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国出使邪马台国的时候是怎么进行语言沟通的？
首先，我们要明确一点：魏国和邪马台国（大致相当于日本的古日本）在语言上是完全没有渊源的。无论是地理上的距离，还是历史的演变，都注定了他们说的是截然不同的语言。所以，别指望他们能像邻国一样，靠着一些相似的词汇或语法就能勉强沟通。
那么，最直接的办法是什么？那就是依靠“翻译”。
1. 早期接触的“翻译”：
“中间人”的存在： 在第一次大规模官方接触之前，很可能已经有非官方的零星接触了。比如，有在海上漂流的日本或中国的渔民、商人，甚至是海盗，在偶然的情况下被对方捕获或救助。这些人，如果能侥幸活下来，并且在对方的社会中留下印记，就可能成为最早的“语言桥梁”。他们可能学会了一些对方的语言，虽然可能不那么精确，但足以进行简单的交流。
俘虏与被俘者： 战争或冲突中被俘的对方居民，往往是语言学习的“天然载体”。这些人会被迫学习对方的语言以便生存和被奴役，而他们也掌握着对方的语言，可以被用于“翻译”。虽然这是一种很不人道的交流方式，但在古代并不少见。
遣唐使之前的“小规模外派”： 虽然我们常说日本的“遣唐使”是系统性学习中国文化的开始，但在此之前，一些小的群体可能已经以某种方式接触过中国。比如，随风漂流到中国沿海的日本船只，被中国人救助后，其中有人留在中国学习，或者被送回日本（这不太可能，更可能是被留在当地或遣返）。反之亦然，有中国人漂流到日本。这些零星的个例，如果能在中国或日本留下痕迹，就可能成为后来官方交流的“翻译预备役”。
2. 官方派遣时的“翻译团队”：
来自朝鲜半岛的中间力量： 那个时期，朝鲜半岛上的国家（如百济、新罗、高句丽）与中国和日本都有较为密切的政治、文化联系。这些朝鲜半岛的国家，特别是百济，与日本（邪马台国及其后继国家）有着长期的友好关系和密切的文化交流。而且，朝鲜半岛的国家是早就学习和接受了汉字和中国文化，并以此来记录和交流。
汉字的重要性： 魏国使用的语言是汉语，而当时日本（包括邪马台国）还没有自己的文字系统，他们记录和交流的方式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从中国传去的汉字。虽然这并不意味着日本人能听懂汉语，但汉字为书面沟通和教学提供了一种可能。
“通事”或“译者”的组建： 当魏国决定派出使者前往邪马台国时，他们很可能会采取一种组合策略来解决语言问题：
寻找在日本的中国人或熟悉日本语言的中国人： 在之前非官方的接触中，可能有一些中国人在日本定居或停留。这些人如果被发现，可以被召集起来充当翻译。
利用在华的日本人或与日本有交流的朝鲜人： 如果魏国在自己的边境或港口捕获了日本人，他们可能会让他们学习汉语，并让他们成为回访的翻译。更现实的是，魏国可能通过朝鲜半岛的国家，找到一些了解日本语言的人，或者直接从朝鲜半岛征召一些精通汉语和日本（或类似语言）的“通事”。
随船的“学习者”： 即使没有现成的翻译，使团中也会有精通汉语的官员，他们会利用有限的资源，比如从俘虏那里获得的词汇表、简单语法规则，或者由懂得一些日本语言的朝鲜人带着，在船上、在抵达后的初期，就开始快速学习。他们的学习方式可能非常原始，就是不断重复、指认物品、模仿发音。
3. 沟通的具体过程：
初次见面时的尴尬与尝试： 当魏国使者抵达邪马台国时，最初的接触肯定充满了语言上的障碍。双方可能通过肢体语言、简单的示意（比如指着太阳表示“今天”，指着某个物品表示“这是什么”）来建立初步的联系。
“翻译链”的运作：
魏国使者（说汉语）—> 魏国翻译（懂汉语和一种“中间语”，比如某些朝鲜语或早期日语词汇）—> 中间人（懂“中间语”和邪马台语）—> 邪马台国官员（说邪马台语）。
或者，如果翻译直接掌握了魏国语和邪马台语，那么就是：魏国使者（说汉语）—> 翻译（懂汉语和邪马台语）—> 邪马台国官员（说邪马台语）。
书面沟通的辅助： 由于汉字的存在，书面沟通可能相对容易一些。使者可以写下一些汉字信息（比如“大魏”、“国王”等），然后通过翻译来解释。邪马台国虽然没有自己的文字，但他们已经开始接触汉字，可能会理解一些简单的汉字词汇，或者通过对方写下的汉字来反推其含义。
对邪马台国女王“卑弥呼”的称呼： 当使者见到女王卑弥呼时，他们会通过翻译来称呼她，并转达魏王的话。这个过程中，翻译的准确性至关重要。卑弥呼也可能通过翻译向魏国使者提问或陈述她的国家情况。
4. 困难与局限：
词汇的不足与误差： 即使有翻译，在那个年代，跨语言的词汇量是非常有限的。很多复杂的概念、政治术语、抽象的意义很难精确传达，容易产生误解。
语法结构差异： 不同语言的语法结构差异巨大，翻译起来非常吃力，容易将句子结构打乱，导致意思偏差。
翻译者的忠诚与能力： 翻译者的能力直接决定了信息的准确性。而且，在政治敏感的场合，翻译者的忠诚度也是一个潜在的问题。
文化的隔阂： 即使语言能够大致沟通，但文化上的隔阂同样会影响理解。很多礼仪、习俗、思维方式上的差异，单靠语言是难以弥补的。
总而言之，魏国使者出使邪马台国时，语言沟通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他们不太可能依赖直接的语言理解，而是通过早期积累的“通事”、从朝鲜半岛引进的翻译人才，以及在外交场合中不断磨合、利用汉字辅助的“翻译链”来完成信息传递。这个过程充满了挑战，信息传递的准确性也相对有限，但正是通过这种艰辛的努力，才得以开启了中日之间官方交流的序幕。你可以想象一下，在那异域的土地上，一群说着完全不同语言的人，通过有限的桥梁艰难地传递信息，那种场景是多么的既有画面感，又充满着历史的厚重感。
网友意见
题主，首先要问问“是不是”，再回答“是什么”。我翻遍《魏书》都没有看见“北魏出使邪马台国”的记录。鄙人真是不悟，敢问出自何经典啊？
其实，你想问的应该是“曹魏出使邪马台国的时候是怎么进行语言沟通的”这个问题吧？
我这么肯定的理由，是史书中关于邪马台国的记录基本集中在《三国志·魏书·倭人传》中。《隋书》、《后汉书》与《梁书》也有涉及邪马台，尤其是他们的女王卑弥呼的事迹，但基本都是依照《三国志·魏书》中的记载为基准来叙述的。
那么溯清了问题的源头，我们先来看看时代背景。
根据《三国志·魏书·卷三十．乌丸鲜卑东夷传》的描述：
“倭人在带方东南大海之中，依山岛为国邑。旧百余国，汉时有朝见者，今使译所通三十国。从郡至倭，循海岸水行，历韩国，乍南乍东，到其北岸狗邪韩国，七千余里，始度一海，千余里至对马国……南至邪马壹国，女王之所都，水行十日，陆行一月。官有伊支马，次曰弥马升，次曰弥马获支，次曰奴佳鞮，可七万余户。自女王国以北，其户数道里可得略载，其余旁国远绝，不可得详。次有斯马国，次有已百支奴国，次有伊邪国……次有奴国，此女王境界所尽。其南有狗奴国，男子为王，其官有狗古智卑狗，不属女王。自郡至女王国万二千余里。”
这是邪马台国第一次出现在史料中。而在同一篇章的下两段，又有：
“其国本亦以男子为王，住七八十年，倭国乱，相攻伐历年，乃共立一女子为王。名曰卑弥呼，事鬼道能惑众，年已长大，无夫婿，有男弟佐治国。自为王以来，少有见者。以婢千人自侍，唯有男子一人给饮食，传辞出入。居处宫室楼观，城栅严设，常有人持兵守卫。
景初二年六月。倭女王遣大夫难升米等诣郡，求诣天于朝献，太守刘夏遣吏将送诣京都。其年十二月，诏沼书报倭女王曰：‘制诏亲魏倭王卑弥呼：带方守刘夏遣使送汝大夫难升米、次使都市牛利奉汝所献男生口四人，女生口六人，班布二匹二丈，以到。汝所在逾远，乃遣使贡献，是汝之忠孝，我甚哀汝。今以汝为亲魏倭王，假金印紫绶，装封付带方太守假授汝。其绥抚种人，勉为孝顺。汝来使难升米，牛利涉远，道路勒劳，今以难升米为率善中郎将，牛利为率善校尉，假银印青绶，引见劳赐遣还。今以绛地交龙锦五匹、绛地约粟罽十张、蒨绛五十匹、绀青五十匹，答汝所献贡直。又特赐汝绀地句文绵三匹、细班华罽五张、白绢五十匹、金八两、五尺刀二口、铜镜百枚、真珠、铅丹各五十厅。皆将封付难升米、牛利还到录受。悉可以示汝国中人，使知国家哀汝，故郑重赐汝好物也。’ ”
这是邪马台国第一次出使中原政权。文中的意思也写得十分白易：大魏景初二年六月，邪马台国女王卑弥呼派了大夫难升米与都市牛利出使我大魏进贡，我们给两位外交使臣都封了官，并让他们带了一个刻有“亲魏倭王”的金印和一堆礼物回去。
然而这并不是曹魏出使邪马台国，咱们还得往下翻：
“正始元年，太守弓遵遣建中校尉梯俊等奉诏书印绶诣倭国，拜假倭王。并赍诏赐金、帛、锦罽、刀、镜、采物，倭王因使上表答谢恩诏。其四年，倭王复遣使大夫伊声耆、掖邪狗等八人，上献生口……短弓矢。掖邪狗等壹拜率善中郎将印绶。
其六年，诏赐倭难升米黄幢，付郡假授。
其八年，太守王颀到官。倭女王卑弥呼与狗奴国男王卑弥弓呼素不和，遣倭载斯、乌越等诣郡说相攻击状。遣塞曹掾史张政等因赍诏书、黄幢，拜假难升米为檄告喻之。
卑弥呼以死，大作冢，径百余步，徇葬者奴婢百余人。更立男王，国中不服，更相诛杀，当时杀千余人。复立卑弥呼宗女壹与，年十三为王，国中遂定。政等以檄告喻壹与，壹与遣倭大夫率善中郎将掖邪狗等二十人送政等还，因诣台，献上男女生口三十人，贡白殊五千孔，青大句珠二枚，异文杂锦二十匹。”
这里，终于找到题主的问题来源了。
题主所谓的“出使”，其实是当时中原政权插手周边附庸国斗争的典型案例。这一段读来平淡，其实血雨腥风。正始六年，魏帝曹芳赐给邪马台国外交大使（亦称大夫）难升米黄幢。黄幢，其实就是黄色的旌旗，是代表魏军军事力量的代表。对于黄幢没有概念的道友，可以参照下面的图片。
然后自行脑补黄色……
而之所以要此军旗，原文已经说得很明确，“倭女王卑弥呼与狗奴国男王卑弥弓呼素不和”。于是带方郡郡守王颀就派边境事务官张政带着魏帝的诏书，举着大魏军旗，领着使团就向邪马台国出发了，目的是告诫狗奴国国王：“卑弥呼是我的小弟，你敢动她，也就是跟我们大魏作对，死啦死啦滴。”
结果没想到使团去到邪马台国之后，卑弥呼恰巧挂了，本来打算立新的男国王，但邪马台国中反对声音极大极多，以至于反对方与支持方互相厮杀，死难很多，以至内战。而后来，可能是由于张政等人的介入，也有可能是反对立男国王的一方逐渐占据上风，卑弥呼同宗室的女儿名唤壹与的女孩被立为邪马台国新王，国内才逐渐平定。国内安定之后，张政使团才向新女王传达了魏帝的意思，起身回国，顺便收编了邪马台萝莉若干、装备不等……
大家可想而知，发生在海峡对岸这么纷繁复杂的政治巨变，张政使团都非常详尽地记录了下来，并把记录带回国归了档。可见当时的交流根本是不存在什么问题的。实际上，诸如邪马台国等的日本本土政权，很早就开始了对两汉时期强大中原政权的朝贡。《后汉书·东夷传》有记：
“中元二年，倭奴国奉贡朝贺。使人自称大夫。倭国之极南界也。光武赐以印绶。”
这枚光武帝刘秀赐给倭奴国的印，就是大名鼎鼎的“汉委奴国王”金印——1784年于志贺岛被发掘，现藏福冈市博物馆。请看↓↓↓↓↓↓↓↓
（图片源自谷歌搜索）
而之所以倭奴国此类日本本土政权会对汉王朝朝贡，不难想象，正是由于像邪马台国和狗奴国之间的这种国与国之间的冲突所造成的。作为邪马台国，朝贡本身是为了在日本本土获得更大的利益，而当时汉朝的替代者——曹魏的势力也远达朝鲜半岛，在东瀛的影响力依旧强如两汉时期。
（图片借用于维基百科）
那么，当时的邪马台国统治集团就可以借助曹魏之威名来保卫自身和威吓有敌意的他国，以达到威慑周边日本本土国家的作用。在这样的国际关系下，谁尊谁卑则一目了然了。我可以大胆预测，当时邪马台国的统治集团一定有人（经提示后加上）相当熟悉中原文化，知晓通悉中原的语言文字，因为这样才能体现出“臣子与封臣”的地位，才能让我们的小芳芳同学心甘情愿地把军旗给他们。
因此可以想象，当难升米出现在洛阳城，跪拜魏明帝曹叡之前时，一开口，可能是讲着一口九州口音的中原官话……
我估计曹叡听见之后的心情应该是崩溃的……
而时隔多年之后，当张政被难升米带领着，搭着船从带方郡一路漂泊到熊本附近的邪马台国时，站在码头边等待迎接的他们的邪马台国官员一开口，张政等人的心情也一定是崩溃的……
不过嘛，至少还能听得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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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朋友提出“邪马台的人直接说“中原官话”的可能性不大，最有可能的是通过朝鲜半岛会双方语言的人来翻译”的说法，的确是可能的，但是与我想表达的意思并没冲突，为什么呢？
当时战乱很多，中国大陆移居日本列岛的人们也不少：有在海上作业时被海风刮去九州的，有主动去东瀛开拓自己新天地的，有被日本当时地方政权迎请去的“知识分子”或抓去的工匠，更有为了躲避战乱和政治压迫而入海的各类人。《日本书纪》有记载，205年（建安十年）俘虏了很多新罗人。 新罗为取回人质遣使日本，由于新罗使者巧施诡计使人质逃归新罗，日本的葛成袭津彦
“乃诣新罗，次于蹈鞴津，拔草罗城还之。是时俘人等，今桑原、左糜、高宫、忍海凡四邑汉人等之始祖也。”
文中所说的“蹈鞴”即脚踏风箱，蹈鞴津可能为冶炼手工业者集中之所。
（详情以及图片可考：
http:// club.ap.teacup.com/hagi /1145.html）
而之所以将这些人俘往日本，大概是因为他们大都是冶炼技术很高的工匠。 由于战乱被驱逼渡海赴日的人数更会相当可观，很可能是以家族或地区为单位的集团迁徙，具体证据就是《日本书纪》常谈到多少“县”人从大陆移居日本。所以是时在朝鲜半岛以及九州部分，应当居住着很多第一代、第二代大陆移民，称渡日汉人。而曹魏对朝鲜半岛的直接控制，这些人甚至可以在新设置的四郡内都可任职。所以各方的沟通，是有可能通过“懂得多方语言的人”来进行的，而这个群体里面，大陆移民及其后代又占据了主要的部分。
日本四次遣使来华，相关机构有时派专人出面接待，有时曹魏皇帝直接接见 。接触谒见时，曹魏官员乃至皇帝总要询问有关情况 。这类活动，是大体要记录在案的，与每次使团前往日本归国后写的《报告》是存放在当时的皇宫档案馆里的，这也是后世史学家著史时能参考的第一手资料。这些资料汇总起来，就看到了我们后来读到的记录。而在这些记录中，日本使者掖邪狗两次来华时间合计不少于一年，难升米则至少在中国生活了八个月， 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两人很可能能直接使用汉语、汉文。所以上面提到的这种说法应该是站得住脚的，尤其是得到曹魏的黄幢之赏赐的难升米，极有可能是懂汉语、识汉字的日本方面的稀有人才。这也解释了他为什么能一而再再而三地从事此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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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这个答案能帮到题主。很惭愧，就做了一点微小的工作，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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