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北洋政府在中国历史上具有怎样的意义?

回答
北洋政府,这段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篇章,它不仅仅是一个政权的更迭,更是一段充满矛盾、挣扎与变革的复杂时期。理解北洋政府的意义,需要我们剥去“军阀割据”的标签,深入探究其在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多个层面的影响,以及它如何为后来的中国政治格局埋下了伏笔。

一、 政治的真空与过渡:辛亥革命后的复杂局面

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但并没有建立起一个稳定、统一的中央政府。袁世凯作为革命的“功臣”,在政治舞台上扮演了关键角色。北洋政府的出现,本质上是辛亥革命后,中国政治权力真空下的一个过渡产物。

从共和到复辟的摇摆: 北洋政府的初期,在袁世凯的领导下,一定程度上延续了革命的共和体制。然而,袁世凯对权力的渴望,最终导向了称帝的闹剧,这不仅是对革命的背叛,也暴露了当时政治精英的局限性。袁世凯的倒台,留下了更大的政治真空,也为后续的军阀混战埋下了伏笔。
“无政府”状态下的权力分散: 袁世凯死后,北洋政府的权力迅速分散,演变为以皖系、直系、奉系等为代表的各大军阀派系轮流掌控中央政府的局面。这种“无政府”状态,虽然听起来负面,但从另一个角度看,也意味着中央政府的权威被极度削弱,地方势力得以发展,为后来一些地区性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变革提供了空间。
法律与宪法的尝试: 尽管军阀混战不断,但北洋政府时期也并非完全没有制度建设。期间曾颁布了《中华民国宪法》(1923年)等一系列法律,虽然这些法律的实际效力常常受到军阀政治的掣肘,但它们至少标志着中国在向现代法治国家迈进的道路上做出的努力。这些尝试,为后来的宪政建设积累了经验和教训。

二、 经济的转型与挑战:近代工商业的萌芽与发展

在政治动荡的背景下,北洋政府时期的经济也呈现出复杂的局面,既有发展机遇,也面临严峻挑战。

民族工商业的“黄金时期”? 许多历史学家将北洋政府时期,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19141918),视为中国民族工商业的“黄金时期”。战争期间,欧洲列强无暇东顾,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难得的喘息机会。涌现出大量新企业,轻工业(特别是纺织、面粉、烟草等)发展迅速,实业救国思潮兴起。
战争的破坏与财政的困境: 然而,这种发展并非坦途。军阀混战、征兵、筹饷,给国家经济带来了巨大的破坏。地方军阀为了维持自己的势力,常常滥发纸币,导致通货膨胀,严重扰乱了经济秩序。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也高度依赖税收和借款,尤其是向外国列强的巨额贷款,使得中国在经济上进一步受制于人。
交通与基础设施建设: 尽管财政困难,但一些军阀出于军事和经济的需要,也推动了一些交通和基础设施建设,例如铁路、公路的修建。虽然这些建设带有明显的军阀各自为政的色彩,但客观上也促进了商品流通和区域经济的发展。

三、 文化的觉醒与碰撞:新思想的传播与旧观念的挑战

北洋政府时期,是中国思想文化发生剧烈变革的时期,“新文化运动”正是在这个背景下蓬勃发展。

新文化运动的阵地: 北洋政府虽然政治上腐败,但其对言论的相对宽容,为新文化运动的开展提供了空间。以《新青年》杂志为代表的文化阵地,高举“民主”与“科学”的旗帜,猛烈抨击旧思想、旧道德,提倡白话文,开启了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重要变革。
东西方文化的碰撞与融合: 西方思想、文化、科学技术通过各种渠道涌入中国,与中国传统文化发生激烈的碰撞。这种碰撞一方面带来了对传统文化的质疑和反思,另一方面也催生了对中华文明精华的重新认识和挖掘。
教育的初步发展: 政府也对教育进行了一些改革,例如建立更多的学校,推广新式教育。虽然教育资源的分配不均,教育质量参差不齐,但为培养新式人才提供了平台。

四、 外交的屈辱与抗争:主权独立的艰难维护

在国际舞台上,北洋政府的外交充满了屈辱,但也孕育着人民的抗争。

巴黎和会的失利与五四运动: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国作为战胜国,却在巴黎和会上未能收回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将之转让给日本。这一外交上的重大失败,直接引发了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五四运动不仅是一场学生爱国运动,更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思想启蒙运动,它标志着中国人民,特别是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开始觉醒,并积极参与到国家命运的塑造中。
对日政策的摇摆与“五国铁路”协议: 北洋政府在对日外交上,常常在屈服和妥协之间摇摆。例如,段祺瑞政府时期曾与日本签订了“五国铁路”协议,出卖了中国铁路权益。这些行为激起了民愤,也加剧了人民对政府的不满。
对苏外交的初步接触: 在与西方列强关系紧张的同时,北洋政府也开始尝试与新生的苏维埃俄国进行接触,这为后来国共合作的出现埋下了伏笔。

北洋政府的意义总结:

北洋政府的意义,绝非简单的“罪恶”或“无能”。它是一个承前启后的复杂时期,其贡献与弊端同样突出:

政治上的意义: 它是辛亥革命后,共和体制走向成熟过程中的一个不稳定过渡。它暴露了辛亥革命未能彻底解决的政治权力结构问题,为国民党最终能够统一中国提供了历史的“参照系”和“经验教训”。同时,军阀割据的局面也促进了地方的自主性和多样化发展,为后来一些地方的经济文化繁荣提供了基础。
经济上的意义: 它见证了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初步崛起,虽然发展受到战争和政治动荡的影响,但为后来的工业化奠定了基础。对交通和基础设施的有限投入,也对商品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
文化上的意义: 它是中国近代思想文化最活跃的时期之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极大地冲击了旧的文化传统,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奠定了思想基础,并为后来的文化发展开辟了道路。
外交上的意义: 它是一段充满民族屈辱的历史,但同时也激发了中国人民更强烈的民族意识和爱国热情。五四运动的爆发,标志着中国人民的觉醒,开始以更加自觉和主动的方式参与到国家民族的命运中。

总而言之,北洋政府时期,中国在政治上经历了从共和到军阀割据的动荡,在经济上开始了工业化的初步尝试,在文化上迎来了思想的解放,在外交上则承受着屈辱与抗争。它是一个充满矛盾与挑战的时代,但正是这种矛盾与挑战,推动着中国社会在剧痛中前进,为后来的革命和发展,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和深刻的教训。它的存在,是中国近代史不可或缺的一环,理解它,才能更深刻地理解中国革命的必然性与复杂性。

网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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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段带有明显过渡色彩的时期。

西夷来犯之前的旧中国人,如果一定要具备一种政治信仰的话,那么,只能是纲常名教,伦理道德。而这种政治信仰的核心,是皇帝。

没有了皇帝,所谓忠、孝,便也没有了安放的地方。

但这种延续了几千年的惯有思维模式,在洋大人的坚船利炮之下,被彻底摧毁。他们带来了新的社会思维,新的国民信仰,新的宗教,新的政治。

甲午惨败之后,严复将一盘叫做《天演论》的烩菜端上了历史的餐桌。这是一种耳目一新的思想,书中所强调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思维,极大的刺激和影响了中国上层社会精英们的大脑。

若是按照《天演论》的理论,当时的中国人,处境显然大大的不妙。政治制度不如人,科技发展不如人,经济结构不如人,军事力量不如人。

中国,正面临着被淘汰的命运。

于是,有人说了,既然人家的民主制度那么好,咱们借鉴过来就好了嘛。

变革者坚信,民主制度是经过了西方各国考验的,它是可靠的,是优良的,可操作性强的新型政治制度。

中国的民主进程,由此跌跌撞撞的开始了他的路。

康有为那一伙人奉行保守的变革,主张君主立宪,他们失败了;孙中山那一帮人,主张激进的变革,他们颠覆皇权,要求进行彻底的革命。他们成功了。

可是,到了民主制度开始运作的时候,麻烦却来了。

国人不懂选举,国会和总统选举起来仿佛一场闹剧;国人更不懂政党政治,很多人把政党理解为占地盘抢军队;国人不知道议会如何操作,不知道国会、内阁、总统到底谁说了算,政令频发,朝令夕改。后来,两位外国顾问:美国的古德诺和日本的有贺长雄,都曾悲观的认为,现下的中国不适合共和制。

也就是在这种时候,袁世凯上台了。

袁世凯做临时大总统之初,对宪政还是相当尊重的。国会选举他没有干预,也没有利用自己的资本支援自己支持的政党。但是,在国民党成为国会第一大党之后,他立刻陷入步履维艰的境地。当时的中国,遍地民军,遍地军政府,土匪、帮会横行,中央政府无法统一财政,地方也无法整顿,而国会整天吵吵嚷嚷,政府一样事情都做不成。

于是,袁世凯动武了。

大军至,国民党势力土崩瓦解,袁世凯在国会动用手段,居然真的让这个国民党人占据多数的国会,选举他做了正式大总统。国会吃硬不吃软的现实,逼着袁世凯不得不重走独裁的老路。

最初,袁世凯和他的政府,确实尝到了一些独裁带来的甜头。秩序逐渐稳定,改革开始缓缓前进,一些非北洋系的军人也被收编,国家财政收入开始有了起色。但他没有料到,他遇到了日本二十一条事件。这次失败的谈判大大降低了袁世凯和他的北洋政府的公信力,民怨沸腾,精英不满。

但袁世凯却接着错了下去。他称帝了。

想要评价袁世凯很难。他是否有过施政理想,我们不知道。他复辟当了皇帝,这是事实。是不是出自他个人野心的行为,他没有说,我们也不知道。但要注意,他会这么做,并且还能成功,说明在当时,这种做法肯定有它的土壤。

革命之后,民主来了,但老百姓惊讶的发现,民主并没有报纸上宣扬的那么好,治安反而更乱,生活也依旧没有改善,政府进行的一系列社会改革,引起的骚乱反而比它带来的实惠更大。民犹是也,国犹是也,无分南北;总而言之,统而言之,不是东西。

在这种时候,一些遗老遗少——也称不明真相的群众——对皇权的怀念和向往,就成了理所当然的事情。

1915年十二月,袁世凯称帝。但是,尽管有了遗老遗少的支持,那个时代的中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们,却仍然模模糊糊的认为,这是走老路,是不对的,既然已经改革,就应该继续坚定的走下去。因此,虽然袁世凯的称帝得到了少部分人的支持,却得罪了掌握话语权的精英和武人。于是,这个称不上有多高明的政治行为,给了各地军阀讨伐他的借口。

袁世凯的结局,就像东汉末年首先称帝的袁术,在各路诸侯的声讨之下,忧郁而死。

后世所说的北洋军阀政府,从1912年到1928年,差不多十六年时间。这段时期大体划分一下,袁世凯四年,段祺瑞四年,曹锟、吴佩孚四年,张作霖四年。几位大总统,几乎全是武人。

这十六年,是一代不如一代的十六年。

袁世凯的民国元年,学校得到了相当大的自由,社会言论较为开放,对于一些报纸的批评,袁世凯也只能忍着。这个时候的政府,大有新朝初立政治开明之意。

到了皖系上台,开始操纵选举,结果弄出来一个安福国会,政治黑暗。

轮到直系出头,居然公开贿选,政治越发黑暗。

接下来的奉系,干脆连代议制机关都没有,言论自由被封杀,学校也被接管,轰动一时的知名记者邵飘萍和林白水,都死于奉系之手。奉系北洋政府,是彻彻底底的军政府。

本质上来说,北洋时代跟中国其他历史时代出现的军阀统治时期几乎没有区别,都是唯力是恃,武力崇拜。

但是,这一时期又和东汉末年曹操董卓们不同。这时候的中国,已经开始向西方世界体系迈出了艰难的一步,军阀统治无论在手法上与古人有多么相似,也摆脱不了现代性的印记。

这是处在变革期的中国,所必然要经历的伤痛。这个时期的每位有识之士,都在思索能够安定局面的“根本解决办法”。

为了安定和长治久安,甚至更狂言一点,为了让中国恢复往日荣光,雄霸天下,各路人士在中国实验了各种可能性。搞过联省自治,想要联邦制,原本也是一个不无见地的设想,最后却以失败告终,陈炯明等人的行动也一直被人诟病;想要全民民主,却受限于中国普遍惨痛的民智,变成了被少数人操纵的民主;袁世凯甚至还实验过君主立宪制,其结果却是被群起而攻之。

直到TG进入毛时代,这一问题才得到了回答。他们改革了军制,确立了现代军队体系,使得军阀割据的可能性被大大降低;他们基于中国惨痛的民智,提出了精英民主办法,使得有限的民主在中国成为可能。

当然,后来的事,都是后话了,我不说,你懂的。

所以,我对北洋政府的看法是,这是一个实验失败所导致的产物,是在中国内忧外患下硬逼出来的一个怪胎。它确实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但它注定不可能成功。

到此,我的答案就结束啦,通篇看了一下发现有点词不达意,不过我暂时想不出要改动的字句,所以先这样吧。如有谬误,敬请指摘。

最后,谢

@李嫑嫑

君邀请(这题目好大啊我思索了半天才敢写,好怕被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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