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说过哪些震天响的大话？
咱们就来扒一扒那些年，那些“震天响”的大话，把它们说得透彻些，让你感受一下那份古人的霸气和不羁。
一、 舍我其谁的霸气宣言
这类大话，最直接地展现了古人对自己能力和抱负的极端自信，甚至带着一种“普天之下，莫我与争”的孤高。
“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陈胜
这句喊话，简直是把等级森严的社会秩序狠狠地砸碎了。在那个年代，出身高贵几乎是衡量一个人价值的唯一标准，普通百姓想当官发财，简直是天方夜谭。陈胜一个普通农民，跟着秦朝政府征兵，眼瞅着就要被逼死在路上，绝望之下，他没有选择默默接受命运的安排，而是爆发了。他敢于质疑“王侯将相”的合法性，质疑“种姓”的天然优越性，这简直是挑战了整个社会的根基。
你想想那个场面，荒郊野外，天色阴沉，一群被压迫已久的农民，听着陈胜这句掷地有声的质问，那是什么感觉？就像一声惊雷，炸开了他们心中压抑已久的怒火和希望。这不仅仅是一句质问，更是对公平的渴望，对命运的反抗，是对底层人民的鼓舞。它直接点燃了秦末农民起义的导火索，让无数被压迫者看到了改变命运的可能性。这句“大话”，直接改变了历史的走向，它的影响力，用震天响来形容，一点都不夸张。
“匈奴未灭，何以家为？”—— 霍去病
这位年少成名的将军，一生都在为汉朝开疆拓土，抵御匈奴的侵扰。在他二十几岁的时候，就已经功勋卓著，受到汉武帝的赏识，年轻气盛，前途无量。按理说，这个时候，像他这样的青年才俊，家里应该催着结婚生子，延续香火了。可霍去病呢？他却直接把这事儿撇到了一边。
“匈奴未灭，何以家为？”这句话，绝不是简单的推脱。它背后是何等决绝的意志？是将个人情感、家庭幸福全部置于国家安危和民族大义之上的崇高境界。在那个人才辈出的时代，他选择了一条最艰难的路，将自己的青春、生命，都奉献给了边疆的战火。他没有沉溺于个人享乐，而是将毕生的精力都投入到“国家”这个宏大的叙事中去。这句话，是他对自己的要求，更是他对那个时代所有有志之士的召唤。你想想，一个风华正茂的年轻人，把生死置之度外，将国家大业看得比自己的小家庭更重要，这种境界，何其壮哉！
二、 拯救苍生的宏伟誓言
这类大话，承载着古人对天下苍生的悲悯情怀和救世情怀，他们将个人的命运与整个民族、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连。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范仲淹
这可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范仲淹在写给友人的信中的句子，后来被收录到《岳阳楼记》里，成为千古传诵的名言。范仲淹这个人，一生宦海沉浮，经历过政治的波折，但他始终保持着一种超然的政治抱负和人文关怀。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在天下百姓还没有解除忧患之前，我就要替他们发愁；在天下百姓都过上安乐生活之后，我才能享受自己的快乐。这是一种何等高尚的道德情操？它超越了个人的利害得失，将自己的喜怒哀乐与天下万民的命运紧密地绑在一起。在那个士大夫阶层逐渐腐化的时代，范仲淹的这句话，就像一股清流，涤荡着人们的心灵。它不仅仅是对自己品德的要求，更是对整个士大夫阶层的道德呼唤。一个国家的安危和发展，最终还是要靠这些有良知、有担当的人。当无数人都在为自己的前途和利益奔忙时，他却在思考“天下”。这份胸怀，这份担当，足以让后人敬仰。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林则徐
这句话出自林则徐写给家人的信。在那个风雨飘摇的晚清，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敲开了中国的大门，鸦片贸易更是像毒瘤一样侵蚀着中国的肌体。林则徐作为钦差大臣，肩负着禁烟的重任，他明知这条路充满了危险和挑战，但他没有丝毫退缩。
“苟利国家生死以”，意思是只要对国家有利，就算是牺牲生命也在所不惜。“岂因祸福避趋之”，意思是岂能因为可能会招来祸患，就回避或屈服呢？这句话，是林则徐对自己，也是对所有有良知的中国人的最高道德要求。他敢于在强大的外国势力面前亮剑，敢于面对国内投降派的阻挠，他把国家和民族的利益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重。虎门销烟，是他一生中最辉煌也是最危险的时刻，但正如他所言，他不是为了个人的荣辱得失，而是为了国家的未来，为了民族的尊严。这句话，是那个时代中国人最响亮的爱国宣言，它点燃了民族觉醒的火种，在中华民族危亡之际，给予了人们无畏的力量。
三、 藐视一切的狂傲不羁
这类大话，虽然带着些许个人色彩，但却展现了古人对生命、对自由、对理想的极致追求，以及一种不畏权贵、不畏俗流的独立精神。
“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 李白
这句诗简直是把“自由万岁”喊到了极致。李白，这位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他的诗歌充满了想象力和激情，他的生活更是充满了传奇色彩。他一生都渴望能够施展自己的抱负，但却屡次不被重用，甚至遭受排挤。
他并非没有机会进入仕途，也并非没有可能巴结权贵，但他选择了一条更符合自己个性的道路。当杨国忠等权臣阻挡在他面前时，他没有选择屈服，而是写下了这句惊天动地的大话。这不仅仅是对权贵的蔑视，更是对生命自由和内心快乐的极致追求。他宁愿过着浪迹天涯、纵酒狂歌的生活，也不愿为了逢迎权贵而扭曲自己的灵魂，失去那份“开心颜”。他的这份傲骨，这份对自由的执着，在那个讲究“君臣父子”等级森严的社会里，是何等的可贵和难能可贵！这句诗，成为了无数向往自由、不愿屈服于世俗压力的人们的精神图腾。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张载
这是北宋时期一位伟大思想家张载提出的“横渠四句”。这四句话，乍一听，仿佛是弥天大言，但细细品味，却能感受到其中蕴含的深沉力量和历史责任感。
“为天地立心”：就是要在宇宙万物之间，确立一种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要明白人与天地万物之间的关系，认识到自身的价值和使命。这是一种宏大的哲学思考，是站在宇宙的高度来审视人生。
“为生民立命”：就是要为天下百姓的生存和发展找到出路，解决他们生活中的困难，让他们能够安居乐业。这是一种深切的民本思想，将自己的学问和抱负落脚在改善民众生活上。
“为往圣继绝学”：古代的许多宝贵知识和思想，因为时代变迁、战乱等原因，可能失传或被遗忘，他要做的，就是继承和发扬这些宝贵的文化遗产，让它们能够流传下去。这是一种对文化的责任感和传承意识。
“为万世开太平”：这是最高的目标，就是要通过自己的努力，为后世万代开创一个和平、繁荣的社会。这是一种长远的历史眼光和宏大的政治抱负。
这四句话，并非个人的一时冲动，而是张载毕生学问和抱负的集中体现。他用这四句话为自己的生命定位，为自己的学问指明方向。这是一种何等的胸怀和境界？将个人的生命价值与整个人类文明、社会进步紧密联系起来。当许多人还在为一己私利奔波时，他却在思考整个人类的未来。这种“大话”，不是吹嘘，而是沉甸甸的责任和承诺。
这些古人的“大话”，或许在今天看来，有些狂妄，有些不切实际，但正是这些超越时代的壮语，才让我们看到了古人内心深处最闪耀的光芒。它们不仅仅是语言，更是那个时代人们精神力量的载体，是激励一代又一代中国人不断前行的强大动力。它们的“震天响”，至今仍在历史的回声中不绝于耳。
网友意见
五胡乱华时，建立后赵政权的石勒，宣称曹操和司马懿一样，都是「欺孤儿寡母，狐媚以取天下」，又称自己若和刘秀「并驱于中原，未知鹿死谁手」。此言广为流传，却甚是狂妄无知。
石勒原系羯人一介亡虏，被匈奴汉国擢拔为大将，委以方面大员之任，却反叛自立，取而代之，而匈奴贵胄、旧日同僚也被他大肆杀戮，其生平行径又有何资格来鄙薄司马懿和曹操的“不忠”呢？
东晋名将祖逖，不过数千人马的一支孤军北伐，便势如破竹收复河南，石勒便再也不敢与之敌对，反而要主动遣使求和。
【时晋征北将军祖逖据谯，将平中原。逖善于抚纳，自河以南多背勒归顺。勒惮之，不敢为寇。】
曹操一生，平定羌虏、扫灭乌桓、压制匈奴、降伏鲜卑，令四方胡夷在汉末乱世不能乘中原虚弱为祸，西晋末年同样天下大乱，北方汉人群雄，再无一人具有曹操这等雄韬武略，方得五胡乱华。
若真以曹操“鞭挞宇内、芟夷群丑”的手段，石勒真要与其竞逐天下，也就是个和乌桓酋长蹋顿一样马前悬首的下场。
而司马懿虽然统军能力不及诸葛亮，直接对垒时屡次避战，但能和被后世“三代以下一人”的国士无双之才持久抗衡，终于保住了曹魏江山不被诸葛亮倾覆，也算殊能难得。
此外司马懿更有闪电战奔袭上庸灭孟达、百日扫平辽东公孙氏、多次对东吴用兵取得大胜的战绩，同样不是连祖逖一只孤军都奈何不了的区区石勒可比的。
以石勒这点远远不及曹操、不及司马懿的本事，竟自称可与“允冠百王”、起兵三年便入主洛阳称帝的汉光武帝刘秀争夺天下，足见此人毫无基本的自知之明。
曹操生前，可以让东吴孙权在名义上归顺称臣，石勒却连让东晋王朝和他平等对话、互通使者，承认南北朝局面都做不到。
石勒贬损曹操、司马懿的话，首先不过是基于自己和司马氏晋朝为生死大敌的立场，一时泄愤之语，并通过贬损魏、晋两代中原王朝的实际开国君主，来达到打击此时在他统治下的北方汉人的民心士气罢了。
当然，石勒此言另一大目的，便是敲打自己的侄儿、后赵政权的首席重臣、骁将石虎。
石勒的羯赵军队，已经是五胡乱华时代，一众胡虏中行径最凶残、罪恶最大的一支军队。他们屠城坑俘如家常便饭，屠刀下鲜有幸存。
如攻破邺城，杀害万余人，掠妇女珍宝而去；攻克白马，坑杀百姓三千余口；攻克长陵，坑杀降卒万余人；攻克泰山郡，坑杀徐龛部众降卒三千人；宁平城之战，纵骑围射几十万已放弃抵抗的东晋军民，将他们斩尽杀绝。
而石虎是石勒最倚重的大将，为人贪虐嗜杀，残暴程度远胜石勒，近乎到了恶魔禽兽的地步，攻克青州首府广固时，石虎一次就坑杀曹嶷部众降卒三万人，并在石勒默许下，大开杀戒，将治下郡县众多的偌大青州（今山东省大部分地区），杀得只剩七百个活口。
石勒定都襄国，建立后赵政权后，很少再亲自领兵，因而常年在外征战的石虎，便趁机培植亲信，掌握了军政大权。
石勒想传位给自己的儿子石弘，封其为太子，同时为了安抚石虎，将他父子都封为王。
然而信奉游牧民族“强者为尊”传统的石虎，一向以石勒当然继承人自诩，因而对此极为不满，竟然公开扬言，等石勒一死，便要杀光其子孙。
太子石弘的舅父程遐，为后赵右仆射、吏部尚书，和另一重臣程光多次向石勒进言，石虎父子手握重兵，嚣张跋扈，将来必要谋朝篡位。石虎竟派遣属下亲信士兵数十人，夜闯程遐家中，当着他面，将他的妻妾女儿尽数凌辱，事后剥光她们衣物扬长而去。
然而虽然石虎如此狂妄霸道，石勒却下不了决心将他绳之于法，为自己儿子杜绝后患。这是因为羯人原本是个人口远不及匈奴、鲜卑的杂胡小部，要统治汉人人口占绝对多数的中国北方，根基十分薄弱。
石勒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基础，便裹挟了其他各自非匈奴、非鲜卑、非氐、非羌的许多杂胡部落，和羯人混而为一，并规定汉人必须尊称为这些杂胡部落为“国人”，禁止称他们为“胡人”，“羯人”，违者重惩；还允许这些“国人”随意劫掠汉族百姓。即使是汉人高级官员，这些“国人”也可以向他们任意索取财帛，免受责罚。
石勒内心深处对汉人的自卑和神经质，更到了一听“胡”字便会勃然大怒，想要杀人的地步。他是以严禁汉人臣民在言谈和奏章中使用“胡”字。如众所周知的“黄瓜”，从张骞出使西域后，传到中原后一直用的名字是“胡瓜”，就是在此时，被石勒强迫改名。传说石勒指着一盘胡瓜，故意刁难汉人大臣，问此物为何？有人灵机一动，恭恭敬敬云：“紫案佳肴，银杯绿茶，金樽甘露，玉盘黄瓜”，才躲过杀身之祸。
石勒通过推行如此严酷的种族隔离制、民族歧视和压迫制度，才以汉人血肉滋养，生造出一个以羯人为核心的几十万人口的“赵国国人”族群，进而让他们基于共同既得利益立场，都产生对羯人的民族认同，对后赵和石氏皇族的国家政权认同，进而极大扩张了羯人的部众人数。
然而，在这种羯人的民族意识塑造过程中，石虎因其生性凶悍，战功赫赫，同样得到了羯人部族的广泛认同，仅仅在石勒一人之下，远非石勒那些毫无战功的儿子可比。
因此，一旦石勒为自己传位于子的私心，清洗石虎父子及其党羽，对尚未完全成型的羯人民族意识，无异于一次毁灭性打击，而对整个后赵政权，也是伤筋动骨的大损失，再也难以压制汉人和其他人数较多的胡族（氐、羌、匈奴）的反抗，年事已高、行将就木的石勒，难以承受这样的损失。
石勒在宴请高句丽国来使时，借古喻今，大发宏论，希望自己死后，野心勃勃的侄儿石虎莫学曹操、司马懿，欺负自己的“孤儿寡妇”。否则纵然纵然英雄一世，奠定新朝，也难逃后世讥评，千秋骂名。
然而，这种言语上的敲打，汉人大臣固然是满口阿谀，以为高论，齐呼万岁，而石虎这种尸山血海里杀出、一刀一剑打下功名的凶徒，却只会当它是一钱不值的耳旁风，反而更进一步洞悉，这个老叔叔已经是枭雄暮年，色厉内荏，拿不起刀，开不得弓了。
没过多久，石勒便在忧心儿子暗弱无能、石虎势大难制的绝望中死去，他在遗诏中言道：【司马氏汝等之殷鉴，其务于敦穆也。中山王（石虎）深可三思周霍，勿为将来口实】，乞求石虎念及司马氏的前车之鉴，希望他安心做自己儿子石弘的周公、霍光，何其天真！
足见他此时已完全不能制约羽翼丰满的石虎，对其束手无策，只能无可奈何地哀乞了。
曹操曾言「不得慕虚名而处实祸」，实在是所有英雄枭雄人物的共识。以石虎的凶蛮，又怎会将石勒那点虚弱无力的告诫当真？他当即发动政变，杀掉一向反对他的汉臣程遐、徐光等人，自称丞相、魏王、大单于，夺取中枢大权；接着很快出兵，打败了反对他的关中石生、洛阳石朗等人，进而连“禅让”的仪式也不屑，拒绝石弘主动让位，而是将其母子废位杀死。
——大约在石虎看来，与其学曹魏、司马晋朝，留了汉献帝刘协、魏元帝曹奂性命而礼遇之，尚且遭到石勒这种人讥嘲，倒不如索性杀掉石勒的“孤儿寡妇”，免除后患，一了百了。
石勒这个羯赵政权的“高祖明皇帝”生前杀戮汉民无数，死后妻儿尽数被杀，一生基业为人作嫁，原是报应不爽。他一生皆与此时代表华夏正统的晋王朝为敌，血仇早不可解。然而现代社会某些不喜欢曹操或司马氏晋朝的人，定要将这个杀人魔头的疯言疯语如获至宝，奉为至理，实则已将自己偏狭的个人喜好，放在了民族感情之上。
而石虎这个羯赵“太祖武皇帝”掌权后，更变本加厉穷兵黩武、残虐汉民，无辜惨死的民众何止百万，早已民心丧尽，他死之后，羯赵皇族自相残杀，汉人血统的大将冉闵趁机夺取政权，并充当了历史的执剑人，将石氏皇族众多子孙，连同整个助纣为虐的几十万羯人都彻底灭绝。
这才是历史真正的无情审判，也是对此等妄评华夏英雄的胡酋，最好的讽刺和嘲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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