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典草案规定，未成年时遭性侵 18 岁后仍可诉，具有怎样的意义？长达数年的性侵案件如何调查、取证？
这项规定的意义首先体现在对受害者权利的充分保障。长久以来，由于未成年人身心发育不成熟，受侵犯后往往会经历恐惧、羞耻、不知所措等复杂情绪，加上施暴者的威胁利诱，许多孩子即便遭受了严重的性侵，也无法或不敢在第一时间报案。而刑法规定的追诉时效，常常会成为一道难以逾越的障碍，让本应得到法律保护的受害者，最终与公正擦肩而过。民法典草案的这项规定，打破了这种时间的藩篱，赋予了受害者一个重新面对过去、寻求救济的可能。它告诉那些曾经沉默的孩子们，无论时间过去多久，你们的痛苦依然被看见，你们的权利依然受到法律的尊重，迟来的正义，依然是正义。
其次，它也向社会传递了一个强烈的信号：对于性侵未成年人的行为，零容忍的态度是不可动摇的。法律的追诉时效，在一定程度上也容易被施暴者解读为一种“安全网”，让他们觉得只要躲过了一段时间，就可以高枕无忧。而这项规定的出台，无疑将震慑那些心存侥幸的施暴者，让他们明白，无论躲藏多久，法律的追究都不会缺席。这对于预防和减少性侵未成年人犯罪，具有积极的导向作用。
那么，对于那些长达数年甚至更久的性侵案件，如何进行调查和取证呢？这无疑是一项极具挑战性的工作，需要细致入微的耐心和专业的侦查手段。
首先，受害者回忆的收集与核实是关键的第一步。虽然时间久远，但受害者的记忆，即使模糊，也往往包含着事件的核心要素，如施暴者的身份、作案的地点、时间的大致区间、具体的侵犯方式以及当时的感受等。调查人员需要以极其温和、耐心且不带评判的态度与受害者沟通，引导他们回忆，同时要注重保护其隐私和心理健康。为了核实这些回忆的真实性，可以借助一些辅助手段，例如，如果受害者回忆起某些特定的地点或物品，调查人员可以尝试寻找当时的物证，或者通过调取当时的影像资料、报纸记录等旁证来佐证。
其次，物证的搜寻和分析是至关重要的。即使时隔多年，一些物证可能依然存在。例如，如果侵犯发生在某个特定场所，或许会留下痕迹，如DNA、指纹等。虽然这些痕迹可能已经微弱，但现代法医学技术已经可以处理非常微量的样本。调查人员需要仔细勘察现场，或者询问受害者是否保留了当时可能沾染过施暴者痕迹的衣物、床单等物品。对于年代久远的案件，可能需要动用更先进的DNA比对技术，比如通过比对家族成员的DNA数据库来锁定嫌疑人。
再者，人证的寻找与固定也同样不可或缺。虽然很多当时可能目击到情况或知道一些线索的人，可能已经时过境迁，联系不上，甚至去世，但依然有寻找和固定人证的可能性。调查人员可以尝试通过受害者提供的姓名、工作单位等信息，去寻找当时与受害者关系密切、可能知情的家人、朋友、老师、同学等。询问这些人的时候，需要注意引导，让他们回忆起与案件相关的信息，例如，受害者在事发后是否有异常表现，是否曾向他人倾诉过，或者是否曾流露过对某个人的恐惧。一旦找到可能的证人，就需要认真记录他们的证词，并尽可能让其以法律认可的方式确认证词的真实性，比如在笔录上签字确认。
此外，科学技术手段的应用在跨时性案件的侦破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例如，通过对受害者提供的时间点进行细致的地理信息系统（GIS）分析，来排查当时可能存在的监控录像覆盖区域。虽然很多监控录像保存时间有限，但对于一些关键区域，或者在一些特定的案件侦破过程中，也可能存在被长期保存的影像资料。另外，网络痕迹的分析，如果侵犯行为与网络通信有关，即使时间很久，也可能留下一些电子证据。
最后，心理侧写与行为分析也能为调查提供一些方向。虽然不能作为直接证据，但通过对施暴者可能的行为模式、心理特征进行分析，可以帮助锁定调查范围，或者在海量信息中找到更可能的目标。
总而言之，这项民法典草案的规定，是对正义的有力伸张，是对受害者的深度关怀。而对于那些跨越时间的长久性侵案件的调查取证，虽然充满挑战，但随着科技的进步和侦查手段的不断完善，法律伸张正义的决心和能力也日益增强，希望能够为那些曾经被伤害的孩子们，带去迟到的光明和慰藉。
网友意见
不太同意那些嘲讽这条规定只有象征意义的回答。这条规定是很大的进步。进步在哪里下面说。
很多人不明白的是，民法典是实体法，而不是程序法。实体法一般规定你有什么权利，而程序法规定你通过什么程序去实现这些权利。证据的问题是程序法的问题，一般不会在实体法的民法典中规定。
另外，什么样的证据有效，和如何取得有效的证据，这又是两码事。前者属于程序法的范畴，后者不属于法律范畴，而是当事人自身能力的问题。
不能把实体的、程序的、个人能力的东西混为一谈。以后二者存在问题来批判前者，是不公平的。就好比，国家规定每个考生都有考取清华北大的机会，你不能因为录取困难或考不上，就批评国家政策有问题。
先看看这条规定的面貌——民法典草案的第191条。这条基本照抄了《民法总则》第191条：未成年人遭受性侵害的损害赔偿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间，自受害人年满十八周岁之日起计算。
但考虑到民法总则本身就是民法典的总则篇，民法总则的出台就是为民法典铺路，所以照搬照抄也正常。
之所以说这条规定是很大的进步，有几点理由：1、将性侵未成年人与普通侵权区别开来，突出保护未成年人的性权利和身心健康。未成年人遭受性侵时，可能当时其尚未意识到被性侵，或者因为羞耻而不敢告诉家长，家长不能及时维权。这条规定尊重了未成年人的身心特点和现实。
2、赋予了被侵权人亲自维权的机会。在以往，一般是家长代为维权。未成年被侵权人在成年后，往往诉讼时效已经经过，即使此时维权，也可能因为时效问题败诉。而这条规定解决了这个问题。这条规定是时效起算的特殊规定，一般的时效起算规则为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损或义务人之日起。
3、在人权保护，特别是女性权益保护方面有宣示意味。考虑到现实中，性侵未成年人的对象主要是女性。所以这条规定主要保护对象也是女性。
4、在刑事诉讼途径之外，拓宽了民事救济途径。
至于取证的问题，对个人来说确实是个难题。但是考虑到大部分性侵案件，被害人家长发现后都会报案，所以这部分案件的性侵方会遭受刑事制裁，不存在取证和维权的问题。
如果个别案件的定罪证据不足，那么受害人在成年以后，民法典也给了民事诉讼的机会。民事诉讼的证明义务要远低于刑事诉讼，司法机关认为不构成犯罪的案件，不一定不构成侵权。司法机关在刑事诉讼过程中获得、保存的相关证据，也可以成为被害人维权的证据。
这意味着，被害人还有一次机会。当然，这种情况下，被性侵的未成年人家属尽快代为起诉为好。
有些没有报案的性侵案件，如果有录像等证据，也不排除被侵权人以后可以维权。考虑到智能手机和摄像头的普及，确有这种可能。
这条规定出台后，法官有机会对案件进行更深入的审理，法官也可以视情对原告进行举证指导，这对原告来说，在揭露当年的恶行、增加胜诉机会方面是重大利好。
此外，这条规定还给了被侵权人向性侵方以外的其他主体维权的机会。比如性侵发生在校园、幼儿园等场所，被侵权人成年后不仅可以向性侵方维权，还可以向上述机构维权。理由是其未尽到管理职责。
总之，民法典给被性侵的未成年受害人一次成年后维权的机会，好过什么都不做。也许聪明的有心人，会抓住这个机会，依法教训曾经作恶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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