揭示，使其成为重要的历史学家。
那么，西方古代历史有多少属于信史？
很难给出一个精确的百分比。我们可以这样理解：
从公元前800年（希腊古典时代开始）到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 这一时期西方历史的 信史成分是非常高的。我们拥有大量的考古证据和相对可靠、经过后人检验的文字记载，足以勾勒出当时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面貌。这些记录来自当时的历史学家、哲学家、政治家、士兵等，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细节和分析。
在公元前800年之前， 信史的比例逐渐下降。
迈锡尼文明晚期（约公元前1400年 公元前1100年）： 由于线形文字B的破译，其信史成分相对较高。
青铜时代早期与米诺斯文明（约公元前2700年 公元前1400年）： 信史成分较低，主要依赖考古推测和对零散的文字信息的解读。
更早期的史前时期： 基本上不属于信史范畴，完全依赖考古学和其他科学手段的研究。
总结来说，
西方古代历史的信史，大致可以从 公元前800年左右开始，并在罗马共和国晚期和帝国时期达到顶峰。 这段时期内的历史，我们能够比较自信地进行叙述和理解，并有大量的史料支持。
然而，我们也要认识到：
1. “信史”并非绝对真实： 即便是最严谨的历史学家，其记录也可能受到时代局限、个人偏见或信息不完整的影响。史学研究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对话和修正的过程。
2. 考古发现不断补充： 许多曾经模糊不清的时期，随着考古学的进步，其信史的比例也在不断增加。例如，特洛伊战争的真实性，就曾长期是神话与历史的争论焦点，直到特洛伊遗址被发现，才提供了一些支持其历史可能性的线索。
3. 口头传统与书面记载的结合： 在早期，许多历史信息是通过口头传颂的方式流传下来的，这些信息在被记录下来时，往往会融入神话、传说和诗歌的元素，使得区分历史事实变得更加困难。
因此，与其问“有多少属于信史”，不如说，西方古代历史的 可靠性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增强。从公元前8世纪开始，我们进入了一个能够相对深入地理解当时社会的面貌的时代，这个时代，构成了我们今天所说的西方古代信史的主体。
对于西方古代历史而言，其信史的界限也并非在某一个确切的时间点突然出现。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主要围绕着几个关键节点展开：
一、文字的出现与文明的曙光（约公元前3000年以后）：
在西方古代历史的长河中，文字的出现是划定信史开端的 最重要标志。在此之前，我们所能了解到的信息主要依靠考古学，也就是通过挖掘古代遗址、研究出土的器物、墓葬等来拼凑出当时人们的生活方式、社会结构等。这当然是宝贵的历史资料，但由于缺乏直接的、由当时人留下的文字记录，我们对其的理解往往带有一定的推测和解读成分。
米诺斯文明与迈锡尼文明（约公元前2700年 公元前1100年）：
米诺斯文明（克里特岛），以其繁荣的宫殿建筑（如克诺索斯宫）、精美的壁画和艺术品而闻名。他们使用了后来被解读为 线形文字A（Linear A）的文字，但至今未能完全破译。因此，虽然我们能看到其物质文明的辉煌，但对其语言、宗教、政治制度的了解仍然有限，这使得米诺斯文明的信史成分相对较低，更多依赖考古推测。
迈锡尼文明（希腊大陆），是受米诺斯文明影响的青铜时代文明。他们使用了 线形文字B（Linear B），该文字后来被证明是一种早期的希腊语，并且已经被成功破译。这意味着我们能够通过这些刻在泥板上的行政记录、财产清单等，直接了解迈锡尼社会的某些方面，例如经济组织、官僚体系以及一些神祇的名称。因此，迈锡尼文明的信史成分相对较高，尤其是在其晚期。
腓尼基字母的传播与早期希腊字母（约公元前1050年以后）：
腓尼基人作为地中海的航海民族，在商业活动中创造并传播了一种 辅音字母系统。这种字母系统极大地影响了后来的西方文字，包括希腊字母和拉丁字母。
然而，即使是文字出现，其内容的可靠性也需要考量。早期文字记录多为商业交易、铭文、祭祀等，内容相对局限。
二、英雄时代与“黑暗时代”的过渡（约公元前1200年 公元前800年）：
在迈锡尼文明衰落之后，希腊进入了一个被称为“黑暗时代”的时期。这段时期文献记录极少，考古证据也相对贫乏，充满了神话和传说。虽然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成书于这个时代之后，但它们在很大程度上融合了口头传统和历史记忆，其历史真实性成为了学术界长期争论的焦点。我们很难将其完全视为信史。
荷马史诗的解读： 尽管荷马史诗描绘了青铜时代晚期的某些场景和生活方式，但它们更多地反映了作者所处时代的价值观和想象。考古学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史诗中描述的一些地理位置和物质文化，但这并不意味着史诗中的所有事件和人物都是历史的真实写照。
三、古希腊城邦的崛起与史学传统的建立（约公元前800年以后）：
从公元前8世纪开始，希腊世界进入了更为活跃的时期，城邦逐渐兴起，文字的使用也变得更加普遍和多样化。
希罗多德（Herodotus，约公元前484年 公元前425年）： 被誉为“历史之父”的希罗多德，撰写了《历史》，记录了波斯战争的起因、经过和结果。他尝试通过“探究”来了解事件，采访了大量目击者和知情者，并收集了各种文献资料。虽然他的作品中也包含了一些传说和个人观点，但他对史料的搜集和整理，以及试图找出因果关系的努力，标志着西方历史写作的重大进步。因此，希罗多德的作品是西方信史的重要奠基石。
修昔底德（Thucydides，约公元前460年 公元前400年）： 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则更进一步，他强调 亲身经历、严谨考证和理性分析。他严格区分了自己亲身经历的部分和听闻的部分，力求排除个人情感和主观偏见。他对政治、军事和外交的深刻洞察，以及对事件的客观呈现，使他的作品成为了 军事史和政治史的典范，也进一步巩固了西方信史的标准。
其他古希腊史家： 随后，色诺芬（Xenophon）等历史学家也继承了他们的传统，为我们留下了关于希腊历史的重要资料。
四、罗马共和国与帝国的时代（约公元前753年 公元476年）：
罗马历史的信史程度，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提高。
早期罗马（王政时代与共和国早期）： 这个时期的历史记载，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后来的编年史和传说，例如李维（Livy）的《罗马史》。虽然李维的作品包含了大量史料，但也混杂了神话和民族史诗的成分，例如关于罗马建城罗慕路斯和雷穆斯的故事。我们很难完全将其视为绝对的信史，但其中包含的政治制度、社会习俗等信息，仍然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共和国晚期与帝国时期： 随着罗马政治生活的复杂化和文献记录的增加，罗马历史的信史程度大大提高。例如：
波利比乌斯（Polybius，约公元前200年 公元前118年）： 他撰写了《历史》，详细记载了罗马崛起的历程以及罗马与迦太基的布匿战争。作为一名希腊人，他亲身参与了罗马的政治和军事活动，并努力以客观的态度分析罗马的成功原因。
萨卢斯特（Sallust，约公元前86年 公元前35年）： 他的作品如《喀提林阴谋》和《朱古达战争》，对罗马共和国晚期的政治腐败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和分析。
西塞罗（Cicero，公元前106年 公元前43年）： 作为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演说家，他的大量书信和演说稿为我们提供了关于共和国晚期政治和社会生活的第一手资料，是无可置疑的信史。
尤利乌斯·凯撒（Julius Caesar，公元前100年 公元前44年）： 他的《高卢战记》和《内战记》是其亲身经历的记录，虽然带有一定的宣传成分，但其对军事行动的描述和地理信息的记载，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
塔西佗（Tacitus，约公元56年 公元120年）： 他的《编年史》和《历史》以其深刻的洞察力和精炼的文笔，记载了罗马帝国早期皇帝的统治。他对历史事件的分析和对人性阴暗面的揭示，使其成为重要的历史学家。
那么，西方古代历史有多少属于信史？
很难给出一个精确的百分比。我们可以这样理解：
从公元前800年（希腊古典时代开始）到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 这一时期西方历史的 信史成分是非常高的。我们拥有大量的考古证据和相对可靠、经过后人检验的文字记载，足以勾勒出当时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面貌。这些记录来自当时的历史学家、哲学家、政治家、士兵等，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细节和分析。
在公元前800年之前， 信史的比例逐渐下降。
迈锡尼文明晚期（约公元前1400年 公元前1100年）： 由于线形文字B的破译，其信史成分相对较高。
青铜时代早期与米诺斯文明（约公元前2700年 公元前1400年）： 信史成分较低，主要依赖考古推测和对零散的文字信息的解读。
更早期的史前时期： 基本上不属于信史范畴，完全依赖考古学和其他科学手段的研究。
总结来说，
西方古代历史的信史，大致可以从 公元前800年左右开始，并在罗马共和国晚期和帝国时期达到顶峰。 这段时期内的历史，我们能够比较自信地进行叙述和理解，并有大量的史料支持。
然而，我们也要认识到：
1. “信史”并非绝对真实： 即便是最严谨的历史学家，其记录也可能受到时代局限、个人偏见或信息不完整的影响。史学研究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对话和修正的过程。
2. 考古发现不断补充： 许多曾经模糊不清的时期，随着考古学的进步，其信史的比例也在不断增加。例如，特洛伊战争的真实性，就曾长期是神话与历史的争论焦点，直到特洛伊遗址被发现，才提供了一些支持其历史可能性的线索。
3. 口头传统与书面记载的结合： 在早期，许多历史信息是通过口头传颂的方式流传下来的，这些信息在被记录下来时，往往会融入神话、传说和诗歌的元素，使得区分历史事实变得更加困难。
因此，与其问“有多少属于信史”，不如说，西方古代历史的 可靠性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增强。从公元前8世纪开始，我们进入了一个能够相对深入地理解当时社会的面貌的时代，这个时代，构成了我们今天所说的西方古代信史的主体。
网友意见
西方到底指的哪个西方，诸夏以西？欧洲或广义西欧？尼摩《什么是西方》里的“西方”？
“他们不修前朝史”，请不要张口就来，以广义西欧里的英格兰为例，威塞克斯王朝(公元519年立国)的阿尔弗雷德大王修《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的时候，是从公元前55年凯撒征服不列颠开始的，这不叫前朝史吗？
“几十个小国各写各的”，广义西欧在明朝之前，有罗马帝国（+东罗马帝国）、西哥特王国、伦巴第王国、法兰克王国（+法兰西王国）、神圣罗马帝国这些个长时间存在的大国（实际上也就教宗国兴起后的意大利和收复失地运动前期的伊比利亚比较碎）。
信史指的是“翔实的史书”，而非为前朝修的官修史书，例如二十四史里的前四史都是私人修史，司马迁和陈寿都为本朝修了一部分史。
为前朝修的官修史书未必很翔实，例如“忽正典而取小说”的《晋书》就存在史料来源驳杂、满纸神怪故事、编篡时间太短等问题，最近因为B站up主稚嫩的魔法师的视频小火了一把、得了一个“魔法晋书目录”的雅号。
为前朝修的官修史书也未必最好，例如《元史》就不如《元实录》+《经世大典》，因为明朝只花了不到一年的时间修《元史》；但清朝修了六十多年《明史》的史料价值依然逊于《明实录》，只是胜在简明精练。
至于史书，史书分为正史和野史，野史未必不是信史、正史未必全然信史，翔实的野史是可以补充正史的，甚至代替正史的部分内容，以裴松之注《三国志》为例：
（史书之外还有史料，例如各种地方志、档案、笔记、个人传记。欧洲虽然在修史上远不如诸夏，但还是修了很多史书，留下了非常多的史料的）
这是《三国志》里的一句话：
《三国志·卷四·魏书四·三少帝纪》：“五月己丑，高贵乡公卒，年二十。”
这是裴松之给这句话做的注：
《汉晋春秋》曰：
帝见威权日去，不胜其忿。乃召侍中王沈、尚书王经、散骑常侍王业，谓曰：“司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吾不能坐受废辱，今日当与卿自出讨之。”王经曰：“昔鲁昭公不忍季氏，败走失国，为天下笑。今权在其门，为日久矣，朝廷四方皆为之致死，不顾逆顺之理，非一日也。且宿韂空阙，兵甲寡弱，陛下何所资用，而一旦如此，无乃欲除疾而更深之邪！祸殆不测，宜见重详。”帝乃出怀中版令投地，曰：“行之决矣。正使死，何所惧？况不必死邪！”于是入白太后，沈、业奔走告文王，文王为之备。帝遂帅僮仆数百，鼓噪而出。文王弟屯骑校尉入，遇帝于东止车门，左右呵之，觽奔走。中护军贾充又逆帝战于南阙下，帝自用剑。觽欲退，太子舍人成济问充曰：“事急矣。当云何？”充曰：“畜养汝等，正谓今日。今日之事，无所问也。”济即前刺帝，刃出于背。文王闻，大惊，自投于地曰：“天下其谓我何！”太傅孚奔往，枕帝股而哭，哀甚，曰：“杀陛下者，臣之罪也。”臣松之以为习凿齿书，虽最后出，然述此事差有次第。故先载习语，以其余所言微异者次其后。
《世语》曰：
王沈、王业驰告文王，尚书王经以正直不出，因沈、业申意。
《晋诸公赞》曰：
沈、业将出，呼王经。经不从，曰：“吾子行矣！”
干宝《晋纪》曰：
成济问贾充曰：“事急矣。若之何？”充曰：“公畜养汝等，为今日之事也。夫何疑！”济曰：“然。”乃抽戈犯跸。
《魏氏春秋》曰：
戊子夜，帝自将从仆射李昭、黄门从官焦伯等下陵云台，铠仗授兵，欲因际会，自出讨文王。会雨，有司奏却日，遂见王经等出黄素诏于怀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今日便当决行此事。”入白太后，遂拔剑升辇，帅殿中宿韂苍头官僮击战鼓，出云龙门。贾充自外而入，帝师溃散，犹称天子，手剑奋击，觽莫敢逼。充帅厉将士，骑督成倅弟成济以矛进，帝崩于师。时暴雨雷霆，晦冥。魏末传曰：贾充呼帐下督成济谓曰：“司马家事若败，汝等岂复有种乎？何不出击！”倅兄弟二人乃帅帐下人出，顾曰：“当杀邪？执邪？”充曰：“杀之。”兵交，帝曰：“放仗！”大将军士皆放仗。济兄弟因前刺帝，帝倒车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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