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2021年浙大 “求是杯” 获奖感言事件?
事件的背景：
“求是杯”的性质： “求是杯”是浙江大学一项重要的学生科技创新创业竞赛，旨在鼓励学生将理论知识应用于实践，培养创新能力和团队协作精神。获奖通常意味着项目质量高、创新性强，是学生在学术和科研方面的重要荣誉。
2021年的特殊时期： 2021年正值新冠疫情的持续影响下，很多活动和交流都受到限制，学生们在科研和创新方面付出了更多努力。因此，对于“求是杯”的重视程度可能比往年更高。
颁奖典礼的庄重性： 获奖感言作为颁奖典礼的重要环节，通常是学生表达感谢、分享心得、展望未来的重要机会，也是学校展示学生风采的窗口。
事件的发生经过和主要内容：
虽然具体获奖项目和团队众多，但引发争议的核心往往集中在某个或某几个团队的获奖感言内容上。根据当时的媒体报道和网络讨论，大致可以归纳出以下几个关键点：
1. 获奖项目本身： 通常获奖项目会涉及科学、工程、人文社科等多个领域。如果某个项目本身存在争议（例如，技术上被质疑缺乏原创性、实际应用价值存疑等），那么其获奖感言更容易被放大审视。
2. 感言内容被指“不实”或“夸大”： 这是最核心的争议点。部分评论认为，某些获奖团队的感言过于夸张，对项目的难度、创新性、对社会的贡献等方面进行了不符实际的描述。例如：
过度的自我拔高： 将项目描述成“划时代”、“改变世界”之类的宏大叙事，但实际项目规模和影响力并未达到这种程度。
隐瞒关键信息或存在误导： 可能没有提及项目的局限性、未完成的部分，或者将团队成员的作用进行不恰当的排序或强调。
团队成员贡献分配问题： 有时会牵扯到团队内部成员的贡献问题，例如感言中突出某些成员，而忽略了其他关键贡献者，或者对项目“灵魂人物”的界定存在争议。
3. “导师功劳论”： 另一类常见的讨论是，感言是否充分感谢了导师的指导和贡献。有些感言可能过于侧重学生自身的努力，而对导师的“点拨”、“支持”一带而过，这在一些人看来是对导师辛勤付出的不尊重，也可能反映了学生对导师角色的认知偏差。
4. 校方和评选机制的审视： 事件的发生也引发了对学校评选机制的质疑。人们会问：
评委们在评选过程中是否充分了解了项目的真实情况？
获奖感言的审核流程是否足够严格？
学校在鼓励学生创新时，是否也需要引导学生保持谦逊和务实的态度？
5. 网络舆论的发酵： 作为信息传播广泛的时代，一旦出现争议点，往往会在社交媒体（如微博、知乎、校园论坛）上迅速发酵。不同立场的观点会激烈碰撞，形成网络论战。
不同的看待角度和观点：
对于这起事件，可以从多个角度进行解读：
支持学生角度：
表达自信和激情： 学生在年轻气盛时，表达对项目成果的自豪和对未来的憧憬是很正常的，获奖感言是他们展示自信和激情的舞台。
鼓励和激励作用： 适度的夸张有时也是一种自我激励和激励团队的方式，有助于他们继续前进。
对细节的过度解读： 有些批评可能过于苛求细节，忽略了感言的整体意义和学生在背后付出的努力。
导师指导的含蓄表达： 有时感谢导师的方式是含蓄的，不一定非要直白地说“谢谢导师”。
批评者角度：
浮夸之风和学术诚信： 批评者认为，夸大项目成果和贡献是一种不诚实的行为，不利于营造健康的学术风气，甚至可能涉及到学术造假。
缺乏感恩和谦逊： 对导师和其他帮助过自己的人缺乏足够的感谢，或者过于强调个人能力，显得不够谦逊。
误导公众和低估竞争对手： 不实的描述可能误导学校管理者和公众对项目价值的判断，也可能对其他真正有价值的项目造成不公平。
暴露了教育的某些问题： 一方面是学生在价值观塑造上的不足，另一方面也可能是教育过程中对学生“成功学”的过度灌输，导致他们过分追求“高大上”的叙事。
中立/分析角度：
教育的常态化挑战： 这种事件在各类评比和奖项中都可能出现，是教育过程中需要不断反思和改进的环节。
平衡自信与谦逊： 如何在鼓励学生自信的同时，培养他们的谦逊品德和实事求是的态度，是教育的重要课题。
媒体和公众的责任： 媒体和公众在看待这类事件时，也应保持理性，避免过度放大和网络暴力，同时也要对不实信息保持警惕。
评选机制的完善： 学校应不断优化评选流程，确保公平公正，并加强对获奖者在言行上的引导和教育。
事件的影响和启示：
对学生的影响：
促使学生反思自己在表达感谢和描述成果时的态度。
提升了学生在学术交流中的规范意识和沟通技巧。
提醒学生要保持谦逊和感恩的心。
对学校的影响：
促使学校反思其评选机制的公正性和透明度。
加强对学生价值观和学术诚信的教育。
思考如何更好地引导学生在公开场合的言行。
对社会的影响：
引发了对当前教育模式下学生价值观培养的广泛讨论。
提醒社会各界在评价青年学子的成果时，应保持客观和理性。
总结来说，2021年浙大“求是杯”获奖感言事件是一起由学生获奖感言内容引发的争议事件。它不仅仅是关于某几个学生的言论，更触及到了学术诚信、感恩品德、教育导向以及社会舆论等多个层面的问题。通过对事件的深入分析，可以为教育者、学生和整个社会提供重要的反思和启示，以期更好地培养有才华、有品德、有担当的下一代。
需要注意的是，由于我无法获取事件发生时最详尽的原始信息，以上分析是基于对类似事件的普遍认知以及可能引发讨论的常见原因进行的概括。具体事件的细节可能因不同报道和个人记忆而有所差异。
网友意见
=========2021年5月31日更新=========
这两天有不少学弟妹让我介绍一下浙大的辩论圈到底发生了些什么事情，为啥会闹成这个样子，我这里以我了解到的信息做一些介绍。
一、浙大的辩论环境
对浙大这个辩论环境，大家要有一个宏观的认识：
军阀混战
什么意思呢？浙大辩论环境不同于南审、武大等学校那样，有一个强有力的权威组织带着，浙大的辩论力量是分散在各大院系、组织的队伍当中的。以最强的口才协会（以下简称“口协”）为例，这个队伍成立了长达32年，比浙大求是杯校赛的历史还要长1年，比国辩的历史还要久远。到现在，浙大光是校级辩论组织就有三个，分别是校队、口协和求是辩论社（以下简称“求辩”）。
校队由于历史遗留问题和环境的原因，实力在各大院队当中并不突出，因此话语权不强，召集各队伍开会的时候经常是被围殴的那一个。此外，由于校队的队员主要来自各大其他队伍，而各大队伍的利益错综复杂，有很多纠缠不清的矛盾，因此校队在各个队伍之前很难取得平衡。历史上曾经有多位队长和教练曾经试图系统地提升校队水平、调停各方矛盾，结果或者差强人意，或者以失败告终。
这样的军阀混战格局有利有弊。其好处在于打破了垄断，所有队伍都可以相对平等地得到纳新、办赛、拉内训甚至参加外赛的机会，据我所知到目前为止曾经顶着浙大名义出去打外赛的队伍至少有校队、口协、求辩、丹青、蓝田五个队伍，而且这五个队伍都是拿到官方认可才出去打比赛的，这在其他学校是不可想象的。
在这样的环境下，辩手可以相对平等地得到发展机会，避免了少数权贵以权谋私、近亲繁殖、压制异己的可能性。但弊端在于，由于缺少大家普遍认可的权威机构协调，因此在面对一些需要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情况的时候，整个学校很难把所有优势资源压到一个点上去，例如在参加打比赛的时候，很难集中全校最强的一批辩手组队上去打。这个问题其实其他学校也存在，但浙大这个环境会把这个弊端无限放大。
有了以上这个基本的认识之后，大家才能理解为什么汪洋一定要搞改革，并且为啥一定会和其他领导产生矛盾。
二、本次的矛盾的爆发经过
这一次之所以汪洋会和浙大校队闹翻，主要原因来自于汪洋的改革主张。
在汪洋之前，校队的队长是孔令航。孔令航这个妹子我没啥恶感，她辩论水平和战绩都不错，但她在任期间有一件事惹了很大争议，就是在校队纳新中，各个院系队伍招进校队的人比例严重不均衡。而汪洋本人就是某支“大户”队伍出身，所以汪洋是站在既得利益者的位置上主动要求改革，这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
这里我客观地评价一下孔令航队长选人这件事。我们一般认为，“任人唯亲”这件事是个不好的事情，但我得说两句公道话，有时候这种选人策略也是无可厚非。因为前文我们讲过，浙大的辩论环境是军阀割据，所以各个队伍之间不仅利益和矛盾错综复杂，辩手的水平、思路和风格也相差很多，出身不同的队员混合组队的沟通成本非常高，这个时候大量选用来自同一体系的队员可以大幅度降低内耗，对于提升备赛效率和战绩有显著的功效。
而在汪洋这个时候，浙大校队的选人策略并没有带来好战绩，继续维持这种不均衡的招人策略已无必要，校队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已经变成了要协调各个院系队伍的关系，从而为自己争取更多校内的资源支持。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汪洋等人提出了改革的主张。
汪洋的改革主张分三个部分：
①确立公平的选人策略，防止某一院队一家独大的情况，具体表现在设置队员的积分制度，这个基本是借鉴自南审；
②完善内训体系，撰写《浙江大学辩论发展培训手册》，这个手册由老乔带头、汪洋等人操刀，在汪洋退队之前就写好了；
③对外开放，鼓励校内辩手走出去。
这个改革其实也没啥问题，就是一个很正常的改革，甚至连“激进”都算不上。但可能是浙大辩论圈流年不顺吧，很多必然和偶然的矛盾在这个节骨眼上爆发了，彻底毁了这次改革，从此浙大校队一蹶不振直到今天。
三、本次矛盾的爆发点及原因分析
这里需要科普一下zjtt所谓的“6月20日”事件。2019年6月，汪洋拿出了一套改革方案，写成一个本子交付副队长们讨论，得到一些修改意见，汪洋基本上悉数修改了，然后又把修过的本子发给副队长们看，这次没收到什么意见。汪洋拿不准，就在20号把改革方案的本子发给了时任校队教练的杨亮老师。
按理说这都是很正常的操作，但不知道消息是怎么传的，到老一届队长团这里就成了“汪洋搞独裁”一说，说他甩开副队长、强行推改革。我推测这个传播过程中有重大的信息偏差，可能存在小人上眼药。最后，孔令航带着多个副队长找杨老师反映这个情况，杨老师表示发生肾么事了？根据zjtt的说法，这天晚上“有很多学长四处找看不惯汪洋的人说好话”，但“汪洋坚持不妥协，声称不当队长就退校队”。这我就感觉很纳闷：①汪洋在浙大辩论圈的人缘不错啊，怎么会出现很多“看不惯汪洋的人”？②如果看不惯汪洋的人这么多，为啥我后来请校队低年级队员吃饭的时候，大家的意见主要都是支持汪洋改革的？③既然矛盾已经如此白热化，怎么还会出现你所说的后续“寻求妥协、求他回来当副队长”的剧情？难道都指责他独裁了，还要他来干副队长？
总之在这件事之后，校队领导班子和汪洋直接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汪洋选择退队。
之所以这件事会莫名其妙地发展到这一步，我认为就事论事地谈，有三个原因：
第一个是双方的主要领导人，包括孔令航和汪洋，在处理管理问题上都缺乏必要的经验和手腕。先说孔令航，如果要把汪洋作为继任者，那么和继任者之间的直接沟通和交接是需要花时间的，这样的话老一届领导班子的一些思路可以批判地继承到新一届。再说汪洋，汪洋这个老弟我感觉属于比较偏技术专家型的人才，对一个“继任者”有哪些雷区了解得不透彻，感觉有一个完整的方案就可以推行了。但一个好的改革需要去拉拢一大批支持者，像汪洋这种改革虽然得到了年轻一届的认可，但老人认不认，你还没搞清楚，这个时候急着推行，就会导致两个后果：一个是自己成了光杆司令，啥活都得自己干；第二个是让老一届领导忌惮，这一点看古代皇帝和太子之间的那些破事儿就理解了。
第二个是信息传播中的误差。我极其怀疑，在这个所谓的620事件中，有人在刻意两面撒谎、挑拨是非，一边和孔令航讲汪洋怎么独断专行，另一边和汪洋讲孔令航怎么恶人先告状。为什么我会怀疑这种事情？因为近期我在其他一些组织遇到过这样的人，他们在给手下的学生组织开会的时候，和A说B对你意见很大，和B说A对你意见很大，我在门口听到之后直接冲进门把他骂了一顿。这种小人作祟的情况未必离我们很远，防范之心不可无。
然而这还都是直接原因，这件事的根本原因在于，在浙大辩论界这个军阀混战的大局面没有打破的情况下，整个队伍无法被充分团结起来，队员的个人目标和组织的整体目标难以实现激励相容。很多人遇到实际冲突的时候，第一反应不是怎么力排众议、把这个队伍的改革推行下去，而是计较“谁在窃取我们的蛋糕”、“谁在僭越我们的权力”。这也无可厚非，但遇到这种利益冲突的时候，也缺乏一个有效的机制去调停。于是很多问题就像堤坝里的蚁穴，乍一看看不到，但一旦出问题则后果不堪设想。
四、如何解决这种问题
在具体谈浙大辩论界出路这方面，我实在不想再去一遍遍重申“公平竞争”、“内训公开”、“资源共享”这些老生常谈的事情了，因为大家其实都知道有些事情应该做，我想讲点儿别人没提到的。
第一个需要做的事情，是搞清楚到底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
这一段我需要多花些篇幅写一写。这两天的舆论风波当中，我看到了一种我最不想看到的言论，就是把批判的矛头简单地指向校队、口协、丹辩这些组织或者孔令航、汪洋这些具体的人。我认为这是抓错了矛盾，把批判变成了个人恩怨的简单宣泄，不可取。辛亥革命把溥仪赶下了台，但溥仪不是我们的敌人，在溥仪背后的那些鱼肉人民的官僚、买办和殖民者，以及其背后的君主专制和帝国主义才是敌人。把推到前台的这几个人打倒，不仅毫无意义，而且会滥伤无辜。
首先，校队（至少是校队现任的队员）不应该成为批判的对象。因为他们也很无奈啊，整个圈子都是青黄不接的，校队的队员也面临无米之炊，你还要他们怎样？你让校队的人开放资源，人家也没有资源啊，每年暑期能搞个大佬内训营就不错了，而且这个营还是开放的。你说校队水平拉胯，他们主力都是大二的，大三的辩手都已经寥寥无几了，怎么可能和那些世界级强队比？总不能让所有辩手都变成林正疆、黄执中那样的狂热分子，没有资源创造资源也变强。可见，校队的人不该成为批判的焦点。
第二，口协和丹辩也不该成为批判的对象。因为他们虽然连续出了好几个队长，看似垄断了不少资源，但推动改革的也是他们，例如本次获奖感言事件的发言人汪洋就是丹辩的老队员，其改革主张也得到了很多丹辩人士的支持。能做到在既得利益者的位置上主动改革自己，这已经很不错了。至于口协，根据网友反馈，2018年他们进校队仅有2个人，2019年只有1个人，对于下一届到底进校队几个人，其实他们是没有决定的能力的。可见，这两个队伍也不该成为批判的焦点。
第三，孔令航以及其所率的队长团也不该承受批判的矛头。虽然很多人说她选人上有问题，但我们上文也讨论到了，这种选人策略并非毫无可取之处，而且这两年口协和丹辩确实是强，基本常年能进校赛的决赛圈，多进几个校队真的问题不大。此外，孔令航也推动过很多实事，例如她也曾经提到过考核制度改革的构想，上文提到的《浙江大学辩论发展培训手册》也是在她的在任期间完成的。
那么到底谁是应该斗争的对象？我认为有以下这么几种人是需要格外警惕的：
第一种是借着圈子混乱，以公谋私、趁火打劫，大发“国难财”的人。这些人通过四处挑拨各个主办方、各个队伍、各个队长、各个辩手的关系，凭空制造混乱，拉低整个圈子的水平，从而自己坐收渔利。这种人相当于旧社会的“土匪”，唯恐天下不乱，但这种人在辩论这个环境中又很难辨识出来，需要辩手格外小心。
第二种是利用手上的权力或资源，通过打压辩论或者其他学生活动发展、PUA各种队伍或学生组织，实现其以公谋私甚至仅仅是满足其权力欲的人。这种人相当于旧社会的“军阀”和“买办”，是极为危险的力量，但他们又往往暂时掌握着资源和话语权，需要放长线钓大鱼，持久地进行防范和斗争。
第三种是传播错误的辩论思想、毒害年轻辩手的人。虽然我说浙大的队员不应该被苛责，但不得不说，在这届求是杯决赛中，校队队员在被盘问的时候不断打断质询方的发言、毫无基本的礼仪和规则意识，这件事是无论如何不该被容忍的。而这种打法在近期的辩论界有泛滥之势，有的所谓“国际知名辩手”甚至鼓吹“交锋环节一定要抢最后一句话”，丝毫不顾及比赛的规则限制。这种人相当于“XX徒”，一定要严加防范，以防辩手误入歧途。
第二个需要做的事情，是“学会做事”，做到“心里有数”。
虽然说校队不应该被大家鞭笞，但在近期包括这届求是杯期间发生的很多事情，让我对校队主要领导人的办事水平忧大于喜。这里提两件有代表性的事情作为例子。
第一件是校队纳新面试，队长团打算请一些学长姐回来助阵、当主考官，短信发出去之后很多人回复没时间。这个时候队里有不止一个人提出“即使人家来不了也要再发一条消息感谢一下”，结果负责人说“没必要，反正人家都不来，发什么消息？”依我看，校队在这次求是杯事件上未必丢了多少路人缘，但通过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而结了的梁子不在少数。
第二件是求是杯闭幕式，也就是汪洋发表这段暴论的现场。在汪洋发表演讲的时候，校队居然以队长为代表，全体起身离席。这是让我感觉极其离谱的一件事情，暂且不说比赛打得不好，就算汪洋和校队有矛盾，也是他和老人的矛盾，和现在正在打比赛的2018到2019级队员毛关系都没有。为了老人的恩怨和自己一时的面子，得罪这么一个富有名望，又在比赛中展示了远高于你们实力的老队员，有任何意义吗？如果是我，我可能还要瞅准机会约他吃个饭（或者蹭他们一顿饭），至于蹭上饭之后到底干什么则需要见机行事。这种事情我干过不止一次。
总之，各大辩论队的队员，乃至其他相关人士，需要学会发自肺腑地尊重每一个和你们合作的人，不管是只给个面子还是给到实惠，至少让别人觉得帮你不亏心。这才给你积累各种资源打下基础。
第三个需要做的事情，是“充分调用资源”。
这里注意，我强调的不是“共享资源”，因为校内的各个辩论队手上的资源其实并不多，实在没啥可共享的。但资源不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它需要人去争取，甚至需要人去创造。
比如说，都说浙大需要外赛机会，那么世界杯、新国辩、临潮杯是不是可以争取一下？目前头部的比赛浙大就剩一个世锦赛，而世锦赛这么一个比赛机会不可能喂得饱这么多辩手，别说打比赛，看比赛都不够看。所以，争取这几大外赛的机会是非常有必要的。
再比如，浙大辩手应该不缺乏原创能力，那么上文提到说老乔他们组织编纂了一本《培训手册》，这种手册我们积累了多少？最近李金泽刚刚讲了个讲座，内容量非常大，是否有人整理成讲义或者教材？这样的资料积累起来，完全可以形成一个原创资料库。
此外，还要充分利用校内外各种人才资源。就拿离着最近的、校内的老人说吧，像杨亮老师、卢侃博士，包括刚刚在写文章怼我的张菁桐博士，这样的老辩手我们拉拢起来了多少？那个年代的辩手，他们积累下来的东西，年轻辩手哪怕学点皮毛，都能解决不少问题。
对于浙大辩论界这个割裂的局面，我认为一时半会儿还缺少一种能统一的力量给它粘合起来。但准备工作总要做的。注意这不是要求大家用强制力去“削藩”，去把别人逼到对立面上。我们要做好的是长期的，从思想、人员到资源上的系统的准备，一旦到了可以发动改革的时候，不要再因为一些稀奇古怪的原因流产。希望“分久必合”这个预言能实现吧。
（2021年6月1日凌晨于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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