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时期汉人已经掌握相当一部分兵权和地方大权，为什么迟迟不推翻满清直到1911年辛亥革命？
晚清时期，汉人确实已经掌握了相当一部分兵权和地方大权，这使得推翻满清的革命似乎具备了可行性。然而，真正促成辛亥革命的导火索并非仅仅是汉人权力的增长，而是一个复杂多变的历史进程，其中包含了民族情感、政治失误、经济压力、革命思想的传播以及国际环境等多种因素的交织作用。
汉人兵权与地方大权：历史的演变与局限
要理解为何汉人掌握了兵权地方大权但革命迟迟未到，我们首先要回溯一下这段历史。
太平天国运动的教训： 晚清初期，面对如日中天的太平天国起义，清廷不得不依靠汉族地主阶级组建的团练和地方武装来镇压。曾国藩的湘军、李鸿章的淮军等，都是由汉族官员统领、以汉族士卒为主的军队。这些军队在平定太平天国、捻军等叛乱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客观上让清廷不得不放权给汉族官僚。
洋务运动的推动： 为了应对西方列强的挑战，清廷推行洋务运动，创办新式军事工业和海军。这些新式军队的组建和管理，也主要由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汉族大臣负责。他们掌握了相当一部分陆军和海军的指挥权，以及负责对外谈判、采购军火等实际权力。
地方势力的崛起： 随着中央权威的相对削弱，以及镇压各地起义的需要，地方督抚的权力被空前放大。尤其是那些负责军务和财政的地方大员，逐渐形成了拥有强大地方实力的“封疆大吏”。这些大吏中，汉族官员占据了绝大多数，他们不仅掌握了地方的军事力量，还拥有对地方行政、经济的决定权。
然而，汉人兵权与地方大权的掌握，并非等同于反清的实力基础，这里面存在着几个重要的局限性：
1. 忠诚的困境： 尽管汉族官员和军队在实际操作层面拥有权力，但他们名义上依然是清朝的臣子。他们的权力来源于清廷的授予，一旦清廷能够有效控制，或者他们认为推翻清廷的代价过大，他们就有可能维持现状。曾国藩、李鸿章等湘淮系大员，其思想本质上仍然是维护清朝统治的“中兴名臣”，他们的效忠对象是“国家”（以清朝为代表），而非单纯的汉民族。
2. 实力分散与派系林立： 尽管汉人掌握了兵权，但这些军队和地方势力并非铁板一块。湘军、淮军，以及后来的北洋新军，各自有其独立的系统和利益，甚至相互之间存在着竞争和制约。这种分散的力量难以形成统一的反清合力，反而可能被清廷利用来相互制衡。
3. 对革命的警惕： 许多掌握实权的汉族官僚，尤其是经历过太平天国运动残酷性的官员，对大规模的社会动荡和革命存在天然的警惕。他们更倾向于在现有体制内寻求改革，而不是彻底推翻。他们担心革命会带来无政府状态，损害他们辛苦建立起来的统治秩序和个人利益。
为何迟迟不推翻？更深层的原因
除了上述对汉人掌握实权的分析，还有更深层的原因解释了为何革命未能提前爆发：
1. 民族主义的觉醒与传播： 晚清时期，民族主义的情感并非一开始就如此强烈和普遍。虽然“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是革命党的核心口号，但这种口号的深入人心需要一个过程。许多汉人，尤其是精英阶层，在接受西方思想和接触到“国家”概念之前，其认同更多地是基于家族、地域或文化。满清虽然是统治者，但其统治已经绵延数百年，很多汉人已经习惯了这种“胡汉杂居”的统治模式。反清的民族主义情绪，主要是在革命党人的宣传、清廷的腐败以及列强的侵略刺激下才逐渐高涨。
2. 革命党的力量尚弱： 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等革命组织，虽然提出了先进的革命理念，但其力量在晚清早期相对薄弱。他们的组织松散，资金匮乏，在军事和政治上的影响力有限。他们更多的是依靠海外华侨和国内的零星起义来吸引支持。他们需要时间来发展组织，传播思想，并找到合适的时机。
3. 改革派的阻碍与内部矛盾： 晚清后期，除了革命党，也存在着大量的改革派。他们希望通过渐进式的改革来挽救清朝，例如戊戌变法。虽然戊戌变法失败了，但许多士大夫仍然希望通过立宪等方式来改变政治格局。这些改革派在一定程度上分流了社会力量，也使得一部分原本可能转向革命的人留在了体制内。清廷后来推行的“预备立宪”，虽然带有欺骗性，但客观上也为改革派提供了一个施展的空间，减缓了直接推翻的紧迫性。
4. 清廷的“分化”策略与对汉臣的控制： 清廷也并非坐以待毙。他们深知汉臣手握重权，因此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维持统治。例如，通过笼络、赏赐、任用汉族官员来安抚；同时，也保留一部分满族官员来制衡汉臣；更重要的是，通过制造和利用汉族内部的矛盾，以及利用外部压力（如列强）来转移国内矛盾。例如，清廷在甲午战争后，大力提倡“满汉一家”，同时又对地方大员加强了监视和控制。
5. 经济民生的困境： 晚清社会最大的问题是贫困和民生凋敝，这虽然是革命的土壤，但对普通民众而言，生存是第一位的。大规模的革命需要巨大的成本，而普通民众往往难以承担。革命的诉求，从最初的“恢复汉唐”，到后来的“民族革命”，再到“共和革命”，其内涵也在不断深化，也需要社会共识的形成。
6. 辛亥革命的“偶然性”与“必然性”： 辛亥革命的爆发，最终是由武昌起义这样一个“偶然”事件引发的。这个事件的爆发，与革命党人在新军中的渗透、清廷内部的矛盾激化、以及地方官员的态度等因素有关。但这个“偶然”是建立在长期积累的各种矛盾和力量基础之上的。1911年，清廷推行的“铁路国有化”政策，激化了地方势力和民众的矛盾，直接导致了四川保路运动，成为了点燃全国革命的导火索。许多原先观望的汉族地方实力派，在这种情况下，才真正倒向了革命。
总结
晚清汉人掌握兵权和地方大权，确实为革命提供了潜在的力量，但革命的爆发是一个复杂而漫长的过程。民族主义情感的觉醒、革命思想的传播、革命党自身力量的壮大、清廷的腐败和失误，以及社会经济的危机，共同催生了推翻满清的可能性。而汉族地方实力派的态度转变，则是在多重因素的推动下，最终将这种可能性转化为现实。直到1911年，当清廷的统治摇摇欲坠，且其政策触犯了地方实力派的利益时，这些掌握兵权和地方大权的汉族官员才真正成为推翻满清的决定性力量。
汉人兵权与地方大权：历史的演变与局限
要理解为何汉人掌握了兵权地方大权但革命迟迟未到，我们首先要回溯一下这段历史。
太平天国运动的教训： 晚清初期，面对如日中天的太平天国起义，清廷不得不依靠汉族地主阶级组建的团练和地方武装来镇压。曾国藩的湘军、李鸿章的淮军等，都是由汉族官员统领、以汉族士卒为主的军队。这些军队在平定太平天国、捻军等叛乱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客观上让清廷不得不放权给汉族官僚。
洋务运动的推动： 为了应对西方列强的挑战，清廷推行洋务运动，创办新式军事工业和海军。这些新式军队的组建和管理，也主要由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汉族大臣负责。他们掌握了相当一部分陆军和海军的指挥权，以及负责对外谈判、采购军火等实际权力。
地方势力的崛起： 随着中央权威的相对削弱，以及镇压各地起义的需要，地方督抚的权力被空前放大。尤其是那些负责军务和财政的地方大员，逐渐形成了拥有强大地方实力的“封疆大吏”。这些大吏中，汉族官员占据了绝大多数，他们不仅掌握了地方的军事力量，还拥有对地方行政、经济的决定权。
然而，汉人兵权与地方大权的掌握，并非等同于反清的实力基础，这里面存在着几个重要的局限性：
1. 忠诚的困境： 尽管汉族官员和军队在实际操作层面拥有权力，但他们名义上依然是清朝的臣子。他们的权力来源于清廷的授予，一旦清廷能够有效控制，或者他们认为推翻清廷的代价过大，他们就有可能维持现状。曾国藩、李鸿章等湘淮系大员，其思想本质上仍然是维护清朝统治的“中兴名臣”，他们的效忠对象是“国家”（以清朝为代表），而非单纯的汉民族。
2. 实力分散与派系林立： 尽管汉人掌握了兵权，但这些军队和地方势力并非铁板一块。湘军、淮军，以及后来的北洋新军，各自有其独立的系统和利益，甚至相互之间存在着竞争和制约。这种分散的力量难以形成统一的反清合力，反而可能被清廷利用来相互制衡。
3. 对革命的警惕： 许多掌握实权的汉族官僚，尤其是经历过太平天国运动残酷性的官员，对大规模的社会动荡和革命存在天然的警惕。他们更倾向于在现有体制内寻求改革，而不是彻底推翻。他们担心革命会带来无政府状态，损害他们辛苦建立起来的统治秩序和个人利益。
为何迟迟不推翻？更深层的原因
除了上述对汉人掌握实权的分析，还有更深层的原因解释了为何革命未能提前爆发：
1. 民族主义的觉醒与传播： 晚清时期，民族主义的情感并非一开始就如此强烈和普遍。虽然“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是革命党的核心口号，但这种口号的深入人心需要一个过程。许多汉人，尤其是精英阶层，在接受西方思想和接触到“国家”概念之前，其认同更多地是基于家族、地域或文化。满清虽然是统治者，但其统治已经绵延数百年，很多汉人已经习惯了这种“胡汉杂居”的统治模式。反清的民族主义情绪，主要是在革命党人的宣传、清廷的腐败以及列强的侵略刺激下才逐渐高涨。
2. 革命党的力量尚弱： 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等革命组织，虽然提出了先进的革命理念，但其力量在晚清早期相对薄弱。他们的组织松散，资金匮乏，在军事和政治上的影响力有限。他们更多的是依靠海外华侨和国内的零星起义来吸引支持。他们需要时间来发展组织，传播思想，并找到合适的时机。
3. 改革派的阻碍与内部矛盾： 晚清后期，除了革命党，也存在着大量的改革派。他们希望通过渐进式的改革来挽救清朝，例如戊戌变法。虽然戊戌变法失败了，但许多士大夫仍然希望通过立宪等方式来改变政治格局。这些改革派在一定程度上分流了社会力量，也使得一部分原本可能转向革命的人留在了体制内。清廷后来推行的“预备立宪”，虽然带有欺骗性，但客观上也为改革派提供了一个施展的空间，减缓了直接推翻的紧迫性。
4. 清廷的“分化”策略与对汉臣的控制： 清廷也并非坐以待毙。他们深知汉臣手握重权，因此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维持统治。例如，通过笼络、赏赐、任用汉族官员来安抚；同时，也保留一部分满族官员来制衡汉臣；更重要的是，通过制造和利用汉族内部的矛盾，以及利用外部压力（如列强）来转移国内矛盾。例如，清廷在甲午战争后，大力提倡“满汉一家”，同时又对地方大员加强了监视和控制。
5. 经济民生的困境： 晚清社会最大的问题是贫困和民生凋敝，这虽然是革命的土壤，但对普通民众而言，生存是第一位的。大规模的革命需要巨大的成本，而普通民众往往难以承担。革命的诉求，从最初的“恢复汉唐”，到后来的“民族革命”，再到“共和革命”，其内涵也在不断深化，也需要社会共识的形成。
6. 辛亥革命的“偶然性”与“必然性”： 辛亥革命的爆发，最终是由武昌起义这样一个“偶然”事件引发的。这个事件的爆发，与革命党人在新军中的渗透、清廷内部的矛盾激化、以及地方官员的态度等因素有关。但这个“偶然”是建立在长期积累的各种矛盾和力量基础之上的。1911年，清廷推行的“铁路国有化”政策，激化了地方势力和民众的矛盾，直接导致了四川保路运动，成为了点燃全国革命的导火索。许多原先观望的汉族地方实力派，在这种情况下，才真正倒向了革命。
总结
晚清汉人掌握兵权和地方大权，确实为革命提供了潜在的力量，但革命的爆发是一个复杂而漫长的过程。民族主义情感的觉醒、革命思想的传播、革命党自身力量的壮大、清廷的腐败和失误，以及社会经济的危机，共同催生了推翻满清的可能性。而汉族地方实力派的态度转变，则是在多重因素的推动下，最终将这种可能性转化为现实。直到1911年，当清廷的统治摇摇欲坠，且其政策触犯了地方实力派的利益时，这些掌握兵权和地方大权的汉族官员才真正成为推翻满清的决定性力量。
网友意见
这种问题没意思
你都知道是清晚期
这大清又不是到了，1911就自动完蛋了。
他的完蛋就是建立在各地区武装被汉人掌握，甚至中央军也被汉人掌握之上。
他才会完蛋。
是想一下，如果到1911，大清主力还是全国300多万的旗人，还可能有什么辛亥革命吗？
政治的本质是共识、妥协、合作而不是一味武力威胁。显而易见当时清朝已经没有力量威胁地方了。
清朝能够建立是因为清朝能够在汉地缓和矛盾提供解决方案，而不是汉人战五渣好欺负。
晚清推翻清朝，可以呀！
然后怎么办呢。
A觉得我应该废除皇权搞总统制。
B觉得我们应该搞共和制。
C觉得我们暂时不适合废除帝制，应该找大明皇帝子孙搞立宪。
D觉得大明朝虽然是最近的汉族朝代，近但大明是个垃圾，应该找大唐子孙。
E觉得汉朝才能代表汉族。
ABCDE都可行，但是谁也说不服谁，且A内部又分为A1A2A3A4A5…等无数方案，BCDE同样如此，怎么办？
吵来吵去什么事都办不成，咋办？
只有继续支持大清，大家更容易达成共识，继续合作。直到载沣搞皇族内阁，大家终于忍无可忍。
而民国38年来，中国人始终未能建立共识，连清末的低效率发展都做不到，不断内耗、衰落。
第一，当时的满人朝廷还握有很多汉人触及不到的利益。
其次，朝廷已经让渡了很多利益给南方的新军阀。
第三，南方军头之间互相有矛盾，需要一个中央开调和。
第四，二百年朝廷笼络了许多人心，威信还在。
同治年间，之所以没有大的改革，根本原因就是朝廷内部在互相扯皮。满汉之间的矛盾，中央与地方的矛盾，地方之间的矛盾。最终完成了几十年停滞不前的局面。在中法战争中就已经显露出落后的危象，但是朝廷各派系宁可内斗，也不愿改革。因为涉及到利益分配。直到甲午战败，朝廷才下定决心，摈弃内部矛盾，开始新政。改共和，建新军。
朝廷的绝唱堪称明智。亡羊补牢，为时不晚。也是本朝得以继承清国大部分基本框架的根基所在。
若当时朝廷处置不当，引发满汉战争，或军阀叛乱，后果难料。
就算唐代藩镇最乱的时代，也极少有藩镇想去推翻唐廷。某个藩镇要动手，信不信其他的藩镇先把你灭了。
晚清情况不比藩镇，对内的控制力根本不如藩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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