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人大教授狠批张五常、吴敬琏等经济学家鼓吹私有制？
首先，我们得明白张五常和吴敬琏这两位经济学家在中国经济改革历程中的地位和他们的核心思想。
张五常 先生，以其产权经济学、制度经济学以及对合约的研究而闻名。他的理论基础很大程度上建立在科斯（Ronald Coase）的产权理论之上。张五常的论述往往强调清晰的产权界定是提高效率的关键。他认为，在有效率的市场经济中，产权必须是清晰的、可转让的，并且有法律保护。在他看来，私有制提供了一种最有效的激励机制，能够促使资源得到最有效的配置和利用。他常常用实例和逻辑分析来论证，私有制能够最大程度地发挥个人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从而促进经济增长和繁荣。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他曾对中国的改革路径提出过很多建议，其中对市场化改革的强调，以及对私有经济发展壮大的支持，是其鲜明观点。
吴敬琏 先生，同样是中国经济改革的旗帜性人物，他倡导的是“转轨经济学”。他的核心观点在于，市场经济是有效的资源配置方式，而实现市场经济的关键在于建立健全的市场制度。这个制度体系包括完善的法律体系、公平的竞争环境、独立的司法和行政机构，以及最重要的，明确的产权。吴敬琏教授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坚定地认为，向市场经济转型，意味着要逐步建立和发展以私有制为主体的经济结构，因为私有制更能激发效率和创新。他对国有企业改革，以及鼓励民营经济发展都给予了极大的支持。
现在，我们来看看“人大教授狠批张五常、吴敬琏等经济学家鼓吹私有制”这个说法。这里的“人大教授”是一个笼统的说法，具体是谁，他们的批评角度是什么，是理解这个争论的关键。但我们可以根据在中国经济学界和社会思潮的一些主流观点和争论方向，推测出批评者的可能立场和论点。
批评者可能的主要论点和出发点：
1. 对私有制过度鼓吹可能带来的社会问题和公平问题：
贫富差距拉大： 批评者可能会认为，过度强调私有制和市场化，尤其是在缺乏完善的社会保障和财富再分配机制的情况下，容易导致社会财富向少数人集中，加剧贫富分化。在中国的转型过程中，一些国有资产的流失和“ M&A ”（并购）导致的财富转移，是很多人关注的焦点。
“零和博弈”思维： 有些观点认为，过度推崇私有制，可能是一种将经济视为“零和博弈”的视角，即一方的得益必然是另一方的损失。而社会主义的目标是共同富裕，强调的是“共赢”或“蛋糕做大后如何分好”。
社会责任的缺失： 批评者可能会担忧，在纯粹的私有制和市场环境下，企业的社会责任可能会被削弱，企业更关注利润最大化，而忽视环境保护、劳动者权益等问题。
2. 质疑私有制在中国情境下的普适性和优越性：
中国国情的特殊性： 批评者可能会强调，中国的经济发展道路和历史文化有其独特性，照搬西方发达国家以私有制为主体的模式，未必适合中国。他们可能会提出，中国的改革应该坚持中国特色，探索适合自己的道路，例如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或者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发挥市场的作用。
国有经济的功能： 批评者可能会认为，国有经济在某些领域（如战略性产业、公共服务）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例如维护国家安全、保障民生、调节宏观经济等。过度否定或削弱国有经济，可能会损害国家整体利益。
对“市场失灵”的担忧： 虽然张五常和吴敬琏也承认市场失灵，但批评者可能会更强调市场失灵的可能性和后果，认为在某些领域，政府的干预和宏观调控是必不可少的，而过度依赖私有化可能导致政府在这些领域的调控能力被削弱。
3. 对“新自由主义”或“休克疗法”式改革的警惕：
一些批评声音可能来自对西方经济学理论的批判性审视，认为过度推崇自由市场和私有化，带有“新自由主义”的色彩，而这种模式在一些国家（如俄罗斯）的转型过程中带来了负面影响。他们可能反对那些主张“一步到位”或激进式私有化的改革方案。
4. 意识形态层面的争论：
在中国的政治语境下，经济制度的选择往往与政治意识形态紧密相连。一些批评者可能认为，过度鼓吹私有制，是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性挑战。他们会强调“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和“发展壮大国有经济”的意识形态导向。
从更深的层次来看，这场争论可能反映了：
中国经济改革路线的持续博弈： 中国的经济改革从来都不是一蹴而就的，也不是所有人都对改革方向和路径达成一致。在市场化改革的过程中，关于市场与政府的关系、公有制与私有制的关系，一直存在着复杂的讨论和博弈。张五常和吴敬琏作为市场化改革的积极推动者和理论阐释者，他们的观点自然会成为争论的焦点。
不同经济学流派的碰撞： 经济学本身就是一个不断演进的学科，不同的学派有不同的理论框架和分析方法。张五常和吴敬琏的观点，很大程度上属于新古典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尤其是在强调产权和市场效率方面。而批评者可能来自其他经济学流派，例如一些强调国家主导作用、公平分配，或者带有社会主义理论色彩的经济学家。
现实经济问题的反思： 任何经济理论都需要接受现实的检验。如果中国的经济发展在某些方面出现了问题，比如贫富差距、环境污染、社会保障不足等，那么与这些问题相关的经济政策和理论就会受到质疑和反思。批评张五常和吴敬琏，也可能是在反思和回应这些现实挑战。
如何看待这场争论？
从一个理性观察者的角度，看待这样的争论，需要：
1. 区分科学讨论与意识形态攻击： 理性的经济学讨论应该基于事实、逻辑和数据，而不是简单的标签化或道德评判。如果批评仅仅是扣帽子、贴标签（例如“鼓吹私有制就是反社会主义”），那么这种讨论的价值就打了折扣。
2. 理解语境： 张五常和吴敬琏提出和推广其观点的时代背景很重要。在中国改革初期，强调私有制和市场化是为了打破计划经济的僵局，激发经济活力。他们的贡献在于引入了新的思想和视角。而当中国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社会结构和经济问题也发生了变化，对既有理论进行审视和补充是正常的。
3. 看到中国经济的复杂性： 中国经济的成功既有市场化改革的推动，也有国家战略的引领；既有私营经济的活力，也有国有经济的支撑。简单地将任何一种制度或理论奉为圭臬，都可能过于片面。混合所有制经济，或者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是试图在不同制度元素之间找到一种平衡和结合。
4. 关注具体的论证： 评价一场争论，不能只看谁“批评”了谁，而是要看批评的具体内容是什么，论据是否充分，逻辑是否严密。是批评者提出了更符合中国国情的解决方案，还是仅仅在重申一些陈旧的观点？
总而言之，人大教授批评张五常、吴敬琏鼓吹私有制，这反映了在中国经济转型和发展过程中，关于经济制度选择、公平与效率的关系、以及中国未来发展道路的持续而深刻的讨论。这场争论的意义在于，它促使我们不断反思和完善经济政策，以期在中国这样一个复杂的转型国家，找到最能促进经济繁荣和社会和谐的道路。这本身就是经济学研究和政策制定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社会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
网友意见
说一句实话，老百姓未必不喜欢私有制的。这话在左派看来，有一点大逆不道，但我想说的是，很多人吹捧公有制的，也未必一定是好人，吹捧私有制的，也未必是坏蛋。
毛主席曾经说过：最坏的那个是苏联，如果有一天要变色，宁可变成欧美那样。
中国有一部分群体，是很邪恶的。他们吹捧公有制的初心，并不是为了人民服务，而是为了自己更多的好处。很多人都打着为了人民的旗号，最后坑了人民。最典型的就是拉美国家，竞选的时候骂台上的人利益熏心，自己竞选成功以后，在狠狠的捞一把。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当今社会化大工业的基础上，无论是私有制，还是公有制，实际上都离不开少数人的管理和分配。在当今工业基础上，无论是公有制，还是私有制，只要存在生产资料的管理权，分配权，就无法彻底的杜绝“剥削”二字的。
在现代大工业的基础上，有时候老百姓能不能得到好处和福利，真的是看少数人的良心，而不是这个国家，是否挂着“公有制”这一张皮。
就仿佛很多欧美国家，虽然实行的是私有制，但有大量的社会福利。而那些公有制的国家呢？都让大批的官僚，把公有财产，收刮到自己的口袋里了。
进现代几百年的历史之中，最坏的国家，往往就是全盘公有制的国家。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这样，少数人就可以随意奴役大多数人，取得他们的劳动果实了！
所以，当今中国左派和右派掐架的时候，多看看，少说话比较好。这里面谁是坏蛋，谁是好人，三言两语是没办法分得清的。而且，无论是当今的左派，还是右派。。他们的理论基础，很多的实质都是：我没有得到好处，改革就是不成功，改革就是不合理。
我曾经就见过一个左派，在知乎还挺有名，叫张义潮。天天吹公有制，苏联那一套，但永远不提人民当家作主。反正他的理论就是，你们这些屁民，听我的就行了，哪那么多废话？
我比较喜欢老祖宗的一句话：观其言，听其行。
公有制是好的，他是一种更高级的社会形态，但是落在坏人手里，也是最可怕滴。
前几年就有一些左派，天天叫嚷公有制，但决口不提反腐败，还叫嚷高薪养廉，这就属于不要脸。老百姓把国家资产教给你们管理，不是养肥少数人的。公有制，也不能成为少数人，掠夺老百姓财产的借口。
口中呼喊公有制，实质上用公有制的旗号掠夺民财的，才是最坏的。
为了国家发展？怎么不拆你们家的房子？为了国家发展，怎么不把你的家产捐出来呢？
公有制是好的，但一定要为人民服务。
《公有制》和《为人民服务》，是辩证统一的有机关系。单纯的说《公有制》，不提为《人民服务的》都是人民的敌人。
光提《为人民服务》，不提《公有制》的，更多的也是坏蛋。因为《公有制》都垮了，国家都没有财产，财富了，还拿什么为人民服务？嘴皮子？
只有为人民服务的公有制，才是好的，才是我们推崇的。
吴敬琏不清楚。张五常妥妥的被西方资本家收买的喇叭筒子。
读了一下，感觉这主要还是一篇政治宣传文。
大逻辑是五层递进：
1、公有制是好的，私有制是坏的。
2、批判白猫黑猫论。
3、当前还做不到，只有天知道多久后的未来才能实现公有制。
4、公有制=国有制，是好的。
5、要向着公有制迈进，消灭私有制。
综上，其中1-5间贯连，2-3间互斥，但都是纯理论内容，只有4涉及了现实社会中的经济问题，却又自成别论，能把这么三篇政治思想截然相异的文章整合为一体，以2-3作为理论，加上4的实践，来论证出1-5的主旨（亦或反之），这位老教授从中表现出来的文字协调和逻辑整合能力，可能是我至今见识过的当代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研究人员中最高水平之一。
在老先生的深厚学力面前，在下只能说句佩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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