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新认为古希腊史是伪造的一系列言论和著作，有任何根据吗？

没有任何根据。

原普鲁士科学院主持汇编的《希腊铭文集成》（现改由柏林-布兰登堡科学院主持），仅仅收录了爱琴海岛屿及周边出土的铭文，就有5万多条，至今尚未出齐。上学期试图引进这套工具书，图书馆抱怨资金不够没成。目前，国内大概只有东北师大的古典史所收藏。 至于莎草纸文献，那就更多了。仅在希腊化埃及的Ὀξύρρυγχος（前4世纪末亚历山大大帝“解放”埃及后建立的希腊城市，是当时埃及第三大城市）的一座垃圾堆里，就出土无数——米南德的新喜剧，欧里庇得斯的传记，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品达的诗，李维著作的摘要...以及已有中译本的《奥克西林库斯希腊志》，是原本失传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众多续作之一，丰富了我们对 411 BC 到 394 BC 之间的希腊史的了解。 更多的是政府及私人文件：法令、登记册、公函、人口普查表、税单、法院纪录、契约、遗嘱、票据、帐目及私人信件等；仅牛津大学的某图书馆就收藏了10万多篇，总量尚难估计，全部翻译、出版更是遥遥无期。 我真不明白“希腊文明缺乏考古实物证据”这样的弥天大谎怎么会到处流传。

Oxyrhynchus【俄克喜林库斯】 上面所提到的Ὀξύρρυγχος出土文物的在线扫描图库 http://163.1.169.40/cgi-bin/library?e=d-000-00---0POxy--00-0-0--0prompt-10---4------0-1l--1-en-50---20-about---00031-001-1-0utfZz-8-00&a=d&cl=CL5.1.1.pr

“高级纸草学信息系统”的外文网站，可以查阅各种出土纸草，输入作者名字查：http://www.columbia.edu/cu/lweb/projects/digital/apis/index.html

对于半吊子们（如果真有半吊子本事的话）来说，最大也是最关键的问题是：学术界和正规刊物为啥见不到“希腊无信史”之类的仙论。

这无疑是各种民科的共同软肋。

把北大高峰枫老师针对何新言论的回应搬运过来吧

高峰枫：“学术义和团”的胜利


　　 新近出版的《希腊伪史考》是何新先生的博客文章汇编。博客是自家的后花园，栽花，种草，吊嗓子，发牢骚，总归是个直抒胸臆的地方。学术型、研究型的博客偶然能见到，但大多人是不会以严谨的态度来经之营之的。这部“博文”集也不例外。书中到处可见饱满的情绪和昂扬的斗志，所缺的是细密的分析和连贯的论证。标题中空悬一个“考”字，像一道障眼法，让人误以为作者下了考辨、考证的真功夫。但稍读几页，就会发现，作者的“研究”，大约不出上网、查维基百科、摘抄百科全书的范围。把道听途说来的零星资讯塑成令人骇怪的观点，把几十篇单薄的博文粘贴成一个超长的文档，然后再找人印出来，一本书就这样诞生了。

　　　　书的写成，是很轻易的，但书中所涉及的话题却极其重大。按市价估算，养活四五个社科重大项目，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在序言第一页，作者就激动地宣告，古希腊历史完全是西方人凭空捏造出来的，古希腊的一切典籍都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作伪高手一手炮制的。也就是说，西方文明的根基不仅是虚浮的，而且压根儿就不存在。这个惊人的发现，足以让义和团情结尚存的人们心驰神醉、血脉贲张。

　　　　按常理，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如此大胆的假设，再小心的论证也不为过。很多擅长经营宏大叙事者，在抛出高见之时，多少也要忸怩作态，拼凑些材料，完成学界几套规定动作，好交差了事。但《希腊伪史考》的作者却十分的特立独行，他连面子工程都不做（其实也是无力做），只负责把耸人听闻的观点，怒吼给我们听。比如，作者说彼得拉克、薄伽丘等人“杜撰或再创作了荷马史诗”（第23页），而且背后的黑手是共济会。但是证据何在？杜撰就是生编硬造，彼得拉克可有这样大的本事？1354年，拜占庭帝国派驻天主教教廷的特使，将一部希腊文的《伊利亚特》赠给彼得拉克。得到渴慕已久的荷马史诗，本是天大的好事，可是诗人在欣喜之余，却又感觉无比沮丧——因为他不通希腊文。在当年的书信中，彼得拉克说，自己虽然热切盼望能听到荷马的原声，但可惜手中的荷马“喑哑不能言”（mutus）。宝藏近在咫尺，但是却没有解锁的钥匙，这一幕已然定格在古典学术史上。一个读不懂希腊文、手捧荷马史诗而望洋兴叹的人，如何能“杜撰”出两万多行的希腊文诗句？

　　　　再看所谓“再创作”。作者提到皮拉图（Leonzio Pilato，？-1366）接受彼得拉克的建议，将两部荷马史诗译成拉丁文，再由薄伽丘润色。作者说皮拉图和薄伽丘“不仅是重要的抄本发掘及收藏者，也是再创作者”（第23页）。但是“再创作”究竟指的是什么，始终不清楚。揣摩作者之意，似乎是说二人在翻译过程中对荷马的原文上下其手，夹带私货，用自编的新故事代替了荷马的旧传说。按说这算是一个重大指控，等于说，原本成型于周代的古书，一下子降格成了元明之际的伪作。可是证据何在呢？翻遍这本印得非常疏朗的书，也找不到一丝证据。但一无证据，二无分析，这些都不能阻止作者判定皮图拉和薄伽丘作伪。而他所能依据的，自然还是充沛的情感和超人的胆识。

　　　　没有受过专门学术训练，稍微一碰具体细节，就不免出错。比如，作者要证明皮拉图和薄伽丘篡改、伪造了荷马史诗，使得劣币驱逐了良币，于是便极力抬高这个拉丁译本的地位：“以后这个拉丁译本就被作为荷马史诗的基本文本，被西方大量转译成英文、法文、德文本。至于现在中国人顶礼膜拜的荷马史诗则已经是经过第四道的中文翻译……”（第31页）这个相当粗糙的拉丁文翻译，竟被作者当成了一座独木桥，好像后世欧洲各国的译者舍此便没有其他出路一般。但如果我们看看西方近代几个著名的译本，比如查普曼和蒲柏的英译本，达西埃夫人（Madame Dacier，1654-1720）的法文本，哪一个译者还会捧着这个十四世纪的拉丁译本不放呢？至于说中译本是“第四道”，也不明何义，难道作者竟会以为罗念生、王焕生的译本是从英文本转译的？

　　　　这部三百多页的灌水书，仅凭个人好恶和臆测，便随意给彼得拉克、薄伽丘安上各种罪名。古人已死，不会从地底下爬上来，和活人对簿公堂。这时诬枉古人，毫无压力，也毫无风险。作者在书中像念咒一样，反复高喊这样的指控，把自己的心情和嗓子都喊痛快了。但是谬误重复一千次，并不自动蜕变成真理。作者处理问题的随意和轻慢，也并不说明他的观点不值一驳。看在书名中“考”字的分上，和作者较一较真儿，还是多少有些必要的。



　　荷马史诗是伪造的吗？

　　　　作者和荷马史诗最过不去，车轱辘话说了一大摞，反复说这两部口传史诗不是信史，还搬来十九世纪德国和英国史学家以为佐证。可问题是，谁说过《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是“信史”呢？谁会相信《伊利亚特》卷十四中，宙斯和赫拉真的在山顶上豪放地男欢女爱？谁又相信《奥德赛》卷十一中，奥德修斯真的沉入地下，作冥府一日游？不要说十八世纪之后，就是未受启蒙洗礼的古人，都你追我赶、忙不迭地质疑这些神话。前苏格拉底派的哲人和后来的柏拉图，虽都对荷马作道德鞭挞，但共同的前提是，均不以这些故事为实录。早期基督教就更不用提了，希腊教父对荷马的诅咒和詈骂还言犹在耳（试读一下Tatian）。作者先把无人相信的理论扣在所有人身上，说西方人和中国人都把夸诞的史诗当作了上古史，然后再义正词严地予以驳斥，这样的胜利也未免太过轻巧了吧。

　　　　荷马史诗是否伪造，只要读读版本流传、校勘的简史，就不难弄明白。如果嫌这些文献学的书太过专业，还有一种省事的办法，就是看看考古发现。作者忿然道：“有谁来给我说一说？”我倒是可以请出一位证人，那就是在埃及发现的古代纸草文献（papyri）。这些文物从十九世纪开始陆续出土，既有残篇断简，也有篇幅较长的纸草卷子。其中有平头百姓过日子需要写的借条、契约、往来书信，有学生的习字帖，也有识文断字的人抄录的高雅文学。单单在著名的奥克西林克斯（Oxyrhynchus）一地，纸草残片和卷子就出土了数千件之多。这些外观破烂不堪的历史遗物，足以给作者上一课了。

　　　　目前出土的古代典籍的纸草写本中（区别于公文、文书类），以荷马史诗的残片数量为最多。我们先用数字来说话。纸草学领域，过去有一部常用的工具书，是Roger A. Pack编辑的《希腊-罗马时代埃及的希腊文、拉丁文典籍写本编目》（The Greek and Latin Literary Texts from Greco-Roman Egypt，第二版，1965年，以下简称《编目》）。编者将誊抄有古代典籍的所有已知的纸草写本，按照古典作家的姓名和所抄写文本的章节数，全部罗列出来，并加以编号。所以学者提到某件纸草残篇，往往会注出Pack这部书中的序号。《编目》中著录的有名有姓的希腊作家，共占七十五页（16-90页），著录的写本共计一千五百六十六件。这其中，抄录有荷马史诗的写本就占了二十一页（49-69页），共计六百零五件（编号552-1156），占到写本总数的五分之二。这还只是截止到1965年的情况。英国古文书学专家特纳在《希腊纸草》一书中（E. G. Turner, Greek Papyri，第二版，牛津，1980年），说当时已经编辑过的荷马史诗古抄本和残篇已有六百五十件之多，这个数字肯定在持续增长。这些纸草写本的年代，最早的被学者定在公元二世纪，最晚的定在六七世纪。这可以说明在古代晚期，荷马史诗在埃及一地是广受欢迎的。

　　　　这些古代写本，大多是残篇，只保留下几行、甚至几个字。但是古文献的专家凭借哪怕几个字母，都可以确定书手抄录的是荷马史诗哪几行。另外，也有保存相对完整、抄有大段诗行的写本。比如，英国人佩特里（William Flinders Petrie）于1888年在埃及哈瓦拉（Hawara）一处墓穴中，发现了荷马史诗的纸草残卷，现保存于牛津的“饱蠹楼”。在Pack《编目》中，残卷的编号为616，抄写的年代定在二世纪，学界有时简称为“Hawara Homer”。虽是残卷，但从保存较完好的部分，不难看出原本抄录在卷子上的，是《伊利亚特》第二卷全文。这个残卷的最后一页，止于史诗卷二最后一行（第877行），书手在卷末还写有“《伊利亚特》卷二”字样，甚至还有校对者校读过后所加的记号。

　　　　另有几件保存相对完好的荷马史诗写本，值得介绍。我们只需翻翻一部出版于1891年的老书，就会有更详细的了解。之所以引这本老书，是因为如今网上下载非常容易，读者可自行查对。这本书标题是《大英博物馆藏古代典籍纸草写本》（Classical Texts from Papyri in the British Museum），编辑者是凯尼恩（Frederic G. Kenyon，1863-1952）。凯尼恩于1909年担任大英博物馆馆长，是二十世纪上半叶最知名的英国古文字学家。所著《古希腊罗马的图书与读者》一书，已有极好的中译本，译者苏杰对他的生平有详细的介绍。编辑这本书时，凯尼恩还是写本部的助理，他将当时尚未披露的几部馆藏纸草写本做了详细的介绍，其中就列出了四件荷马史诗写本。比如，当时所知最长的荷马史诗写本（大英博物馆编号为126，Pack编号为634），是由英国人A. C. Harris于1854年在埃及发现的。这个写本的形制不是卷子（roll），而是册子（codex），共九页，每页对折，左上角装订的穿孔仍在。书手誊抄的是《伊利亚特》，始于第二卷101行，终于第四卷第40行。虽然卷二中，希腊和特洛伊英雄登台亮相的部分（Catalogue）省略了三百行，但只看抄在纸草页面上的，也有多半部第二卷和整部第三卷，加起来超过一千行。肯尼恩将这个写本的年代定在公元四五世纪之间（详第81-92页），但后来也有学者定在更早的三世纪。肯尼恩讨论的最后一部写本（大英博物馆编号128， Pack《编目》中编号为 998）是《伊利亚特》最后两卷，共保留了第二十三卷中的五百六十多行，以及第二十四卷中五百二十余行。就是说，这个写本为我们提供了古代晚期在民间传抄的一千多行的荷马史诗。

　　　　 《希腊伪史考》的作者不是高呼“荷马史诗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伪作”吗？在立说之前，最好能先做初步的调研。如果想脚踏实地，甚至可以到现今的大英图书馆访一访这些卷子。若不明纸草文献的贡献，便没有资格对荷马史诗的传抄说三道四。当然，作者还可以祭出“阴谋论”这件法宝，谁也无权阻止他作下面的推测：由共济会资助的造伪高手，先雇人、雇船远赴埃及，购得生产纸草的原材料；再依老普林尼《自然史》中给出的步骤，加工出从十一世纪以来就已不见于欧洲的纸草；然后，将编造出的史诗文本秘密抄录于其上，并制造文字漫漶的假象；此后，再花钱雇人、雇船，千里迢迢，重返埃及，觅得几处穷乡僻壤，选择月黑风高夜，将整批赝品深埋于地下，并巧设标记，以为诱饵，吸引四百年后一群头脑简单的英国人来发掘整理。这就如同当年康有为所论，刘歆为辅佐王莽篡汉，不仅于古书多所羼乱，还私铸钟鼎彝器，偷偷埋藏各地，以欺后世。作者若能以康南海为榜样，揪出共济会里的刘歆，以自圆其说，倒是一个更加新颖、更加刺激的假说。



　　亚里士多德也是伪造的？

　　　　 《希腊伪史考》的作者豪气干云，虽缺乏专业知识，却准备赤手空拳，推翻西方古典学问的大厦，打一个学术上的翻身仗。他不是质疑某部古代典籍，而是想一窝端，将全部希腊古书斥为伪作。按说这样的全称判断最容易推翻，只要随便找出一个特例，作者惊悚的论断就不攻自破了。上一节中，我找来纸草写本这样一位哑巴证人，证明荷马史诗的传抄渊源有自。但作者除了荷马之后，对亚里士多德也是揪着不放，所以这里只好再费些唇舌，在纸草文献之外，说说亚氏著作的流传。

　　　　 为证明亚里士多德“只是一个子虚乌有的传疑人物”（125页），作者引用了中文版《亚里士多德全集》主编苗力田的综述。苗力田撮述西方学者的论点，介绍了亚氏著作在早期的传抄和编辑。这个过程一波三折，很有些扑朔迷离，但苗教授并未遽然下判断，将亚氏所有撰述均斥为伪造（否则翻译中文版全集，意义何在？）。《希腊伪史考》的作者却拿着鸡毛当令箭，从苗教授存疑的口吻，一下子飞跃到取消亚里士多德的历史存在。为更好说明，我先简要追述一下这件事的原委。由于其中涉及的人物众多，所以无关紧要的人名我就先略去。这段故事的来源，是希腊地理学家斯特雷波（Strabo，约公元前63-21年）。在其《地理志》一书中（13. 1. 54），提到亚氏辞世时，将其藏书（应当包括自己的撰述和札记）和主持的学园托付给弟子泰奥弗拉斯托斯（Theophrastus）继承。此人死后，亚氏的藏书就被人带到小亚细亚的Troad。由于接手这批藏书的人不事学问，所以只胡乱散放在家中。后来，帕伽玛（Pergamum）国王为建图书馆，广搜天下图籍，这家的后人怕藏书被官家征走，就把这批书埋于地下。这样一来，书籍不免受潮，又被虫蛀，所以严重受损。再后来，这家后人将书高价卖给雅典的藏书家Apellion。此人试图修补，将稿本誊抄在新卷之上，但传写中间，文字上不免又增了更多的讹误。后来，罗马执政官苏拉（Sulla，就是平定斯巴达克斯起义的主将）于公元前86年攻克雅典，将这批藏书据为己有，并运至罗马。普鲁塔克在《希腊罗马名人传·苏拉列传》中又记，最后是逍遥派一位学者安德罗尼库斯（Andronicus of Rhodes）得到抄本，编定目录，并公之于众。以上就是这段故事的梗概。

　　　　 讨论如此专业的问题，需要求助于专业人士。专治亚里士多德的学者乔纳森·巴恩斯（Jonathan Barnes）曾撰一篇长文，题为“Roman Aristotle”（载于他主编的论文集Philosophia Togata II，牛津，1997年）。巴恩斯对于上面这一段古代记载，做了穷尽的考证。学界一般认为，最后在罗马编定亚氏著作的安德罗尼库斯，做了大量校勘、编辑的工作，在历史上首次推出亚氏著作的定本，并直接导致了逍遥派学说在罗马的全面复兴。巴恩斯却证明，这位亚里士多德的大功臣，其实远称不上亚氏著述校勘整理的鼻祖。他的工作很可能只是简单的修修补补（加标题、分章节、疏通文句），而不是对勘不同抄本，然后完成真正意义上的校雠。和我们眼前这个话题相关的是，巴恩斯在文中梳理了西塞罗的全部作品，确定了西塞罗对亚里士多德哲学究竟有何了解、熟悉到何种程度（46-59页），从而证明了在安德罗尼库斯开始着手整理亚氏著作之前，亚里士多德的重要著作已经通过其他渠道流传于学者中间，大家不必非要等到罗马版的《亚里士多德全集》问世。

　　　　 如果《希腊伪史考》的作者想证明亚氏作品全是伪造，那么他也需要同时证明，现存拉丁文一切典籍中对亚氏的引用、总结、撮述也全是被西方的“刘歆”们阴谋羼入的。希腊和罗马血肉相连，牵一发而动全身。谁要想将希腊枭首，也必须要砍罗马的头。所以，我建议作者为证成己说，不妨采用更简单、更凶猛的做法，就是干脆宣布所有拉丁文献也是伪作。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斩尽杀绝，从而将西方古代所有载籍夷为平地，变成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到那时，再妄诞的理论都不愁没有立足的空间。



　　“学术义和团”的焦虑

　　　　 这本书拉拉杂杂，啰里啰嗦，但其独到之处可归纳为两点：把西方古典传统批倒批臭，再踏上一万只脚，这就是《希腊伪史考》的主题；不拿证据，不讲道理，这就是这本书的方法。

　　　　 书中有一篇一页半的博文，题为“疑古不要只疑中国”，可算是对作者的创作心理最好的诠释。作者以为，既然顾颉刚可以怀疑中国古史和古籍，那我们为何不能怀疑西洋古史和古籍呢？“无脑一族的不少中国精英只会怀疑中国古史的一切，对矛盾百出千奇百怪的希腊伪史则始终深信不疑”（79页）。因为不满国人对自家历史的怀疑，于是在缺少任何知识储备的情况下，就硬要去怀疑西人的古史，这多少有点像是小孩子赌气。作者仿佛说：你们自甘堕落，抬高西方，那我就要把西方毁给你们看！这样可爱的愤怒好像是作者主要的精神动力。所以，作者要“通过疑洋人之古而颠覆西化精英们创造的迷信，是老顽童闲暇之一乐”（97页）。作此书的目的，“不为其他，只为找寻真相，戏弄西化精英并博智者一笑。也让西人知道中国人还并非皆属无脑一族”（101页）。这“一笑”和“一乐”，说明作者很戏谑、很欢乐，但是要真想让西人知道国人并非“无脑”，这本书只能起到适得其反的效果。

　　　　 对西方学术宣告胜利，有两法。一种是深入西方学术腹地，然后以严谨的学术、充足的证据、理性的语言，将人家批驳得体无完肤，哑口无言，让老外输得心服口服，不得再藐视我天朝上国。这件工作，若假以时日，不见得就没人能完成。这是笨办法，也是讲理的办法。还有一种巧胜法，便是作者的招式：不看书，不学习，不和人家真正过招，将臆造的理论如同符咒般念动上千次，然后直接宣布自己的胜利。这样的胜利来得太容易，自然也很廉价，它拼的不是学识和学力，而是胆量和张狂。指望毕其功于一役，又没有练得硬功夫，便只有在新时代活学活用精神胜利法了。

　　　　 何新先生坚定地认为，西方伪造希腊历史的幕后黑手是共济会，而且这个“境外势力”已早早干预了我国内政。可怜的胡适，被作者册封为“共济会的中国门徒”（96页）。据作者称，这位胡骨干发展了他的下线顾颉刚，策划并制造了“古史辨”运动，否定了中国的上古史，沉重打击了国人的自尊自信。如此精彩的故事，想必会引来小说家的注意。但是，我还是执拗地想再问一句：证据何在？如何证明胡适是共济会中国分舵的堂主呢？共济会给他的委任状也罢，派遣证也罢，密电码也罢，好歹也应举出一两样证据，以作为呈堂证供。可惜我们的作者永远在指控，却永远不能举证。

　　　　 《希腊伪史考》的论点，因为没有任何论证，所以连荒谬都说不上。书中暴露出的，不仅仅是无知，还有更惊人的狂妄和虚矫。面对这样一部蛮不讲理的书，其中数不清的车轱辘话、专业知识的硬伤、西文拼写错误、逻辑不通、排印错误等等，都可以忽略不计了。但有一处，最后还是想提出来说一说。从正文第一页开始，一直到最后一页，所有“印度”、“印欧”之“印”字，都被一神秘记号取代。这个字，字典中不收，连“字”都称不上，恐怕只能称为“符”。它是左右结构，左边是一小横，右边是偏旁“卩”。这个“符”反复出现，贯穿全书，赋予这部毫无结构可言的随感集一种独特的连贯性。连“印刷”的“印”字都印错了上百次的书，居然还能印行，这实在令人称奇。不知道这又是哪个秘密帮会在作怪。

上回何新在微博挂知乎的一名考古学专科人士，他本能地认定中国古代文化从来没受过任何其他国家影响，是自成一派的伟大帝国，所有东西都是独一无二的。因为他自己也不懂中古亚洲文化传播途径，找不到这方面的研究论文，就拿爱国作为口号，侮辱人家崇洋媚外，什么文奴什么下贱的词都用出来了，煽动了一大批徒子徒孙过来找事，被众人一个接一个砸爆了狗头灰溜溜跑路了

那是正儿八经的直接结合考古学与文献学的正经回答，驳斥何新对于考古文物的暴论，正主还亲自找上门，拿手头上的证据询问何新自己有没有做过研究，支持他论据的证据在哪里，何新的反应呢？

装死不回复

结果这个问题下有人说，挑战何新的历史专家们个个都被打趴下了，差点把我笑死，真的

当时偃旗息鼓的到底是谁来着？你是当别人都是傻子？

刚看书发现，原来17世纪就有法国人这么干过，果然是太阳底下无新事。

无论古希腊史专家们如何努力地从“学术”高度去拯救，曾经横行一时的“古希腊史”、“苏格拉底”“柏拉图”之类，都无可收拾地变成了童话、神话或者是茶余饭后的笑话。

本人欢迎关于古希腊是任何辩解，但是，必须是基于社会大系统的辩解。如有基于社会大系统的辩解，本号一定全文刊发，同时予以全文回复并予以发布。

无论是谁，要想讨论、传播“古希腊史”和苏格拉底，必然也必须面对以下问题，并给出有理有据的解释。

一、时间问题

1. 不知年月，古希腊如何修史？“西方历史学之父亲”希罗多德的《希波战争史》、“西方历史学之叔父”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之中，有类似于中国史书中“赵惠文王八年”“贞观七年”之类的时间概念吗？答案是：没有。那么，请问专家们：希罗多德、修昔底德有时间概念吗？他俩知道相关事件发生于那一年吗？他俩都没有时间概念、不知道发生于哪一年的事情，专家们是如何知道“古希腊史”的“公元前xx年x月X日”的？

2. 没有天文历算，古希腊和“希腊化王国”如何修史？没有稳定运行500年以上的天文台，不可能诞生靠谱的历法。在战争连绵的古希腊，蕞尔小国的雅典、斯巴达，绝无可能存在天文台；古希腊更无可能诞生统一的历法。而象征“古希腊科学”的埃及“亚历山大里亚”，在1000年前竟然还是茫茫大海，因此“亚历山大里亚天文台”只能是一个子虚乌有的梦话。换句话说，所谓的“古希腊史”中的“希腊化时代”的“历史”，全部是建立在不知年月的沙丘之上。

3. “西方古代史”中的时间，全部是参照中国古代伪造“时间”。在现行的古埃及和巴比伦史、古希腊和罗马史之中，动不动就冒出春夏秋冬二十四节气。然而，在欧亚大陆上（当然包括北非），只有中国大地才存在春夏秋冬和二十四节气的气候，也只有中国才能诞生春夏秋冬二十四节气的历法。这一铁的事实证明：要么， “西方古代史”中的时间，全部是参照中国古代伪造“时间”；要么，古埃及和巴比伦史、古希腊和罗马史全部是中国古代移民所创造。但是，在当今西欧的历法中，依然存在春夏秋冬，这已经无可辩驳的证明什么，读者自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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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在校大学生：古希腊史中的时间，全部是伪造的

致在校大学生：20个英文单词，告诉你西方天文学的真实源头

致在校大学生：中国是天文学的祖师爷，西方古代史的“时间”，统统不靠谱

二、文字问题

4. 据专家们说，古希腊人是由好多地方的移民构成的，存在好多种方言。很自然，古希腊语不仅有N多种方言，而且差别巨大。古希腊文字是字母组成的表音文字，没有普通话的古希腊，统一的希腊文又是由谁制定标准并强制推广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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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在校大学生：古希腊语言文字，是近代伪造，历史上并不存在

三、人口问题

5. 当今的希腊，人口仅刚过1000万。但是，根据“古希腊史”，我们可以轻松地计算出：希波战争时，希腊人口1277万以上；伯罗奔尼撒战争时，希腊人口4500万以上；亚历山大东征时，希腊人口5000万。按照现行的“古希腊史”，据专家们的估算，2000多年前的古希腊人口2800万以上，是当今希腊人口的2倍多。这不只是荒唐。

6. 众所周知，古希腊是一片山连山的贫瘠之地。在2000多年前，这里的土地出产的粮食至多能养活30万人口。但是，据现行的古希腊史，2500平方公里的雅典城邦有数十万人口；几万平方公里的雅典帝国有1000万以上的人口。请问：古希腊人的粮食从何而来？

7. 据现行古希腊史，古希腊人靠进口粮食为生。假设古希腊人口2800万，假设古希腊时代的希腊周边的粮食亩产量与法国18世纪晚期一样，且保证周边地区农田的剩余粮食全部出口给希腊人，那么，古希腊周边地区必须拥有 335万平方公里的农田、2.3558亿人4711.6万户的农业人口，即4711.6万壮年农夫。然而，古希腊时代，整个欧亚大陆的农田之和也远没有335万平方公里，也没有2.3558亿人口。

8. 据现行古希腊史，雅典城邦靠从黑海地区进口粮食为生。假设粮食来源不成问题，假设雅典城邦有100万人口，每人每天消耗粮食1.5斤，那么，以当时的交通运输水平，雅典必须建立91.25万人的运粮船队，即91.25%的雅典人是海员，也就是说，凡是年满5岁的雅典男女，都得去当海员运粮食。也就是说，苏格拉底、柏拉图等人必须去当海员运输粮食，才能吃饱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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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在校大学生：古希腊靠买粮食为生?反科学的荒唐伪史

致在校大学生：希腊土地至多能养活28万古希腊人，雅典只能有5000来人

致在校大学生：“古希腊”到底有多少人口？计算结果，真的吓死人

四、海洋文明问题

9. 在古希腊史中，古希腊人的“战船”，不仅随心所欲地横行于地中海，而且还常常在无边无际的地中海上进行你追我赶的海战，甚至能从地中海中央准确地回到海港。然而，历史真实是，直到14世纪指南针才传入欧洲之前，欧洲人的船只沿着海岸线航行，根本不敢进入公海，更不可能横穿地中海。

10. 古希腊史中的“战船”，完全是一群缺乏船舶常识的人胡诌出来的。三层桨战船是完全不能用于实战的活棺材，尤其荒唐的是，三层桨战船的官兵，必须个个都拥有与美国海军筛选出来的赛船桨手一样的身体素质才行，而且，即便是这样的官兵，一场海战也只能进行25分钟，否则就会被累死。

11. 所谓的三层桨战船，因为船内空间极为狭窄，没有睡眠和进食空间，更谈不上做饭。船内储存的食物、饮用水，至多只能保证船员24小时需求。 因此，三层桨战船在航行途中，每天必须获得粮食和水的补给，而且，粮食还必须是熟食。但是，古希腊人动辄出动几千几万的“海军”进行持续几昼夜甚至几个月的跨海远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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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民主法治问题

12. 据现行古希腊史，雅典城邦平均每个星期开一次公民大会。但是，雅典城邦的面积2550平方公里，而且几乎全部是山地。雅典的边远地区与雅典城的直线距离，少则二、三十公里，多则四、五十公里，三、四十公里是常态。直线距离二、三十公里的，实际路程至少有40公里；直线距离三、四十公里的，实际路程至少有55公里；直线距离四、五十公里的，实际路程至少有70公里。大多数雅典公民每参加一次会议，至少要花5天时间。这就是说，多数雅典公民把77%的时间用于公民大会了；而且66%的时间，是跋涉在风吹雨打日晒的山路上！如果加上一些临时召开的会议，那么，许多的雅典公民的一年365天，全部用于参加公民大会了！而且90%的时间，是在赶路！

13. 据亚里士多德说，雅典拥有6000名审判官。由此推测，在雅典，每31户人家中有1名审判官；每3.6名成年男子中，就有1人是公检法人员。按这一比例：当今英国人口6649万人，政法系统的人员至少应该是373.67万人；当今德国人口8110万人，政法系统的人员至少应该是455.78万人；当今美国人口3.2亿人，政法系统的人员至少应该是1798.4万人；当今中国14亿人口，政法系统的人员至少应该是7868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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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古希腊名人的真实性问题

14. 如前所述，古希腊不可能存在统一的文字，雅典人没有粮食吃，苏格拉底、柏拉图等人必须去当海员跑运输才能吃上饭，因此，他们不可能好好读书，更不可能当老师做学者。更有趣的是，明末来华耶稣会士告诉我们，他们压根儿不知道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是何时、何地的人，而且宣称古希腊三贤是基督徒、高级官员。

15. 现行古希腊史中托勒密王国的首都亚历山大城，一千多年前，还是茫茫大海，或者沼泽地。因此，古希腊史中的亚历山大城，根本就不存在。同理，托勒密、欧几里得、阿基米德之类的人物，亚历山大图书馆、天文台之类的建筑，全是子虚乌有的人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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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古希腊货币问题

16. 据现行古希腊史，古希腊银币通行于已知世界。古希腊白银多到不可胜数的状态，例如，雅典人往西西里前线，一次运去了258.6吨白银。这还仅是其中的一次！稍加计算可知，古希腊拥有的白银，比16世纪全世界总量还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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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米诺斯文明问题

17. 原来，现行古希腊史中的“米诺斯王国”，是希腊神仙宙斯的儿子的王国！这就是说，米诺斯文明或者克里特文明，是神仙之子创造的文明，而且能位居世界文明古国的第三名啊！难怪，洋人动不动就高喊：My G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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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古希腊考古问题

18. 据明朝末年来华的耶稣会士的著作，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生活的那个古希腊城市，位于奥林匹亚山脚下。那么，雅典城到底在哪里？那么，在当今雅典挖出的东西，到底是不是雅典的文物？

19. 雅典城的面积有多大？根据明朝末年来华的耶稣会士的著作，和“可靠的”的“西方史料”，至少有三个比较稳重的数据：面积1.13万平方公里，人口之多无以计数；面积250平方公里，人口300万；面积90平方公里，人口100万以上。这些，都有待西方考古予以答疑解惑。

20. 如果雅典的历史如现行的古希腊史说的那样，那么，雅典的地下，至少埋藏有三五个古代的雅典城。因此，雅典的考古必须走向高大上，而不是仅关注出土的古希腊铜钱、陶罐、塑像之类的小物件，或者从海底捞出来崭新铮亮的金属器物。我们应该用更多的热情，耐心等待二大发现：一是发掘出各个时期的地下雅典城，二是出土大型的古城市遗址、大型的古墓葬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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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与中国古代史书的比较问题

这个世界上，所谓的“古代史”，必须经过中国古代史的检验，否则，就是伪史。这一点，我从来就不求任何人相信，但是，我必须一再强调、普及。我寄希望于青年而不是XXX家，因为真正的学术从来就不是XXX家创造和发展的，譬如，司马迁的“历史学家”身份就是近二百年的人追赠的。

21. “西方历史学之父” 希罗多德的《历史》讲述了这样的故事：一群光脚板的希腊人，不知何年何月，以不知名的武器、不知名的神功，不用计谋、不吃粮食，以一当千，消灭500万波斯大军。 如此“史书”，比中国话本小说的档次都要低许多倍，连起码的可读性都没有。尽管《杨家将》、《说岳》、《水浒》比希罗多德的著作精彩一万倍，但是，即便是脑子发昏的中国史学家，也不会据此来研究宋史。

22. 伪史最怕真史。二十四史是西方伪史的照妖镜，在中华真史面前，一切伪史即刻原形毕露。中国的史书，记录的是一个环环相扣、严丝合缝、相互支撑的人文与自然合一的大系统，一个有血有肉有灵魂的世界。事实上，只有中国的史书做到了这一点。因此在中国，自西周以来的历史，“考古”只能起到拾遗补阙的作用。

任何的真正通读过二十四史、且具有独立思考能的学者，绝不可能相信所谓的“西方古代史”。当然，自称通读过二十四史中的三五部的不学无术的人除外----如今这类人太多，例如，竟然有连史记、汉书、后汉书都没有读过的汉朝史大师。必须强调，这类“大师”不属于本人的讨论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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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过希腊语和拉丁语的木木老师飘过～～

标准答案是：有些“民史”跟香港记者一样，听风就是雨，要搞一个大新闻，简直是图样图森破。

接下来就是详细解答，讲一讲古希腊主要著作的传承史，在此之前先普及一下常识：

1.文献按照性质分类，可分为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

2.就西方而言，出土文献的材质多为莎草纸，而传世文献的材质多为羊皮纸

3.出土的莎草纸文献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4世纪，最晚大概是公元6世纪

4.传世的羊皮纸文献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4-5世纪（暂不清楚有没有更早的），但是绝大多数文献最早的传世抄本是公元8-9世纪的。

5.如果有人吐槽说传世文献很晚的——我的回答是，哪个文明有很早的传世文献啊，早就烂掉了有木有？

6.所以大家惯常的做法是：指出最早的出土文献，最早的传世文献，然后在梳理一遍翻译史或接受史神马的

7.还有一个关键的问题：为啥莎草纸文献大多出土于埃及，很少出土于“如今希腊这个国家境内”呢？答案是两个：埃及是莎草纸的主产地和技术发源地之一；埃及气候干旱，莎草纸作品不容易腐烂（中国的竹简也有“干千年，湿万年，不干不湿就半年”的说法，所以大多数竹简出土于湖北湖南的潮湿地区，或者是西域的干旱地区，而中原出土的就很少了）

（第一季先讲两部著作，满50赞再更～～～哈哈哈）

一、欧几里得《几何原本》

1.古希腊语《几何原本》最早的出土文献是在埃及Oxyrhynchus地区出土的莎草纸抄本（Papyrus Oxyrhynchus 29），抄写年代为公元100年左右。

2.古希腊语《几何原本》最早的传世文献是公元888年的拜占庭手抄本（MS. D’Orville 301, fol. 268r）

3.在公元5世纪末，《几何原本》被Boethius翻译成拉丁语，这份拉丁语译本今已不存，但是后世一些手抄本曾经引用过这份拉丁语译本，其中最早的是公元5世纪末的手抄本 Biblioteca Capitolare of Verona, ms XL (38). （放心，找不到图的）

二、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

1.古希腊语《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最早的出土文献是在埃及Oxyrhynchus地区出土的莎草纸抄本（Papyrus Oxyrhynchus 16），抄写年代为公元100年左右。

2.古希腊语《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最早的传世文献是10世纪上半叶的手抄本（Biblioteca Medicea Laurenziana, Plut. 69.2, fol. 513v）

根本没有何新这个人，他是出版商和网络推手合力捏造出来的。

【明】赵南星《笑赞》第十七则：

王安石

　　王安石向苏东坡言：“扬子云【一】大贤，其仕王莽、校书投阁之事【二】，必後人所诬枉，《剧秦美新》【三】亦好事者所为。”东坡说：“正是，我也有些疑心，只怕汉朝原没个扬子云。”

　　赞曰：世之好辩者说的天方地圆，无有了期。东坡犹是戏言。有说文中子【四】隋朝无此人者，使人心中恍忽，恐宋朝亦没个王安石也。

（【一】扬雄，字子云，汉代文学家。

【二】扬雄为汉朝负责校书工作，其同事被王莽治罪，扬雄怕受牵连而跳楼，没死。

【三】扬雄给王莽拍马屁的文章。标题意思是批判秦朝、赞美王莽的新朝。

【四】王通，号文中子，隋朝名师，曾模仿《六经》作《续六经》。後世传说魏徴、房玄龄皆其弟子。）

虽然质疑点不太一样，但是何老师求真务实的态度与国外著名媒体《洋葱新闻》不谋而合，呵呵：

通读下来，何新对古希腊哲学所谓的质疑，翻来覆去无非是一句话：一些在古希腊历史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地区，不在今日希腊的版图之中。我就姑且顺着他乱七八糟的行文逐条分析一下吧：

世界历史上并没有存在过一个统一、强盛的古希腊国家体系——所谓”希腊城邦制度“完全是文艺复兴以后共济会学者的杜撰产物。也根本就没有什么“古希腊哲学”，

古希腊城邦当然不是一个统一的体系，高中历史都学过。但是为什么不统一就能说明古希腊哲学不存在了？“古希腊”表的只是地理方位与文化体系，不是政体名。

现在人们所说的的一些著名古希腊哲学家如米利都学派、爱非斯学派，与历史上的地理希腊地区毫无关系。这些地区都属于欧亚结合部的亚洲中东近东地区，其地理区域属于今日西亚的土耳其、叙利亚、埃及。

现代的基督教政权同样不统治耶路撒冷，将现代的国家划分投射到古代，有什么意义？爱奥尼亚（包括米利都与艾菲斯）与其他古希腊地区同文同种，毫无疑问的属于古希腊：

（另外，何新这里莫名其妙的用了“欧亚结合部的亚洲中东近东地区”这个词，我不知道爱奥尼亚和中东有什么关系，是想夸大其词以显得自己更可信？）

文艺复兴时代，意大利地区出现共济会银行家控制下的独立城邦（威尼斯、佛罗伦萨等），这些共济会银行家（以梅蒂奇家族为代表）从十字军（圣殿骑士团）手中购买了大批劫掠自“圣地”——中东、近东（阿拉伯）地区的文化物品和古代书籍典籍，他们雇佣的学者、艺术家模仿以至剽窃其思想和艺术风格，重新复制、编撰、包装、改编——这就是所谓伟大的”文艺复兴“运动。

进行文化再发现，当然要从世界上的其他地区找回本地区已失落的典籍。至于剽窃、抄袭，请给出证据。

（我替何新出个主意：要攻击古希腊文化，把这一点展开好好说说。由于很多古希腊典籍都是失落后从阿拉伯文再翻译的结果，学界对这些典籍的可信度的确存疑。很可疑，何新把这一点一笔带过，着重攻击古希腊哲学发源地的地理位置去了。）

伊奥尼亚这个名字来自于一个叫做伊奥尼亚人的游牧部落... 前7世纪吕底亚人（小亚细亚土耳其地区的一个古王国）控制伊奥尼亚。公元前547年，波斯帝国的居鲁士二世征服了爱奥尼亚。波斯人给这些城邦委任了僭主...

何新为什么略去迈锡尼人从公元前11世纪开始对爱奥尼亚的移居不提呢（后面倒是含含混混的说了）？从这个时候开始，在爱奥尼亚居住的就已经是古希腊人了。之后古波斯人的征服只是暂时的，爱奥尼亚在亚历山大灭亡古希腊之前的绝大多数时间，都是一系列独立的古希腊城邦。

但极具讽刺意义的却是——这个被作为西方哲学诞生地的米利都及伊奥尼亚，位置却是在亚洲（欧亚接合部的近东地区）。

之前讨论过了。该被讽刺的是把古希腊与现代希腊混淆的何新自己。

根据出土的赫梯文献的记载，以弗所是古波斯的Arzawa王国的首都Apasa（Abasa）。在该遗址的挖掘过程中发现了很多被认为属于“迈锡尼”风格的陶器，很可能是“迈锡尼”文化的原型。

这恰恰是我之前提到的迈锡尼人进入爱奥尼亚的结果。何新这里本末倒置，是想暗示什么？

著名的赫拉克利特（?ρ?κλειτο?，前540年－前480年），一直被西方称为古希腊最智慧的哲人，其实他与古希腊城邦毫无关系。从属国看，他是波斯王大流士治下的一位古波斯哲学家，从地域看他是今日属于土耳其地区的爱非斯学派的创始人。

从属国和地域来看，李白都不是中国诗人。所以呢？

毕达哥拉斯出生在现今属于希腊群岛的萨默斯岛（Σ?μο?）上。但是在历史上，萨默斯却并不属于希腊。

同爱奥尼亚理，萨摩斯当然属于古希腊（也同样被收录在上面的那张地图上）。

中国学界对中国自己的历史吹毛求疵，批判一切否定一切怀疑一切，对西方却毕恭毕敬，顶礼膜拜，人家喂什么就吃什么，拉什么。愚昧可笑荒唐至极！
中国的一切悲剧，的确是文化落后和精英群体总体愚昧无知的必然结果。

谢谢何新，至少没有让古希腊死的不明不白：这两句话大概就是他的狐狸尾巴。

总的来看，通篇文章何新逻辑混乱，应该展开的论点一笔略过，不该展开的却絮絮叨叨说个不停。更可恨的是，何新隐藏了一些对他不利的证据，并且通过夸大其词与本末倒置有意识的误导了读者。

我不相信何新是真的在这个问题上犯了傻，他是揣着明白装糊涂。这不是蠢，这是恶。

看到这个问题，我联想到民国诗人的诗歌：

遥远的泰山，
展现出阴暗的身影；
厚重的基础，
支撑起浅薄的高层；
假如某一天，
有人将那乾坤颠倒；
陈旧的传统，
必将遭逢地裂山崩。

但这是翻译成英文又回译过来的。原文是：

远看泰山黑糊糊，
　　上头细来下头粗。
　　如把泰山倒过来，
　　下头细来上头粗。

你要问古希腊是真是假，就像问这首诗是真是假一样。第二个版本才是真的，但我们通常会看到第一个版本，既不真也不假。历史是当代人建构出来的。

古希腊文明存在嘛？存在。我们可以怀疑它嘛？当然可以！当然我们怀疑的不是它存不存在，而是它有究竟有多少是那个时期所产生的文化科技等等？

任何一个文明或者说部落，按理说都是应该优先解决吃饱的问题后才会去做其他事情；这是希腊文明让人起疑惑的第一个地方，本身希腊人口就不多，不多就意味着生产力低下，加上希腊那个地方山多，平原少，怎么能养活这么多不从事生产天天搞研究的大师？不生产靠物品交换？那交换也要有东西啊，况且他们研究的很多东西基本上在当时是没有任何社会价值的，一个远古的文明，还是城邦制的国家如何能允许他们研究在当时来说毫无价值的东西？

其次，同样任何技术的产生都一定是有其他技术改进带来的，古希腊有那么多的精美的雕塑、石头庙，但是他们的冶炼技术确远远达不到他们的雕刻要求的工具？关键不是只有他们达不到，而是世界上所有人都达不到。再者说，这些大师们的著作动辄数十万字，又是如何保存下来的呢，而且根据记载，古希腊文明也是内部、外部常年征战，用纸草保存还是羊皮保存？还是刻在石头上？似乎哪个都是要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哪个都极容易被战火损毁，但各位大师似乎有如神助，不仅在环境动荡的部落征战中能安心做大量研究，而且还能将这些对当时社会基本无用的文字征调大量的资源优先誊写在纸草、羊皮甚至石头上；甚至这些文献的重要程度优于法律、政令、祭祀等事项的记载。

最后，对比中国来说，所有的文献抄写、传承都是丢失的越来越多，很多时候我们都是通过发掘以前的存本和最近的版本几经考证才能补齐一部分；但这些大师的作品确实一次修订一次补充，而且还是总能发现残存手稿，通过手稿补充的越来越多。这本来就不是常理解释的。

所以，希腊文明存在是没有问题，但是它的存世的证据与它存在的条件太不匹配了，这才是我们怀疑他的原因。

另外，凭什么我们要证明夏朝存在，除了发现了二里头遗址还不行，还要从文献，自有文物出土中找到可以印证的证据才行；而西方随便一个文献记载了某个事情，找到某个时期东西就说这个事情是存在的？

我反对全面否定西方历史，把证据链确凿的部分也反对掉，那是向敌人递刀。

但是那些吹牛逼瞎拔高的部分，漏洞百出的部分，疑团满满的部分，放着疑点不去研究到肯定或推倒就全盘相信才是有问题的。你要是跟良渚古城一样不怕质疑，直接一手物证、证据链打脸便是，支支吾吾搞话术史学为哪般？

我觉得在讲学术之前应该先撇开一套话术，不然怎么讲都会被一些人套进去。

西方古代史有没有谜团，有，客观上是存在很多谜团，不是说都是阴谋论者主观捏造的，物证数量、结构、年代的不够、不明，形不成链条的地方有没有，有很多“待证”部分。

但是现在的很多西方古代史研究不致力去搞学术、挖掘证据解释谜团，反而热衷于靠话术去搪塞质疑，着实让人搞不清他是不敢承认自己没能力还是知道肯定找不到证据故意在这么搪塞。自己采用这种靠打压质疑来回避质疑的态度，居然还责怪别人质疑的内容行为？

扣帽子1——你反智反科学！

“虽然我也解释不了你提出的疑问，但是你胆敢提出这个问题的行为就是反智反科学，我今天就要代表科学代表智慧替天行道骂死你！”

你只要敢觉得西方历史有哪里不对劲存在一点无法被文物证明或者说明的漏洞，就会有“官科”来骂街。尽管他们也解释不清怎么回事，但是你敢动动脑筋怀疑到目前学说有漏洞就是“反智”；他们也搞不清楚，甚至连他们信仰的那些历史学家也拿不出实实在在的直接证据链，但是闭着眼睛信就行了，这就是“高智”。

总之，西方历史完美无瑕，容不得半点存疑。

是存疑，还不是否定呢，不管是存疑还是否定，打就是了。我的理论完美无瑕不存在疑点，如果你觉得有疑问，那是“因为你蠢你不配”，而不是因为你思考了。

扣帽子2——你狭隘的民族主义！

问问这个疑点怎么解释，白眼一翻，不说“自己也不知道”这个事实，就是反口一句“你中国有难道别人就搞不出来？反智的民族主义！”“你中国没有就不许别人搞得出来？反智的民族主义！”学术没有，话术顶呱呱。

中国要是的有这样来历不明的东西，是不是一律打成存疑、待证实的不能写进课本，气功热是不是已经给国内学术反思整顿过了，外国人是不是这么要求中国史学的，没毛病，我支持，这就是科学精神。到西方史就是先上史书，然后“虽然我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但是我可以把提出这个问题的人解决掉，骂他！把这样的人打死、禁声这个问题就不用解释了。”

“谁敢疑问就是反智反科学，虽然我解释不了，但是科学不容置疑！”

这是科学？这特么不就是宗教审判所干的事么？？？你们那是不是叫“科学神教”？？？

诡辩——你不可证伪，那他就是真的了！

历史是一种证实了才能当真的东西，还是先当真只要别人证不了伪就是真、拿着不能证伪当存在的基础的东西？我说银河系外有一个凹凸曼星球光之国文明，你能不能跑到那边给我们证伪一下？要么算得话上帝存在，撒旦存在，宇宙骑士Dboy也是存在的，那美克星文明也是真实可信的了，不可证伪就说明真的存在是吗，非黑即可证明它白的跟雪一样，怎么毕业的，你逻辑学老师和法律老师是不是要气死了。

转移话题——去你的客观问题，来探讨死人的主观想法

“这个东西没有系统性，没有文化积淀层，没有。。。”“你竟然怀疑他们千里迢迢伪造大把工程繁琐而且对他们没用的遗迹？你脑子有病？？”

？？？

第一，对解释不通的东西，存疑是一种正当行为，不要上来就扣帽子。这是存疑求解，都没说是伪造呢你这先急了什么？

第二，如果解释不通是客观存在的，那需要一个正当解释就是客观要求。不去解释客观事物而让人们去研究或几千年前或几百年前的策划者主观是怎么想的，我擦，活人怎么想法旁人都很难猜你这去定义死人怎么想，你玩闹呢？研究死人怎么想对解释他怎么造的怎么保存的有一丝一毫一丁点的影响和帮助吗？

生硬套用——围中救洋

"你敢怀疑古xx文明的真实性，我就有权利怀疑你国xx文明的真实性/你这个人存在的真实性。"如果怀疑良渚文明或者什么文明你可以去考察文物、遗迹、一手文献资料，如果怀疑某个人存不存在公安局查户口、他单位、他社区、找他个人看你拿不拿得到证明，人家拿的出直接的、系统的证据，证据链拍你脸上。看不到一手证据而怀疑二手三手孤立的所谓证据，是每个人的权利，你也可以怀疑，但是人家要是拿的出来的但是你拿不出来，谁搅谁尴尬。你要是能拿你的证据链拍别人脸上，根本不需要费这么多口水键盘帽。

移花接木——恶意扭曲别人的内容

别人怀疑某一个文明程度高不高有多高，拿出来“你就说他有没有？！有是吧！打脸不！”有无竟然和高度是一回事，有没有能回答有多高的问题，咄咄怪事。

三人成虎——

我们喊声大就是对就是对！没你们说话的份！敢有疑问让我们解答不了，刷个几十条把他埋了！

情绪化——把别人拉下水从而避开问题

“我们探讨个问题。。。”

“你不同意我你就是故意在针对我！我xxxxx！”

“我在说一个问题。。。”

“你是故意找茬是不是？你信不信吧？信不信！”

“what's up”

以下开骂，问题不用谈了就没了。

田忌赛马——

这是2000年前的遗迹，证明它“存在”，所以你居然怀疑他的“高度”？

这是3000年前的遗址，证明它有“很强”，所以你居然怀疑6000年前的“存在和高度”？

这是800年前的书，内容是2000多年前著作的翻抄本！就问这高度2000年的你国能比吗？

在中国要是有人研究历史时拿殷墟的高度去证明三皇五帝，拿《黄帝内经》一口咬定是5000年前黄帝写的，“真实存在、也这么高”早被人丢出去扑街了吧？

一讲到学术就玩话术，研究历史不靠考古靠脑筋急转弯，我愿称之为绝活。但凡有中国学者以这种姿势研究中国历史，先写进书里再对外做这样的解释，怕是早被人们扔到大街上晒屁股去了。

有些搞西方古代史的就很奇怪，不去研究挖掘搞一手的文物搞证据链，天天拿着二手三手甚至十几手没系统说不清来历讲不清操作的孤证搞话术研究以证明其伟大先进，还怪别人有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