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对国民性的批判是否是对中国人丑陋的揭示？
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详细阐述：
一、鲁迅批判的“国民性”具体指什么？
鲁迅笔下的“国民性”并非指所有中国人的固有特质，而是他所观察到的、在特定历史时期（晚清至民国初期）普遍存在的、阻碍民族进步的社会心理和行为模式。这些“丑陋”之处主要包括：
麻木与愚昧（看客心理）：这是鲁迅批判的核心之一。他深刻地描绘了“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看客心态，如《药》中的华老栓夫妇和围观的群众，对革命者的人头和鲜血麻木不仁，甚至将之视为一种奇观。这种麻木源于长期的压迫和愚昧，也源于对苦难的习惯性接受，缺乏同情心和反抗精神。
自欺欺人与健忘：国民性中存在着一种强大的自我安慰机制，不愿意正视现实的残酷和自身的不足。例如，《阿Q正传》中的阿Q，通过精神胜利法来麻痹自己，在屈辱中获得虚假的满足。这种自欺欺人也体现在对历史的遗忘，对过去的错误不进行深刻反思，导致悲剧不断重演。
阿谀奉承与等级森严：在封建礼教和权力体系下，人们习惯于对上谄媚，对下欺凌。这种不健康的等级观念导致了人与人之间的隔阂和敌意，也扼杀了独立思考和个性发展。
保守与僵化：对传统文化中的糟粕过于执着，拒绝接受新思想、新文化。守旧的观念束缚了人们的思想，阻碍了社会的进步。
劣根性与精神胜利法：鲁迅认为国民性中存在着一些深层次的“劣根性”，如软弱、自卑、缺乏独立人格等，而精神胜利法则是这些劣根性的一种表现，是对现实无能为力的逃避。
缺乏批判精神与盲从：对权威的盲目崇拜，缺乏独立判断和质疑精神，容易被煽动或引导，形成群体性的盲从。
二、鲁迅为何要揭示这些“丑陋”？
鲁迅的批判并非为了宣泄个人情绪或妖魔化中国人，而是出于一种深切的民族危机感和拯救国民的迫切愿望。
救亡图存的时代背景：当时的中国正面临着内忧外患，列强环伺，社会动荡，民族危机空前。鲁迅认为，要改变这种局面，必须先从国民自身的精神改造开始。只有清醒地认识到自身的病灶，才能对症下药，寻求出路。
启蒙者的责任：鲁迅把自己定位为思想启蒙者，他认为“揭示”是唤醒的开始。他希望通过揭示这些“丑陋”，让国人能够认识到自身的病症，产生羞耻感和危机感，从而激发他们自我反省和自我救赎的动力。正如他所言：“我希望能有这样一天：就是写我自己的文章，也能使中国人心头感到一点鼓舞。”
对国民的爱护：鲁迅的批判不是“恨铁不成钢”，而是深沉的爱。他看到了国民在沉疴旧习下的痛苦和被压迫的命运，他希望通过批判，能够帮助他们摆脱束缚，获得真正的解放和尊严。他用尖锐的笔触来“刺醒”沉睡的灵魂，希望他们能够像《祝福》中的祥林嫂一样，不至于再受那样的愚昧和苦难。
医治精神的创伤：他将国民性中的弊病视为一种精神上的疾病，而他的批判就是一种“疗法”。他希望通过揭示病因，引导国民进行自我治疗，重塑健康的国民精神。
三、鲁迅的批判是否是单纯的“揭丑”？
绝非如此。鲁迅的批判具有以下特点，使其超越了单纯的揭丑：
深刻性与系统性：鲁迅的批判不是停留在表面现象，而是深入到国民精神深处，揭示了这些“丑陋”产生的根源，如封建礼教、传统文化糟粕、社会制度等。他的批判具有系统性，将个体行为置于更广阔的社会文化背景下考察。
批判的建设性：鲁迅的批判是带有强烈的建设性的。他不仅指出了问题，更在字里行间流露出对美好品质的向往和对未来社会的期盼。他的作品中也描绘了一些具有反抗精神和进步思想的人物，如祥林嫂的悲剧也唤起了人们对弱者的同情和对社会不公的思考。
自我批判的色彩：鲁迅的批判也包含着对自身作为中国人的反思。他并非站在一个超然的外部审判者的角度，而是将自己置于被批判的群体之中，体现了一种“主体性”的自觉。他笔下的“我”也常常流露出对自身国民性的挣扎和困惑。
悲悯与同情：尽管鲁迅的语言犀利，但字里行间往往流露出对被批判者的深切同情。他对那些被愚昧和苦难所吞噬的生命，如阿Q、祥林嫂，充满了悲悯之心。他的批判是为了让他们不再受苦，而不是要让他们更加痛苦。
唤醒而非否定：鲁迅的批判目的是为了唤醒，而不是为了彻底否定中国人这个群体。他相信国民性是可以改造的，通过思想的启蒙和精神的觉醒，中国人可以摆脱过去的束缚，走向光明。
四、鲁迅的批判对今天依然有意义吗？
是的，鲁迅对国民性的批判至今仍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虽然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其中一些国民性的弊病依然存在，甚至在新的语境下以新的形式表现出来。例如：
网络暴力与“键盘侠”的麻木心态：与鲁迅笔下的看客心理有异曲同工之妙。
虚假信息与“后真相时代”的自欺欺人：人们容易被片面信息所误导，甚至主动选择相信符合自己预期的“真相”。
形式主义与官僚主义的阿谀奉承：在某些场合，依然可以看到对权力的盲从和对规则的漠视。
群体性事件中的盲目与非理性：缺乏独立思考，容易被情绪所裹挟。
结论：
鲁迅对国民性的批判，确实是对中国人某些“丑陋”之处的深刻揭示。然而，这绝不是简单意义上的“揭丑”，而是一种带有深沉忧患意识、充满爱与责任的“疗愈性解剖”。他通过揭示病灶来唤醒民族精神，促使国人进行自我反省和自我改造，以期摆脱历史的沉疴，迈向更加健康、进步的未来。他的批判如同一剂苦药，虽然难以下咽，却能治病救人，其深刻性和前瞻性至今仍值得我们反复品味和借鉴。鲁迅的批判，本质上是一种对民族未来的深切关怀和不懈的探索。
网友意见
那打从一开始就不是国民性，那是“被压迫者”的特性，即使非要说的某种性的话话，也是阶级性。
人只有吃饱了穿暖了，才能从事经济，文化，政治，宗教等活动。这是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演讲里所提到的，马克思最重要的两个基本发现之一。这是中学课本里所说的话，以前觉得这是废话，后来我才知道，这句话其实是整个学生时代，最深远的大智慧。
人也是唯物的。
吃不好，穿不暖，就是会不舒服，就是会心情不好。辛辛苦苦一年，只能勉强活着，就是会绝望。不是只有自然科学才有不以人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社会中同样如此。在一个只有拼尽全力才能勉强活下去的社会，农民们就是会对日本鬼子打过来毫不关心。因为他没有心思关心别的，他的全部精力都在“活下去”这非常简单的三个字上。
你质问住走廊隔间的北漂为什么不如此淡漠丝毫关心乌克兰局势，他只会回答你，关心乌克兰局势能让我明天有饭吃么？
谁生来就是麻木的看客和示众的材料？
那些冷气都是在除夕夜还要出去收柴火否则这个年要被冻死的一轮又一轮循环中渗进骨髓里。谁不想摆脱冷气，你来帮我捡柴火么？
那些所谓的国民性，根本只是为了勉强活下去而不择手段的挣扎而已。
人也是唯物的，人如果活得不像人了，那国家就会变得不像国家，这才是中国革命的根本命题。
鲁迅并非全然没有看到这些，但他只是在绍兴老家的门口和闰土逛了一下，就继续回那个比今天还要人吃人的三十年代的大上海了。
怒其不幸，哀其不争？
我都快活不下去了，我哪儿有力气争！
你得先让我先活着，再来谈改变世界！
而这，是孙总理，蒋委员长，毛主席，一代又一代前革命者和革命者区别于其他人的根本原因。
回到最初的问题上来，鲁迅批判的国民性是不是对中国人丑陋的揭示？
不是。
鲁迅对所谓“国民性”实则“阶级性”的批判，是对旧中国让人变成鬼的揭示。
绝对不是！
我们不完美，但是我们谈不上丑陋。
鲁迅的批判针对的不是中国人这个群体，而是当时中国这个环境下各种荒谬性的揭示。是站在公允，客观的立场上的解读。
你可以不喜欢，但你回避不了。
诚然，在鲁迅那个时代，他无力提出解决的办法。但是问题本身都是极其精确的，很多到现在依然存在，依然在警醒我们。
这些都是有很强积极意义的。
而你说的丑陋的揭示，比较贴近的是柏杨的《中国人史纲》，以至于后来的《河殇》之类，纯粹是对自己血统和文化的否定，几乎就是心理变态。
自己国家民族历史统统丑陋，所以我们要全部推翻做洋奴或者干脆死了算了不浪费粮食。
这不是心理变态是什么？
鲁迅这个人和绝大多数过去和现代的知识分子是不一样的。这个区别，可以归结为一个词，就是精神。所谓精神，就在于民族性这个概念上。
根据日本鲁迅研究专家竹内好与政治学者丸山真男的观点，日本这个民族是没有精神的。因为缺乏内在的精神，所以缺少内在的反思和自省。思想不能在冲突和交锋之中成长和构筑，形成自己的传统。用伊藤虎丸的形象的比喻，就是
外来思想不论纳入到自身当中多少都无所谓，但纳入进来的各种思想仅仅作为“片段”“杂然同居”，还是不论是非曲直而被“赋予相互关联性”，被构造化，即具有一种总体性，则决定着其是否能够叫做传统。不论把多么像样的众多的眼睛、耳朵、鼻子拿来摆在一起，也成不了一张脸。赋予思想一种构造，一种整合，这在竹内就叫做精神，在丸山就叫做“像欧洲基督教那种意义的传统。”
——伊藤虎丸
鲁迅不同一般意义上的东亚知识分子，就在于此。鲁迅创造的是精神，是传统。而一般意义上的近代东亚知识分子只着眼于知识，或是说是权威。所以学来学去，只不过是学来教条和皮毛，根本不能为我所用，而只不过是从旧权威拜倒到新权威之下。这一点也是，我发现现代人同样具有的毛病。他们很多人缺乏反思，只是单靠直觉去崇拜权威。这个权威可能是这个主义，也可能是那个主义，可能是这个学说，也可能是那个学说，是这个宗教，或是那个宗教。很多人突然学到一个新奇的观点，就恨不得拿出来卖弄，只是为了显示自己的知识上的博学和站立前沿的时髦。而因为缺乏一个内在的稳固的精神实体。所以这样的人，就缺乏个性，而显示出一种庸众的群体性。这种庸众的群体性，表现出来就是抱团取暖，讨伐异己，棒打出头鸟。
他在清末中国社会中所看的不正是作为一个整体的三千年传统文明的崩溃吗？”精神虚位”所带来了种种“主义”的杂居。“本根剥离”的中国社会，充满了各种“恶声”，彼此“攻伐”，喧嚣至极，曰，世界人；曰：崇武士；曰：破迷信……它们构成了缺乏一种“精神”整合的无格式的“色彩驳杂的社会”。鲁迅是否也和尼采一样，看到了一种文明的整体性崩溃呢？“迷信可存”这一呼声的痛切，和对于他后来思想（发现革命的主体是“人民“）的至关重要就在于此。这不正意味着他只能在民众的”迷信“当中期待着应当接受欧洲精神的"精神"。
——伊藤虎丸
那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一般的新知识分子，只不过是用一尊新神像换一尊旧神像去拜。过去崇拜儒家的，今天改崇拜立宪主义，明天可能又要崇拜克鲁泡特金主义。但是不管他拜哪个神像，他都因为缺乏“神髓”，所以最后还是变为了“抱团取暖”“讨伐异端”“压制个性”“嘲讽谩骂”的工具。鲁迅所批评的国民性就是这样一个问题，即任何主义一旦传入过来，就统统都变了质。那么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鲁迅的方法是发扬国粹。换句话说，就是重新构建民族性，从民族传统中，重新建立整体性。如果用《破恶声论》中的一句话说，就是“伪士当去，迷信可存”。所以鲁迅并不是对旧的传统采取完全敌视的态度，相反，他主张根据历史记忆建立新的神话，也就是新的“人民”的传统。比如《故事新编》其实就是这一尝试，而后来这个尝试，就是毛泽东的愚公移山、大闹天宫等新神话。所以鲁迅的方法根本上并不是谩骂，而是改造，是重建民族性。其中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在《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这篇文章。
但是如果把民族性等同于反抗、善良等等所谓好的品质，实际上又是矮化了鲁迅的国民精神的概念。在鲁迅那里，国民精神不是一个静态的诸多品质的集合，而是一个动态的成长过程。在《拿来主义》那里，国民精神体现为一个认识、反思、实践、吸收和为我所用的这样一种积极地不断进取的态度，是一种开放性的进程。后来这个思想，就体现在毛泽东的《实践论》当中。
不管是这个主义，还是那个主义，终究只是拿来为“我”所用的，而不是当成神像去拜，甚至更不是当成作为偶像的工具去讨伐异己，讨伐异端的。但是拿来主义要想发挥其主观能动性，发扬其进取的生命力，就必须先筑造一个主观内面之我，也就是一个“精神性的自我”，一个可以反思、可以成长的精神实体。这个精神性的实体在鲁迅看来就是国民精神。而鲁迅终其一生所作的就是批判偶像，建立本民族国民的主体精神。
而伪士一般不承认精神，他们都是宗教徒。只不过信的宗教名称不同，有的名为这个主义，有的名为那个主义。他们批评其它迷信，不过是维护自己对另一个教条的迷信。在这一点上，鲁迅的“迷信可存”中的迷信，不同于伪士的迷信，更不同于我们一般意义上理解的封建迷信中的迷信，更准确来说，可以对应于神话或是精神这个概念。
在今天，我认为我们应该感谢鲁迅和毛泽东，他们帮助我们不受干扰于各种主义神龛下的伪士的种种恶声，重新建立了我们国民的主体精神。而竹内与丸山所羡慕的，恰恰应该是我们当下人予以珍惜的。
当然是，微博那些公知也是
但，发现问题的人那么多，能提出真正能解决问题的办法的人又有几个?去解决问题的人就更少了！
嘴炮能强国，哪就太棒了!
有位崇儒的先生说，他通读了鲁迅的书，然后得出个结论：鲁迅的书可以用四个字概括：骂中国人。有这种看法的人可不只这位崇儒先生，只不过有人说的委婉，有人说的直白，有人则是恶狠狠，更多的人不过是跟风而已。
那么，鲁迅究竟骂没骂过人呢？骂过，而且骂的很野，比如骂人狗：“落水狗”、“巴儿狗”、“乏走狗”。鲁迅骂的什么人？“落水狗”，骂的是那些那些借革命者的“宽宏大量”混进革命政权，并假借革命之手迫害革命者行反攻倒算之事的满清余孽；“巴儿狗”，骂的是那些卖身投靠军阀政府的“正人君子”；“乏走狗”骂的是那些为国民党政府铲共暗中效力的文人墨客。鲁迅骂的那么直白，一点也不文质彬彬。而“我的朋友”“好人”胡适就很“君子”，从来不用狗字骂人而曰“狺狺”，狺狺者何？狗吠也。这就叫“君子文质而后彬彬”，难怪“主义自由”的诸公夸胡适是“好人”，“君子”焉能不好？可你知道这“狺狺”二字骂的是谁吗？告诉你：鲁迅。
鲁迅骂的是那些活该挨骂的人，对当时愚昧落后的大众，鲁迅的批评指摘固然严厉，但从来没有用“丑陋”二字形容中国人，更未曾骂，说鲁迅骂中国人是毫无根据的胡说。让我们看看鲁迅对那个时代国人的批评：
－－他批评国人卑怯懦弱，畏惧强权，欺凌弱者，见羊显凶兽相，见凶兽则显羊相，而缺乏一种“对手如凶兽时就如凶兽，对手如羊时就如羊”的勇于抗争的大无畏精神。
－－他批评国人因循守旧，迷信圣贤，笃守成法，安于现状，不思变革，缺乏勇于创新的精神，多的是“奴才式的破坏者”，少的是“革新式的破坏者”。
－－他批评那些假道学先生，虚伪自私，装腔作势，摆着“正人君子”的面孔，鼓吹“中庸”，标榜“仁义”，“伶利”过人，以维护“礼教”之名，行私利己，干的都是些谄媚阿谀，瞒上欺下；阴毒横暴，凌侮弱民；男盗女娼，营营苟苟的卑劣勾当。
－－他批评国人好围观，好内斗，勾心斗角，相互倾轧，缺乏团结意识；
－－他批评国人做事不认真，马马胡胡，凑合行事；
－－他批评国人缺乏同情心，人与人之间过于冷漠，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他批评国人好用瞒和骗的方法来抚慰自身的创伤，寻求心理安慰，缺乏直面残酷现实的勇气，等等。
特别应该指出的一点是，他批评国人在个性上缺乏一种“独异”的“个人的自大”精神，没有敢于向“庸众”宣战的勇气。他深刻地指出：“ 中国人不但‘不为戎首’，‘不为祸始’，甚至于‘不为福先”’。所以凡事都不容易有改革；前驱和闯将，大抵是谁也怕得做。……略见危机，便‘纷纷作鸟兽散’了。如果偶有几个不肯退转，因而受害的，公论家便异口同声，称之曰傻子。对于‘锲而不舍’的人们也一样。 ……
所以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见胜兆则纷纷聚集，见败兆则纷纷逃亡”。 （《华盖集·这个与那个》）
鲁迅这些批评国人的话不能说是“骂中国人”吧？就是在现在，鲁迅当年所批评的种种现象，现实生活中不还是大量存在吗？
鲁迅的话也许过于尖刻严厉，但于我们仍具有一定的警示价值，这和骂人是毫不相干的。更何况鲁迅批评指摘的也只是部分国人，对此鲁迅还特意做过说明。他在《忽然想到一》发表时，曾在所写的附记中特别声明：“我所指摘的中国古今人，乃是一部分，别有许多很好的古今人不在内！然而这么一说，我的杂感真成了最无聊的东西了，要面面顾到，是能够这样使自己变得无价值”。
鲁迅也并不认为中国人天生就有这样的所谓“劣根性”，在他看来，中国人之所以沦落到如此状态全都是统治者“治”出来的，他说：“近来的读书人，常常叹中国人好象一盘散沙，无法可想，将倒楣的责任，归之于大家。其实这是冤枉了大部分中国人的。……他们的象沙，是被统治者‘治’成功的，用文言来说，就是‘治绩’。
“那么，中国就没有沙么？有是有的，但并非小民，而是大小统治者。” （《沙》 1933．7．12）
其实，鲁迅并非只是一味地批评指摘国人，他对“许多很好的古今人”也是非常崇敬，赞扬有加。下面就让我们看看鲁迅是怎样赞颂“很好的古今人”的。
鲁迅曾说过：“我们中国的作者里面，也曾有过很有些骨气的人”。但是在清代雍乾两朝以修《四库全书》名义，用“全毁，抽毁，剜去”之类的阴险卑劣的手段“删改了古书的内容”，“捣乱了古书的格式”，“修改了古人的文章”，使后人无法从中看到这些有骨气的中国人。（《病后杂谈之余－关于“舒愤懑”》 1934）。鲁迅称颂“许多很好的古今人”，就是要重新发扬体现在这些“有骨气的中国人”身上的华夏精神。
在《故事新编》中，鲁迅对古代的英雄人物给予了热情歌颂。《补天》中歌颂的是华夏民族的女神，开天辟地的女娲；《理水》歌颂的是为治洪水，不辞辛劳，“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大禹；《非攻》赞扬的是倡导“兼相爱，交相利”，反对不义之战，以战止战的墨子；《铸剑》赞扬的则是在国人身上久已泯灭的“复仇精神”，在国家处于危亡时刻，鲁迅赞扬眉间尺和黑衣人，显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鲁迅钟情的是远古华夏精神，他追求的就是重新发现和弘扬华夏原初精神。
说起孔子，人们多认为鲁迅与孔子誓不两立，其实不然。鲁迅虽然不像崇儒者那样捧孔，跪拜“大成至圣先师”，但也未曾用过分的语言批评孔子，相反，对孔子还有所赞扬。他说“孔丘先生确是伟大，生在巫鬼势力如此旺盛的时代，偏不肯随俗谈鬼神……”。他认为孔子也是一位“改革家”，说“孔墨都不满于现状，要加以改革”。更称道孔子是一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事无大小，均不放松的实行者”（《且介亭杂文末编-“出关”的“关”》）。孔子说“不教民战是谓之弃”，主张“教民以战”。对此鲁迅很赞同，说自己对孔子虽然有所“腹诽”，但对孔子的这一主张还是很赞赏。
屈原也是鲁迅十分欣赏的大诗人。早在青年时期，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中就称颂屈原说：“惟灵均（即屈原）将逝，胸海波起-----茫洋在前，顾忌皆去，怼世俗之混浊，颂己身之修能，怀疑自遂古之初，直至百物之琐末，放言无惮，为前人所不敢言。”后在其所著的《汉文学史纲》中对屈原“睠怀宗国，又宁死而不忍去也”的精神更是予以肯定。
鲁迅十分神往大汉盛唐，他满怀激情地称赞说“遥想汉人多么闳放”“唐人也还不算弱”，他渴望汉唐精神能得到重新发扬。面对衰败的国家，他曾这样说：“叫我们想想汉族繁荣时代，和现状比较一下，看是如何。”（《而已集．略谈香港》），“汉唐虽然也有边患，但魄力究竟雄大，人民具有不至于为异族奴隶的自信心，或者竟毫未想到，凡取用外来事约的时候，就如将彼俘来一样，自由驱使，绝不介怀。”（《坟-看镜有感》）。鲁迅这么讲，显然是想用汉唐精神来激发国民的战斗意志，为民族解放奋起斗争。
孙伏园《鲁迅先生二三事》说：“他（鲁迅）觉得唐代的文化观念，很可以做我们现代的参考，那时我们的祖先们，对于自己的文化抱有极坚强的把握，决不轻易动摇他们的自信力；同时对于别系的文化抱有恢廓的胸襟与极严抉择，决不轻易的崇拜或轻易的唾弃。这正是我们目前急切需要的态度”。
关于今人我们不多谈，只举孙中山为例，看过鲁迅的《战士与苍蝇》一文的人，都可以从中看到鲁迅对孙中山的评价是很高的。孙中山有缺点有错误有不当，但在鲁迅看来这一切都不能掩盖孙山的伟大和不朽。鲁迅对近代以来为中国的复兴做出过贡献的人都曾做公允的评价，即使如章太炎、刘半农，鲁迅在批评他们的同时也给予充分的肯定，不抹杀他们曾有的光辉。
更重要的是，鲁迅对蕴藏在民众中的潜在能量的有着深刻认知。我们不能只看到鲁迅对民众的批评指摘，还应该看到鲁迅对底层民众所具有的那种善良朴素的品格和顽强的生存能力赞颂，他甚至从这些善良的民众身上看到了自己的渺小（见《一件小事》）。下面我们来看一看鲁迅是怎样称赞民众的：
－－世界却正是由愚人造成，聪明人决不能支持世界，尤其是中国的聪明人。
（《写在＜坟＞的后面》1926）
－－大众并不如读书人所想像的愚蠢。
说起大众来界限宽泛得很，其中包括着各式各样的人，但即使“目不识丁”的文盲，由我看来，其时也并不如读书人所推想的那么愚蠢。他们要智识，要新的智识，要学习，能摄取的。当然，如果满口新语法，新名词，他们是什么也不懂的；但逐渐的检必要的灌输进去，他们却会接受；那消化的力量，也许还赛过成见更多的读书人。（《门外文谈》 1934）
－－诚然，老百姓虽然不读诗书，不明史法，不解在瑜之瑕，屎里觅道，但能从大概上看，明黑白，辨是非，往往有决非清高通达的士大夫所可几及之处的。……谁说中国的老百姓是庸愚的呢，被愚弄诓骗压迫到现在，还明白如此”。（《题未定草．九》 1935）
－－鲁迅称赞那些“不耻最后”的人是中国的“脊梁”。他说：“优胜者固然可敬，但那虽然落后而仍非跑至终点不止的竞技者，和看了这样的竞技者肃然不笑的看客，乃正是中国的将来的脊梁。 （《这个与那个．最先与最后》全三107 1925．12．20）
鲁迅在《看司徒乔君的画》一文中，称赞画家那些描绘北方景色的画，称这些画“表示了中国人的这样的对于天然的倔强的灵魂”。同时，他也喜欢画家笔下那“热烈”“明丽”的江南风光。鲁迅在文章的结尾处说：“中国全土必须沟通。倘将来不至于割据，则青年的背着历史而竭力拂去黄埃的中国彩色，我想，首先是这样的”即如画家所画的江南的风景那样爽朗、热烈、明丽。（全四731928．3．14）
鲁迅有一段话被人们无数次引用，我想大家也很熟悉了，这里不妨再度引用以做本段文字的结束：“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这一类的人们，就是现在也何尝少呢？他们有确信，不自欺；他们前仆后继地战斗，不过一面总在被摧残，被抹杀，消灭于黑暗中，不能为大家所知道罢了。说中国人失掉了自信力，用以指一部分人则可，倘若加于全体，则简直是诬蔑。（《中国人失掉了自信了吗？》 1934） 2018-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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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和胡适，这两个名字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熠熠生辉，宛如双峰并峙，各自以独特的方式深刻地塑造了中国人的精神面貌和思想轨迹。要说谁的影响“更大”，这本身就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问题，因为他们的影响是多维度、多层次的，并且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群体中，其侧重点和体现方式也有所不同。与其说是谁“压倒了谁”，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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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的《纪念刘和珍君》是一篇极具力量的纪念文章，同时也是一篇深刻的批判文章，它通过对刘和珍遇害事件的描绘，揭露了当时国民党政府对进步学生和知识分子的残酷镇压。关于这篇文章是否存在对史实的歪曲和遮蔽，特别是与“318事件”相关的部分，需要进行详细的分析。首先，我们需要明确《纪念刘和珍君》所纪念的是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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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和“公知”给人的感觉截然不同，这种差异主要源于他们所处的时代背景、人生经历、思想根源、写作风格以及对国家民族的态度。以下将详细阐述这些方面的不同： 一、 时代背景和人生经历的差异1. 鲁迅： 时代背景： 鲁迅生活在中国经历剧烈变革的时代，从晚清的衰落到辛亥革命，再到军阀混战和国民党统治下的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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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对待朱安的态度，以及他与许广平结婚这件事，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个备受关注的话题。要评价这件事，需要我们细致地梳理鲁迅的人生轨迹，理解他所处的时代背景，以及他个人的情感世界。与朱安的婚姻：一段包办婚姻的羁绊鲁迅与朱安的婚姻，很大程度上是中国传统包办婚姻的产物。鲁迅出生在晚清一个没落的士大夫家庭，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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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到“只有像钱学森这样的科学家对国家有用，而像鲁迅这样的文人对国家没有任何用处”这种说法，我大概会这样回应他，而且会尽量说得详细些，让他明白为什么这种看法是片面的，甚至可以说是狭隘的。首先，我会承认钱学森钱老对国家的重要性。毕竟，他是在“两弹一星”等国家重大科研项目上做出了不可磨灭贡献的杰出科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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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说法挺有意思，也算是一种视角。不过，要说鲁迅“过激地批判旧体系，却不曾创造一个新的出来”，这可能有点片面，甚至有点简单化了。我们不妨细细说道说道。首先，咱们得明白鲁迅批判的是个什么“旧体系”。那可不是一个简单的制度或者某些规章，而是浸润了千年的文化、思想、社会习俗，是中国人骨子里头的一些东西。他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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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鲁迅是否因“过激批判旧体系却未创造新体系”而被比作“文明上的愤青”的讨论，涉及对鲁迅思想、文学贡献及其历史局限性的深入分析。以下从多个维度展开探讨： 一、鲁迅批判的深度与方式鲁迅对封建礼教、国民劣根性（如麻木、奴性、自欺）和旧文化的系统性批判是其思想的核心。他并非简单地“愤青式”的情绪发泄，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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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鲁在法国队中的重要性，即便是在“一脚射正都没有”的情况下，依然能在淘汰赛场场首发，这背后绝非仅仅是数据上的体现。他的作用，更像是一块隐藏在锋线最前端的基石，默默支撑着法国队整体的攻防体系，而这种支撑，恰恰是德尚这种务实派教练最看重的。首先，他是一个出色的战术支点。德尚的法国队，特别是经历了核心球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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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说鲁豫采访王健林时流露出“不屑”，这倒不是个容易捕捉的感受，毕竟鲁豫一向以“温和”风格著称，很少在镜头前直接显露负面情绪。但是，如果细细品味，确实能从一些细节和她提问的方式中，窥探出一些“弦外之音”。首先，从提问的内容和角度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些端倪。鲁豫的提问，有时候会显得有些“就事论事”，甚至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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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肃建议将荆州借给刘备，这一策略在东吴内部引发了激烈的讨论，其利弊得失一直为史学家所探讨。要判断鲁肃此举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需要从多个维度进行深入分析。鲁肃建议借荆州的背景：首先，我们需要理解当时东吴所处的宏观环境。赤壁之战后，曹操遭受重创，但势力依然雄厚，对江东虎视眈眈。刘备在诸葛亮的辅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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