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传承到现在是不是当初孔子传教的原样？
孔子创立的儒家思想，经过两千多年的历史演变，早已不是当初孔子一人所传的原样了。这中间经历了无数的解读、发展、甚至是对立和融合，最终形成了我们今天所理解的儒家学说。要详细讲述这个过程，我们可以从几个关键的时期和代表人物来梳理。
首先，孔子和他的早期传人。
孔子生活的时代是春秋末期，社会动荡不安，礼崩乐坏是他观察到的现实。他所传扬的“仁”、“礼”、“义”、“智”、“信”等核心理念，本质上是对一种理想社会秩序的呼唤。他希望通过道德的修养和礼仪的规范，来恢复社会和谐，重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他的“克己复礼为仁”以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些思想，都是在那个特定时代背景下提出的。
孔子的弟子众多，但真正能够继承和发展其思想的，例如曾子、子思，他们是儒家思想传递的重要环节。曾子强调“慎终追远，民德归厚”，将“仁”的内涵进一步深化，尤其是在孝道和家族伦理方面的阐述。而子思，则是将儒家思想系统化的关键人物，他的《中庸》就是对孔子思想的深刻阐释和发展，提出了“诚”的概念，将个人道德修养提升到了一个更高的哲学层面。
接下来，孟子和荀子对儒家思想的发展。
孟子被誉为“亚圣”，他继承了孔子的“仁”，并将其发展为“性善论”。他认为人的本性是善良的，就如同水往低处流一样自然。他通过“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来论证人的善性，并提出“民贵君轻”的思想，为后世的政治思想提供了重要资源。孟子的哲学体系更加完备，也更有说服力。
与孟子相对，荀子则提出了“性恶论”，认为人的本性是趋向于恶的，需要通过后天的“礼”和“法”来约束和教化。荀子更加重视外在的制度和教育作用，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补充了孟子过于强调内在本性的观点。
可以说，从孔子到孟子、荀子，儒家思想已经开始出现不同的解读和发展方向，虽然核心的“仁”和“礼”依然是基石，但在如何实现以及如何理解人性的问题上，已经有了重要的分歧。
然后，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影响。
汉武帝时期，董仲舒以“天人感应”和“大一统”的思想，将儒家确立为官方的统治思想。这个时期对儒家思想进行了大量的改造和补充。为了适应君主专制的统治需要，儒家思想被赋予了更多的政治合法性含义。例如，“三纲五常”（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仁、义、礼、智、信）的提出，就更加强调等级秩序和服从关系，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将儒家思想的某些方面进行了政治化和教条化。
此外，汉代的儒家学者们，例如郑玄，对儒家经典进行了大量的注释和整理，形成了后来我们看到的“十三经”。这些注释和解读，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后人对儒家思想的理解方式。所以，汉代的儒学，虽然继承了孔子的精神，但其外在形态和某些侧重点，已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再往后，魏晋玄学与儒佛道的三教融合。
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政治黑暗，使得一部分文人转向了玄学和道教。同时，佛教也开始在中国传播并与中国本土文化融合。在这个过程中，儒家思想虽然受到了一定的冲击，但也并未消失。相反，它与佛教、道教进行了复杂的互动和对话。
一些士人将儒家的伦理道德与佛教的佛性、道教的自然无为进行结合，试图在乱世中寻找精神的慰藉和出路。例如，东晋的王弼对《周易》的解读就充满了玄学色彩，将儒家的义理阐释得更加虚无飘渺。这种融合虽然丰富了中国思想的多样性，但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稀释了儒家原有的现实关怀和人文精神。
然后，宋明理学对儒家思想的再创造。
宋代，中国思想史上出现了重要的转折点——宋明理学。以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为代表的宋代理学家，对儒家思想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重构。他们汲取了佛教和道教的哲学资源，试图解决儒家在应对新的社会和哲学挑战时遇到的困境。
程颐提出“理”是万物之本，强调“格物致知”，主张通过探究事物的道理来达到圣人的境界。张载则提出了“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的“横渠四句”，将儒家的仁爱精神扩展到了天地万物，具有了宇宙论的意义。
而明代大儒王阳明，更是将儒家思想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他提出“心即理”和“知行合一”的学说。他认为人的内心就是道理的源头，不需外求，强调通过内心的体悟来实现道德的完善。他的“致良知”更是将儒家的道德修养从外在的规范转向了内在的自觉。
宋明理学可以说是对儒家思想的一次重大再创造。它在继承孔孟的“仁”和“性善”的基础上，加入了宋明时代的新思考，形成了与汉代儒学截然不同的哲学体系。虽然它声称是“复兴”儒家，但其吸收和融合的程度，已经远超了孔子当年的原意。
最后，近现代的儒家思想。
到了近现代，面对西方列强的挑战和中国社会的剧变，儒家思想再次面临考验。一方面，有人将儒家视为阻碍中国进步的旧思想，大力批判。另一方面，也有学者试图为儒家思想注入新的生命力，使其适应现代社会。
例如，梁启超在早期提倡“新民论”，希望通过改造国民性来迎接新时代。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更是对包括儒家在内的传统文化进行了猛烈的批判。然而，在之后的几十年里，也有一些学者，如熊十力、梁漱溟等，仍在努力探索儒家思想的现代价值，试图将其与现代民主、科学相结合。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和文化自信的回归，儒家思想再次受到关注，并被视为中华文明的重要遗产。在当代，对儒家思想的解读更加多元化，有人强调其伦理价值，有人挖掘其政治智慧，也有人关注其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
总结一下，儒家思想传承至今，已经经历了非常复杂的演变过程。
孔子原意是基础，但不是全部。 孔子提出的“仁”、“礼”等核心概念，是儒家思想的根基，但他的思想体系并不像后来的儒家那样完备和系统。
历代学者的解读和补充。 孟子、荀子、董仲舒、韩愈、程朱理学、王阳明等，都在不同时期以不同的方式对儒家思想进行了理解、发展、甚至是对立，并将其与当时的社会现实相结合，形成了各具时代特色的儒学流派。
为适应政治和统治的改造。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家思想被赋予了更多的政治功能，某些方面被教条化和等级化，以服务于统治的需要。
与其他思想文化的融合与碰撞。 儒家思想在中国历史上从未孤立存在，它与佛教、道教以及后来的西方思想文化都产生了复杂的互动，既有融合，也有对抗。
不断地再诠释和本土化。 儒家思想在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社会背景下，都被重新解读，以回应新的挑战和需求。
所以，如果问儒家思想传承到现在是不是当初孔子传教的原样？答案是否定的，绝非原样。 它是一棵被栽种在土壤里，经过两千多年的风雨侵蚀、阳光照耀，在无数能工巧匠的修剪、嫁接、施肥下，不断生长、变形、甚至焕发新生的大树。你看到的这棵大树，固然有孔子当年播下的种子，但枝繁叶茂的模样，早已超出了他最初的想象，也融入了无数后人的智慧和心血。理解儒家思想，就需要看到它在这漫长历史中的动态发展和丰富内涵，而非仅仅停留于对孔子某一言一语的字面解读。
首先，孔子和他的早期传人。
孔子生活的时代是春秋末期，社会动荡不安，礼崩乐坏是他观察到的现实。他所传扬的“仁”、“礼”、“义”、“智”、“信”等核心理念，本质上是对一种理想社会秩序的呼唤。他希望通过道德的修养和礼仪的规范，来恢复社会和谐，重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他的“克己复礼为仁”以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些思想，都是在那个特定时代背景下提出的。
孔子的弟子众多，但真正能够继承和发展其思想的，例如曾子、子思，他们是儒家思想传递的重要环节。曾子强调“慎终追远，民德归厚”，将“仁”的内涵进一步深化，尤其是在孝道和家族伦理方面的阐述。而子思，则是将儒家思想系统化的关键人物，他的《中庸》就是对孔子思想的深刻阐释和发展，提出了“诚”的概念，将个人道德修养提升到了一个更高的哲学层面。
接下来，孟子和荀子对儒家思想的发展。
孟子被誉为“亚圣”，他继承了孔子的“仁”，并将其发展为“性善论”。他认为人的本性是善良的，就如同水往低处流一样自然。他通过“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来论证人的善性，并提出“民贵君轻”的思想，为后世的政治思想提供了重要资源。孟子的哲学体系更加完备，也更有说服力。
与孟子相对，荀子则提出了“性恶论”，认为人的本性是趋向于恶的，需要通过后天的“礼”和“法”来约束和教化。荀子更加重视外在的制度和教育作用，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补充了孟子过于强调内在本性的观点。
可以说，从孔子到孟子、荀子，儒家思想已经开始出现不同的解读和发展方向，虽然核心的“仁”和“礼”依然是基石，但在如何实现以及如何理解人性的问题上，已经有了重要的分歧。
然后，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影响。
汉武帝时期，董仲舒以“天人感应”和“大一统”的思想，将儒家确立为官方的统治思想。这个时期对儒家思想进行了大量的改造和补充。为了适应君主专制的统治需要，儒家思想被赋予了更多的政治合法性含义。例如，“三纲五常”（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仁、义、礼、智、信）的提出，就更加强调等级秩序和服从关系，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将儒家思想的某些方面进行了政治化和教条化。
此外，汉代的儒家学者们，例如郑玄，对儒家经典进行了大量的注释和整理，形成了后来我们看到的“十三经”。这些注释和解读，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后人对儒家思想的理解方式。所以，汉代的儒学，虽然继承了孔子的精神，但其外在形态和某些侧重点，已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再往后，魏晋玄学与儒佛道的三教融合。
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政治黑暗，使得一部分文人转向了玄学和道教。同时，佛教也开始在中国传播并与中国本土文化融合。在这个过程中，儒家思想虽然受到了一定的冲击，但也并未消失。相反，它与佛教、道教进行了复杂的互动和对话。
一些士人将儒家的伦理道德与佛教的佛性、道教的自然无为进行结合，试图在乱世中寻找精神的慰藉和出路。例如，东晋的王弼对《周易》的解读就充满了玄学色彩，将儒家的义理阐释得更加虚无飘渺。这种融合虽然丰富了中国思想的多样性，但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稀释了儒家原有的现实关怀和人文精神。
然后，宋明理学对儒家思想的再创造。
宋代，中国思想史上出现了重要的转折点——宋明理学。以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为代表的宋代理学家，对儒家思想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重构。他们汲取了佛教和道教的哲学资源，试图解决儒家在应对新的社会和哲学挑战时遇到的困境。
程颐提出“理”是万物之本，强调“格物致知”，主张通过探究事物的道理来达到圣人的境界。张载则提出了“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的“横渠四句”，将儒家的仁爱精神扩展到了天地万物，具有了宇宙论的意义。
而明代大儒王阳明，更是将儒家思想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他提出“心即理”和“知行合一”的学说。他认为人的内心就是道理的源头，不需外求，强调通过内心的体悟来实现道德的完善。他的“致良知”更是将儒家的道德修养从外在的规范转向了内在的自觉。
宋明理学可以说是对儒家思想的一次重大再创造。它在继承孔孟的“仁”和“性善”的基础上，加入了宋明时代的新思考，形成了与汉代儒学截然不同的哲学体系。虽然它声称是“复兴”儒家，但其吸收和融合的程度，已经远超了孔子当年的原意。
最后，近现代的儒家思想。
到了近现代，面对西方列强的挑战和中国社会的剧变，儒家思想再次面临考验。一方面，有人将儒家视为阻碍中国进步的旧思想，大力批判。另一方面，也有学者试图为儒家思想注入新的生命力，使其适应现代社会。
例如，梁启超在早期提倡“新民论”，希望通过改造国民性来迎接新时代。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更是对包括儒家在内的传统文化进行了猛烈的批判。然而，在之后的几十年里，也有一些学者，如熊十力、梁漱溟等，仍在努力探索儒家思想的现代价值，试图将其与现代民主、科学相结合。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和文化自信的回归，儒家思想再次受到关注，并被视为中华文明的重要遗产。在当代，对儒家思想的解读更加多元化，有人强调其伦理价值，有人挖掘其政治智慧，也有人关注其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
总结一下，儒家思想传承至今，已经经历了非常复杂的演变过程。
孔子原意是基础，但不是全部。 孔子提出的“仁”、“礼”等核心概念，是儒家思想的根基，但他的思想体系并不像后来的儒家那样完备和系统。
历代学者的解读和补充。 孟子、荀子、董仲舒、韩愈、程朱理学、王阳明等，都在不同时期以不同的方式对儒家思想进行了理解、发展、甚至是对立，并将其与当时的社会现实相结合，形成了各具时代特色的儒学流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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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他思想文化的融合与碰撞。 儒家思想在中国历史上从未孤立存在，它与佛教、道教以及后来的西方思想文化都产生了复杂的互动，既有融合，也有对抗。
不断地再诠释和本土化。 儒家思想在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社会背景下，都被重新解读，以回应新的挑战和需求。
所以，如果问儒家思想传承到现在是不是当初孔子传教的原样？答案是否定的，绝非原样。 它是一棵被栽种在土壤里，经过两千多年的风雨侵蚀、阳光照耀，在无数能工巧匠的修剪、嫁接、施肥下，不断生长、变形、甚至焕发新生的大树。你看到的这棵大树，固然有孔子当年播下的种子，但枝繁叶茂的模样，早已超出了他最初的想象，也融入了无数后人的智慧和心血。理解儒家思想，就需要看到它在这漫长历史中的动态发展和丰富内涵，而非仅仅停留于对孔子某一言一语的字面解读。
网友意见
没有任何跑偏，只有不同的人不同的理解。
不要跟二傻子一样听见朱熹就炸毛，听到个存天理灭人欲就想到一个独守空闺不能改嫁的寡妇。
不要把宋朝灭亡的锅推给文人，武将贪财怕死，皇帝胸无大志也有不少的责任。
清朝显示出的愚昧无知，就是无知，和儒家没有半毛钱关系。就像现代的人听到辐射转基因以后就炸毛一样，因为无知，所以面对新事物都会有神奇的认知，这和儒学没有半毛钱的关系。
因为儒学让人无知，这个命题达成的前提至少是人会儒学。但事实上，那些愚昧的平民字都不认得。而晚清有意识去接受新事物的是儒家弟子，反对者是早已腐朽不堪的八旗贵族，和义和团。当然，义和团是有积极意义的，只是方法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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