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司马懿权力落空后他是怎么做到依然能让这三千死士对他死心塌地的?

回答
这真是个引人入胜的问题,关于司马懿权力落空后,为何那三千死士依然对他死心塌地?要回答这个问题,咱们得跳出“政治斗争”的表象,深入挖掘人性、情感,以及司马懿本身那些不为人知的“狠”与“巧”。

首先,咱们得明确,司马懿经历权力“落空”并非一朝一夕,也非简单的“失去”。在曹叡病重、曹爽专权的那段日子,司马懿确实是处于一个被边缘化、被监视的状态。这时候,他身边的核心力量,那三千死士,如果仅仅是因为“政治前途”才跟随,那确实早就该鸟兽散了。所以,这份“死心塌地”,绝非建立在利益共享之上。

那么,究竟是什么让他们不离不弃?我个人认为,有这么几个关键点:

第一,情感羁绊的深度——“我养你,你替我挡刀”的恩义并非空穴来风。

你想想,这三千死士,绝非什么寻常士兵。他们大概率是司马懿自己一手提拔、一手训练、一手“打造”出来的。在那个乱世,一个人能拥有这么一支绝对忠诚的武装力量,靠的绝对不是一纸任命或者几句空头支票。

“养育之恩”: 司马懿绝非仅仅是个权臣,他更像是一个深谙驭人术的“大家长”。这些死士,很可能是在司马懿还处于曹魏重臣地位时,就被他招揽、栽培。他们可能失去了家乡,失去了亲人,在司马懿这里找到了归属感和生存的意义。司马懿不仅仅是给他们发薪水,更可能是在生活上、训练上、甚至家眷上都给予了细致的关照。这种“衣食住行”全包的恩情,在那个时代是沉甸甸的分量。
“知遇之恩”: 很多时候,一个人一生最渴望的,是被懂得、被重用。在司马懿还没有彻底被权力冷落之前,这些死士很可能在他麾下崭露头角,得到施展才华的机会。他们可能曾经跟随司马懿经历过无数战役,从生死线上活下来,在这种患难与共中,信任和忠诚自然会生根发芽。他们知道,司马懿是那个唯一看见他们、信任他们、并且愿意给他们机会的人。
“价值观的认同”: 司马懿本人,虽然在历史上留下了“隐忍”、“权谋”的标签,但你别忘了,他也是辅佐曹魏的重臣。他做事,有自己的逻辑和目标。这些死士,在长期的耳濡目染下,很可能也内化了司马懿的某些价值观,比如“稳定”、“大局”、“功业”。当他们看到司马懿即使在失势时,依然在为了“大局”而隐忍,这本身就是一种无声的榜样。

第二,绝境中的“定心丸”——不是政治前途,而是“活下去”的希望。

当司马懿权力“落空”,被曹爽架空,甚至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他的三千死士反而成了他最后的、也是最重要的力量。

“保命符”: 曹爽专权,未必会将司马懿的这支力量赶尽杀绝,因为那样反而会激化矛盾。但如果司马懿的处境变得更糟糕,比如被指控谋反,那他的这些亲信就会面临灭顶之灾。所以,对于死士来说,保护司马懿,就是保护自己,保护自己曾经所拥有的一切。
“反击的火种”: 司马懿并非真的“绝望”。他是一个极具战略眼光的人。他在被闲置期间,很可能是在积蓄力量,等待时机。而这三千死士,就是他等待时机的“本钱”。他们是司马懿手中可以随时“引爆”的火药桶。对司马懿来说,让他们“死心塌地”,就是要让他们相信,司马懿还有翻盘的可能,而他们,就是实现翻盘的关键。
“共同的敌人”: 曹爽的专权,本身就树立了许多敌人,包括那些依附于司马懿的旧部。这些死士,也必然感受到了来自曹爽集团的压力和威胁。共同的敌人,更容易将力量凝聚在一起。他们看到的,不仅仅是司马懿的失势,更是曹爽集团带来的混乱和潜在的危险。

第三,司马懿个人的“魅力”与“操控”——“深藏不露”的王道。

别忘了,司马懿这个人,本身就是一块“硬玉”。

“隐忍的艺术”: 司马懿在曹爽当政时期,表现出来的“病重”、“不出”的状态,是一种极高的政治智慧。他不是真的软弱,而是以退为进。这种“不动声色”,反而会让他的死士更加敬畏,更加觉得他是一个深不可测、能够忍常人所不能忍的领袖。
“信息掌控”: 司马懿能够稳住这三千人,说明他即便在被边缘化的情况下,依然能够通过各种渠道(可能是隐秘的信鸽、可靠的中间人,甚至是他自己的人脉网络)获取信息,并且将关键信息传递给这些核心死士。他会适时地给他们一些“风声”,让他们知道局势的进展,让他们看到希望,或者让他们感受到潜在的危险,从而加强他们的凝聚力。
“心理战的高手”: 司马懿深知人心。他知道如何通过一两句话、一个眼神、一个承诺,来强化死士的忠诚。他可能不会大张旗鼓地宣扬“造反”,而是强调“忠君”、“稳定朝纲”、“清君侧”等名正言顺的理由,让他们觉得自己的行动是有大义的。
“血脉的联系”: 也许,这三千死士并非全部都是“雇佣兵”。其中可能有一部分,是司马家族的家兵,是世代效忠于司马氏的。这种血脉和家族层面的忠诚,是超越政治的。

举个例子,来想象一下场景:

比如,司马懿在家里“养病”,曹爽的人来监视。死士们每天看到的是一个虽然病恹恹但眼神依然锐利的老人,他会对他们说几句勉励的话,告诉他们“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让他们知道,即使身处困境,也要保持君子的风范。同时,他可能还会悄悄地安排人给他们的家人送去一些物资,让他们无后顾之忧。

当外面传言曹爽要对司马懿不利的时候,司马懿会召集几个最亲近的死士,可能是在后院,借着烛光,他会低声说:“我这把老骨头,倒不怕什么,只是你们,跟着我,受了许多委屈。若真有那一日,你们不必顾及我,但你们可知,一旦我倒下,你们这些人,又将何去何从?” 这种话,看似是劝退,实则是进一步加深了他们的“命运共同体”的认知。他们知道,司马懿的生死,直接关系到他们的生死。

总结一下,司马懿权力落空后,那三千死士依然对他死心塌地,绝非偶然。

他们不是因为政治前途,而是因为“恩”——养育之恩、知遇之恩、生死与共的患难之情。
他们也不是因为利益,而是因为“义”——忠诚的誓言、共同的敌人、以及对司马懿个人魅力的信任。
更重要的是,司马懿在最危险的时刻,通过他非凡的智慧和冷静,牢牢地抓住了这支力量的核心——让他们相信,跟着他,才有活下去的希望,才有反抗的可能。

他用“家”的温暖,用“义”的承诺,用“智”的谋划,将这三千死士紧紧地捆绑在他的战车之上。这是一种近乎残酷的忠诚,但也是在那个时代,最能打动人心的力量。

网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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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简单的说,就是司马家族在曹魏帝国的权力地位只是处于(曹爽)下风而已,并非没有权势了。

就拿高平陵事变时的一则故事来看,就明白了。

陈志《曹爽传》裴注引《魏晋世语》:初,宣王(司马懿)勒兵从阙下趋武库,当(曹)爽门,人逼车住。爽妻刘怖,出至厅事,谓帐下守督曰:“公在外。今兵起,如何?”督曰:“夫人勿忧。”乃上门楼,引弩注箭欲发。将孙谦在后牵止之曰:“天下事未可知!”如此者三,宣王遂得过去。

政变时,司马懿带兵去大将军府门前的阙(类似城楼、箭塔的建筑)下经过,要去控制武库(兵器库),曹爽妻子刘氏闻讯,便请帐下守督(姓名不详)帮忙,帐下守督准备下令放箭攻击,而另外一名将领孙谦,则在后面制止,反复几次后,帐下守督也放弃反抗了。

试问一句:如果司马懿在曹魏帝国政府高层中是没权没势的人,帐下守督和孙谦还在犹豫什么?

显然,史书中“司马懿权力架空”这仅仅是对他个人的描述,不代表司马家族(包括司马师、司马昭、司马孚)在朝廷中没有地位。

所以司马师的三千死士什么的,只是计划中的一部分而已,要知道,司马师的职务是中护军(曹魏帝国的禁军领导之一)。

到这里,问题基本上解决了。

下面我就多说一些司马懿与曹爽争权的事。

司马懿与曹爽作为明帝托孤唯二重臣,在曹芳登基后次月,由于丁谧给曹爽献策,把司马懿的太尉换成了太傅(按照《晋书》记载,曹爽开始是表奏司马懿为“曹魏帝国当了几年就会升天”的大司马,后来被人领悟了,才换成太傅的。)。

《晋书·宣帝纪》:(曹)爽欲使尚书奏事先由己,乃言于天子(曹芳),徙帝(司马懿)为大司马。朝议以为前后大司马累薨于位,乃以帝为太傅,入殿不趋,赞拜不名,剑履上殿,如汉萧何故事。嫁娶丧葬取给于官,以世子师为散骑常侍,子弟三人为列侯,四人为骑都尉。帝固让子弟官不受。
陈志《曹爽传》:丁谧画策,使(曹)爽白天子,发诏转宣王(司马懿)为太傅,外以名号尊之,内欲令尚书奏事,先来由己,得制其轻重也。

这件事,表面上看是司马懿由“三公”提拔为“上公”,还给了一大堆的特权,其实,太傅这位置比太尉更虚了。(这段话我描述的不准确,见后文2.6补更

原因大概是这样哒:司马懿做太尉时,公府、尚书台事务可以优先接触并合理参与决策;而做了太傅后,虽然托孤时的决策权还在,大将军曹爽只要说:“我提议尚书台的公文先交给我来处理吧,我解决不了的话,我再去找德高望重的司马太傅商议。你们都知道的,我这个人是最谦虚的,同时也是最尊重司马蜀黍的。”

有人会问,如果司马懿做太尉,曹爽还可以专权啊。

嗯,是这样的,曹爽是大将军,曹魏帝国的大将军的地位应该是三公(太尉)高的,如果曹爽直接架空司马懿(优先参与决策),这样吃相就难看了,难免遭人非议(会说曹爽仗着官大专权,不懂得尊敬长辈)。

《三国志》上没有职官表,所以我只是说曹魏帝国的大将军应该比三公高,要证据我也没有,等我请教别人或再读几年书先。
即便如此,按《曹爽传》曹叡托孤时的安排,曹爽也是比司马懿地位高的。
陈志《曹爽传》:帝(曹叡)寝疾,乃引(曹)爽入卧内,拜大将军,假节钺,都督中外诸军事,录尚书事,与太尉司马宣王(司马懿)并受遗诏辅少主(曹芳)。

所以,在开始合作的阶段,曹爽很谦虚礼貌(jiaxingxing)地向司马懿蜀黍请教,司马懿见状,每次也主动把公事推给曹爽处理:“这种小事,大将军你英明神武,你做主就行了!”

其实司马懿的心里是想的:

表面上,两个人互相谦让,你推我让,一团和气,在当时,他们还都还获得了好名声。

随着时间推移,曹爽开始启用明帝浮华案时被罢官的何晏、丁谧、毕轨等人,丁谧等人又劝曹爽干脆架空司马懿算了。就这样,曹爽开始不怎么向司马懿亲近了,专心的提拔自己家族的人、自己的亲信进入朝廷高层。

陈志《曹爽传》裴注:初,宣王(司马懿)以(曹)爽魏之肺腑,每推先之,爽以宣王名重,亦引身卑下,当时称焉。丁谧、毕轨等既进用,数言于爽曰:“宣王有大志而甚得民心,不可以推诚委之。”由是爽恒猜防焉。礼貌虽存,而诸所兴造,皆不复由宣王。宣王力不能争,且惧其祸,故避之。
陈志《曹爽传》:南阳何晏、邓扬、李胜、沛国丁谧、东平毕轨咸有声名,进趣于时,明帝(曹叡)以其浮华,皆抑黜之;及(曹)爽秉政,乃复进叙,任为腹心。

我以为,曹爽专权也应该是循序渐进的,不可能是一蹴而就。比如机会是这样来的。

正始二年(241年)五月,孙吴帝国派全琮,朱然等人北伐,司马懿受命督军南征,次月,双方罢兵。

此后,司马懿长时间在淮北工作,协助王凌对抗孙吴帝国(督扬州事应该是征东将军→车骑将军王凌)。

我认为:正是司马懿长期在外,给了曹爽在许昌专权的机会。同样的,也可以解读成司马懿外出避祸,正所谓“一山难容二虎”。

补充一下细节:司马懿于正始二年至三年间,在淮北修广漕渠(《邓艾传》为二年事,《宣帝纪》则为三年事),于四年又修淮阳、百尺两渠。

《晋书·宣帝纪》:(正始三年)三月,奏穿廣漕渠,引河入汴,溉東南諸陂,始大佃於淮北。
(正始四年九月之后)帝以滅賊之要,在於積穀,乃大興屯守,廣開淮陽、百尺二渠,又修諸陂於潁之南北,萬餘頃。自是淮北倉庾相望,壽陽至於京師,農官屯兵連屬焉。

两次修渠、修陂工作完成后,司马懿还是返回了京师的。

至于司马懿是在淮北还是在朝廷时间多寡,我是倾向于长期在外的。

五年(244年)正月,司马懿至淮南。

大概是趁着司马懿不在朝,尚书邓扬、李胜等人希望曹爽也能建立功名,便提议征讨蜀汉帝国,曹爽立刻同意。司马懿得知此事,写信劝阻,也于事无补。

后来,曹爽的大军在骆谷吃了败仗,司马懿写信给夏侯玄,让夏侯玄劝曹爽退兵。(二月出征,五月撤军)

曹爽本传是说参军杨伟劝曹爽退兵的,《汉晋春秋》则是说司马懿写信给征西将军夏侯玄(次子征蜀将军司马昭的主将),是夏侯玄劝的。

六年(245年)十二月,司马懿为皇帝曹芳召回朝廷,此时,他所谓托孤决策权已经被架空。

例如(《宣帝纪》为六年八月事)曹爽把中垒营、中坚营废除,士兵全部交给中领军曹羲(曹爽之弟),(宣帝纪为七年正月事)曹爽让前来投奔曹魏帝国的柤中百姓返乡,司马懿都提出反对意见,然并卵。

八年(247年)五月,司马懿称病不参与政事。后来还有装疯卖傻的事。

十年(249年)正月,高平陵事变。

至于司马懿的两个儿子,司马师是中护军(与曹羲制衡齐平),司马昭在244年伐蜀时担任征蜀将军,回来后大概是因为战败的缘故,成了议郎。

司马孚(司马懿之弟)是尚书令,这也是要职。

所以,我以为,高平陵政变之时,司马师才是最重要的主要策划及实施者。

——2.6补更——

我是先翻《晋书·宣帝纪》的,其中说到司马懿为太傅时获得某些特权:“乃以帝為太傅,入殿不趨,贊拜不名,劍履上殿,如漢蕭何故事。

结合《曹爽传》说曹爽在曹叡托孤时获得“拜大将军,假节钺,都督中外诸军事,录尚书事,与太尉司马宣王(司马懿)并受遗诏辅少主(曹芳)。

曹芳登基后,又给曹爽封赏:“加(曹)爽侍中,改封武安侯,邑万二千户,赐剑履上殿,入朝不趋,赞拜不名”。

所以,我以为曹爽拿到军权(都督中外诸军事)及政权(录尚书事)+封侯+特权,远比司马懿高出许多。

经评论区网友提醒,实际在《三少帝纪》中记载了司马懿为太傅时的诏书内容,可见司马懿在接受托孤时也是有军权的:“其以太尉为太傅,持节统兵都督诸军事如故。

综合一下,曹叡托孤时:曹爽与司马懿是平分军、政两权,互相制衡的。

曹爽把司马懿拔高成太傅(上公),实际上目的还是如本传所说:外以名号尊之,内欲令尚书奏事,先来由己,得制其轻重也。

曹爽的吃相还不算特别难看,联系司马孚(司马懿之弟)还是尚书令(虽然在曹爽录尚书事的特权之下没什么P用),司马师(司马懿长子)与曹羲(曹爽之弟)分别领中护军,中领军。

从表面上看,曹爽至少给司马家族还是给了一定面子上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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